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1月29日星期一

一萬日元上的男人(下)


圖片來源:https://china-underground.com/2017/03/08/amazing-japanese-war-prints-sino-japanese-war/
(接上篇

(3)
在福澤眼中,1894年的甲午之戰是一場「正義之戰」,因為他相信,「立國的大本唯有西洋文明一途」,任何阻擋西洋文明的,都應該被清除掃蕩,那怕是自命「天朝大國」的清朝。1895年1月,他寫信給友人:「這場戰爭實在是空前的一大快事⋯⋯看到鄰近的清國和朝鮮即將被包羅在我文明之中,是我畢生最愉快的事。

到底他是如何由提倡「國與國應該平等」(《勸學》),變成深信「有些國家應該由我國接管」?

跟很多邪念一樣,福澤的邪念起始點都是很普通的。

回溯廿多歲時,他特別討厭儒家思想,認為它來來去去只講道德規範和階級尊卑,和現實生活脫節,沒有實學可言。及至見到中國對列強毫無辦法、任人魚肉時,他開始看不起固守儒家傳統的中國和朝鮮;而由看不起兩國,他繼而看不起兩國的人;由看不起兩國人,繼而有了「越俎代庖」的想法:不如由我來替他們掃走野蠻守舊,以我文明,光照亞洲⋯⋯

他思路的變質過程,大約如此(當中明顯包含日本人的民族優越感)。

福澤以為自己最服膺的是西方的平等自由思想,力倡「 人權」,但骨子裡,他視「強者侵略弱者」為天經地義的事 ;就像列強因國力強盛、船堅炮利,便可以用武力到世界各地侵略殖民、橫行無忌一般。他思想最底層所信服的,其實是弱肉強食的叢林法則。

今天回看,我們會覺得福澤的想法很「野蠻」,不過在他生活的時代,所謂西洋文明又確實包含「帝國主義」和「擴張主義」;只能說,福澤諭吉是全然不加分辨,便將西洋文明的好與壞皆吞進肚裡,最終走上思想歪路。

(4)
福澤雖是一名學者(終身沒當任何官職),但為了「弘揚」西洋文明,可以去得很盡。除了用報紙輿論影響國家政策,他還用過其他方法,譬如1884年朝鮮維新派的政變,他便有份參與策動與出資。

1881年,福澤的義塾收了兩名朝鮮學生,他們是朝鮮維新派(開化黨)的領導者,因想效法日本進行國家改革,所以來跟福澤學習。1883年,在開化黨要求下,福澤派遣幾名門生到朝鮮從事啟蒙工作,包括辦了第一張報紙。

1884年(光緒十年),開化黨在日本駐朝鮮公使竹添進一郎鼓動下,發動推翻親清朝的閔氏政權,在王宮放火,引日軍入宮(甲申事變)。呂理州在書中提到,這場政變所使用的武士刀、手槍與彈藥等,乃由福澤出資購買,然後偷運到漢城。可惜政變最終失敗收場(因為袁世凱率二千清兵攻入王宮),維新派大部分被處死。

被清朝壞其好事,福澤當然非常生氣,立場變得激進,多番寫社論鼓動日本出征中國。

先是教朝鮮維新派西洋學問,繼而投入維新派的政變,當這些都不管用,便執筆鼓動日本政府攻打礙手礙腳的清朝⋯⋯來到這一步,福澤無疑已經頭腦發熱,失去理智。為了令鄰國也認同、採納西洋文明,他可以不擇手段。

一年後,他提出「脫離亞洲、與西洋文明國共進退」、「洋人怎樣對待他們(中韓),我們就怎樣對待他們」,不過是向瘋狂再邁進一步,用一套另類外交理論跟當時流行的「興亞論」抗衡,好合理化他侵略鄰國的想法。只是連他也未必想到,「脫亞入歐」及後竟成了日本國策,他對日本右翼之影響更是至今不輟。

在日本旅行時,正逢明治維新150周年,書店都放滿了維新和西鄉隆盛的新書(因電視正播放《西鄉殿》大河劇),但不知有多少日本人留意到,畢生推廣西方文明的福澤諭吉晚年流露的侵略/擴張思想,其實極「不文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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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1月28日星期日

一萬日元上的男人(上)



(1)
到日本旅行前幾天跟母親閒聊,她說:「一萬日元上那個福澤什麼,是個壞人呢!」

一萬円上的頭像是福澤諭吉,相信很多人都知道,但對歷史一竅不通的母親竟知有福澤此人,還作出評價,令我大感好奇。一問之下,原來她剛看了項明生專欄,裡面提到福澤諭吉有份鼓動日本侵略中國,因此是「壞人」一名。

福澤真的很壞嗎?

他最壞之處,應是晚年提出「脫亞論」(1885年)。當時他已是日本鼎鼎有名的學者和「暢銷書」作者,致力推廣西洋文明。1885年,他在自己創辦的《時事新報》撰文,建議日本應和不思改進的中國和朝鮮「割席」,否則西洋人會視日本為同樣落後野蠻的國家,令日本遭到池魚之殃。他寫道:「對待支那、朝鲜,不必因其為鄰國而特别予以同情,只要模仿西洋人對他们的態度方式即可。與壞朋友親近難免近墨者黑,我们要從内心謝絕亞細亞東方的壞朋友。」當時列強對中國虎視眈眈,中法戰爭正酣,所謂「模仿西洋人對他們的態度」,簡言之,就是對「壞朋友」進行侵略和殖民。這可謂日本軍國主義的雛型。
今年是明治維新150周年,
日本的書店放滿跟西鄉隆盛有關的書。
至於福澤諭吉,基本上不見影踪,
我只在池袋「淳久堂」書店見過三格相關書籍。

只讀「脫亞論」的話,會覺得福澤真的很壞。但我們怎樣評價一個人,往往受身份影響。從日本人角度看,福澤諭吉是一位貢獻良多的啟蒙大師。他是大力在日本推廣西方文明的第一人,沒有他所寫的《西洋事情》和十七集《勸學》等等,日人對西洋文化的接受速度可能大大減慢,維新可能不那麼順利。雖然近年有日本學者建議重新評價福澤諭吉,但主流社會仍然對其侵略主義視而不見,「蓋棺定論」是正面的(所以才繼續把他印在紙幣上吧)。

(2)
在飛往日本途中,我看了呂理州的《福澤諭吉傳》。

呂的文筆流暢,夾敍夾議,非常精彩,飛抵日本時已看了大半。回程時閱畢全書,不禁慨歎:這位下級武士之子,確實不同凡響,在極度講究等級與傳統的幕末年代,對一切固有規範和傳統嗤之以鼻,表現出非凡的獨立思維能力,並以堅毅性格,終身不懈將理念付諸實行,推廣他認為最好的東西(西洋文明)。只可惜,成也強悍,敗也強悍。他對西方文明的狂熱和對儒家的痛恨,後來漸變質成一種「執迷」:執迷於用一己的影響力(以至於武力),令鄰國也洋化、現代化起來⋯⋯

福澤諭吉的晚年,可說是走火入魔。但若只用「壞人」兩字來形容他,未免將這個非常豐富的人物變得平面化了。

呂理州提到不少福澤諭吉的軼事,有兩則特別能反映其個性:
童年的福澤,聽老人家說「做了壞事會遭神懲罰」。他不太相信,便偷偷闖入神社,打開裝有「神體」的盒子,把裡面的石頭換掉。結果他一點也沒遭到神的懲罰,自此對時人的迷信更不以為然。
十九歲時,福澤被哥哥送到長崎學習「蘭學」(在老師指導下,先學習荷蘭文,然後閱讀荷蘭文撰寫的醫學書、物理學書等),因天資聰穎,五年後已成為蘭學大師緒方洪庵的高足。當他以為懂得「蘭學」就是懂得西方文化時,卻在橫濱見到一些完全不懂的外國文字:英文!這才知道,英文才是西洋最通行的文字。但堅毅過人的福澤沒有因此而洩氣,反而痛下決心,學習英文。兩年後(其間把握機會,隨使節團到訪美國和歐洲),他的私塾成為江戶唯一教英文的私塾,領先潮流。
從這兩事,可見他是極有主見的人,喜歡思考,不從俗。而一旦立志要做一件事,則會拼盡全力完成。

福澤在三十七歲寫《勸學》時,思想尚未變質,不時在書中提倡「要尊重其他國家的獨立與自由」。他曾這樣寫道:
有些國家因文明開化而富強,有些因野蠻未開化而落後⋯⋯,可是如果因為自己的國家富強就來壓迫貧弱國家的話,就如同相撲手以其腕力把病人的手臂折斷。這樣做侵犯了他國的權利,是不可饒怒的罪。」(《勸學》第三集)
可惜十多年後寫「脫亞論」時,他卻像變了另一人,把平等獨立什麼的都拋諸腦後。當中日爆發戰爭(甲午之戰)時,他更顯得非常興奮,在社論宣稱這是「文明與野蠻之戰」。到底是什麼原因令他忘記了「尊重別國」的初衷?下篇再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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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1月12日星期五

消失的十二月


葛飾北齋作品
因為準備到東京小旅行,最近重又讀起幕末和明治維新史。

讀中國清末民初史,常會嘆息連連(為何宋教仁要在關鍵時刻被殺?為何中國的軍閥都欠缺視野?為何八年抗戰後即陷入內戰?為何是共產黨取得最後勝利⋯⋯),更會不由自主想到今日香港之沉淪,乃種種歷史差錯所造成;於是越讀越心酸,越讀便越難以抽離。

讀日本幕末維新史卻是另一番風景,有如在看一齣劇情緊湊而結局圓滿的大電影。(當然,這「電影」不能包括侵略韓、中的部分。那是另一個故事了,一個自大狂妄擴張國土的故事。)

由最初黑船到訪,「尊王攘夷」的看法佔上風,到後來大部分有識之士明白國家「現代化」之必要,到最後,倒幕成功、取回政治權力的明治新政府大刀闊斧,推行新政,於政制、教育、軍事、工業以至飲食、髮型等作出徹底改革——日本的現代化過程,確實富於戲劇性,尤其微妙的是,在每個骨節眼,他們似乎都有能力把事情推向正確方向;譬如幕府便是在非常適當的時候滅亡,令新政府可以廢藩置縣,變建封為中央集權,有利改革。

一切都那麼順暢,如電影劇本,高潮迭起,結局皆大歡喜。讀這段歷史,自然而然會產生一種美學式的愉悅感(因距離而生美,因圓滿而生美),並強烈感受到整個國家那時散發的勃勃朝氣。這跟清末民初中國所散發的悲戚、沉重與不知所措,可謂天差地別。

明治維新是一場徹底掦棄舊事物的翻天改革,日本人做到了,原因之一,當然是因為他們沒有「文化包袱」。大部分的習俗、傳統以至典章制度,都是由隋唐中國學來的,這一次,不過是棄掉那套舊的,再學一套新的吧。但要將舊有的一切改掉,始終是莫大挑戰。我特別有興趣知道維新的一些細節,從小島毅(Kojima Tsuyoshi)的《東大爸爸寫給我的日本近現代史》,便讀到明治初年改用太陽曆的始末,當中因由可謂完全出乎我意料,亦非常有趣,值得一書。

明治政府早於1873年(明治六年)便放棄用了千年的「太陰太陽曆」(即中國農曆),改為採用西方太陽曆(即現在的西曆)。以前總想當然地認為日本這樣早改用西曆,顯示了邁向現代化的決心(中國是在民國元年開始使用西曆,即 1912年1月1日),但原來背後還有不可告人的苦衷。

據小島毅在書中所講,日本改曆法,是為了「錢」。事緣明治六年是閏年,合共有十三個月(順帶一提,閏年的計算方法是每十九年有七個閏月),因政府向來按農曆月份向公務員發薪,所以明治六年便要發放十三個月糧銀。

當時,「岩倉使節團」還在歐洲考察,留守政府的財政由大隈重信(後來創辦早稻田大學)負責。他眼見推行新學制、招聘外國專家、振興產業等政策導致開銷龐大,已到捉襟見肘地步,便竭力思考如何縮減開支。聰明的大隈最後想到了:在明治五年十月(即1872年11月),政府宣布採用太陽曆,也就是說,「明治五年」的十二月會消失,西曆1873年1月1日就是「明治六年」的開始(在網上查萬年曆,1873年1月1日,是農曆十二月初三)。

由陰曆變陽曆,政府便不再需要為新一年的十三個月糧發愁。雖有點「滑頭」,但不失為良策。然而日本人處事真是一板一眼,沒有回旋餘地。當改用西洋曆時,他們竟連農曆的節氣也直接移植去西曆上!譬如1月1日,就當作日本新年,取消了原來的農曆春節,立春、七夕等也照樣搬到西曆同樣日子上。但節氣往前推了,便不能發揮宣告四時變化的功能,又怎可能照搬?因此曆法雖這樣記,那時人們還是按舊曆行事......

頓時明白,為何現今日本人會在1月1日大肆慶祝新年,而不像我們將重點放在舊曆年,不太理會西曆新年。打開我的2018年記事簿(朋友送我的日本手信)查看,現時日本確實沒有農曆新年假,七夕也仍可笑的置於西曆7月7日。也許大隈當年急於縮減開支,沒搞清楚細節,才會弄出「陰曆節氣置於陽曆日子」的古怪安排?無論如何,大肆慶祝新曆新年已變成日本人的習俗,而會像小島毅般認為新舊曆「fusion」有損日本外交(他在第16章寫道:「我覺得,日本今後如果還想作為東亞的一員,一定要與其他國家配合,恢復舊正月」)的人,相信寥寥可數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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