讀看豐子愷

1.
在香港藝術館看過「人間情味」展覽後，重又燃起對豐子愷著作的興趣。於是翻出書櫃裡的《緣緣堂隨筆》和《緣緣堂續筆》（又名《往事瑣記》），細讀再三。

豐子愷的畫，寥寥幾筆，簡樸平淡（深受日本畫家竹久夢二影響），有時相同的元素會重複出現在多張作品裡，看多了難免乏味。但奇怪的是，這次看展覽，卻覺得他的畫很耐看，吸引我駐足細味。

我想這是因為豐子愷的畫不單止是一種美感追求；畫中的風景或人物，筆觸或用色，皆為了配合畫家想表達的淡薄物欲、回歸生命本源的價值觀。也就是說，他的畫，形式很多時為內容服務。或因如此，豐在藝術家圈子裡不入流，但在廣義的文化圈子裡，卻是很多人的最愛（譬如小思、蔡瀾、祁文傑，都是他忠實粉絲）。

豐子愷年輕時就讀於浙江省立第一師範學校，是藝術大師李叔同高足（當時李在該校任教藝術科）。後來李出家成為弘一法師，豐氏仍深受其影響。三十歲時，他更仿效老師皈依佛法，成為在家修行的居士。因為有此因緣，加上曾赴日留學，豐子愷在藝術、文學和宗教上都很有涵養，他所選取的畫題，靈感常來自古詩古文，言有盡而意無窮，讀者一邊看畫，總會浮想翩翩，由畫中展示的生活，聯想到現實裡自己的生活。

豐子愷愛畫孩童，但這次展覽我最喜歡的畫和孩童無關，而是由蔡瀾收藏的《隨寓而安》（右圖）。

畫中是一位旅人，可能走累了，坐在山坡邊的石頭凹位休息。那凹位，外形恰像一張沙發，旅人看來坐得安閒舒適。蔡瀾說，他到每個新的工作環境都會帶著此畫，掛到辦公桌牆上，讓老闆知道他隨時有離開的可能，因為他是隨所「寓」的辦公桌而安，不會留戀任何一間公司。我喜歡此畫，因為覺得它暗合自己的生活格言：無論當下環境和遭遇如何，只要心裡不忘終極追求，總能夠在表面看來沉悶乏味的現實尋著美好。就像畫中那位旅人，覺得石沙發和他體態是如此吻合，因而嘴角含笑。

2.
豐子愷的畫耐看，其實他的文章也值一讀。他愛寫生活小事，以微觀大。《緣緣堂隨筆》有一篇叫〈吃瓜子〉，寫中國人的三項特殊技能（吃瓜子、吹煤頭紙和拿筷子），現在讀來仍趣味盎然。 不過他更典型的文字，是〈閒居〉這一類。他寫道：「閒居，在生活上人都說是不幸的，但在情趣上我覺得是最快適的了。......我在貧乏而粗末的自己的書房裡，常常觀喜作這個玩意兒。把幾件粗陋的家具搬來搬去，一月中總要搬數回。搬到痰盂不能移動一寸，臉盆架子不能旋轉一度的時候，便有很妥帖的位置出現了。」寫閒的樂趣，他最拿手。

豐子愷的文與畫，皆安閒洒脫，遠離俗世塵勞。這很容易令人誤會他一生過得順利愜意。其實他經歷的禍患並不少。

1933年，他在家鄉石門灣梅紗弄建了一座宅子，作為全家人的居所，名為「緣緣堂」。可惜不久日軍侵華，戰火驟至，將房子完全燒毁。由建屋到燒屋，才五年光景。

房子燒了，豐子愷一切家當幾乎盡失。而為逃避戰火，他長年帶著家人走難，其狼狽情況可想而知。

豐子愷雖心痛緣緣堂被毁（寫了好幾篇哀悼文章），但仍抱著一貫的樂觀和豁達來面對巨變，認為只要一家人齊齊整整，已是最大幸運。

豐子愷人生的另一巨變，是晚年遇上文革。當時他已是六十幾歲老人。他的一篇隨筆〈阿咪〉被批得最厲害。文中不過寫兩隻貓：小白貓「阿咪」和黃貓「貓伯伯」。但伯伯這個稱呼惹來大禍，因為他寫道：「伯伯不一定是尊稱。我們稱鬼為『鬼伯伯』，稱賊為『賊伯伯』，稱皇帝為『皇帝伯伯』。」這被視為「影射、攻擊偉大的毛澤東思想」的最強證據之一。

他的女兒豐一吟在展覽特刊中如此寫道：「後面九年（意指文革）遇到了真正是『史無前例』的苦難日子！爸爸就在這苦難的日子裡挨打，罰跪，去鄉下勞動，在泥地上鋪一層薄薄的稻草就算是他的『床』。……我不想再寫下去了。」

在四方八面都是刀光劍影、叫罵聲和瘋癲狂嚎的日子裡，豐子愷想到一個保持心境平和的方法：1971到1973年間，每日淩晨時分，他會悄悄起床，在沒人打擾的情況下寫作，合共寫了三十二篇隨筆。這就是在他死後出版的《緣緣堂續筆》（我手上的版本名為《往事瑣記》，是書的舊名）。書中盡是作者對小時候在家鄉作過的玩藝兒及遇過的有趣人事的回憶。

不知這段背景而讀《往事瑣記》，會以為是一本懷舊小品，卻原來，它是用來對付殘酷現實的。

那時候的豐子愷，真是做到了「隨寓而安」—— 只是這種「安」，實在沒有誰想領會罷。

「洗腦」以外的反國民教育科理由

反對「德育及國民教育科」的聲音越來越大，政府已到非退不可的地步。一直沒在博客寫過國民教育，因為總覺得自己對「德育及國民教育科」的想法，和主流反對者的論點好像無法扣得上。

我亦反對推國教，但原因不是擔心它「洗腦」，令學生盲從盲信。中共統治中國初期，是真正有效地「洗腦」的年代，到文革時期更是人人手執紅寶書，見到毛主席便瘋狂大叫；但今時今日，要在孩子腦中植入某種信念，如「毛主席很偉大」、「祖國的成就令我自豪」之類，真的可能嗎？除非孩子生在左派家庭，否則在香港這個什麼言論也有人提和有人聽的地方，孩子每天接收的，豈止歌頌中國的話？誇張點說，討論區那些極端激進言論，可能更能夠洗他們腦。

我不信國民教育科可以「洗腦」，相反，我覺得以科目形式推行任何道德或情感教育（包括愛國），都很難成功，反令孩子變得虛偽。

其實「德育及國民教育科」包含範疇很廣，不只「教」學生愛國，但正正是它的「廣」，令人懷疑其可行性。若click入教育局網站看課程指引文件，會發現課程的設計，是藉著令學生認同所擁有的不同身份（個人、家庭成員、社群成員、國家一員、世界公民等），來「教」他們各種身份應盡的義務或／和擁有的權利。因此除了「愛國」（文件稱之為「國民身份認同」），此科目還想「教」曉學生：堅毅、尊重他人、有責任感、有承擔精神、誠信和關愛等「正面價值觀和態度」，和追求自由平等公義等理想的公民素質，以及獨立思考和分析的能力等等等等。（見課程指引概論，尤其第1和9頁）

相信沒有人會懷疑，上面列出的各項「正面價值觀」，現今年輕人皆嚴重缺乏。我亦相信課程設計者是有心人，希望以此科目「教」曉學生一個人應有之品格。但設計者似乎沒考慮到，「品格」是很難通過科目形式或所謂「言教」來進行的；反而，父母師長和社會風氣這些「身教」更有影響力。另一方面，設計者竟笨到將最富爭議性的「愛國心」、「國民身份認同」也加入科目內，那就無可避免令事情複雜化，甚至脫不了「阿爺交托的政治任務」嫌疑，最後恐怕整個「德育及國民教育科」，也會觸礁瓦解。

先說「言教」問題。我不贊成以言教推行道德和情感教育，因為不相信價值觀是可以那麼容易「教」出來。堅毅、尊重、責任感等，難道真的「講得多」就擁有？在課堂上討論討論、辯論辯論，或做做工作紙和寫寫自我反思文章，就會有好的品格嗎？我很懷疑。我反而認為，當學生參與群體活動（如做group project、參與制服團體、做義工等），常跟別人有interaction時，才會有更多機會反思這些品格的重要性，並付諸實行。（課程指引也有提到「生活實踐」，但只是課堂以外的輔助）

再說國家情感這一部分。對國家的情感真的可以「教」出來？學校老師的確可以用很多選擇性的知識，來增加學生對國家的好感和尊敬。記得小學時，老師說中國有「四大發明」，當時認為「好勁」，但長大才知道，中國只是「發明」卻沒有「發揚光大」這些發明。現在回想，這也是一種原始的愛國教育？但隨著成長，一個人最終對國家有幾深感情，關乎他有多認同此國家的政治和社會狀況。小孩就算被「教」多少遍要為祖國自豪，長大後見到腐敗遍野丶爭民主者通通繫獄的所謂祖國，只會覺得徹底厭惡，而不會對國家有愛。

所以我不擔心硬推國教科會洗孩子的腦，反而最擔心孩子更早學曉如何虛偽做人，見人說人話，見鬼說鬼話,因為國民教育的評估方法是極度令人啼笑皆非的：由老師監察學生的感情和行為變化，和由學生互相監察......如此評估方法，只會令小孩變「精」，懂得在老師前做戲，扮愛國、扮乖、扮有品格，假得徹底！

其實一個人對國家的情感，是很複雜的心理歷程。我們這些在殖民時代長大的香港人，對中國仍有種特殊感情。當見到非洲某小國屠殺她的人民，我們會遣責，但斷不如見到中國政府屠殺人民般深切傷痛。這是一種對自己血脈之國的特殊情感，只不過，這情感不以歌功頌德式的「愛」來表達，也不會非常濃烈──中共惡行太多，香港又曾是殖民地，加上有很多人由中國逃難到此，所以香港人習慣用「外人」、「旁觀者」的角度看中國的一切，我們愛國的方式，和國內同胞甚至世界其他國家，都肯定不一樣。

我不是心理學家，但我敢說，任何生活在群體裡的人總會經歷一段「反思個人與國家民族關係」的過程。我的「國族反思」啟蒙期，相信和很多同齡人一樣，是八九年的六四。那時候，第一次發現老師和其他成年人原來都很關心中國──這個我覺得頗遙遠、但很喜歡它的文學和河山風貌的國度；第一次在早會聽到中國國歌，然後學唱，覺得它很好聽，但歌詞血腥；第一次為這國家裡發生的事上街遊行，唱《勇敢的中國人》時為死去的人流淚……

不同世代的香港人，肯定會有不同的啟蒙事件（如今年的李旺陽事件），最後對國家的「感情」也會很不同，但其中的反思過程應該很相似。譬如會問：「愛一個國家，是否等於愛其執政黨？」「如果不愛這個執政黨，我仍可以說自己愛這個國家嗎？」

有很長時間我在想這些問題，相信也是很多香港青年曾經思考的問題？到現在，我自然明白黨不等於國，愛國不等於愛黨。我愛中國的河山，愛中國的文學、哲學、藝術，我愛的是經過幾千年積累而成的文化體系，但絕不是愛由蘇俄「入口」、當年專講階級鬥爭、現在專講「和諧」社會的中國共產黨。可見對國家的感情有多強烈或有多決裂，是要經過很長久很仔細的思想掙扎。一個孩子對中國抱有甚麼情感，實在不應也不可能由中小學老師來評核其對錯。

這種情感只宜慢慢體會，不宜急進地言傳。

或者再換個說法：香港歷史太特殊，香港人對中國的感情，根本不應該以一個「科目」來教，應該由每個人自己去經歷、發掘和思考。我們大可以選擇愛國而不愛黨，甚至不愛國也不愛黨。我們不像民主國家，政權由人民授予，國民只需認同自己的國，根本不用考慮是否認同執政的黨（因不喜歡的話，隨時可用選票趕她走），權在人民。看看2012奧運開幕，英國人對自己的國家有多自豪？他們愛國，是發乎真心的，因為他們是國家的真正主人，而我們暫時不是（香港的主人），看來有排也不會是（中國的主人）。

說了很多，最後且讓我引述入作家西西的話作結：「如果中國的民主、自由與法制能得到改善，才算真正強大，才能得到更多人的認同和尊重，學生自然愛國」。

愛情不能勉強，愛國也不能勉強，阿爺，你明唔明？

自來蕃薯苗

紛紛擾擾的又到月底。

炎炎六月天，卻無可避免要到維園坐坐，到中聯辦遊遊，有時真令人苦悶。幸好花草不知世情，仍然輕鬆自在地發芽、生長，我們才可以緩下緊繃的精神。好像母親早陣子在元朗菜市場買的幾個黃心蕃薯，因為味道一般，吃剩的最後一個，放在菜藍子好一段時日，我們都幾乎把它忘記了，它卻悄悄長出紫色的嫩芽來。

見它生機如此茂盛，不忍拋棄，早幾天空閒時便栽到花盆裡。今天看看窗台，發現它已經長得像一棵樹般強大繁盛，怎不令人感嘆造物之奇？人們常說，動物是人類的好朋友，我說植物更厲害，它簡直是人類的guru，因為看見它茂盛滋長，便自然感受到一股生命力，工作都特別起勁。

最近迷上電視劇《心戰》，劇中飾演樹藝師的陳茵薇會跟一棵大樹說心事。我很喜歡這一個劇情安排，因為很少有電視劇提到人和植物的感情。記得以前住公共屋邨時，常在一棵體型龐大的印度橡樹下做運動，也偶然會跟這樹說話，可惜 ，後來它被台風打斷了，不復當年壯闊優雅的姿態。

蕃薯其實很粗生，但這絕對不減它的美麗。至於母親則亟待樹仔再長幾吋後，便來一次「蕃薯苗大收割」。順道一提：蕃薯苗（即蕃薯的葉）是非常有益的食物，清炒或放在湯麵裡，皆美味可口，而且對腸胃不暢極有幫助。

皇者的中軸

由景山鳥瞰故宮中軸線

四月初，和紫禁城外展計劃的十多位同事到北京，展開為期一星期的北京考察之旅。這次考察，收穫甚豐，一直想寫點旅程札記，卻因事忙拖延至今，只好選擇性地補記一些重點。

其實這是期待已久的旅程，因同行者之中，包括不少經常出入紫禁城的「專家」。由他們引領、點撥，自然比亂逛一通要強得多。

之前，到過北京幾趟，進過紫禁城兩次。然而兩次參觀都沒太多事前準備，只是隨著人潮而行，蜻蜓點水而已。雖然喜歡中國文化，但當時對中國建築的認識幾乎是零，每座宮殿看來都大同小異，難免感到重複乏味；而且紫禁城實在太大，每次行至乾清門，已兩腿發麻、腦袋混沌，只好慌不擇路直奔皇宮後門離開（途中路過御花園時，為了值回票價，挽強拖著沉重的腿遊晃了一圈），便算「遊畢」紫禁城。

這次再訪故宮，卻是另一種心態。因為過去幾個月裡馬不停蹄地參與外展計劃，「紫禁城」已成了我生活的一部分。卡通版的「故宮大地圖」，已烙在腦海，而對這有六百多年歷史的皇宮的精彩處，亦開始有點頭緒。因為對古北京城的布局頗感興趣，出發前特別讀了半本王軍的《城記》，希望對明清北京城的規劃有點基礎認識。

且由《城記》說起。《城記》講的，是梁思成當年力主保留古北京面貌而不果的慘痛規劃史。如果當年共產黨按著梁的想法「保育」古北京城的話，今天我們見到的肯定是全然不同的景象：古城被原味保留，新城的行政中心建在古城西面，令城市有兩個中心。至於環繞著北京城的城牆，則被改建成巨型的空中環城花園！

可惜，梁的想法沒被採納，文革時，更被批鬥得不成人形。或許「先知」式人物的命運就是如此慘烈。當年被大部分人譏笑的「保舊」思想，今天被捧了上天。我們到規劃館參觀時，便見到梁思成的銅像被必恭必敬的放在展堂上。

梁思成力主保留古城面貌，因為其中有令他傾心的「中軸線」。他曾這樣讚美當時北京的中軸線： 

「北京在部署上最出色的，是它的南北中軸線，由南至北長達七公裡餘。......由外城正南的永定門直穿進城，一線引直，通過整個紫禁城到它北面的鐘樓鼓樓，在景山巔上看得最為清楚。世界上沒有第二個城市有這樣大的氣魄，能夠這樣從容地掌握這樣的一種空間概念。」

一行十多人，走在皇宮甚矚目

其實，只有從一開始已訂下明確規劃方案的城市，才可能出現「筆直」的中軸線。因此，單是建城者藉中軸所透露的氣魄，已令「中軸線」這件事特別有魅力。

一直很想親眼看看這條貫通北京南北的「脊」，今天變成怎樣。它仍然有氣魄嗎？旅程第四天，終於有機會上景山。這天天氣很好，藍天白雲，視野沒任何阻礙。景山不是很高，上到山巔的亭子向南望，可清楚見到紫禁城宮殿的屋瓦頂。它們一個疊在另一個上面，距離感被徹底壓縮，連成一條中軸線。因為太過壓縮，我搞不清到底最遠那個屋頂，是正陽門還是永定門？

坦白說，親眼見到中軸線，感受沒梁先生那麼深。周邊有太多高廈林立，而故宮旁邊的巨蛋（歌劇院）又太搶鏡！

我想，中軸線的恢宏，真是需要周圍的平凡、平淡來成就。明清時期，中軸線上的皇宮是整個城市最奪目的（試問在一片灰瓦之中的黃色琉璃瓦，豈不突出？），也是最高的建築群，今天的中軸線？自然不可同日而語了。

見簡體如見仇人?

一直以來，都認為自己是個立場分明的人：百份百擁抱普世價值（追求沒有門檻的真民主選舉，相信人人擁有言論自由、資訊自由、示威遊行的權利），並且討厭中共。因為在這個政權下，有很多事實被隱瞞，有很多審判得到不公平對待，有很多貪官無法無天，更有很多人眼淚在心裡流地活著。

然而，當在Facebook見到作家陳雲重複又重複、以極度情緒化的字眼來指罵共產黨和相關人事時──譬如，說「中共本質就是病毒」、稱中共為「匪國」、稱居於中國的為「匪民」，至於在香港隨處小便的自由行大陸人，則被形容為「用屎尿霸佔香港地盤」──我開始懷疑，自己有多憎惡共產黨。或者應該說，我開始懷疑，粗暴但僵化的語言和肆意貶抑他人的做法／筆法，到底對事情有什麼幫忙？最後會否弄巧反拙，「栽培」出紅衛兵般極端武斷、以擊倒對手為樂的新一代？每見陳雲的Facebook留言有很多like時，便特別難受。在我看來是謾罵、不理性的東西，原來別人都看得津津有味，難道我和其他香港人有「代溝」？也明白，大家因無力改變政治現狀而怒氣滿腹，要借臉書平台發洩，但真的害怕有朝一日，人們情緒會失控......

其實陳雲近年的文字，使用極端情緒化的用語，力求挑起閱讀者的忿恨心（最好失去理性分析事情的冷靜思緒），又常向反對者扣帽子，因此總讓我聯想到文革式批鬥文章。這類文字，我最怕讀，卻是政治文宣最常用的風格。想想上世紀，理性的德國人竟被希特拉調較成極度痛恨猶太人，甚至要置他們於死地，便知訴諸「情緒挑撥」的宣傳手法有多恐怖。我好奇，何解像陳雲這樣飽學之士，會落進這種寫作模式？感覺他已有點歇斯底里，被粉絲的歡呼聲沖昏了頭腦......

我沒有讀陳雲的《香港城邦論》，只知道個大概，不敢置評。反而想說說他近來掀起的捍衛繁體字、掃走殘體字運動。

其實我也不喜歡簡體字，尤其一字幾義的做法（如「后」字既用於皇「后」也用於「後」來），常令文義混淆；但卻不敢苟同陳雲將「簡體字」等同「共產黨」，認為必須將它趕出香港的看法。

事實上，簡體字根本不是中國共產黨最先倡議使用，她只可說是利用已有「資源」吧。五四新文化運動時，錢玄同等新文化中堅，為了徹底切斷跟舊文化的關係（如忠孝思想、三綱五常），以及令下一代更易更快學習西方思想，認為必須改革漢字。而簡體字，只是其中一個較具妥協性的改革設想。錢玄同等人在《新青年》雜誌還曾提出別些更激的做法，譬如改用羅馬拼音、廢除漢字另創一套新字、以「世界語」取代漢字等等。現在聽來，這些構想簡直匪夷所思，但若放回歷史脈胳中，自可理解時人的心態：希望國家丟開一切舊傳統，由零開始，富強起來。

及至1935年，國民政府推出「第一批簡體字表」，採用了錢玄同所編的《簡體字譜》中324個字；而這第一批簡體字，其實後來大都被共產黨吸納採用了。（有興趣可看這網上文章）

共產黨執政後，以立法強制方式推行簡體字教育，禁止使用繁體字，做法的確獨裁，但「以簡代繁」自有其歷史因素，算不上是共產黨的邪惡「創作」，就算我們真的痛恨共產黨，也不應武斷地將消滅繁體字的「罪名」放到其頭上罷？頂多說她令漢字走上更歪的路而已。寫文章，必須以事論事，豈可移花接木？

陳雲將簡體字視為純粹的政治符號，見簡體如見共產，誓要將它掃出香港，又將來港的中國旅客，視為粗劣無禮的國產文化象徵，大加撻伐，如此「牛頭角順嫂」的睇法，網上竟然有很多人like，我實在想不通。但我最無法理解的，是網上那些聲討、臭罵使用簡體字的香港店鋪的post。老實說，我覺得這種做法很「不香港」。香港人向來絕少批判或禁止別人做不違反法律的事（批判地產商無良除外）。自由（在不違反別人的自由的前提下），不正是香港的所謂核心價值嗎？現在，我們是否已丟失了這個價值？

陳雲說，簡體字在香港出現，代表一國兩制淪陷。如此說來，我和我的家早已淪陷：我採訪時常寫簡體字，因為方便快捷；我家書房，已幾被簡體書攻陷，因為它們便宜......然而這不見得我已經被共產思想荼毒罷？

勿在香港老去

香港是個「潮人」可以活得很精采、但老人只能鬱鬱而終的地方。在這個號稱「亞洲國際都會」的城市裡，老人沒有可以落腳的地方。

不妨找一個平常日子的午後，到香港一些中低層小區逛逛。你會發現，有很多老人在大型商場裡納涼（冬天則是避寒），或在麥當勞吃廉價但營養欠奉的漢堡包蘋果批。（下午茶時間，大部分麥記都是老人樂園。）

手繪的《紫釵記》電影廣告板

在我的常識裡，商場和快餐店不應該是老人家消閒活動的空間。至少若果我自己變成老人時，我是絕不願意留在商場裡，像呆子般看人來人往，或在快餐店繼續吃那些年輕時因沒得選擇而吃了很多的垃圾食物。

辛苦工作大半輩子，換來零消閒空間，每次見到這些孤獨身影，心裡都很不是味兒。

老人自有老人喜歡的活動，也理應擁有從事這些活動的空間。就像愛蒲的年輕人，理應擁有蒲的空間一樣。今時今日，很多港人會鄙視大陸的一切，但你或許不知道，生活在內地的老人比港老幸福得多。記得某年冬天在北京工作，早晨時份走進什剎海附近的北海公園時，便看見如此景象：湖邊，三三兩兩長者在做運動，一位健壯老人拿著巨型毛筆和水桶在地上寫大字；遠處，一群老人專心練習藝術歌曲，悅耳歌聲隨風飄蘯；另一邊廂，幾十對老齡男女，正隨著音樂翩翩起舞，原來全是社交舞高手......生活在中國的老人，也許經歷過大大小小的運動與批鬥，但來到耳順之年，在消閒空間這方面真是沒什麼可抱怨的。除了公園，還有聽京戲和相聲的老人中心、可以天南地北的茶館等等......羨煞幾許「港老」？

香港的公共休憩空間，少得可憐。上周末，新光戲院這間交通方便、長者粉絲眾多的民營粵曲場地，也幾乎因為租約期滿而面臨結業命運。在原定結業的前一天，有幸走進「新光」欣賞任白的戲寶《紫釵記》（電影版）。看見滿場花白的頭髮，歡快的笑容，期盼「新光」將來可以落在一位熱愛文化的富豪手上，不需再以天價租金，留住一片老人樂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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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棵菜看世界

去年在社區園圃當「格仔農夫」時，一位不太熟絡的農友曾對著我田裡的蕃茄苗搖頭：「種蕃茄？太不符合經濟效益了，要四個月才有收成！」

這位農友斤斤計較的神情和語氣，至今難忘。連假期時種瓜種菜都不忘功利計算，這真叫人大開眼界。

對我來說，學習農事，非為貪慕收成，只想藉著耕種，微觀各種植物奇妙的生存方式。我們太習慣視蔬果為食物了，很容易忘記薯仔白菜蕃茄蘿蔔曾經也是生命力強韌的有機體。走進園圃，擔張櫈仔，端詳格仔田裡種子破土而出、嫩芽迎著陽光招展優美紋理的綠葉，從一棵菜看見全世界，那種滿足和喜悅，豈是任何貨幣可以量度？

以為自己愛看瓜看菜，是世間「異類」，近讀日本作家稻垣榮洋的《蔬果觀察記》，以充滿感情的文字加上樸素的黑白掃描（三上修繪）為四十多種常見蔬果「立傳」，才知吾道不孤。稻垣是農學博士，擁有豐富的植物冷知識，對各種蔬果的掌故和特質瞭如指掌，令人每有驚喜。我便是讀了〈毛豆〉一章，才知道去年種在自家園圃裏的毛豆，若能等待豆莢成熟後才採收，原來就是製作豆腐的黃豆！稻垣解釋，毛豆和黃豆皆稱soybean（日本人稱毛豆為枝豆，常作佐酒小吃）。名字不同，實質卻是同一植物所結豆莢的「青春版」和「成年版」。

讀〈花生〉一章，也有奇妙發現。相信你一定有讀過許地山的散文《落花生》吧？裡面提到：「這小小的豆不像那好看的蘋果、桃子、石榴，把它們的果實懸在枝上，鮮紅嫩綠的顏色，令人一望而發生羨慕的心；它只把果子埋在地下，等到成熟。」至於如何埋法，許地山卻沒有詳細描述。

直至讀了此書，才知道「落花生」的真正意思：花生屬豆科，但它不像其他豆類植物般在地面結豆，而是在花朵凋謝後，讓子房柄轉向下方生長，最後鑽入土中，於泥土裡長出莢果，即花生米。

落花生，原來是「落下花兒而生」！多美麗的意象。慚愧我吃了幾十年花生米才知道原委。

稻垣在序裡提到，這書緣於一段難忘舊事：學生時代，他在朋友的破舊公寓留宿，發現垃圾筒裏頭的枯萎大白菜（吃完火鍋後的剩菜），竟伸出了鮮嫩莖枝，還開出黃色小花！植物就是這樣擅於帶給人驚喜。只要願意張開眼睛，蔬果的生命力和智慧，絕對能潤澤城市人的乾涸心靈。

味無味處求吾樂

說起來，南宋詞人辛棄疾是我最愛詞人之一，但一直未有在此談過辛詞。

辛棄疾與蘇東坡並稱豪放詞派，「眾裏尋他千百度，驀然回首，那人卻在，燈火闌珊處」（《青玉案》）、「欲語還休，卻道天涼好個秋」（《醜奴兒》）、「惜春長怕花開早，何況落紅無數」（《摸魚兒》），這些都是辛棄疾的名句，甚至比辛本人更廣為人認識。你很可能會以為辛棄疾是個得閒無事傷春悲秋一番的公子哥兒，但讀過其生平故事，就會發現他是個鐵錚錚漢子：生於山東淪陷區的他自幼受祖父熏陶，14歲到都城（即北京）赴考時，已懂得沿途收集金國地理情報，以備日後恢復河山之用；20歲，召集二千多人，加入耿京的山東農民起義軍，對抗金兵；三年後耿京被叛徒張安國所殺，辛聞訊，即率領五十騎突襲金營，活捉張安國，並把他押運到建康正法。

這些「壯歲旌旗擁萬夫」的少年英雄事跡，和我們心目中的stereotype中國詞人形象，相差很遠吧？

辛棄疾後來歸順南宋，一心希望獲朝廷重用，帶兵攻打金國，恢復北面淪陷的河山，可惜直至老死也沒得到征戰沙場的機會。有志難伸，辛棄疾仕途也不順利：因各種原因，他經常被調職，後又因強悍處事作風和違令建立飛虎軍營等，被人彈劾為「奸貪凶暴」，自43歲始，有長達十年時間被撤職，於信州上饒（今江西上饒）城郊的帶湖閒居。

已過不惑之年卻事業無成、復國無望，辛棄疾心情之沮喪，可以想像。像所有被貶的失落士大夫般，辛棄疾惟有轉移視線，開始將心力放在建設「稼軒」這個家上。

我在博客簡介引用的兩句詞「味無味處求吾樂，材不材間過此生」，來自《鷓鴣天‧博山寺作》 ，正是辛棄疾「帶湖時期」作品。全首詞是這樣的：

不向長安路上行。卻教山寺厭逢迎。味無味處求吾樂，材不材間過此生。

寧作我，豈其卿。人間走遍卻歸耕。一松一竹真朋友，山鳥山花好弟兄。

辛棄疾最著名的詞作皆淺白易懂，但其實他爱用典，十句詞著八句都會用上歷史或經書典故，「味無味」與「材不材」，便分別用了老子和莊子典故。

「味無味」來自老子《道德經》第63章：「為無為，事無事，味無味。」第一個「為」字，以及第一個「事」字、「味」字，皆作動詞解。

了解無為自能了解無味。「無為」是老子核心概念，為無為，就是以無為的態度處事。最形象化的「無為」解說，是老子的「治大國若烹小鮮」比喻：煎小魚的要訣，是不能經常翻動它，否則魚煎好了，卻甩皮甩骨。無為的道理也一樣，無為治國，講求「帝力於我何有哉」的境界，朝令夕改只會騷擾到人民的生活。至於無為人生，講究順應自然、不強求的生活態度。所謂「味無味」，就是「以恬淡為味」（王弼語）。

「材不材」來自莊子外篇一個故事：有一棵參天大樹因被伐木人視為「無用」，得以免去被伐厄運，另有一隻雁，卻因「無用」而被主人宰殺，人問莊子看法，他回說：「周將處乎材與不材之間。」雖然這不是莊子的最終答案，但「材不材」的意思無疑是叫人不要鋒芒太露，處於有材和無材之間較為穩妥。

辛棄疾說「味無味處求吾樂」，依我的理解，意思就是在常人視作平淡無奇、單調乏味，甚至看不上眼的事物裡，尋找人生樂趣，所謂「自得其樂」也。一松一竹，山鳥山花，在首都臨安高官的眼裡，是普通到極的事物，但辛棄疾從中感受到無窮興味。「秋菊堪餐，春蘭可佩」（《沁園春》），不亦樂乎！而「味無味」這句話特別觸動我：大部分人都喜歡追求刺激新穎，但我卻總是喜歡沉醉於別人視作乏味單調的玩藝兒或學問中。最初建立這個博客的目的，正是想跟他人分享這些平淡之樂。

至於「材不材間過此生」這句話，我總覺得作者有點言不由衷，充滿自嘲與黯然的味道。雖然有志向有能力，但大環境卻不配合，人到中年的辛棄疾始終是心裡長了一根刺，只不過是藉道家思想來釋放無奈感：我將不再強求有人賞識我的材華，不再亟亟於追求功業，反而會收起鋒芒，處於材與不材之間，過平常日子，畢竟世間還有很多美好事物！

從辛棄疾這懷材不遇的人口中吐出「材不材」這一番話，聽者、說者皆不好受。但世間更多是無甚高材的平凡人吧，「材不材」這句話，對後者卻是很好的生活指導。因此我最愛如此演繹「材不材」這句：拋去有用 / 無用這世俗的二分法標準，不再顧慮自己的材與不材，且隨心隨性、自得其樂地欣賞生活中每處細微之美吧！

華叔的前半生：讀《大江東去》

讀司徒華的自傳《大江東去》，竟讓我聯想起一位舊朋友C君。初識C時，大家無所不談，我更視他為推心置腹的知己良朋。我自以為很了解C的思想和性格，可是隔了一段時間，我無意中得知，C原來曾經結過婚，又已離了婚。當時心裡很納悶：「真不夠朋友，竟然一直沒告訴我這些過去......到底我有幾了解這個人?」

之所以想起C，因為讀完《大江東去》，心裡泛起相類似的感受：原來華叔你從18歲到35歲都是中共地下黨的成員，更一直對「被黨掃地出門」此事耿耿於懷。但你到離開這個世界後，才正式公開此事......到底我之前對你的了解有幾深？

其實我一直認為，司徒華這一代人，生於上世紀三十年代，年輕時正逢祖國苦難羸弱，民國政府貪污嚴重，香港的英殖政府又氣焰高張，因此對共產主義產生憧憬，希望她上台後扭轉一切，是絕對可以理解的。如華叔在回憶錄中引述的蕭伯納名句：「二十歲時不信共產主義是笨蛋，四十歲後還相信共產主義是更大的笨蛋。」所以當讀到書中第二部分「挑燈看劍」，司徒華自述18歲那年秘密加入新民主主義小組（共青團前身），並在上級指示下成立「學友中西舞蹈研究社」（今學友社）吸納英文書院左傾學生時，我是有點驚訝，但始終認為：這沒甚麼大不了。司徒華生前不公開承認共青團員身份，也許是不想成為反對者的把柄？

然而閱畢全書，想法有點改變。不得不承認，1958年的「學友社奪權事件」，是華叔至死不能解的心結。司徒華幾十年的知己游順釗在附錄中這樣形容：「（當時司徒華）被鬥得遍體鱗傷，受屈多年而無處申訴。到香港回歸前仍為這件事耿耿於懷。」我想這其實說得太客氣。從回憶錄的內容看，華叔在口述自傳時，應該都還未消氣吧。80年代，許家屯託人邀請華叔入黨（到底是許邀請華叔或是華叔自己要求，兩人說法相反。但司徒華在66年被地下黨冷待、於《兒童報》工作時，曾向上級提出想入黨，卻是肯定的），華叔在書中特別提到自己的回答是：「除非許家屯能夠將我許多的歷史問題解釋清楚，我才會考慮（是否入黨）。」但共產黨到他死前都沒「解釋清楚」，以華叔堅執的性格，這口氣怎嚥得下？

「奪權事件」，可謂華叔生命中最關鍵的一幕，但這一幕，一直在大眾腦海裡缺席。較年輕一輩香港人所理解的司徒華，是因八九民運、黃雀行動而和中共「頂到行」的民主象徵。但這個理解是片面的，它忽略了華叔早年對共產黨又愛又恨的心路歷程。到底他在生時對共產黨的疾惡如仇，會否部分基於個人對共產黨的恨？雖然無論華叔過去抱甚麼心理去反共產黨，最終後果應該差別不大（以他的正直個性，八九民運後一定不會願意和共產黨同流合污），但相信會有不少人覺得，基於私人恩怨的決定不及抽離的批判來得高尚。而我亦覺得，若不了解華叔這段跟地下黨的「傷心過去」，根本不能真正了解華叔的後半生。

報上說，民主黨人對華叔曾入共青團這件事感到詫異，又要求華叔家人公開錄音帶云云，可謂方寸大亂。其實又何必如此失禮？這次回憶錄所爆出的司徒華「秘密」，根本不會令原本認同司徒華的人完全改變對華叔的看法；不過就像我在文首提到的那位朋友般，回憶錄裡的新資料，會令我重新描畫一副較全面的華叔肖像，卻是真的。

司徒華生平
1931年 　2月 28日　司徒華在香港出生
1941年　日軍攻港，舉家回廣東開平避難
1946年　回港後入讀油麻地官立學校第七班
1949年　 4月被邀籌組「學叢之友」讀者會（後演變成學友社）
1949年　 9月秘密宣誓，加入新民主主義青年團（共青團前身）
1950年　畢業於皇仁書院
1958年　在學友社被奪權
1960年　被指派到《兒童報》工作
1966年　要求加入共產黨，但遭拒絕
1973年　成立教協
1984年　拒絕許家屯入黨邀請
1985年　晉身立法局及基本法起草委員會
1989年　成立支聯會及退出基本法草委
2004年　宣佈不再參選立法會
2011年    1月 12日　病逝，終年 79歲

司徒華作品匯編：http://www.hkptu.org/szetowah/

少做一點不會死

在研究院唸書時，嘗試混進二十多歲年輕人的世界，卻發現彷如闖進火星。

助教房間裡有一道慣常風景：某同學打開手提電腦準備寫論文，同時順手開啟MSN或QQ即時通訊軟件，一旦有友人登入說聲「hi」，他便會立時丟下論文跟友人網聊；類似情境一天內會重複發生，於是某同學全日皆沒法為論文添上新的一筆。

第一次看到這種新世代行事作風時，實在大受衝擊。我無法理解，為何準備寫論文卻不專心致意完成它？反而讓自己暴露於更多外界干擾之中？

「一心多用」無疑是互聯網時代的副產品。近讀Leo Babauta的《The Power of Less》（台譯「少做一點不會死！」），再次勾起此想法。

Leo Babauta指出，現代人貪快貪多，常常想在很短時間內幹很多件事，以為這樣才算有效率，結果卻是適得其反，因快得慢，最後可能甚麼事也沒有做成。他於是構想出一套「禪習慣」理論（zenhabits是其博客名稱），主張減少就是力量，學習專注做每一件事。

這位居於關島的仁兄試圖以踏實、簡單的建議，幫助讀者從亂七八糟的生活中躍出，看清自己的人生到底想追求甚麼。他的其中一個建議是：將宏大的人生理想，切細為較易達到的小目標，然後專注將小目標養成為生活習慣。對於那些喜歡做白日夢但實際執行力缺缺的人士，這方法應該很有效。

而這種「養成習慣」的做法，也可醫治「一心多用」這時代「病症」。譬如習慣使用電腦時不斷查看電郵的人，Babauta提議他們自設一個月限期，嘗試養成每天只於固定時間查看電郵的新習慣。Babauta表示，他也是以此「Monthly Challenge」方法成功戒煙，以及寫出這本書的。

小時候，父母教誨我們「食不言，寢不語」、「一心不能二用」、「慢工出細貨」，說穿了，不過是想我們學懂凡事必須專注地幹，才能心神篤定，發揮最強小宇宙。可是來到互聯網世代，這種對single task帶著崇敬心的老式智慧，已被揚棄。Multi-tasks竟成了理所當然。

搞不懂是有雞先還是有蛋先？可能是multi-tasks主宰了電子產品的定位，而這定位反過來主宰大部分人生活習慣，又可能是multi-tasks正中人類貪多務得本性的下懷，加速了電子產品向多功能方向發展？感謝Leo Babauta這本小書，提醒我要好好清理腦子裡的desktop，將各個生命的tasks重新歸位。

哈佛的倫理學課

用了幾天時間，一氣呵成看完桑德爾教授（Michael Sandel）的《正義：一場思辨之旅》。

這書是桑德爾教授在哈佛開辦的「Moral Reasoning: Justice」課程「文字版」，也是哈佛至今唯一向全球公開教學實況的課。（觀現場影像版，可親睹桑德爾教課之生動，聽課學生之人山人海，及他們回答問題時之直率可愛。有興趣請按這裡觀看）

因為曾經是哲學研究生，《正義》的內容可謂耳熟能詳：非常正規的「倫理學入門」。但我十分佩服桑德爾活用真實例子闡釋倫理學說。康德學說中最難解得清楚的概念，如「自我立法」、「定言律令」、「人即目的」等，他都講得明明白白。

《正義》的結構大約如此：作者一開始先拋出問題「在分配社會的財富、權力、機會等人民珍視的東西時，應該怎樣做才對？」（就如英文書名「Justice: What is the right thing to do?」）

順著這個問題推展，桑德爾提出三個或能夠達至「分配正義」的進路：一、由大眾的福祉 (welfare)入手；二、視個人自由為最基本、不可剝奪的權利；三、培養公民品德及讓社會可以理性地思辨共善 (common good)。由此，他觸及幾個最經典的倫理學說：效益主義（utilitarianism，台版譯為「功利主義」，其實此譯法已被哲學界摒棄，因為utilitarianism不一定「功利」）；自由主義（包括反對任何形式的財富再分配的自由放任經濟，以及同時顧及自由和平等兩方面的左派自由主義，如羅爾斯的正義論）；最後，是桑德爾心儀的社群主義（communitarianism）理論。

個人認為，此書精彩處，是桑德爾雖對以上問題早有既定答案，但不讀到最後，讀者也不會感覺到他是在「軟銷」自己的一套。近來報上不時有人談及此書，但似乎不是太多人點出，效益主義和自由主義，都不是桑德爾那杯茶。他是社群主義者（雖然他較喜歡「公民共和主義」civic republicanism 這個稱呼），80年代曾與幾位同道中人，擺明車馬反對自由主義（主要是當時最受學界關注的羅爾斯正義論）。他們的批判重點之一，是單純高舉自由、人權，但政府在價值觀上卻沒有任何立場的話，最終仍不能締造真正公義的社會。

何解？因為要分配得公正，涉及誰 deserve（應得）更多，而誰 deserve多誰 deserve少，則關乎我們的社會到底想獎賞哪一種美德或 human quality。所謂「獎賞」是什麼意思？讓我舉個簡單貼身的例子：在香港，「貪婪」毫無疑問是獲最多獎賞的 human quality。貪婪到盡的大地產商，沒有因貪婪而分配少了，反而分配得最多財富和權力。我們若不同意貪婪應該被「獎賞」，則這個社會明顯沒有做到社會資源的公正分配，或「分配上的公義」（distributive justice）。

其實要在香港討論社群主義很有難度，因香港「進化」太慢：都還未體會到真正的自由至上社會的好壞處之前，又談何質疑自由主義本身呢？我們尚處於爭取最基本的人權（如普選及補選權利）的初始階段而已！但這書還是很值得大家細讀，至少作者對效益主義的撻伐、對美德重要性的思考，都很值得大眾反思。

我特別想在此一提，桑德爾在書最末一章，引用了前美國總統甘迺迪1968年的一場演講內容。這段文字，很能道出現代社會的狀況：一個只講求社會整體經濟利益（類似效益主義者所講的最多數人的福祉）的社會，以所謂「國民生產總值」去計算「福祉」，實在荒謬！我們心底裡是多麼希望，我們所珍視的價值，也能被計算進「福祉」裡去：

Our Gross National Product, now, is over $800 billion dollars a year, but that Gross National Product...counts air pollution and cigarette advertising, and ambulances to clear our highways of carnage. It counts special locks for our doors and the jails for the people who break them. It counts the destruction of the redwood and the loss of our natural wonder in chaotic sprawl. It counts napalm and counts nuclear warheads and armored cars for the police to fight the riots in our cities. It counts Whitman's rifle and Speck's knife, and the television programs which glorify violence in order to sell toys to our children.

Yet the gross national product does not allow for the health of our children, the quality of their education or the joy of their play. It does not include the beauty of our poetry or the strength of our marriages... It measures neither our wit nor our courage, neither our wisdom nor our learning, neither our compassion nor our devotion to our country, it measures everything in short, except that which makes life worthwhile.

（我們的國民生產總值已經超過八千億美元。這個數值卻包括了空氣污染、香煙廣告、運送公路車禍傷患的救護車。用來防賊和監獄關賊的特殊門鎖，也都在這個數值裡。紅木森林遭到大舉砍伐、城鄉胡亂擴張所造成的自然奇景的耗損，也在這個數值裡。汽油彈、核彈頭、對抗街頭暴動的裝甲車，也在這數值裡。為賣更多玩具給孩子而宣揚暴力的電視節目，也在這數值裡。

然而，國民生產總值卻不把孩子的健康、他們受的教育好壞、他們玩耍的喜悅和歡笑算進來。也沒算進詩歌的優美、婚姻的品質......它也不測量我們的風趣或勇氣，不算進智慧或學習，不算進慈悲心或愛國心。總之，除了能增添人生意義的，它都通通算進去了。）

Justice with Michael Sandel（哈佛官方網站）: http://www.justiceharvard.org/

有中文字幕的第一講：

廿二年

六四來到廿二年。上星期，回報館當替工，負責校對的版面是同事們集體撰寫的「6422」跨版專題。有記者訪問了黃碧雲。她對六四的態度，是不會忘記，但也不想回憶：「把它歸納到人類歷史之中，也不是唯一一次。我們讀《史記》，屠城、血戰、弒父殺子，不過都是一兩句。還有現在還在發生的大戰役、恐怖襲擊……」

不能苟同黃的看法。的確，任何一起政權屠殺民眾的事件，放在歷史的長河裡，都只不過是一句起兩句止的記載。然而換個角度看，若果經歷過事件的人（無論是親身經歷，或只是以「同代人」身份遠距離地觀看），沒有鍥而不捨地向下一代人講述、評價、反思、懷念那件事，它可能連那一兩句的曝光機會也沒有罷？

我相信，歷史是動態的，一代一代人會不斷調整對一樁樁歷史事件的看法，直至那些事件距離得足夠遠，其後續的發展清晰可見，看法便漸漸被固定下來，然後成為歷史書中那一兩句。六四只過了廿二年，它是一樁還未被「固定」的事件。至少，我們這些同代人都會覺得，要待有關政權對它重新評價，給予它肯定，才談得上進入「固定」的階段，如台灣的二二八。

此所以，今晚還是會繼續參加六四燭光晚會，為所有六四的亡靈，也為六四事件本身。

維園見。

奀椒的故事

去年秋天，在租用的園圃土地上，播了一些自家風乾的尖椒種子，可是不知何解，長出來的尖椒小苗又奀又黃又矮小，至園圃租約期滿，都不見花兒果兒影蹤。及後園圃租約完，花苗都搬了回家，令家裡花滿為患。没想到搬回來的其中一棵奀仔尖椒苗，後來竟落戶在我家樓下的小花圃，展開它的下半場生命。

話説這樓下小花圃，向來由13樓的一位退休外省伯伯負責照顧。因大家都是惜花人，碰面都會打聲招呼，談談花草，也談談早陣子業主大會通過花鉅金翻新整個屋苑的決定。某天得知我們因沒了「耕地」而頭痛後，好心的伯伯發揮鄰里互助精神，讓出小花圃一個丁方角落，讓我們安置無處容身的植物。就這樣，奀椒在小花圃裡「定居」了。

冬去春來，我幾乎已忘記了奀椒，它卻在春日陽光和雨露的滋潤下，日漸茁壯，變成高大的小伙子！自此，每次出門時，我都不忘看它一眼，隔周又會為它澆海帶浸的鉀水。奀椒不負所望，很快結出第一條尖椒。我和母親滿心期待收割這條椒。可是過了幾天我出門時，卻發現尖椒果子不見了！母親知道「失椒事件」後，一口咬定是前晚她澆水時上前跟她搭訕的男子偷的，大嘆「治安」不靖。不過，很快她便由樓下的通宵更保安員口中得知，「偷」去第一尖椒的，原來是13樓的外省伯伯！據講，伯伯家裡的指天椒某日正好用光，靈機一觸，到樓下小花圃摘椒去也......

伯伯借出土地給我們，要取椒吃當然沒問題。真相大白後，我們也不再疑神疑鬼怕有偷椒賊。而奀椒很識趣，很快便結出新的尖椒果子，數量更在二十條以上！今天下午，忙完工作後，想起奀椒，便攜著照相機到樓下，為它拍下果實累累的近照。

兔年讀的三本書

兔年來到，我也終於下定決心，和糾纏了幾年的論文說再見，也和穿戴了幾年的「0.5個研究生」身份說再見。原以為將已經寫了一百頁的論文就此棄置，應會感到一點點兒失落，然而回學校辦手續那天，卻只覺得徹底的輕鬆和愉快！看來我這個人是壓根兒不適合搞學院裡的學術（尤其不擅長和食古不化的教授打交道），還是搞搞自家書房裡的tailor-made兼DIY學術，比較對味兒吧。

再不需要將所有工餘時間獻給寫論文活動，生活的節奏和內容自然大不同了。虎年年尾，美美的由年廿五開始放自己十天假期，然後挑了兩部長篇小說來讀：村上春樹的《1Q84》(共三冊)，和高陽的《胡雪巖》(共三冊)。《1Q84》的第一、二冊幾乎是一氣呵成的讀完。我跟同事都覺得，村上這次竟然有興致說「故事」了，真是一個令人意想不到的突破。但來到第三冊，覺得作者開始長氣，情節拖得太慢（或許他沒想到讀者是一連氣的讀三冊書罷，所以常常「前文提要」），而且現代人的苦悶真的不是我那杯茶，於是讀了第三冊的一半便擱下，轉而翻出在書房裡躺了幾年的《胡雪巖》來。

這書其實是撿回來的。在海景大學唸書時，有位教授免費送出半間書房的書，任由學生和老師拿取。一套三冊的《胡雪巖》，草綠色的淡雅封面，書頁書封沒有任何卷曲，一看就知，書的主人從來沒翻過一頁半行。我當然第一時間把它拯救回家。

高陽的歷史小說，可謂久仰大名，但從沒機會讀，《胡雪巖》想是個好開始。高陽的文筆，不像金庸般有知識份子味道，卻勝在節奏明快，歷史感充足，第一冊是一口氣地看完的。書的背景，涉及清朝漕運活動（即經由江浙的人工大運河，官員將南方的米糧和物資運送去京城的龐大河運活動），是我極感興趣的歷史片段，所以讀得特別投入。

胡雪巖是個長袖善舞的聰明人，本來只是錢莊的小小學徒，但因有眼光、有膽色，成功「押寶」在候補浙江鹽大使王有齡身上（挪用錢莊的五百兩銀票，助王有齡補實官位），因而得以開辦自己的錢莊。胡後來投在浙江巡撫左宗棠門下，光輝了一段日子之後開始衰落，62歲抑鬱而終。第一冊主要講述他如何運用高EQ和「八個罈子七個蓋」的虧空官款「技術」、最終擁有自家錢莊的「風光史」。讀得頗心驚，因為這簡直就像在述說今天中國貪官的做法......而今天人們的貪污程度，比胡雪巖時應是過之而無不及？

《胡雪巖》讀了一冊後，忙著工作又暫時放下了。初十那天，參加了促請政府建港島單車徑的單車遊行，由堅尼地城騎單車到筲箕灣。遊行完畢，在筲箕灣東大街的救世軍二手店，竟有意外收穫：以十塊錢購得一冊1991年香港天地版《停車暫借問》！二十年前的出版物，無論書籍設計或小說內容，都比現在的書要耐看得多。（《停車暫借問》曾在08年出新版，但論書的裝幀，實在大大不及舊版...）雖然小說主人公那情竇初開、患得患失的感覺已難以觸動我，但鍾曉陽寫的偽滿時期和四十年代東北瀋陽的風物，還有她特意略過、不直接描寫主角心情的敘事風格和策略，卻是到今天讀來都不覺得過時的......

如是者，新十五過去了，兔年伊始讀的三本書仍未有一本讀完！幸好，日子悠悠長，我相信，擱下的書都總有唸完的一天。兔年，也肯定是在書海有滋有味地盪漾的一年。

那場百年前的革命

彷彿是上天有意開中國人的玩笑，2011年甫開始，便傳來孫文庶出的么孫女孫穗芬在台遇嚴重交通意外的消息。翌日下午，半生為民主理想和平反六四奔走的司徒華，病情急轉直下匆匆辭世。報上說，病榻上華叔念茲在茲的，是支聯會今年必須辦好辛亥革命百周年紀念活動。

在這種種「提醒」下，我們記起一百年前那波瀾壯闊的辛亥年（1911）：革命黨人經過十 次失敗起義後，終於在十月將星星的革命火舌由湖北武昌燎至中國十七省；翌年孫文就任為臨時大總統，中華民國正式成立。

四千多年的帝制和二百多年異族統治，在牆倒眾人推的情況下同被推翻，帝國一朝成共和，「辛亥革命」，堪稱中國現代史的重要分水嶺。然而，若翻史書看看，會發現這場革命除了完成「驅除韃虜」的使命外，並沒甚值得大肆慶祝：先是袁世凱架空、解散國會，當其洪憲皇帝，繼而是軍閥割據、國共內戰、日冦入侵......最後國民黨敗走台灣，共產黨「解放」中國；這一大堆如亂麻般的歷史糾葛，又有哪一段符合孫文、黃興等起義者的「創立共和」初衷？

辛亥革命，更像一個突然被打翻的潘多拉盒子－－國體遽變，頃刻間誘發出政治貪婪者的邪惡自私本相，任誰都難再收服；江湖於是從此多事，民主、共和只能淪為獨裁者的幌子，最後更壽終正寢。更有甚者，一百年後，總理遺囑裡的「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竟未過時，被華叔借用為支聯會口號；辛亥革命所遺下的爛攤子之「爛」，不說自明。

但已故學者唐德剛在《袁氏當國》說得對：這個「爛攤子」，註定是「任何政治家也收拾不了的」。經過民主洗禮的香港人最懂這個道理：要由千年帝制一變而為現代民主制，如此翻天巨變，豈是依樣畫葫蘆選出總統、國會便可成事？《基本法》尚且用了五六年才寫成（還漏洞多多），何況國體之大變？事實上，任何政治制度，皆有整套政經系統和社會價值觀作支撐；要政治家和百姓瞬間丟掉帝王將相那一套，打心裡尊重起法治來，又怎可能？一如唐德剛在其著作所一再強調的：社會政治型態的轉移，是一轉百轉，就像長江三峽流入太平洋，要經歷千迴百轉才抵目的地，豈能「畢其功於一役」？

正因看透民主運動是「持久戰」，唐教授不像大部分主流史學家般，將共和的失敗，僅歸咎於袁世凱「竊取革命果實」，反而視袁為歷史過渡期的悲劇人物，對他語帶同情。

其實，就算今天回看，民國初期意欲推行的美式民主（總統制）和法式民主（總統加內閣制），都是異常大膽的嘗試；如民國元年（1912年），袁世凱繼孫文當上臨時大總統後，按《臨時約法》舉行的國會選舉，便是全中國史無前例的民主「直選」。（不計台灣的話，暫時也是後無來者）雖然選民資格如性別、學歷甚至財富皆有規限（只限小學學歷以上男性，年納稅2元以上或擁500元不動產），但人民的確當家作主、無花無假選出了274名參議員、596名眾議員！此地追求多年的民主直選，早在99年前中國已經出現，想想也令人振奮－－可惜它只是一閃即逝。在完全沒法治基礎的中國，共和實驗註定失敗。

要知道，當時忽視法治的，不單是袁世凱，連孫文也有份兒。早在國會選舉之前，袁多次露出獨裁尾巴，懶理什麼權力互相制衡的西方政制精神；「留美幼童」出身的第一任中華民國總理唐紹儀，就是因為無法忍受袁氏架空其權力，所以上任 3 個月後，便憤而一走了之。不過，另一方面，當國民黨取得國會選舉多數議席，黨魁宋教仁卻不旋踵遭袁派系暗殺身亡時，悲憤莫名的孫文，也一樣將法治拋到九宵雲外，不顧黃興等反對，一意孤行要起兵討袁！連孫文也視「法治」綁手綁腳，那麼袁世凱之後解散國民黨和國會、改寫憲法自封終身總統，也就只是「更上層樓」了。從此，「槍桿子出政權」成了硬道理，法治崩塌，由無止境的軍閥撕殺取代......

今天，我們若取唐德剛教授的觀點來事後孔明一番，自不會責難這班歷史人物不懂法治之重要。怪只怪，有太多偶然，將歷史推向我們不願卒睹之局面。唯幸，按唐教授的「歷史三峽論」，民主代議政制是歷史的必然趨勢，終會臨到中華大地：他更樂觀預測，那將是21世紀中葉後的事。將唐的觀點，對比華叔離世前預言 2022 年六四將會平反；看來兩位「愛國者」，也算是「英雄所見略同」吧？

相關文章：〈漫漫共和路〉

別了，香港的脊梁

沒想到新一年第一樁大事，是司徒華先生 (1931-2011) 的離世。華叔是「平反六四」的icon，沒有這條「脊梁」，頂住共產黨和港府的千斤壓力，便沒有維園從不間斷的燭光晚會。（在明報的訪問裡，司徒華說，董建華曾三次要求他唔好再搞六四、李鵬飛曾要求他解散支聯會。）不過直至蓋棺定論，我們才「記起」，除了支聯會和民主黨（港同盟），其實教協這重量級獨立工會組織，也是由他創立的，且肯定是至今為止本港最成功的「社企」。

當領袖，要高瞻遠矚，但能夠在追求公義的路上「一步一腳印」，卻需擇善固執、堅持到底；我想，這正是華叔離世後激起傳媒和港人巨大迴響的主要原因。在這個世界，有堅持的人越來越少；終生不會「見風轉舵」的人，更多時候只會被人視為「傻仔」。這是我們社會的悲哀。

在某個司徒華的舊電視特輯裡，他引用了曹操的樂府詩《龜雖壽》裡的「老驥伏櫪，志在千里； 烈士暮年，壯心不已」來形容自己：「一隻馬雖然老了，走不動，伏在馬廐裡，但仍然有遠大的志向理想......我現在老了，我仍然想及很多事，我還關心中國，關心世界，關心香港，我覺得自己一生沒有白過。」現在，「老馬」魂歸天國了，希望有人願意繼承他的遺志，繼承他的民主中國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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樓上的人（轉貼）
文：陶傑
2011年1月4日
蘋果日報「黃金冒險號」

聖誕前探望他的時候，氣色尚好，論中國的前景，一股剛誠之氣，讓人感到他血猶赤，心仍熱。我與他談到許多往事，我告訴他，去過他的家鄉，看見綠色的田野，絢麗的落日，與夕陽中矗立的許多碉樓。我告訴他，我代他登臨了抗戰末期他氏族的十六位子弟死守抗敵的一座炮樓，在牆上，我在殘留的血跡上按下了掌印，向一個英雄的姓氏致敬。

司徒華先生是嶺南的一腔血氣，香江的一條脊樑，中國珠江海岸外的一點燭光。在病房裡，我告訴他我曾經是他主編的《兒童報》的小讀者，最喜歡看每期封底六張漫畫一連戲的孫悟空和豬八戒的故事。他笑了，告訴我那個漫畫故事是他的構思。總算來得及向他奉獻這一點小小的敬意，我感到很幸福。

他是教育家，民國走過來的一位正直的人。他不追求名利，終身不娶，從羅伯斯庇爾到胡志明，這是天意選擇要改變世界的人物。那天他說到少年時住在油麻地的唐樓，幾兄弟擠在一張床，他的憶述猶帶著黃谷柳的《蝦球傳》裏的半海淒迷的燈火，以及舒巷城的詩句裏的一地赤貧的嗟傷。司徒華先生的一生，就是香港故事的一頁長卷，他是很特別的一位人物，燃燒生命，奉獻群德，最初是為了教育，然後是為了他熱愛的中國，他為你和我、為香港每一個市民的尊嚴和權利而力爭，他的要求本是如此的卑微 ── 他所吶喊的，只是為了中國好，為了那一點點的正義和公平，但他的身影越來越龐大，從一個小學教師，他手持一點燭光孤身上路，漸漸匯聚了時代的能量和呼聲。

因有說不完的掌故和軼聞，他的晚膳時間到了，臨別的時候我答應再來，但走下醫院的小山崗，我不知道能否如願。開平的日落，維港的煙波，我想起一位悲劇人物的詩句：「欄干拍遍，心頭塊壘，眼底風光，為問青山綠水，能禁幾度興亡？」他摘取頭一句成為他的書名，以誌心境。日暮人遠，孤城樓高處，欄干已無人，他下樓去了，手上的燭光化成天邊的一顆幽明的藍星。

讀東坡的字

梁文道在《讀者》裡曾調侃過一種現象：太多人想偽裝「有文化」，所以一些專門濃縮介紹經典名著內容的雞精書，總不愁市場，而偽裝讀過大量名著的「本領」，更已躍身成為一門「書皮學」（book cover studies）。

「經典」確像千斤法碼，使閱讀變得沉重。記得以前金庸的武俠小說被視為「閒書」嗎？我們總是偷偷躲在被窩裡讀。可現在，金庸都已擠身「經典」，那份反叛快感，是否已已被「不讀不可」的壓力取代？

閱讀理應是一種不計較利益關係（disinterested）的活動。只要自己喜歡，根本無須向任何人交代。若把書看作飛甩雞毛外衣或Gucci皮包，只為營造「文青」image，生活豈不太累？

與其偽裝，不如誠懇。你從來提不起勁讀厚疊疊的《戰爭與和平》？沒有能耐看完《紅樓夢》？那又如何？其實很多人也沒有讀過或讀完。唯有當讀經典不再是「任務」，你才可以帶著輕鬆心情，隨意翻一本經典，或不翻一本經典。

其實經典曾幾何時也是一本新書。只因它感動了一批又一批讀者，才成經典。那麼，就像旅行時找個當地朋友領著玩總特別有得著，讀經典時也不妨找個合適的「領讀人」吧。「領讀人」當然不像書皮學作者般，會教唆你囫圇吞棗，亦不像電台「十本好書」的推介者，單說客套話。他們是要告訴你，某本書如何影響和介入他的生命。

台灣大塊文化最近推出的「經典3.0」，就是一個「領讀人」出版計劃，當中由蔣勳導讀的《寒食帖》，最別出心裁，因他挑的不是書，而是蘇東坡的行草詩稿《寒食帖》。

蔣勳與《寒食帖》的因緣始於三十年前。當時他還是一名美術研究生，在台北故宮跟隨老師上「書畫品鑑」課時，第一次親睹此帖。蔣勳回憶，那時候並不覺得蘇東坡的字好看，反覺得黃山谷的跋文更有光芒。然而三十年來反覆地看，才漸漸感受到詩稿所蘊藏的不矯情、不賣弄境界。

《寒食帖》是蘇東城在黃州度過第三年寒食節時創作的詩作原稿。它被譽為繼王羲之《蘭亭序》、顏真卿《祭侄文稿》之後的「天下第三行書」。像不少名帖，它歷經多次災難，最後落在台北故宮博物館裡。蔣勳的《寒食帖》導讀，圖文並茂：左頁是導讀文字，右頁按導讀內容刊印相關《寒食帖》細部。除了蘇東坡的字，書還刊出不同朝代曾鑑賞或收藏此帖的人士（如乾隆）寫的跋和蓋的章。

若純以文學意境論，兩首《寒食詩》自不及蘇的其他經典（如氣勢迫人的《念奴嬌》、悼念亡妻王弗的《江城子》，或對生命變化顯出豁達風度的《前赤壁賦》），不過手稿卻讓我們看見一個更立體的蘇東坡，令詩作倍添蒼涼。譬如第二首詩：「空庖煮寒菜，破竈燒濕葦，那知是寒食，但見烏銜帋。」那個「帋」字的豎筆不成比例地長，壓在下面的「君」字。蘇東坡拿著毛筆無奈地宣洩心頭鬱悶的模，躍然眼前。

說來慚愧，我雖是東坡迷，但以前對他的書法幾乎毫無認識。回想起來，這或許不是個人識見淺陋的問題，而是香港教育制度如何看待「文學」與「藝術」兩者關係的問題。記憶所及，從來沒遇過老師會將文學和書法掛搭在一起教學生。隔周寫一篇大楷、一篇小楷，是例行公事，但老師從來不會在課堂上談論歷代書法名帖。中文課學過好幾篇蘇東坡詩詞，但並沒有任何老師曾在課上展示蘇東坡的筆跡。文學和書法之間的扭帶已完全斷裂，學生並不知道中國古代大文學家往往也是大藝術家。現在想來，不無遺憾。其實要真切感受古代文人的經典，豈能僅靠油印的新細明體？

愛上檳城的粗服亂頭

回想我對於檳城的初始印象，應來自《檳城艷》歌詞：「馬來亞春色，綠野景致艷雅～～椰樹影襯住那海角如畫～～」

不過七月來到檳城，才發現這裡最美的不是綠野景致或婆娑樹影，而是一幢幢並不自覺其美、粗服亂頭的舊唐樓。

因為李安的《色．戒》曾在此地取景，檳城近年名氣漸響；但幸運的是，留意她的香港人暫時不多。有幾位朋友先後問我：「檳城喺邊架？」我尚可抓住機會，在一切未消失之前，親身感受作為居住城市的檳城所散發的慵懶、隨意和輕省。

檳城是位於馬來半島西面的小島嶼。一條跨海大橋，將她和內陸的Butterworth連結起來。Butterworth是個沒有景色可看的交通樞紐，火車站和長途巴士總站都設在此，但因長途巴士班次頻密，很多旅客都愛走「檳城-Butterworth-怡保-吉隆坡-馬六甲」這條路線。這次我和母親的旅遊路線正是香港飛檳城，再由檳城坐巴士到吉隆坡，然後馬六甲day trip回吉後返港。


檳城Old Penang Guesthouse

在檳城頭兩天，我和母親住在愛情巷 (Love Lane) 的 Old Penang Guesthouse。因為貪便宜選了12人的dormitory，所以私人空間有限，浴室廁所也要共用，不過幸好這由古老大宅翻新而成的旅店本身已是一道讓人愉快的「風景」，抵消了不足。大宅昔日的中庭被改作住客common area，母親最愛穿著睡衣，坐在中庭的藤椅和其他旅客閒聊，賓至如歸。

很欣賞這間舊式建築所蘊含的智慧。中庭沒冷氣，但因善用對流作用，中午也涼風習習，吹得人昏昏欲眠。由木階梯走上二樓，會見到走廊上一排敞開的木窗。右圖中這一款，只需以手指夾著中間直豎的木條，上下移動，便可以打開或關閉百頁，方便又美觀。後來聽「藍屋」的導遊說，這種木窗是南洋中國人發明的。

這次和母親、姨母、表弟四人一起到檳城旅行，並沒什麼特定景點要看，不外乎走走看看吃吃。母親和姨母兩人都是在東馬來西亞（婆羅洲）沙巴出生的中國華僑，十多歲時移居香港。這次選擇飛檳城玩樂，也算是她倆一種「鄉愁」的表現吧。畢竟，將馬來西亞視作自己第二故鄉的母親，雖然常會飛到東馬的沙巴辦事情和見朋友，但卻從來未踏足過西馬土地。（要知道，東西馬之間，隔著個南海呢）

當然，說是鄉愁有點美化了事情，實情是Air Asia有便宜機票，才促成了這次家庭大旅行。至於我這地道港人，來檳城非為鄉愁，只為可在大街小巷隨意駐足欣賞建築物。

檳城的古城區George Town地方很小，方向感極差的人，只要認得南北走向的主要大街Jalan Penang（即檳城大街），大概也不會迷路。

這條檳城大街，也是我們四人經過得最多次的地方，皆因姨母和她兒子住的旅店和我們住的Guesthouse相隔好幾條街，所以早上我們通常會約在檳城大街會合，才正式出發。大街上，有一循環線冷氣巴士行走於檳城主要景點之間，每逢走得大汗淋漓，快要中暑之時（七月的檳城，真的太熱！），我們便會跳上駛至的冷氣巴，隨便坐幾個站，圖個涼快。如是者，這次旅程，有不少時間消耗在冷氣巴之中，也令很多行程安排被打亂。事後回想，我和母親都覺得這做法太傻，但當時身處酷暑之中，確也沒有別的良方。

既然是一趟老建築之旅，我也多說無謂，大家看照片好了。留意最後一張照片並非攝於檳城，而是馬六甲的手信街。外牆花悄，應是剛裝修完畢，和檳城的老建築對比很大。

由檳城大街(Jalan Penang) 的佐達街市(Chowrasta Market)二樓往外望

麻石建築

「小印度」內的劉關張趙廟

深巷裡的「汕頭客棧」

馬六甲手信街唐樓

7.1 走在民主黨隊伍中的一點感想

七一這天，我選擇以民主黨支持者的身份參與遊行。由維園出發，到中環置地離隊，沿途大部分時間，我右耳聽著民主黨的口號跟著喊，左耳聽到的卻是向民主黨喝倒采的人士大聲喊出的「出賣民主」、「無恥」等等。

其實我並非民主黨的忠心fan （一向只是支持泛民，並非鐵定投民主黨不可），但我對於那些夾在民主黨隊伍之中、然後在遊行途中刻意搞破壞的喝倒采者，真的非常不屑其作為。

我一直堅信，民主、自由的最精彩處，就是能夠包容跟你有不同觀點的人，而不是在別人提出觀點時，不斷的以謾罵、粗口、烏烏祖拉的噪音等等來「遮蓋」別人的聲音。讓別人說話，這是對別人的基本禮貌，也是民主社會的包容表現。我接受一些反對民主黨人士在人行道上做出「倒豎姆指」的動作，因為他也有反對的自由；但是若刻意發聲「遮蓋」不喜歡的人的聲音，請問這和獨裁者有何分別？

我不是什麼政治學者，只是個普通選民，但我絕對敢講，這種暴民政治，這種「有佢講無人講」的作為，很大程度是因社民連三子在議會內外的舉動而演變成的社會風氣。沿途，我曾仔細觀看反對民主黨人士的臉孔，佔大半數是三十歲以下的年輕人。我不知道，這當中有幾多人是曾經投了票給民主黨、卻因感到被民主黨背棄而喝倒采呢？ （他們才是最有理由對民主黨喝倒采的人）但我見到的不少年輕臉孔，卻是一邊喝倒采，一邊露出一個「惡作劇成功了」的笑容；似乎他們只當這個七一活動是一次好玩的遊戲。泛民的內訌、分裂， 於他們是否也只是「隔岸觀火」看的一場過癮戲？

見到這些在「掟蕉」文化中長大的年輕人的行為，我真的很膽心，也很痛心。如果他們所理解的民主，就是長毛、毓民那種對所有人（除了自己）亂扣帽子的暴民民主的話，那將是很可怖的事。（今天我見到敢於「聲」援民主黨的public figures， 只有毛孟靜、余若薇等少數。我向她們致敬。）

老實巴交的鄉居筆記

朋友 S 多年來跟丈夫居於天水圍，常抱怨郊區生活令她變成了鄉巴婆。她最大的心願，是「當回一個城市人」。後來，夫婦倆先後在市區覓得工作，繼而在港島置業，終於圓了她的「城市人夢」。

我一直難以認同和理解她對喧囂鬧市的偏愛，和對城市人身份的奮力追逐。小時候，家住維園附近，每天到公園替外公的汽水雪糕檔當「跑腿」是讓我最快活的差事，因為跑差事之餘，我還可以跑到公園的大草地，跑到「城市論壇」的大涼亭，甚至跑到涼亭後面的山仔，然後爬上那棵已經嚴重傾斜的樹上看風景。

大學畢業後遷居屯門，越發愛上車少樹多、人少蛙多的郊區生活。無論市區有多便捷多繁華，我還是更喜歡每天離開家門便有木棉、鳳凰、洋杉、橡樹、杜鵑、米仔蘭、雞蛋花相迎，走過魚池便能和魚仔、青蛙、烏龜和鴿子打招呼的日子。

因為討厭城市的擠和吵，所以特別愛讀他人歸隱田園的故事。美國作家梭羅（Henry David Thoreau）的《湖濱散記》（Walden），寫他自個兒跑到華爾登湖邊建屋、獨居、種田，曾是我羨慕不已的生活模式。雖然以我書生水平的體格，不太可能過上荷鋤理荒的鄉村生活，但得知有另一些都市人跟自己一樣，渴望走進鄉村，也還是會樂上好一陣子。所以聽說韓少功跑到鄉間種地，就有種「所見略同」的喜悅。

韓少功幾年前離開城市，到鄉間生活，《山南水北》是描述他七年鄉居生活的散文集。

文革時期，韓少功曾在湖南汨羅縣下鄉插隊，當時他只是個中學生。因為懷念勞動時的實在感，且厭倦城市人交往時的廢話連篇、言不及義（他是海南省作協和文聯的主席），所以幾年前，快五十的他，和親人在汨羅縣某水庫旁的窮鄉僻壤蓋了房子，每年有 6 個月時間到此生活、種田、和村民打交道，從此過著一種「半世俗、半隱居」的生活。

韓少功的文字風格，老實說，帶一點不好咀嚼的大陸「老餅腔」，但《山南水北》讓我覺得最精彩的地方，是他敢於「誠實」地寫出鄉村生活的彆扭。

城市人寫鄉村，常帶浪漫傾向，將田野、勞動甚至周遭鄉民都加以美化，但韓沒有掉進這個陷阱，反而將鄉下人那種有時並不討人喜愛的言行舉止，都老老實實的寫出來，讀得我大呼過癮。

你不會在書中找到諸如憨直、率真、可愛、平和等城市人愛用來形容鄉民的字詞，反而會讀到：韓少功家中的冰箱被鄉民「公有化」，人人用來放自家的鮮肉；韓少功種的田也被鄉民「公有化」，人人大模大樣採去瓜菜果實；村民為了面子，蓋上瓷磚牆鋁窗門的新款村屋，卻因解決不了燒柴養雞圈牛問題而另外蓋搭了木棚過生活，讓新樓白白丟空或變身「豪華倉庫」；鎮上年輕朋友來韓少功家裡上網，不到半天事情已傳到山另一邊的陌生鄉民口裡，原來人在鄉村是無可能當「隱者」的……

看《山南水北》，仿佛在讀湖南農村眾生相。它或許打破你對鄉村鄉民的美好想像，但有血有肉。陶淵明的《桃花源記》太有詩意，這是因為距離而帶來的美感，我反而更樂意被《山》中那篇〈天上的愛情〉牽動心緒：山頂上住著人，不過不是《桃花源記》裡的避秦遺民，而是多年前遷來的一對私奔男女，他們並非什麼俊男美女，而是背駝缺牙的叔叔和膀大腰圓的侄媳，因亂了大倫而逃避至此。他們在湖南汨羅老山的荒田和空房裡安身，絕不是貪圖過上神仙眷侶的日子，只是求個立錐之地，靜靜地討生活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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