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4月21日星期六

果欄觀夜花


因為教書的緣故,近月常路過新填地街的小公園。那是香港舊區常見的街角小公園:面積跟普通客廳或一間劏房差不多,裡面孤零地擺著一兩張長椅,便幾乎是小園的全部,寒愴得可怕。

因為處於車水馬龍的窩打老道旁,這小園難免邋邋遢遢的,到處黏著一層灰塵,令人不敢停留。願意坐進去的通常是無所事事或無處容身的中老年人。

其實我一直沒注意到這公園的存在。但幾天前我意外「發現」了它。那是個有點涼風的夜晚,放工後,我沿窩打老道向地鐵站方向走。才晚上八時許,旁邊的果欄經已冷清零落,幽暗無人。(這小區就是如此,日頭喧囂至極,晚黑靜如幽谷。)走著走著,偶一抬頭,前面幾棵大樹黑影的頂端,竟閃爍著異樣的金黃光芒,且在風中輕輕搖曳。

嘩!當時真看傻了眼。我站在對面馬路,觀賞了一陣子「夜花」。

果欄旁的樹頭菜,花開滿枝
原來於暗黑夜晚,花兒在樹上是會發亮的,以前一直沒察覺。平日黑洞洞的樹影毫絲引不起人的注意,一旦開花,竟燦然高調若此,這到底是什麼樹?翌日我專程去探個究竟。原來這幾棵樹,皆栽種在小公園範圍內,樹的名字很鄉土,叫「樹頭菜」,又名魚木(Crateva unilocularis)。在太陽底下,樹上的花朵更耀目,團團黃金,為舊區帶來勃勃生氣。我又賞了一回「日花」。

這才明白,街角小公園也絕非一無是處。二三百呎的空間雖微小,也可以是街坊呼吸春天氣息的窗口。

本文原刊於Medium
 歡迎追蹤我的Medium專頁:https://medium.com/@anitayeung2009

2018年3月10日星期六

訪谷崎潤一郎的東京分骨墓


染井靈園一景
年初遊東京時,住在巢鴨JR站附近。選擇下榻巢鴨,最初只是貪圖它和神保町有地鐵(tokyo metro)相連,方便前往舊書街,並不覺得這「老人社區」有何值得細看之處。直至住進旅店,取得店方提供的「周邊景點一覽圖」,才赫然發現數個街口之遙的染井靈園,竟長埋著兩位重量級日本作家:芥川龍之介(1892–1927)和谷崎潤一郎(1886–1965)。

黑澤明的《羅生門》改編自芥川龍之介的短篇《竹林中》,可惜我沒看過原著,對這位小說家了解不深。不過出發到日本前一個月,我卻剛巧第一次讀到谷崎潤一郎的作品。
這本名為《鑰匙》(日文名字《鍵》)的長篇小說寫於上世紀五十年代,但其意識之大膽,敍事結構之精心,完全超越時代,過了六十多年,讀來仍覺前衛鮮活。故事由一對夫婦的日記組成。日記應是最私密的文字,但夫婦二人卻早已預計對方會偷窺內容,在日記中,有時會刻意吐露內心情欲,把不敢宣口的性愛嗜好坦露,有時又會以假亂真,意圖誤導對方使其墮進圈套;如是者真真假假、爾虞我詐,在讀者眼前漸漸呈現出一幅詭異、變態、瘋狂和危險的四角關係。而未到最後一刻,讀者也跟書中男主角一樣被蒙鼓裡,無法得悉事情最終的真相。這也是《鑰匙》最引人入勝之處。

帶著讀完小說後殘留的𢸍撼,我決定去探望這位酷愛描述女體與欲望的大師。日本的墓園通常打理得乾淨整齊,非但沒有陰森之氣,而且廣植樹木,空氣清新。染井靈園也不例外,園內共有百多棵染井吉野櫻,每年四月都有人特意前來賞櫻。

我到訪時雖是一月,但冬日陽光烤得人暖洋洋,看著枝幹光秃秃的櫻花樹也不覺荒涼肅殺。靈園呈長方形,中間有一小路橫切,小路上偶然還可見到跑步的男女。

沿靈園的主幹道走了一會,才發現兩位作家的墓並不在靈園主體,而是在靈園旁邊的慈眼寺。

慈眼寺入口豎著一大牌,列出多位名人之墓,然而卻找不到谷崎潤一郎的名字。正自納悶,剛好有一日本人旅行團來到墓園參觀。詢問之下,終於找到谷崎的墓,原來就在芥川龍之介的墓附近。

谷崎的墓很簡樸,只是一塊沒任何家紋或圖案的石碑,而他的家族其他成員看來亦同葬於此。墓的周圍沒太多空間,我隔著一道矮鐵欄靜靜憑弔。
谷崎潤一郎的分骨墓
最初不明白為何芥川的墓有清晰指示牌,谷崎的墓卻沒有呢?及至看清谷崎墓碑上的漢字:「分骨葬當先塋之側,總骨別瘞洛東法然院寂碑」,才終於想到,這兒或許只葬著他小部分遺骨,真正的谷崎墓應在他處。

但能跟小說家問聲好,總算還了小粉絲心願。後來上網查查墓碑上兩個不認識的漢字,才知道「先塋」(音「型」)是指「祖先的墳墓」,「瘞」(音「意」)就是「掩埋、埋葬」之意,都是極舊式的中文用法。沒想到六十年代的日本墓碑上能見此古意。不過谷崎為何要分葬兩地?他的真正墓地又在哪裡?

回港後忙著工作,關於谷崎墓的疑問很快便忘掉了。直至近日讀到台灣藏書家苦茶先生的《人間書話》,才終於解開心中疑竇。苦茶曾經到訪谷崎在京都的墓地,位置就在哲學之道旁的法然院。這個墓,正是東京谷崎墓碑上提到的「洛東法然院寂碑」。所謂「寂碑」,乃指碑石上書有「寂」字,是作家生前留下的筆跡。

谷崎潤一郎在東京出生及成長,1923年關東大地震後才舉家由橫濱遷至京都。自此他在關西居往,至七十歲才遷返關東,《鑰匙》就是他關西時期寫的作品。據苦茶介紹,法然院的墓地是作家死前幾年購下的,墓地裡有「空」和「寂」二碑,兩者皆是不規則的天然石頭形狀,古樸優雅,而谷崎和第三任妻子則共葬於「寂」碑之下。他過世百日時,部分遺骨被送到東京染井,與雙親合葬,即我所看見的分骨墓。

據說谷崎潤一郎選擇在法然院長眠,乃因他的媳婦(該兒子是谷崎妻子和前夫所生)渡邊千萬子在附近居住。渡邊千萬子是谷崎晚年作品《瘋癲老人日記》的女主角原型,也是谷崎的靈感女神,甚至情欲想像對象。兩人的曖昩關係,因 2001年出版的《谷崎潤一郎=渡辺千萬子 往復書簡》而正式曝光。

這似乎應了很多讀者的想像:擅寫變態情欲的大師,真實人生的愛欲經驗,應該也是很有份量的。但谷崎最特別之處,是他雖眷戀生之狂熱,對死卻沒有抗拒,還刻意讓自己的埋骨地呈現恬淡無欲之姿。

本文原刊於Medium
歡迎追蹤我的Medium專頁:https://medium.com/@anitayeung2009

2018年2月4日星期日

東京書店小旅行


成文堂一角
一個人旅行的最大好處,就是盡興。不用遷就別人,專心致意做自己喜歡的事,去感興趣的地方。這次東京之旅正是如此。除了放肆地休息和泡澡,就是天天往書店跑。

屈指一算,六天裡到訪過的書店(包括二手書店)共有十多間:

第一天/ 旅館附近的成文堂(巢鴨JR旁);
第二天/ 老字號紀伊國屋(新宿JR附近);
第三天/ 神保町古書街的大雲堂、一誠堂、設有舊書部的三省堂等等;
第四天/ 早稻田大學書店、位於高田馬場JR和早稻田之間的五十嵐書店和數間二手書店;
第五天/ 有樂町JR交通會館的三省堂;
第六天/ 池袋的淳久堂。

日本是閱讀大國,近年閱讀量雖降低了,但買書的人口仍足以支撐起很多作家的生活,以及大量百貨公司式連鎖書店和充滿個性的中小型書店。因為這次重點是去神保町,特色書店沒有多去(譬如中目黑的蔦屋、松浦彌太郎的cow books、新宿的海鷗書房、Book 1st等都沒時間去)。不過就算是大路的連鎖書店,不同字號也各有特色,逛起來一樣趣味盎然。而在紀伊國屋、三省堂和淳久堂這三間「巨無霸」書店中,印象最深是池袋的淳久堂總店。

淳久堂四樓的歷史專櫃

池袋淳久堂總店,是全東京面積最大的書店,共有十層。不但各種文庫本小說齊備,歷史方面的著作也藏量豐富(日本史外,闢有一整排中國史及台灣史專櫃)。雖然日文程度不高,在此也忍不住買了些日文書,包括兩本談滿州國「滿蒙開拓團」的,和非常少見的福澤諭吉批判論集。

淳久堂創立於 1963 年,雖不及紀伊國屋老字號,但已足夠培養幾代讀者吧?這裡沒有個性化陳設或裝修,是實而不華傳統書店,我卻十分喜歡她所散發的像圖書館般沉穩的氣息。在店裡找張小板凳坐下,隨意翻看明治維新的圖冊,足以渡過一個下午。

在書店翻書之餘,我也愛觀察店裡的趣味細節,以及付款大堂的人龍。

淳久堂的二樓,張貼了一些日本作家為該店而題的字和親筆簽名。請作家為書店題字的做法,在香港沒有見過,所以覺得甚是新奇。香港的著名作家,何曾會為某間書店題字,以表支持?日本書店流行這樣做,或許因為日本人通常從小到大光顧同一間書店,情感深厚,所以成名後樂於題字回饋?不像香港人與書店,關係通常很疏離:遍地的三中商,難以談什麼感情,而精彩的小書店又往往撐不了幾年,欲談情而無從......

至於付款大堂的墟冚情境,淳久堂是我見過最誇張的。一月下旬的星期天下午(正是東京大暴雪的前一天),外面陽光明媚,書店的地下大堂內,十多位收銀員以L字型排開,包圍著中間打蛇餅的付款人龍。雖然有一位妙齡女服務員在龍頭指揮顧客前往空櫃位,但蛇餅仍長期維持在二十多人的繁忙狀況。

書店的付費人潮,竟堪比假日大型超市。看見如斯情景,不免熱血沸騰(世上原來還有這麼多愛書人!),同時哀悼我城閱讀人口之寥落(但這麼多愛書人卻非在香港)。

本文原刊於Medium
歡迎追蹤我的Medium專頁:https://medium.com/@anitayeung2009

2018年1月29日星期一

一萬日元上的男人(下)


圖片來源:https://china-underground.com/2017/03/08/amazing-japanese-war-prints-sino-japanese-war/
(接上篇

(3)
在福澤眼中,1894年的甲午之戰是一場「正義之戰」,因為他相信,「立國的大本唯有西洋文明一途」,任何阻擋西洋文明的,都應該被清除掃蕩,那怕是自命「天朝大國」的清朝。1895年1月,他寫信給友人:「這場戰爭實在是空前的一大快事⋯⋯看到鄰近的清國和朝鮮即將被包羅在我文明之中,是我畢生最愉快的事。

到底他是如何由提倡「國與國應該平等」(《勸學》),變成深信「有些國家應該由我國接管」?

跟很多邪念一樣,福澤的邪念起始點都是很普通的。

回溯廿多歲時,他特別討厭儒家思想,認為它來來去去只講道德規範和階級尊卑,和現實生活脫節,沒有實學可言。及至見到中國對列強毫無辦法、任人魚肉時,他開始看不起固守儒家傳統的中國和朝鮮;而由看不起兩國,他繼而看不起兩國的人;由看不起兩國人,繼而有了「越俎代庖」的想法:不如由我來替他們掃走野蠻守舊,以我文明,光照亞洲⋯⋯

他思路的變質過程,大約如此(當中明顯包含日本人的民族優越感)。

福澤以為自己最服膺的是西方的平等自由思想,力倡「 人權」,但骨子裡,他視「強者侵略弱者」為天經地義的事 ;就像列強因國力強盛、船堅炮利,便可以用武力到世界各地侵略殖民、橫行無忌一般。他思想最底層所信服的,其實是弱肉強食的叢林法則。

今天回看,我們會覺得福澤的想法很「野蠻」,不過在他生活的時代,所謂西洋文明又確實包含「帝國主義」和「擴張主義」;只能說,福澤諭吉是全然不加分辨,便將西洋文明的好與壞皆吞進肚裡,最終走上思想歪路。

(4)
福澤雖是一名學者(終身沒當任何官職),但為了「弘揚」西洋文明,可以去得很盡。除了用報紙輿論影響國家政策,他還用過其他方法,譬如1884年朝鮮維新派的政變,他便有份參與策動與出資。

1881年,福澤的義塾收了兩名朝鮮學生,他們是朝鮮維新派(開化黨)的領導者,因想效法日本進行國家改革,所以來跟福澤學習。1883年,在開化黨要求下,福澤派遣幾名門生到朝鮮從事啟蒙工作,包括辦了第一張報紙。

1884年(光緒十年),開化黨在日本駐朝鮮公使竹添進一郎鼓動下,發動推翻親清朝的閔氏政權,在王宮放火,引日軍入宮(甲申事變)。呂理州在書中提到,這場政變所使用的武士刀、手槍與彈藥等,乃由福澤出資購買,然後偷運到漢城。可惜政變最終失敗收場(因為袁世凱率二千清兵攻入王宮),維新派大部分被處死。

被清朝壞其好事,福澤當然非常生氣,立場變得激進,多番寫社論鼓動日本出征中國。

先是教朝鮮維新派西洋學問,繼而投入維新派的政變,當這些都不管用,便執筆鼓動日本政府攻打礙手礙腳的清朝⋯⋯來到這一步,福澤無疑已經頭腦發熱,失去理智。為了令鄰國也認同、採納西洋文明,他可以不擇手段。

一年後,他提出「脫離亞洲、與西洋文明國共進退」、「洋人怎樣對待他們(中韓),我們就怎樣對待他們」,不過是向瘋狂再邁進一步,用一套另類外交理論跟當時流行的「興亞論」抗衡,好合理化他侵略鄰國的想法。只是連他也未必想到,「脫亞入歐」及後竟成了日本國策,他對日本右翼之影響更是至今不輟。

在日本旅行時,正逢明治維新150周年,書店都放滿了維新和西鄉隆盛的新書(因電視正播放《西鄉殿》大河劇),但不知有多少日本人留意到,畢生推廣西方文明的福澤諭吉晚年流露的侵略/擴張思想,其實極「不文明」?

相關文章:
一萬日元上的男人(上)

本文原刊於Medium
歡迎追蹤我的Medium專頁:https://medium.com/@anitayeung2009

2018年1月28日星期日

一萬日元上的男人(上)



(1)
到日本旅行前幾天跟母親閒聊,她說:「一萬日元上那個福澤什麼,是個壞人呢!」

一萬円上的頭像是福澤諭吉,相信很多人都知道,但對歷史一竅不通的母親竟知有福澤此人,還作出評價,令我大感好奇。一問之下,原來她剛看了項明生專欄,裡面提到福澤諭吉有份鼓動日本侵略中國,因此是「壞人」一名。

福澤真的很壞嗎?

他最壞之處,應是晚年提出「脫亞論」(1885年)。當時他已是日本鼎鼎有名的學者和「暢銷書」作者,致力推廣西洋文明。1885年,他在自己創辦的《時事新報》撰文,建議日本應和不思改進的中國和朝鮮「割席」,否則西洋人會視日本為同樣落後野蠻的國家,令日本遭到池魚之殃。他寫道:「對待支那、朝鲜,不必因其為鄰國而特别予以同情,只要模仿西洋人對他们的態度方式即可。與壞朋友親近難免近墨者黑,我们要從内心謝絕亞細亞東方的壞朋友。」當時列強對中國虎視眈眈,中法戰爭正酣,所謂「模仿西洋人對他們的態度」,簡言之,就是對「壞朋友」進行侵略和殖民。這可謂日本軍國主義的雛型。
今年是明治維新150周年,
日本的書店放滿跟西鄉隆盛有關的書。
至於福澤諭吉,基本上不見影踪,
我只在池袋「淳久堂」書店見過三格相關書籍。

只讀「脫亞論」的話,會覺得福澤真的很壞。但我們怎樣評價一個人,往往受身份影響。從日本人角度看,福澤諭吉是一位貢獻良多的啟蒙大師。他是大力在日本推廣西方文明的第一人,沒有他所寫的《西洋事情》和十七集《勸學》等等,日人對西洋文化的接受速度可能大大減慢,維新可能不那麼順利。雖然近年有日本學者建議重新評價福澤諭吉,但主流社會仍然對其侵略主義視而不見,「蓋棺定論」是正面的(所以才繼續把他印在紙幣上吧)。

(2)
在飛往日本途中,我看了呂理州的《福澤諭吉傳》。

呂的文筆流暢,夾敍夾議,非常精彩,飛抵日本時已看了大半。回程時閱畢全書,不禁慨歎:這位下級武士之子,確實不同凡響,在極度講究等級與傳統的幕末年代,對一切固有規範和傳統嗤之以鼻,表現出非凡的獨立思維能力,並以堅毅性格,終身不懈將理念付諸實行,推廣他認為最好的東西(西洋文明)。只可惜,成也強悍,敗也強悍。他對西方文明的狂熱和對儒家的痛恨,後來漸變質成一種「執迷」:執迷於用一己的影響力(以至於武力),令鄰國也洋化、現代化起來⋯⋯

福澤諭吉的晚年,可說是走火入魔。但若只用「壞人」兩字來形容他,未免將這個非常豐富的人物變得平面化了。

呂理州提到不少福澤諭吉的軼事,有兩則特別能反映其個性:
童年的福澤,聽老人家說「做了壞事會遭神懲罰」。他不太相信,便偷偷闖入神社,打開裝有「神體」的盒子,把裡面的石頭換掉。結果他一點也沒遭到神的懲罰,自此對時人的迷信更不以為然。
十九歲時,福澤被哥哥送到長崎學習「蘭學」(在老師指導下,先學習荷蘭文,然後閱讀荷蘭文撰寫的醫學書、物理學書等),因天資聰穎,五年後已成為蘭學大師緒方洪庵的高足。當他以為懂得「蘭學」就是懂得西方文化時,卻在橫濱見到一些完全不懂的外國文字:英文!這才知道,英文才是西洋最通行的文字。但堅毅過人的福澤沒有因此而洩氣,反而痛下決心,學習英文。兩年後(其間把握機會,隨使節團到訪美國和歐洲),他的私塾成為江戶唯一教英文的私塾,領先潮流。
從這兩事,可見他是極有主見的人,喜歡思考,不從俗。而一旦立志要做一件事,則會拼盡全力完成。

福澤在三十七歲寫《勸學》時,思想尚未變質,不時在書中提倡「要尊重其他國家的獨立與自由」。他曾這樣寫道:
有些國家因文明開化而富強,有些因野蠻未開化而落後⋯⋯,可是如果因為自己的國家富強就來壓迫貧弱國家的話,就如同相撲手以其腕力把病人的手臂折斷。這樣做侵犯了他國的權利,是不可饒怒的罪。」(《勸學》第三集)
可惜十多年後寫「脫亞論」時,他卻像變了另一人,把平等獨立什麼的都拋諸腦後。當中日爆發戰爭(甲午之戰)時,他更顯得非常興奮,在社論宣稱這是「文明與野蠻之戰」。到底是什麼原因令他忘記了「尊重別國」的初衷?下篇再談。

相關文章:
一萬日元上的男人(下)

本文原刊於Medium
歡迎追蹤我的Medium專頁:https://medium.com/@anitayeung2009

2018年1月12日星期五

消失的十二月


葛飾北齋作品
因為準備到東京小旅行,最近重又讀起幕末和明治維新史。

讀中國清末民初史,常會嘆息連連(為何宋教仁要在關鍵時刻被殺?為何中國的軍閥都欠缺視野?為何八年抗戰後即陷入內戰?為何是共產黨取得最後勝利⋯⋯),更會不由自主想到今日香港之沉淪,乃種種歷史差錯所造成;於是越讀越心酸,越讀便越難以抽離。

讀日本幕末維新史卻是另一番風景,有如在看一齣劇情緊湊而結局圓滿的大電影。(當然,這「電影」不能包括侵略韓、中的部分。那是另一個故事了,一個自大狂妄擴張國土的故事。)

由最初黑船到訪,「尊王攘夷」的看法佔上風,到後來大部分有識之士明白國家「現代化」之必要,到最後,倒幕成功、取回政治權力的明治新政府大刀闊斧,推行新政,於政制、教育、軍事、工業以至飲食、髮型等作出徹底改革——日本的現代化過程,確實富於戲劇性,尤其微妙的是,在每個骨節眼,他們似乎都有能力把事情推向正確方向;譬如幕府便是在非常適當的時候滅亡,令新政府可以廢藩置縣,變建封為中央集權,有利改革。

一切都那麼順暢,如電影劇本,高潮迭起,結局皆大歡喜。讀這段歷史,自然而然會產生一種美學式的愉悅感(因距離而生美,因圓滿而生美),並強烈感受到整個國家那時散發的勃勃朝氣。這跟清末民初中國所散發的悲戚、沉重與不知所措,可謂天差地別。

明治維新是一場徹底掦棄舊事物的翻天改革,日本人做到了,原因之一,當然是因為他們沒有「文化包袱」。大部分的習俗、傳統以至典章制度,都是由隋唐中國學來的,這一次,不過是棄掉那套舊的,再學一套新的吧。但要將舊有的一切改掉,始終是莫大挑戰。我特別有興趣知道維新的一些細節,從小島毅(Kojima Tsuyoshi)的《東大爸爸寫給我的日本近現代史》,便讀到明治初年改用太陽曆的始末,當中因由可謂完全出乎我意料,亦非常有趣,值得一書。

明治政府早於1873年(明治六年)便放棄用了千年的「太陰太陽曆」(即中國農曆),改為採用西方太陽曆(即現在的西曆)。以前總想當然地認為日本這樣早改用西曆,顯示了邁向現代化的決心(中國是在民國元年開始使用西曆,即 1912年1月1日),但原來背後還有不可告人的苦衷。

據小島毅在書中所講,日本改曆法,是為了「錢」。事緣明治六年是閏年,合共有十三個月(順帶一提,閏年的計算方法是每十九年有七個閏月),因政府向來按農曆月份向公務員發薪,所以明治六年便要發放十三個月糧銀。

當時,「岩倉使節團」還在歐洲考察,留守政府的財政由大隈重信(後來創辦早稻田大學)負責。他眼見推行新學制、招聘外國專家、振興產業等政策導致開銷龐大,已到捉襟見肘地步,便竭力思考如何縮減開支。聰明的大隈最後想到了:在明治五年十月(即1872年11月),政府宣布採用太陽曆,也就是說,「明治五年」的十二月會消失,西曆1873年1月1日就是「明治六年」的開始(在網上查萬年曆,1873年1月1日,是農曆十二月初三)。

由陰曆變陽曆,政府便不再需要為新一年的十三個月糧發愁。雖有點「滑頭」,但不失為良策。然而日本人處事真是一板一眼,沒有回旋餘地。當改用西洋曆時,他們竟連農曆的節氣也直接移植去西曆上!譬如1月1日,就當作日本新年,取消了原來的農曆春節,立春、七夕等也照樣搬到西曆同樣日子上。但節氣往前推了,便不能發揮宣告四時變化的功能,又怎可能照搬?因此曆法雖這樣記,那時人們還是按舊曆行事......

頓時明白,為何現今日本人會在1月1日大肆慶祝新年,而不像我們將重點放在舊曆年,不太理會西曆新年。打開我的2018年記事簿(朋友送我的日本手信)查看,現時日本確實沒有農曆新年假,七夕也仍可笑的置於西曆7月7日。也許大隈當年急於縮減開支,沒搞清楚細節,才會弄出「陰曆節氣置於陽曆日子」的古怪安排?無論如何,大肆慶祝新曆新年已變成日本人的習俗,而會像小島毅般認為新舊曆「fusion」有損日本外交(他在第16章寫道:「我覺得,日本今後如果還想作為東亞的一員,一定要與其他國家配合,恢復舊正月」)的人,相信寥寥可數吧。

本文原刊於Medium
歡迎追蹤我的Medium專頁:https://medium.com/@anitayeung20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