果欄觀夜花

因為教書的緣故，近月常路過新填地街的小公園。那是香港舊區常見的街角小公園：面積跟普通客廳或一間劏房差不多，裡面孤零地擺著一兩張長椅，便幾乎是小園的全部，寒愴得可怕。

因為處於車水馬龍的窩打老道旁，這小園難免邋邋遢遢的，到處黏著一層灰塵，令人不敢停留。願意坐進去的通常是無所事事或無處容身的中老年人。

其實我一直沒注意到這公園的存在。但幾天前我意外「發現」了它。那是個有點涼風的夜晚，放工後，我沿窩打老道向地鐵站方向走。才晚上八時許，旁邊的果欄經已冷清零落，幽暗無人。（這小區就是如此，日頭喧囂至極，晚黑靜如幽谷。）走著走著，偶一抬頭，前面幾棵大樹黑影的頂端，竟閃爍著異樣的金黃光芒，且在風中輕輕搖曳。

嘩！當時真看傻了眼。我站在對面馬路，觀賞了一陣子「夜花」。

果欄旁的樹頭菜，花開滿枝

原來於暗黑夜晚，花兒在樹上是會發亮的，以前一直沒察覺。平日黑洞洞的樹影毫絲引不起人的注意，一旦開花，竟燦然高調若此，這到底是什麼樹？翌日我專程去探個究竟。原來這幾棵樹，皆栽種在小公園範圍內，樹的名字很鄉土，叫「樹頭菜」，又名魚木（Crateva unilocularis）。在太陽底下，樹上的花朵更耀目，團團黃金，為舊區帶來勃勃生氣。我又賞了一回「日花」。

這才明白，街角小公園也絕非一無是處。二三百呎的空間雖微小，也可以是街坊呼吸春天氣息的窗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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詞，也是一種風物誌

五四時期學者俞平伯曾編過一本唐宋詞選，名為《唐宋詞選釋》。近日翻看此書時，赫見一首有趣的詞作。

詞不算好，之所以覺得有趣，乃因作者孫光憲在詞裡提到木棉花。上闋是這樣的：「木棉花映叢祠小，越禽聲裡春光曉。銅鼓與蠻歌，南人祈賽多。」（《菩薩蠻》）

記憶所及，這是我第一次在古詞裡碰上熟悉的花名。我家所在的屋苑旁，有幾棵高聳筆直的老木棉樹，每當春和日暖，便會開出偌大殷紅花朵，點綴著光秃枝椏，煞是好看，這時我嘴巴不期然會哼起羅文的「紅棉盛放，天氣暖洋洋……」，心情格外暢快。可惜今年三月驟冷驟熱，影響了樹的生長周期，木棉開得零零落落，花少色淺，沒甚看頭。

因為熟知木棉花底細，一看這詞的首句，我便明白詞人想說的是：「嘩，這木棉花很巨大呀！」

相信大家都見過木棉花。這花是很重很大的，辭枝下墮時還會發出「嗒」一聲巨響，頗有悲壯意味。孫光憲是唐末四川人，沒見過這南國樹木，當他首次見到木棉花時，肯定被它的巨大所震懾。「在木棉花的映襯下，連遠處的荒祠野廟看來也顯得細小。」這句的重點不是廟小，而是花大。

有趣的是，香港人不費吹灰看得懂這句詞，北方或江南人卻未必領悟到。請看俞平伯對「木棉」一詞的註解：

熱帶喬木，初春時開花，深紅色。高士奇《天錄識餘》：「南中木棉，樹大盈抱，花紅似山茶而芯黃，花片極厚」

生於蘇州、居於北京的俞平伯，在註解裡完全沒有提及木棉花的大。可見他沒有真正理解這句詞的意思。

而江南人不懂木棉花，就如香港人不懂杏花、梅花、楊花（柳絮）。我們所熟悉的是木棉樹、細葉榕、鳳凰木、洋紫荊、樟樹、雞蛋花樹等。但詞裡難見它們踪影。

詞，其實也是一種「風物誌」吧。必須對一地風物略有認識，那麼看該地的詞作時，才有體會。想起年輕時讀詞，往往不求甚解，看見花木的名字，便胡亂想像一番（那時還沒有谷歌）。香港有杏花村，但沒杏樹，於是像「春日遊，杏花吹滿頭」（韋莊《思帝鄉》）、「花褪殘紅青杏小，燕子飛時，綠水人家繞」（蘇東坡《蝶戀花》）、「新樣靚妝，艷溢香融，羞殺蕊珠宮女」（宋徽宗趙佶《燕山亭．北行見杏花》）這些詞裡的杏花模樣，便全靠想像了。

直到寫這篇文章，我才終於上網查了杏樹杏花的模樣，還「杏花滿頭」一個真相。[ 讀詞小札，四 ]

孔子沒朋友？

最近因為在幹資料搜集工作，所以幾乎天天讀著南懷瑾的書，包括其成名作《論語別裁》。

書以前讀過，這次重溫仍然喜歡。雖然他的解釋有很多錯誤處，觀點有時也頗奇怪，但世上能夠以旁徵博引、恣意遊走的姿態解讀古籍、將全書融滙貫通的作者，恐怕沒有幾人。南懷瑾還懂得令枯燥變有趣，和激發讀者insight，值得所有寫作人借鏡。

不過南懷瑾不算「正統」學者。他解釋經典時考據不夠嚴謹，因此在主流學界沒什麼地位。這陣子翻資料，便讀到一些大陸學者對《論語別裁》某些富爭議性解讀的批評。整個討論其實很有趣，也足見南懷瑾的聰明和追求融通之心。 其中一個爭議來自《論語‧學而》：「君子不重則不威，學則不固。主忠信，無友不如己者，過則勿憚改」。

 到底「無友不如己者」應如何理解？主流跟隨朱子的解釋：「千萬不要跟不如你的人交朋友」（「無」解作「不要」，「友」是動詞，即befriend）但南懷瑾認為孔子不可能如此「勢利眼」，專向上攀附：「假如孔子是這樣講，那孔子是勢利小人，該打屁股」。

他認為，此句應理解為「沒有朋友是不如你的」，人人都有長處，值得你學習。即這句話不是談選朋友的條件，而是提醒人要自謙。

哪個解釋較合宜？個人認為，從詞義角度看，南懷瑾說法頗牽強。因他將「無」解成「沒有」，但這句話在〈子罕．第九〉重複出現時是寫成「毋友不如己者」的，而「毋」是「不要」、「不可」之意，非「沒有」之意。

我比較認同李零的看法。他在《喪家狗：我讀論語》裡，直指南懷瑾不對。他認為孔子這句話不過是主張「向道德高、本領大的人學習」，所謂「見賢思齊」（見到有賢德的人，想向他學習，做到跟他一樣好）而已。

不過李零亦坦白指出，這種主流解法有一嚴重盲點，因為「不跟差過自己的人交朋友」並非一個可普遍化（universalize）的交友規則。（南懷瑾之所以強作新解，亦基於此。）

 「不可普遍化」是我挪用哲學家康德的用詞。至於其意思，請看南懷瑾十分幽默爆笑的解說： 

（如果）交朋友只能交比我們好的，那麼大學校長只能跟教育部長交朋友，教育部長只能跟院長做朋友，院長只能跟總統做朋友，當了總統只能跟上帝做朋友了！（繁體版 33頁）

 比你「勁」的人，若也用相同規矩挑選朋友，則他根本不會和你做朋友呀！對不對？無論是德行好或本領高的人，若只願跟更「厲害」的人做朋友，則我們這些凡夫俗子就算想按孔子的話去做，也無從做起，因為我們都會「被嫌棄」。這個交友規則，根本不能普遍化，當人人都採用時，便會瓦解，所謂「順推行，反推不行」（李零語）。甚至乎，孔子也會很慘，因為他是絕頂聰明賢能的人，在他上面已沒有人了，他可和誰做朋友？

據李零介紹，古時已有聰明人發現孔子這話的漏洞，那人是蘇東坡：「如必勝己而後友，則勝己者亦不與吾友矣。」意思和南懷瑾同。不過讀書人大多很迂，習慣為尊者開脫，少特意點出失漏。南懷瑾敢於點出，還試圖另作解釋，多少因為他想為「孔家店」平反（《論語別裁》出版於 1976年 ，其時文革才剛結束，孔子仍是重點被批對象），亦可見他重融通多於考據。

我自問不夠聰明，以前讀《論語》沒發現這句有漏洞，但撇除邏輯問題，我也不認同「只跟勝於己者友」的交友原則。我喜歡跟任何人做朋友，勝於己的和不如己（不論談的是操守、本領、權位或EQ），一律歡迎，因別人的想法和行為，總可為我帶來思維衝擊。孔子不也講過「三人行必有我師，擇其善者而從之，其不善者而改之」？我認為這句話更貼近孔子的一貫思想。

管他賢能高士還三教九流，益友損友同樣值得交往，重點是自己定力夠。

春愁不閒

三月的屯門公園，沒有落花卻有滿地落葉。

早陣子，臉書上廣傳「南昌公園的黃花風鈴木開花」消息。那明亮張揚的黃花雖無香氣，卻異常上鏡，吸引很多人跑到公園拍照取樂，甚至紥營休憩。我因工作室在深水埗，某周末也凑興到南昌公園跑步。其實園中開得燦爛的風鈴木不算多，公園面積也很小，男男女女圍聚在開花的樹下挑選拍攝角度，對在周邊繞圈跑步的我來說，倒是比花更有趣的春日風景。

對春花的關注，在香港著實少見。大多數時候，我們被困在冷氣辦公室裡，觸目所見，只有蒼白水泥牆或partition。花開花謝，根本不在我們知覺範圍之內，四季更替，只是天氣報告裡的一些數字而已。生活幾乎和大自然割裂，便只能跟她作泛泛之交，有機會再碰面時，也不過視它為selfie的漂亮布景，沒有更多聯想。

這方面，古代詞人真是活得比我們有意思得多。

古代人跟大自然關係密切，隨時感受著其變化。而且他們所看見的自然景物不是純粹的物，而是引起感悟的源頭。他們其實是以一種充滿想像和隱喻的方式，跟大自然打交道；不像我們現代人，看花看樹只貪圖漂亮和打卡。

你或會笑古人「多愁善感」，一場風雨、一隻孤鴻、一彎新月也要感觸一番，但當人和大自然非常接近，周遭又沒其他文明事物干擾時，善感其實是非常正常的。

譬如我便永遠記得，多年前在新疆天山旅行的情景：晚上離開帳幕去小解，山路沒燈光，周遭漆黑不見五指，我偶一抬頭，只見繁星密布，填滿整個天空！那一刻，我就像被宇宙緊緊包圍的一粒塵。看著如此夜空，怎可能沒觸動？

近來想明白這一點，對古詞人特別熱衷書寫「閒愁」這主題，便有多一點包容。試想想，每當春雨過後，翌晨看見吹滿一地的殘花，那景象之stunning，會勾起幾多關於生命的思考？春天每年皆會回歸，宇宙生生不息的循環著，但我的生命呢？卻只一個勁兒的變老！所以詞人少談春的「欣欣向榮」，反對暮春特別敏感。當春花落下，正是最傷感的時刻，因古人由此聯想到生命的消逝。春天可以重來，花落不能重生。

如此說來，所謂「閒愁」其實一點不閒，亦非沒有來由之物。這愁，其實是詞人從自然之景得到啟發，對生命流逝所作的哲學反思。它可謂人類最根源性的「愁」。（當然，也不能排除春天濕氣重，人頭昏昏四肢懶散散的，什麼也不想幹，所以沒來由的感到情緒低落，就如作者近來的情況~）

在大量有關「閒愁」的詞作裡，我特別喜愛馮延巳（903–960）的《鵲踏枝》：

誰道閒情拋棄久，每到春來，惆悵還依舊。日日花前常病酒，不辭鏡裡朱顏瘦。／ 河畔青蕪堤上柳，為問新愁，何事年年有？獨立小橋風滿袖，平林新月人歸後。（《鵲踏枝》）

馮是南唐（十國之一）宰相，和李中主（李璟）亦友亦臣。個人認為，這詞最精彩處，是沒有點明隨春天重來的「愁」，到底因何而起？是感慨時光飛逝的愁？還是在哀悼一段過去的感情？因沒點明，讀者反有無限想像空間。

我尤其喜歡這詞以一凝定畫面作結，有如電影長鏡頭：「獨立小橋風滿袖，平林新月人歸後」。詞人獨立橋上，剛刮起的晚風把他的衣袖吹得脹鼓鼓的，但他卻沒有離去的意欲，直至新月都已升上樹梢，人們邁著急急腳步回家。

我仿佛聽到風呼呼地吹的聲音。［讀詞小札，三］

唱不出的詞

年輕時讀詞，往往會避開《花間集》的詞人，如溫庭筠、皇甫松、韋莊等，直接從李後主開始。因為「花間派」多寫男女艷情或離愁別恨，綺麗有餘深度不足，很容易感到煩厭。 縱然溫庭筠的「鬢雲欲度香腮雪」（床上女子的凌亂鬢髮，仿如有意志般，要越過雪白的香腮）寫得意態撩人，令人印象深刻，但當首首花間詞都是衾枕呀鬢雲呀春雨呀鷓鴣呀，題材也千篇一律寫閏怨離人時，再艷麗的文字，也覺單寡。（註）

但話說回來，我相信花間詞之所以容易令人生厭，並不純粹是題材造成，更因為：我只能用眼睛「看詞」，無法用耳朵「聽詞」。

詞，是可以演唱的歌詞。但唐宋的「詞牌」（即詞的曲調）絕大多數沒留下樂譜記錄，因此今天我們無法得知它們的旋律是怎樣的。（鄧麗君唱的李後主詞《虞美人》，作曲者是現代人譚健常，小時候我曾以為這是《虞美人》的原曲。）

我們跟詞的相遇，註定先天缺陷。

但古人不是這樣。他們對一首詞的感受，跟其詞牌是緊密相連的，也就是說，他們都是「聽詞」。

歌曲是一種很有趣的東西，它之所以動聽，往往不需極深刻的文字內容，反而講究詞跟曲的起伏是否配合得宜，旋律本身是否動聽。可以想像，唐末五代文士，在酒筵裡聽著歌妓温柔的歌聲演唱他們或別人所填的詞時，其實是在欣賞as a song的詞。

讀起來單薄空洞的詞，或許唱出來精彩得要命，也未可知？

其實流行曲也一樣。若將動聽的情歌「曲詞分離」，純粹讀出詞的部分，很多時會魔力盡失，變得乏味。「害怕悲劇重演／我的命中命中／越美麗的東西我越不可碰」，用讀的，很普通，但王菲唱的《暗湧》極棒。「我勸你早點歸去／你說你不想歸去／只叫我抱著你」，用讀的，沒有張國榮唱出來的蒼涼感。讀的意境，多數不及唱的意境。(當然也有例外)

可惜今天我們已無法用「聽」的方式來享受詞，只能偶然從字句的節奏感和押韻處，想像它當初作為一首歌的曼妙姿態。

而這種品詞的方式，又反過來影響我們對詞人的看法。譬如南宋女詞人李清照十分看不起蘇東坡的詞，認為不合音律（「作為小歌詞，直如酌蠡水於大海，然皆句讀不葺之詩爾，又往往不協音律」），但今天對很多人來說，蘇東坡跟李清照，都是非常棒的詞人。他們詞作的魔力，已完全脫離音樂而自立。

如果我能回到過去，倒很想聽聽蘇東坡的詞，唱起來是否真的極不合音調，就如那首「青青草長綠樹蔭，我們大家遊戲」一樣？

註：
葉嘉瑩在《唐宋詞十七講》提及，清代詞學家張惠言主張溫庭筠的綺麗背後，實有所托喻。譬如「懶起畫蛾眉」的「蛾眉」，代表了一種美好的品德才智，遙契屈原《離騷》。不過葉嘉瑩在書中指出，溫的性格不修邊幅，愛流連花街，「托喻」一說跟他的性情未免太過不乎了，應是一廂情願的過度詮釋而已。［讀詞小札，二］ 

詞人說夢

南唐畫家顧閎中的《韓熙載夜宴圖》，可見當時文人的娛樂生活。

和詩比較，詞更委婉曲折，節奏亦變化多端，因此餘韻遠勝於詩。夜闌人靜、和衣欲寢前細讀它一二闋，任思緒飄飛，是莫大的美感享受。

喜歡詞久矣，但若要我用精準的語言，描述讀詞時的美感經驗，卻是一點把握也沒有。詞的好，總是似有還無，不像詩，有言志傳統，有明明白白的事在敍述，有工整的格律與形式作為欣賞標準。相反，詞的好，有時是頗私密的，有點像現代人聽流行曲（畢竟詞就是唐宋人唱的歌），冷暖自知，感受因人而異，因此讀詞的美感經驗，不像讀詩那樣standardised。

或許，這正是詞迷人的地方吧！

近日，在讀詞學專家葉嘉瑩與作家蔣勳談詞的文章。兩人解詞，各有千秋，把一闋闋有千年來歷的詞，都解得活靈活現，讀來甚是暢快，對詞的領悟又多了一點點，故不揣淺陋，嘗試寫一系列「讀詞小札」，記下一些讀詞心得與想法，跟同好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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詞的最初，乃文人於歌筵酒席為歌妓填的詞，因此多以女性為第一身，不是寫閨怨春愁，就是寫離恨別緒。這個極陰柔的起點也有一好處，就是它不需賣儒家傳統的賬，可以寫極纖細極綺麗的感觸。早期描寫女性懶起畫眉、愁看簾捲的作品，我其實吃不消，不過當陰柔的敍述不再局限於純粹的閨怨，詞便越來越好看。 而我尤其喜歡看男人陰柔地寫夢。

以詞寫夢，南唐李後主李煜的《浪淘沙》堪稱絕唱。「簾外雨潺潺，春意䦨珊。羅衾不耐五更寒。夢裡不知身是客，一晌貪歡。／獨自莫憑欄，無限江山，別時容易見時難，流水落花春去也，天上人間。」

李煜 （937年－978年）寫這闋詞時，其國已亡，他是宋太宗的階下囚。詞裡所說的「客」，不過是「俘虜」的代稱。這位「生於深宮之中，長於婦人之手」的亡國君，在某個春雨潺潺的半夜裡，因寒乍醒，憶起剛才清晰的夢裡，他竟像舊時般宴飲笙歌、展露歡顏，渾然不知自己早已是「客身」。

夢醒一刻，發現剛才的充盈愉快原來是虛幻的。這種失落感我所有人都經歷過，但只有李煜能用十一字道出當中的淒涼苦澀。

葉嘉瑩說得甚好，所謂好詞，往往能令讀者產生豐富聯想。「夢裡不知身是客，一晌貪歡」，其實是個很虛的陳述，但正因為虛，反容許更廣濶的聯想。字面上，它可以指某一晚的夢，也可以指很多個晚上重覆出現的夢。甚至我們會聯想到，這「夢」其實象徵著李煜的上半生。那無限江山，那金碧輝煌的宮殿，那車如流水馬如龍的夜宴，那魚貫而列的宮娥，通通都成了逝去的美夢，而當時詞人竟渾然不覺，只懂貪圖刹那之歡。

以前我喜以最後一種解釋理解這「夢」字，認為甚好，因為既不用落實於某一夢境，又極切合李煜憶念往昔的精神狀態。直至最近，讀到蔣勳將詞的上半闋詞理解為一具體的「夜半夢醒」場景，始覺「落實」也未嘗不好。春寒乍起、披著薄衣的李煜，望著簾外雨水，回想驚醒前那一番夢境 ⋯⋯這樣具體而微地理解「夢裡」一句，別具情味，影像感強，而且能將上半闋的「雨」和「夢」扣連起來，成一完整結構。

李煜成亡國之君後，經常提到自己的夢。「多少恨，昨夜夢魂中」(望江南)，「故國夢重歸，覺來雙淚垂」(菩薩蠻)。或許因為迴環往復的造夢，且迴環往復的寫，他才終於煉出「夢裡不知身是客」這樣純淨的好句？而愚見認為，這句之所以好，著一「客」字：人生不也仿如一場大夢嗎？而我們，都只是歲月的過客。

本來極寫實的亡國恨痛，因這「客」字，一躍化身成「浮生一夢」的感慨。由一場夢，進而到此生若夢，進而到眾生若夢，這詞為讀者帶來高度的概括性和哲學性的文字美感經驗。 王國維讚李後主「變伶工之詞，而為士大夫之詞」，他就是有能力由具體、個人的經歷，昇華至生命的普遍情狀。我不太同意李煜以純淨的「赤子之心」創作，反而認同蔣勳這句話：「李後主寫這個東西時……心境已經完全沉澱下來。他懷念的已不是故國，其實是在思考自己這一生到底在幹什麼？」

李煜把「夢」寫到如此高的層次，是個人才情和翻天經歷的鎔鑄結果。回看之前詞人對「夢」也有著墨，不過那種徹底直白的寫法，單薄可笑得很。

譬如韋莊寫夢，便像警察錄口供，時地人標示分明。請看他的《女冠子》：「昨夜夜半，枕上分明夢見。語多時，依舊桃花臉，頻低柳葉眉。／半羞還半喜，欲去又依依。覺來知是夢，不勝悲。」

韋莊（ 836年－910年）是比後主早一百年出生的人（韋莊生於唐末，五十九歲才考中進士，七十二歲時唐已滅亡，他成為自立為帝〔前蜀〕的西川節度使王建的宰相，一生遭遇可謂曲折）。其時，文人詞還在初步摸索階段，韋寫夢時過份白描，也是很正常的事；從那時起，要經過一百年積累，才終由李後主集大成，將詞中的「夢」帶到另一層次。［讀詞小札，一］

訪谷崎潤一郎的東京分骨墓

染井靈園一景

年初遊東京時，住在巢鴨JR站附近。選擇下榻巢鴨，最初只是貪圖它和神保町有地鐵（tokyo metro）相連，方便前往舊書街，並不覺得這「老人社區」有何值得細看之處。直至住進旅店，取得店方提供的「周邊景點一覽圖」，才赫然發現數個街口之遙的染井靈園，竟長埋著兩位重量級日本作家：芥川龍之介（1892–1927）和谷崎潤一郎（1886–1965）。

黑澤明的《羅生門》改編自芥川龍之介的短篇《竹林中》，可惜我沒看過原著，對這位小說家了解不深。不過出發到日本前一個月，我卻剛巧第一次讀到谷崎潤一郎的作品。

這本名為《鑰匙》（日文名字《鍵》）的長篇小說寫於上世紀五十年代，但其意識之大膽，敍事結構之精心，完全超越時代，過了六十多年，讀來仍覺前衛鮮活。故事由一對夫婦的日記組成。日記應是最私密的文字，但夫婦二人卻早已預計對方會偷窺內容，在日記中，有時會刻意吐露內心情欲，把不敢宣口的性愛嗜好坦露，有時又會以假亂真，意圖誤導對方使其墮進圈套；如是者真真假假、爾虞我詐，在讀者眼前漸漸呈現出一幅詭異、變態、瘋狂和危險的四角關係。而未到最後一刻，讀者也跟書中男主角一樣被蒙鼓裡，無法得悉事情最終的真相。這也是《鑰匙》最引人入勝之處。

帶著讀完小說後殘留的𢸍撼，我決定去探望這位酷愛描述女體與欲望的大師。日本的墓園通常打理得乾淨整齊，非但沒有陰森之氣，而且廣植樹木，空氣清新。染井靈園也不例外，園內共有百多棵染井吉野櫻，每年四月都有人特意前來賞櫻。

我到訪時雖是一月，但冬日陽光烤得人暖洋洋，看著枝幹光秃秃的櫻花樹也不覺荒涼肅殺。靈園呈長方形，中間有一小路橫切，小路上偶然還可見到跑步的男女。

沿靈園的主幹道走了一會，才發現兩位作家的墓並不在靈園主體，而是在靈園旁邊的慈眼寺。

慈眼寺入口豎著一大牌，列出多位名人之墓，然而卻找不到谷崎潤一郎的名字。正自納悶，剛好有一日本人旅行團來到墓園參觀。詢問之下，終於找到谷崎的墓，原來就在芥川龍之介的墓附近。

谷崎的墓很簡樸，只是一塊沒任何家紋或圖案的石碑，而他的家族其他成員看來亦同葬於此。墓的周圍沒太多空間，我隔著一道矮鐵欄靜靜憑弔。

谷崎潤一郎的分骨墓

最初不明白為何芥川的墓有清晰指示牌，谷崎的墓卻沒有呢？及至看清谷崎墓碑上的漢字：「分骨葬當先塋之側，總骨別瘞洛東法然院寂碑」，才終於想到，這兒或許只葬著他小部分遺骨，真正的谷崎墓應在他處。

但能跟小說家問聲好，總算還了小粉絲心願。後來上網查查墓碑上兩個不認識的漢字，才知道「先塋」（音「型」）是指「祖先的墳墓」，「瘞」（音「意」）就是「掩埋、埋葬」之意，都是極舊式的中文用法。沒想到六十年代的日本墓碑上能見此古意。不過谷崎為何要分葬兩地？他的真正墓地又在哪裡？

回港後忙著工作，關於谷崎墓的疑問很快便忘掉了。直至近日讀到台灣藏書家苦茶先生的《人間書話》，才終於解開心中疑竇。苦茶曾經到訪谷崎在京都的墓地，位置就在哲學之道旁的法然院。這個墓，正是東京谷崎墓碑上提到的「洛東法然院寂碑」。所謂「寂碑」，乃指碑石上書有「寂」字，是作家生前留下的筆跡。

谷崎潤一郎在東京出生及成長，1923年關東大地震後才舉家由橫濱遷至京都。自此他在關西居往，至七十歲才遷返關東，《鑰匙》就是他關西時期寫的作品。據苦茶介紹，法然院的墓地是作家死前幾年購下的，墓地裡有「空」和「寂」二碑，兩者皆是不規則的天然石頭形狀，古樸優雅，而谷崎和第三任妻子則共葬於「寂」碑之下。他過世百日時，部分遺骨被送到東京染井，與雙親合葬，即我所看見的分骨墓。

據說谷崎潤一郎選擇在法然院長眠，乃因他的媳婦（該兒子是谷崎妻子和前夫所生）渡邊千萬子在附近居住。渡邊千萬子是谷崎晚年作品《瘋癲老人日記》的女主角原型，也是谷崎的靈感女神，甚至情欲想像對象。兩人的曖昩關係，因 2001年出版的《谷崎潤一郎=渡辺千萬子 往復書簡》而正式曝光。

這似乎應了很多讀者的想像：擅寫變態情欲的大師，真實人生的愛欲經驗，應該也是很有份量的。但谷崎最特別之處，是他雖眷戀生之狂熱，對死卻沒有抗拒，還刻意讓自己的埋骨地呈現恬淡無欲之姿。

Kindle與泥鰍書

戊戌狗年，買下人生第一台電子書閱讀器kindle。 

讀書而無書香、翻頁不能隨性、版面絕不美觀、作標注與眉批變得麻煩等，這些缺點我仍未適應，但無可否認，kindle真的方便，而且它還替我解決了「大部頭書太重，很想看但捧著手會累」的棘手問題。第一個kindle晚上，我便雀躍地讀著葉嘉瑩全集；只有200克重的機身，拿一整晚也不累。

正式用kindle後，發現它有另一優點：能平穩地待在任何平面上。

只用膠水黏合的膠裝書，

用力一按，書頁即呈崩裂狀。

（這是上月剛在台灣書展買的新書）

相比起來，某些紙本書就像泥鰍，讀者總是無法找到穩妥地捧著它的姿勢，放在桌上又滑來滑去，最後必須雙手出力按壓或以書托夾緊，方能把它降服。

我常戲稱這種難侍候的書為「泥鰍書」。說起來，近十多年「泥鰍書」越出越多，台灣大部頭翻譯書的「泥鰍」情況尤為嚴重：書的題材吸引，可惜又厚又難翻閱，使我望書興嘆。想來，討厭泥鰍書也是我購置kindle的原因之一。

有些人會對泥鰍書採寬容態度。「這也是沒有辦法呀，書很厚嘛。」但這是對書的誤解。厚的紙本書，絕對也可以很好翻和輕鬆攤在書桌上的。其實書之所以「泥鰍」，書脊位置難以張開，乃因出版社欲減省成本，選擇了不太好的裝訂方式：只用膠水在書脊黏合紙張，而沒有用線將一手手紙穿起來。

在香港，前一種裝訂方法稱為「膠裝」或「黐膠」，後一種稱為「穿線黐膠」。膠裝成本低，但書打開時無法平躺，書脊一帶總像跟讀者手掌頑抗似的，不便捧讀。穿線黐膠，即穿線後才用膠水黏合，書幾乎可完全攤平，不過成本較貴。我不肯定台灣以前是否也常用膠裝，但台灣出版業近年不斷萎縮，出版社想省錢亦是人之常情；只是泥鰍處處，令讀者卻步，豈不變成惡性循環？

穿線黐膠的書，非常堅固，

用力按壓，書頁也不會損壞。

（這是南懷瑾的《論語別裁》聖經本）

膠裝的另一大缺點是書頁容易剝落。愛書人都一定有過如此經驗：書沒翻幾天，書頁已自動掉落。這種容易脫頁的書，正是製作不佳的「劣品」膠裝書，稍稍用力把書壓平便已導致脫頁。

在我的「平生最討厭事物」名單裡，「會脫頁的書」名列前茅，所以去年出版自己的散文集時，毫不猶疑選了穿線黐膠。搞獨立出版，很多事情需要退讓，但在裝訂問題上，我有絕不能逾越的底線。因為實在受不了某人在讀我的書時，因它滑來滑去而生氣，或十多年後，從書櫃翻出那書時發現已經甩頭甩骨。

製作不會脫頁、能安穩待在桌上或手中的書，是對書籍的尊重，也是一個愛書的出版人的基本責任。至少我這樣認為。

曾經相信，我這種對泥鰍書的不滿是天經地義的，去年卻有印刷廠老闆跟我說：「依家裝訂技術先進，膠裝唔會咁易甩頁架嘞，間間出版社都係咁印架啦！」頓時無語。膠裝就算暫時不脫頁，卻常常是滑來滑去的泥鰍，而且大力一點即有崩裂危機呀，我暗自說。但用短淺眼光看待書，在經營日艱的書業界似乎已成潮流？

確實，比起美觀的封面設計或高雅的封面用紙，書怎樣裝訂是藏起來的事，但真正愛書的人是心清眼亮的。希望仍在製作泥鰍書的出版人，認真考慮改用更好的裝訂法。

＊順帶一提，應如何分辨一本書是膠裝還是穿線黐膠？方法很簡單，只需打開書，用力按在書脊位置上。若書頁呈斷裂狀和沒有白線，便是膠裝；若書頁相連並見明顯白線或線孔，便是穿線黐膠。不過此法會損傷書本，用時需有心理準備。

東京書店小旅行

成文堂一角

一個人旅行的最大好處，就是盡興。不用遷就別人，專心致意做自己喜歡的事，去感興趣的地方。這次東京之旅正是如此。除了放肆地休息和泡澡，就是天天往書店跑。

屈指一算，六天裡到訪過的書店（包括二手書店）共有十多間：

第一天/ 旅館附近的成文堂（巢鴨JR旁）；
第二天/ 老字號紀伊國屋（新宿JR附近）；
第三天/ 神保町古書街的大雲堂、一誠堂、設有舊書部的三省堂等等；
第四天/ 早稻田大學書店、位於高田馬場JR和早稻田之間的五十嵐書店和數間二手書店；
第五天/ 有樂町JR交通會館的三省堂；
第六天/ 池袋的淳久堂。

日本是閱讀大國，近年閱讀量雖降低了，但買書的人口仍足以支撐起很多作家的生活，以及大量百貨公司式連鎖書店和充滿個性的中小型書店。因為這次重點是去神保町，特色書店沒有多去（譬如中目黑的蔦屋、松浦彌太郎的cow books、新宿的海鷗書房、Book 1st等都沒時間去）。不過就算是大路的連鎖書店，不同字號也各有特色，逛起來一樣趣味盎然。而在紀伊國屋、三省堂和淳久堂這三間「巨無霸」書店中，印象最深是池袋的淳久堂總店。

淳久堂四樓的歷史專櫃

池袋淳久堂總店，是全東京面積最大的書店，共有十層。不但各種文庫本小說齊備，歷史方面的著作也藏量豐富（日本史外，闢有一整排中國史及台灣史專櫃）。雖然日文程度不高，在此也忍不住買了些日文書，包括兩本談滿州國「滿蒙開拓團」的，和非常少見的福澤諭吉批判論集。

淳久堂創立於 1963 年，雖不及紀伊國屋老字號，但已足夠培養幾代讀者吧？這裡沒有個性化陳設或裝修，是實而不華傳統書店，我卻十分喜歡她所散發的像圖書館般沉穩的氣息。在店裡找張小板凳坐下，隨意翻看明治維新的圖冊，足以渡過一個下午。

在書店翻書之餘，我也愛觀察店裡的趣味細節，以及付款大堂的人龍。

淳久堂的二樓，張貼了一些日本作家為該店而題的字和親筆簽名。請作家為書店題字的做法，在香港沒有見過，所以覺得甚是新奇。香港的著名作家，何曾會為某間書店題字，以表支持？日本書店流行這樣做，或許因為日本人通常從小到大光顧同一間書店，情感深厚，所以成名後樂於題字回饋？不像香港人與書店，關係通常很疏離：遍地的三中商，難以談什麼感情，而精彩的小書店又往往撐不了幾年，欲談情而無從......

至於付款大堂的墟冚情境，淳久堂是我見過最誇張的。一月下旬的星期天下午（正是東京大暴雪的前一天），外面陽光明媚，書店的地下大堂內，十多位收銀員以L字型排開，包圍著中間打蛇餅的付款人龍。雖然有一位妙齡女服務員在龍頭指揮顧客前往空櫃位，但蛇餅仍長期維持在二十多人的繁忙狀況。

書店的付費人潮，竟堪比假日大型超市。看見如斯情景，不免熱血沸騰（世上原來還有這麼多愛書人！），同時哀悼我城閱讀人口之寥落（但這麼多愛書人卻非在香港）。

一萬日元上的男人（下）

（3）
在福澤眼中，1894年的甲午之戰是一場「正義之戰」，因為他相信，「立國的大本唯有西洋文明一途」，任何阻擋西洋文明的，都應該被清除掃蕩，那怕是自命「天朝大國」的清朝。1895年1月，他寫信給友人：「這場戰爭實在是空前的一大快事⋯⋯看到鄰近的清國和朝鮮即將被包羅在我文明之中，是我畢生最愉快的事。」

到底他是如何由提倡「國與國應該平等」（《勸學》），變成深信「有些國家應該由我國接管」？

跟很多邪念一樣，福澤的邪念起始點都是很普通的。

回溯廿多歲時，他特別討厭儒家思想，認為它來來去去只講道德規範和階級尊卑，和現實生活脫節，沒有實學可言。及至見到中國對列強毫無辦法、任人魚肉時，他開始看不起固守儒家傳統的中國和朝鮮；而由看不起兩國，他繼而看不起兩國的人；由看不起兩國人，繼而有了「越俎代庖」的想法：不如由我來替他們掃走野蠻守舊，以我文明，光照亞洲⋯⋯

他思路的變質過程，大約如此（當中明顯包含日本人的民族優越感）。

福澤以為自己最服膺的是西方的平等自由思想，力倡「 人權」，但骨子裡，他視「強者侵略弱者」為天經地義的事 ；就像列強因國力強盛、船堅炮利，便可以用武力到世界各地侵略殖民、橫行無忌一般。他思想最底層所信服的，其實是弱肉強食的叢林法則。

今天回看，我們會覺得福澤的想法很「野蠻」，不過在他生活的時代，所謂西洋文明又確實包含「帝國主義」和「擴張主義」；只能說，福澤諭吉是全然不加分辨，便將西洋文明的好與壞皆吞進肚裡，最終走上思想歪路。

（4）
福澤雖是一名學者（終身沒當任何官職），但為了「弘揚」西洋文明，可以去得很盡。除了用報紙輿論影響國家政策，他還用過其他方法，譬如1884年朝鮮維新派的政變，他便有份參與策動與出資。

1881年，福澤的義塾收了兩名朝鮮學生，他們是朝鮮維新派（開化黨）的領導者，因想效法日本進行國家改革，所以來跟福澤學習。1883年，在開化黨要求下，福澤派遣幾名門生到朝鮮從事啟蒙工作，包括辦了第一張報紙。

1884年（光緒十年），開化黨在日本駐朝鮮公使竹添進一郎鼓動下，發動推翻親清朝的閔氏政權，在王宮放火，引日軍入宮（甲申事變）。呂理州在書中提到，這場政變所使用的武士刀、手槍與彈藥等，乃由福澤出資購買，然後偷運到漢城。可惜政變最終失敗收場（因為袁世凱率二千清兵攻入王宮），維新派大部分被處死。

被清朝壞其好事，福澤當然非常生氣，立場變得激進，多番寫社論鼓動日本出征中國。

先是教朝鮮維新派西洋學問，繼而投入維新派的政變，當這些都不管用，便執筆鼓動日本政府攻打礙手礙腳的清朝⋯⋯來到這一步，福澤無疑已經頭腦發熱，失去理智。為了令鄰國也認同、採納西洋文明，他可以不擇手段。

一年後，他提出「脫離亞洲、與西洋文明國共進退」、「洋人怎樣對待他們（中韓），我們就怎樣對待他們」，不過是向瘋狂再邁進一步，用一套另類外交理論跟當時流行的「興亞論」抗衡，好合理化他侵略鄰國的想法。只是連他也未必想到，「脫亞入歐」及後竟成了日本國策，他對日本右翼之影響更是至今不輟。

在日本旅行時，正逢明治維新150周年，書店都放滿了維新和西鄉隆盛的新書（因電視正播放《西鄉殿》大河劇），但不知有多少日本人留意到，畢生推廣西方文明的福澤諭吉晚年流露的侵略／擴張思想，其實極「不文明」？

一萬日元上的男人（上）

（1）
到日本旅行前幾天跟母親閒聊，她說：「一萬日元上那個福澤什麼，是個壞人呢！」

一萬円上的頭像是福澤諭吉，相信很多人都知道，但對歷史一竅不通的母親竟知有福澤此人，還作出評價，令我大感好奇。一問之下，原來她剛看了項明生專欄，裡面提到福澤諭吉有份鼓動日本侵略中國，因此是「壞人」一名。

福澤真的很壞嗎？

他最壞之處，應是晚年提出「脫亞論」（1885年）。當時他已是日本鼎鼎有名的學者和「暢銷書」作者，致力推廣西洋文明。1885年，他在自己創辦的《時事新報》撰文，建議日本應和不思改進的中國和朝鮮「割席」，否則西洋人會視日本為同樣落後野蠻的國家，令日本遭到池魚之殃。他寫道：「對待支那、朝鲜，不必因其為鄰國而特别予以同情，只要模仿西洋人對他们的態度方式即可。與壞朋友親近難免近墨者黑，我们要從内心謝絕亞細亞東方的壞朋友。」當時列強對中國虎視眈眈，中法戰爭正酣，所謂「模仿西洋人對他們的態度」，簡言之，就是對「壞朋友」進行侵略和殖民。這可謂日本軍國主義的雛型。

只讀「脫亞論」的話，會覺得福澤真的很壞。但我們怎樣評價一個人，往往受身份影響。從日本人角度看，福澤諭吉是一位貢獻良多的啟蒙大師。他是大力在日本推廣西方文明的第一人，沒有他所寫的《西洋事情》和十七集《勸學》等等，日人對西洋文化的接受速度可能大大減慢，維新可能不那麼順利。雖然近年有日本學者建議重新評價福澤諭吉，但主流社會仍然對其侵略主義視而不見，「蓋棺定論」是正面的（所以才繼續把他印在紙幣上吧）。

（2）
在飛往日本途中，看了呂理州的《福澤諭吉傳》。

呂的文筆流暢，夾敍夾議，非常精彩，飛抵日本時已看了大半。回程時閱畢全書，不禁慨歎：這位下級武士之子，確實不同凡響，在極度講究等級與傳統的幕末年代，對一切固有規範和傳統嗤之以鼻，表現出非凡的獨立思維能力，並以堅毅性格，終身不懈將理念付諸實行，推廣他認為最好的東西（西洋文明）。只可惜，成也強悍，敗也強悍。他對西方文明的狂熱和對儒家的痛恨，後來漸變質成一種「執迷」：執迷於用一己的影響力（以至於武力），令鄰國也洋化、現代化起來⋯⋯

福澤諭吉的晚年，可說是走火入魔。但若只用「壞人」兩字來形容他，未免將這個非常豐富的人物變得平面化。

呂理州提到不少福澤諭吉的軼事，有兩則特別能反映其個性：

童年的福澤，聽老人家說「做了壞事會遭神懲罰」。他不太相信，便偷偷闖入神社，打開裝有「神體」的盒子，把裡面的石頭換掉。結果他一點也沒遭到神的懲罰，自此對時人的迷信更不以為然。

十九歲時，福澤被哥哥送到長崎學習「蘭學」（在老師指導下，先學習荷蘭文，然後閱讀荷蘭文撰寫的醫學書、物理學書等），因天資聰穎，五年後已成為蘭學大師緒方洪庵的高足。當他以為懂得「蘭學」就是懂得西方文化時，卻在橫濱見到一些完全不懂的外國文字：英文！這才知道，英文才是西洋最通行的文字。但堅毅過人的福澤沒有因此而洩氣，反而痛下決心，學習英文。兩年後（其間把握機會，隨使節團到訪美國和歐洲），他的私塾成為江戶唯一教英文的私塾，領先潮流。

從這兩事，可見他是極有主見的人，喜歡思考，不從俗。而一旦立志要做一件事，則會拼盡全力完成。

福澤在三十七歲寫《勸學》時，思想尚未變質，不時在書中提倡「要尊重其他國家的獨立與自由」。他曾這樣寫道：

「有些國家因文明開化而富強，有些因野蠻未開化而落後⋯⋯，可是如果因為自己的國家富強就來壓迫貧弱國家的話，就如同相撲手以其腕力把病人的手臂折斷。這樣做侵犯了他國的權利，是不可饒怒的罪。」（《勸學》第三集）

可惜十多年後寫「脫亞論」時，他卻像變了另一人，把平等獨立什麼的都拋諸腦後。當中日爆發戰爭（甲午之戰）時，他更顯得非常興奮，在社論宣稱這是「文明與野蠻之戰」。到底是什麼原因令他忘記了「尊重別國」的初衷？下篇再談。

改陽曆的苦衷

葛飾北齋作品

因為準備到東京小旅行，最近重又讀起幕末和明治維新史。

讀中國清末民初史，常會嘆息連連（為何宋教仁要在關鍵時刻被殺？為何中國的軍閥都欠缺視野？為何八年抗戰後即陷入內戰？為何是共產黨取得最後勝利⋯⋯），更會不由自主想到今日香港之沉淪，乃種種歷史差錯所造成；於是越讀越心酸，越讀越難抽離。

讀日本幕末維新史卻是另一番心情。就像在看一齣劇情緊凑但結局圓滿的大電影。

由最初黑船到訪，「尊王攘夷」的看法佔上風，到後來大部分有識之士明白國家「現代化」之必要，到最後，倒幕成功、取回政治權力的明治新政府大刀闊斧，推行新政，於政制、教育、軍事、工業以至飲食、髮型等作出徹底改革⋯⋯日本的現代化過程，確實富於戲劇性，尤其微妙的是，在每個骨節眼，日本人似乎都有能力把事情推向正確方向：譬如幕府便是在非常「適當」的時候滅亡，令新政府可以廢藩置縣、變建封為中央集權，有利改革。

一切都那麼順暢，而且結局皆大歡喜。這樣的歷史令人產生一種美學式的愉悅，並能強烈感受到國家和國民所散發的勃勃朝氣。這跟清末民初的中國所散發的悲戚、沉重與不知所措，可謂天差地別。

明治維新是一場徹底掦棄舊事物的翻天改革，日本人做到了，原因之一，當然是因為他們沒有「文化包袱」。大部分的習俗、傳統以至典章制度，都是由隋唐中國學來的，這一次，不過是棄掉那套舊的，再學一套新的。但要將舊有的一切改掉，始終是莫大挑戰。我特別有興趣知道一些維新細節。近讀小島毅（Kojima Tsuyoshi）的《東大爸爸寫給我的日本近現代史》，裡面提到明治初年改用太陽曆的始末，因由可謂完全出乎意料，非常有趣。

明治政府早於1873年（明治六年）放棄使用歷史悠久的「太陰太陽曆」（即中國農曆），改用西方太陽曆（即現在的西曆）。以前總想當然地以為日本這樣早改用西曆，顯示了邁向現代化的決心（中國是在民國元年才開始使用西曆，即 1912年1月1日），但原來背後有不可告人的苦衷。

據小島毅書中所講，日本改曆法，是為了「錢」。事緣明治六年是閏年，合共有十三個月（順帶一提，閏年的計算方法是每十九年有七個閏月），因政府向來按農曆月份向公務員發薪，所以明治六年便要發放十三個月糧銀。

當時，「岩倉使節團」還在歐洲考察，留守政府的財政由大隈重信（後來創辦早稻田大學）負責。他眼見推行新學制、招聘外國專家、振興產業等政策導致開銷龐大，已到捉襟見肘地步，便竭力思考如何縮減開支。聰明的大隈最後想到了。明治五年十月（即西曆的1872年11月），他宣布採用太陽曆，將「明治六年」的開端，跟西曆1873年1月1日「對齊」。（我在網上查萬年曆，那年的1月1日等於農曆十二月初三。）

由陰曆變陽曆，政府便不再需要為新一年的「十三個月糧」發愁了。雖有點「滑頭」，但不失為良策。然而日本人處事是一板一眼，沒回旋餘地的。當改用西洋曆時，他們竟連農曆的節氣也直接移植去西曆上！譬如1月1日，就當作日本新年，取消了原來的農曆春節，而立春、七夕等也照樣搬到西曆同樣日子上。但節氣往前推了，便不能發揮宣告四時變化的功能，因此曆法雖這樣記，那時人們還是按舊曆行事......

頓時明白，為何現今日本人會在1月1日大肆慶祝新年，而不像香港人將重點放在舊曆年，不太理會西曆新年。打開我的2018年記事簿（朋友送我的日本手信）查看，現時日本確實沒有農曆新年假，七夕也可笑的置於西曆7月7日。也許大隈當年急於縮減開支，沒搞清楚細節，才會弄出「陰曆節氣置於陽曆日子」的古怪安排？無論如何，大肆慶祝新曆新年已變成日本人習俗，而會像小島毅般認為新舊曆「fusion」有損日本外交（他在第16章寫道：「我覺得，日本今後如果還想作為東亞的一員，一定要與其他國家配合，恢復舊正月」）的人，相信寥寥可數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