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三十年重生的Leon Fleisher

最近翻聽家中舊CD，意外找到一張遺珠：Leon Fleisher的《Brahms Piano Concerto 1 & 2》樂團是Cleveland Orchestra，指揮是George Szell，1958和1962年的錄音。

這是多年前在旺角信和淘舊碟時，以低價購下的雙CD唱片。不知何故，當年沒怎樣聽過便扔到一二角，早幾天翻出來一聽，驚覺Fleisher彈得真有火花，樂團音色亦美。

很多人知道Leon Fleisher，都因為他的「戲劇化」鋼琴家生涯：有三十年時間無法使用右手，卻成功在音樂世界裡找到自己的那片天。

1928年在美國出生的他，幾歲時被母親發掘音樂天賦，著意栽培，十歲時到歐洲隨鋼琴大師Artur Schnabel學習，一學十年。Schnabel後因戰爭移居紐約，Fleisher全家亦移船就磡，搬到紐約，讓兒子可以繼續學藝。

Schnabel是貝多芬和舒伯特權威，更是首位灌錄全套貝多芬奏鳴曲的鋼琴家。他本來不會收十六歲以下的孩子做學生，卻破例收了Fleisher，可以想像Fleisher當時的琴技有多厲害。 Fleisher對布拉姆斯鋼琴協奏曲的熱愛，始於十二歲生日時父母送的禮物：老師Schnabel彈奏布拉姆斯第一鋼琴協奏曲的黑膠唱片。

Fleisher這樣形容第一次聽這首曲的經過：

I put the first disc on the record player and lowered the needle, and a dark roll of timpani poured out of the big horn of the speaker, like the thunder of Thor. There followed a defiant cry from the massed forces of the orchestra, as if shaking a fist at the lowering heavens. The hair on my head stood up. That opening did something to me that no other music had done before.

唱片裡，和Schnabel合作的指揮是George Szell，於是Fleisher夢想有朝一日可以和Szell合作。

這夢想終在1946年實現，而且Fleisher本人彈的布一協，也成了經典版本之一。

像不少天才兒童，Fleisher很年輕已經歷事業低谷，直至1952年贏得Queen Elisabeth Competition才重新被注視。不過當他三十六歲、事業如日中天時，卻不幸遇上鋼琴家最恐怖的惡夢──右手無名指和尾指，開始不受控地捲曲，令他無法彈琴。

從那時開始，這個怪病足足纒擾他三十年。

最初他因無法彈琴而大受打擊，有過自殺念頭。後來，他開始以其他方法來親近音樂：在音樂學院裡教授鋼琴；轉行當指揮；彈奏寫給左手的鋼琴樂曲。與此同時，他沒有放棄自己的右手，嘗試以各種方法醫這怪病，包括中西藥、物理治療、按摩，甚至spiritual healers。漸漸，隨著醫學進步，他理解到這病其實是手指長期重複相同動作加上龐大壓力造成。

經過無數嘗試，他最後靠一種叫Rolfing的按摩手法以及打Botox（Botox最偉大的用處），雙管齊下地令手指重生。這時，Fleisher已六十六歲了。

知道了Fleisher的人生，再聽他彈Brahms，任何人都會大為感動。在網上找到1998年Fleisher和Orchestra Sinfonica Nazionale della Rai合作的布一協。這時他已治好手指病，但畫面上仍可見他右手無名和尾指不時捲起。不知他彈琴時是否需要動用很大意志？

手指的力量雖不如前，但每個樂句感情都了然於胸。正如Fleisher於2010年教室樂大師班時說的一句話：「Technique is the ability to produce what you want, the presupposition is, you want something.」今天大部分演奏家都有極好technique，卻不一定知自己想要甚麼，因此演奏有時只是空洞的連串音符。

Fleisher肯定知道自己要甚麼，雖然不一定能百分百做得到。

1998年，Fleisher彈Brahms concerto no.1（Fleisher琴音在3:58出現）：




1956年，Fleisher彈Brahms的Waltzes Op. 39：

溫潤心靈的David Oistrakh

偉大的音樂家有兩種。一種光芒萬丈，被大眾奉為神級人物，如Heifeitz、Horowitz，或Karajan。另一種低調含蓄，但韻味悠長，懂得的人自會視為瑰寶。我想介紹的這位小提琴家，正是後一種。

因為喜歡，這些年裡我竟不知不覺地買了他不少唱片。最近我點算過，家裡共藏有他四張半CD。那半張，是由他和鋼琴家Horowitz各佔一首協奏曲的廉價CD。四張半之外，還有一張多年前去法國旅行時買的Classic Archive DVD。其實我全屋的古典CD總共不過五、六十張，他所佔的「比例」之高，可想而知。

這些CD，有不少重複曲目，譬如柴可夫斯基的小提琴協奏曲有三個版本，布拉姆斯的小提琴協奏曲則有兩個版本，至於我很喜歡的巴哈1041號小提琴協奏曲，也有CD和DVD兩個版本。明明是相同的樂曲，相同的演奏者，我竟闊氣的買完一張又一張，足證這位仁兄多麼令我失去消費者的理性。

這個人到底是誰？他有著圓圓的面龐高高的額，樣子嘛，有點像在小區轉角開雜貨店的善良大叔。他的名字是：David Oistrakh（1908-1974）。

這樣形容一位偉大音樂家好像不夠莊重，但他的確沒有今天小提琴明星的俊或艷。就算在生時，也說不上是最hit的古典明星。他走的不是Heifeitz那種炫技路線（但不代表技術不好），卻有著比Heifeitz或其他已逝大師更能感人肺腑的如歌表達力。

Oistrakh是俄國人，1908年生於Odessa。Odessa位於今天的烏克蘭，即俄國電影大師愛森斯坦拍攝《戰艦波坦金》(Potemkin) 那幕經典「Odessa stair」場景之城。1937年，他在布魯塞爾獲得國際提琴大賽冠軍，但二次大戰很快臨近，令他無法出國演出，西方世界因而有很長時間只是口耳相傳俄國有如此一個音樂猛將。直至戰後的1955年，他才獲當局准許到美國演出。其時他已是蘇聯小提琴家的大哥大：所有在世蘇聯作曲家都曾為他寫歌，包括Prokofiev、Shostakovich、Khachaturian等。在國外演奏，將他的聲譽推向更高峰，可惜，六十多歲時，他因心臟病逝世，比八十多歲才走完人生旅程的Heifeitz「短命」得多。

Oistrakh的首本名曲之一，是柴可夫斯基的小提琴協奏曲。柴記的小提琴協奏曲，旋律本身非常動聽，但若比較Oistrakh和其他名家的版本，會發現Oistrakh最有感染力。我特別喜歡他富於音樂感的造句，不像Heifeitz那樣句子散亂，也不像Anne-Sophie Mutter般欠深情。聽柴記，他是我的不二之選。

不過柴可夫斯基的音樂太過激烈了，令人情緒處於極度緊張狀態，不宜過量。我反而愛聽Oistrakh拉奏的巴哈1041號、1042號和1043號小提琴協奏曲（Concerto for violin, strings and continuo，最後一首是for 2 violins），尤其是1041號。我擁有一張DG出版的雙CD，裡面有齊Oistrakh拉奏的三首巴哈小提琴協奏曲，以及布記和柴記的小提琴協奏曲，我視之為人生最愛CD。當想來點情緒高漲的音樂，我會選CD裡的布記或柴記，若想要寧靜致遠的心境，或只是工作時想有點「背景音樂」，我會選CD裡的其中一首巴哈。

巴哈對Oistrakh特別有意思，因為早於15歲在Odessa Instutite學習音樂時（師從Stolyarsky），他便拉奏過巴哈1041號，這亦是他第一首公開演出的協奏曲。

很多初聽古典樂的人對巴哈沒有好感，認為巴洛克音樂有「催眠」作用。這可能是因為巴洛克音樂多是polyphony（複音音樂），會同時出現幾條旋律線，聽者不給點耐性的話，容易失去焦點因而覺得沉悶；但若願意仔細聆聽，你會覺得美妙無比的。巴哈這三首小提琴協奏曲並非polyphony，主旋律分明，簡單易聽，甚至因為巴哈用的調 (key) 太過「平宜近人」（a minor/E major/d minor），演奏者一不小心，隨時會令聽眾覺得樂曲很「小兒科」！好像1042號第一樂章的開頭，便是很簡單的「do-me-so, me-fa-so, me-fa-so, do'-so-so-fa-me」，如孩子唱遊。而Oistrakh厲害之處是：他絕對不會令你有「小兒科」之感，反而將巴哈的端莊和光明感，優雅地呈現出來。DG選的巴哈，頭兩支都是由Oistrakh兼做指揮和soloist（樂團是Wiener Symphoniker），更見功力。至於第三首，是雙提琴協奏曲，由他和兒子Igor父子兵上陣。

Oistrakh的琴音能直達心屝，可惜我不懂拉小提琴，不知他用弓的玄妙之處。不過據專家介紹，他愛用「長弓」(long bow)：「Rather than use the bow continually to articulate, as Menuhin liked to do, he relies on his superb left hand for much of the articulation, which is beautifully clean.」（引自DVD內的解說）或許他溫潤和煦的琴音，就是靠左手做音色變化？但見DVD裡，他肥壯的手指輕鬆地在指板上飛舞，舒暢而放鬆，煞是好看。

Oistrakh演奏柴可夫斯基小提琴協奏曲的第一樂章：


Oistrakh演奏巴哈Violin Concerto in A minor（1041號）第一樂章：

Kreisler的愛之喜與悲

有一張陪了我很多年的小提琴唱片，至今仍是我的十大愛盤之一。它就是小提琴家Fritz Kreisler錄於上世紀二、三十年代的短曲集（EMI發行）。這張CD毫不起眼，封面甚至沒有演奏家的照片，只是一片藍，碟名簡單直接名為：「Famous Violin Pieces Vol. 1－ Fritz Kreisler」。因為買的是日本版，解說冊子只有日文；現在回想，也許當年是期望日本版錄音效果較佳而買下它吧。而它一點沒讓我失望，裡面收錄的都是Kreisler創作和演奏的小曲，最令我愛不釋手的，當然是《愛之喜》（Liebesfreud）和《愛之悲》（Liebesleid）。

記得第一次聽到這兩首小曲，已是十多年前。當年不知哪來的勇氣，在一間專上學院學習音樂。某天上「concert practice」課，主修小提琴的同學選了《愛之喜》和《愛之悲》作為演奏曲目。優美的旋律，婉約的氣質，即時把我迷住。本來對小提琴沒太大興趣，因而改變想法。課堂完畢，第一時間問同學他拉奏的是誰的作品；就這樣，我第一次聽聞Fritz Kreisler這名字。

Kreisler生於1875年的維也納，死於1962年的紐約。我們現在竟能聽到這位十九世紀出生的音樂家的錄音，自然拜他長壽所賜。Kreisler父親是位醫生，也是狂熱的業餘小提琴家，在Kreisler四歲時便開始教他拉琴。七歲時，Kreisler獲維也納音樂學院（Vienna Conservatory）特許入學，成為該校有史以來最年輕學生，可謂徹頭徹尾的音樂神童。但他最為人津津樂道、或最被人大肆批評的，卻是一樁隱瞞了幾十年的「音樂造假事件」。

話說Kreisler年輕時，曾在音樂會上演奏過一些短曲，當時他聲稱是十七和十八世紀作曲家（包括Couperin、Vivaldi、Pugnani等）的作品。但三十年後（1935年），他卻自我引爆，表明這些所謂「舊作品」，其實全都是他自己創作的（除了其中一首樂曲的頭八個小節）！

這樁古典音樂史裡的造假大案，騙了樂評人和觀眾達三十年之久，你說Kreisler是否很鬼馬？他後來解釋造假原因：想為自己的演奏會增加多些曲目，但又不願場刊裡印的盡是自己名字（當時他還名不經傳），所以便借用古人「名氣」……個人覺得，如此「造假」情有可原（只是盜用名人的名，不是盜用名人的作品），而且他竟能魚目混珠那麼長時間，受到樂評人廣泛讚賞，可見作品真是寫得很高明。如他所言：「The name changes, the value remains」。

《愛之喜》和《愛之悲》，單看曲名已知是一對孖公仔。我比較喜歡《愛之悲》，因旋律較優美，是維也納民謠風格的圓舞­曲。Kreisler奏起來，感情充沛而不拖泥帶水，用文字形容的話，就像「很瀟灑的悲傷了一回」。那是激情已經遠離、從容回望過去的那種悲傷，淡淡的，很優雅，不會哭到眼腫腫，反而心裡澄明。

聽完《愛之悲》之後再聽《愛之喜》，特別舒暢，因為有喜有悲的人生，才是complete和balance的。就如小提琴家Joshua Bell所講：「愛的喜與悲，二者不能缺一（you can’t have one without the other）」。不過也許是先入為主，Bell的演繹雖動聽，我卻嫌太浪漫爾雅，欠了不帶走任何雲彩的輕盈灑脫。

Kreisler演奏《愛之悲》：


Kreisler演奏《愛之喜》：


Joshua Bell演奏《愛之喜》：

讀看豐子愷

1.
在香港藝術館看過「人間情味」展覽後，重又燃起對豐子愷著作的興趣。於是翻出書櫃裡的《緣緣堂隨筆》和《緣緣堂續筆》（又名《往事瑣記》），細讀再三。

豐子愷的畫，寥寥幾筆，簡樸平淡（深受日本畫家竹久夢二影響），有時相同的元素會重複出現在多張作品裡，看多了難免乏味。但奇怪的是，這次看展覽，卻覺得他的畫很耐看，吸引我駐足細味。

我想這是因為豐子愷的畫不單止是一種美感追求；畫中的風景或人物，筆觸或用色，皆為了配合畫家想表達的淡薄物欲、回歸生命本源的價值觀。也就是說，他的畫，形式很多時為內容服務。或因如此，豐在藝術家圈子裡不入流，但在廣義的文化圈子裡，卻是很多人的最愛（譬如小思、蔡瀾、祁文傑，都是他忠實粉絲）。

豐子愷年輕時就讀於浙江省立第一師範學校，是藝術大師李叔同高足（當時李在該校任教藝術科）。後來李出家成為弘一法師，豐氏仍深受其影響。三十歲時，他更仿效老師皈依佛法，成為在家修行的居士。因為有此因緣，加上曾赴日留學，豐子愷在藝術、文學和宗教上都很有涵養，他所選取的畫題，靈感常來自古詩古文，言有盡而意無窮，讀者一邊看畫，總會浮想翩翩，由畫中展示的生活，聯想到現實裡自己的生活。

豐子愷愛畫孩童，但這次展覽我最喜歡的畫和孩童無關，而是由蔡瀾收藏的《隨寓而安》（右圖）。

畫中是一位旅人，可能走累了，坐在山坡邊的石頭凹位休息。那凹位，外形恰像一張沙發，旅人看來坐得安閒舒適。蔡瀾說，他到每個新的工作環境都會帶著此畫，掛到辦公桌牆上，讓老闆知道他隨時有離開的可能，因為他是隨所「寓」的辦公桌而安，不會留戀任何一間公司。我喜歡此畫，因為覺得它暗合自己的生活格言：無論當下環境和遭遇如何，只要心裡不忘終極追求，總能夠在表面看來沉悶乏味的現實尋著美好。就像畫中那位旅人，覺得石沙發和他體態是如此吻合，因而嘴角含笑。

2.
豐子愷的畫耐看，其實他的文章也值一讀。他愛寫生活小事，以微觀大。《緣緣堂隨筆》有一篇叫〈吃瓜子〉，寫中國人的三項特殊技能（吃瓜子、吹煤頭紙和拿筷子），現在讀來仍趣味盎然。 不過他更典型的文字，是〈閒居〉這一類。他寫道：「閒居，在生活上人都說是不幸的，但在情趣上我覺得是最快適的了。......我在貧乏而粗末的自己的書房裡，常常觀喜作這個玩意兒。把幾件粗陋的家具搬來搬去，一月中總要搬數回。搬到痰盂不能移動一寸，臉盆架子不能旋轉一度的時候，便有很妥帖的位置出現了。」寫閒的樂趣，他最拿手。

豐子愷的文與畫，皆安閒洒脫，遠離俗世塵勞。這很容易令人誤會他一生過得順利愜意。其實他經歷的禍患並不少。

1933年，他在家鄉石門灣梅紗弄建了一座宅子，作為全家人的居所，名為「緣緣堂」。可惜不久日軍侵華，戰火驟至，將房子完全燒毁。由建屋到燒屋，才五年光景。

房子燒了，豐子愷一切家當幾乎盡失。而為逃避戰火，他長年帶著家人走難，其狼狽情況可想而知。

豐子愷雖心痛緣緣堂被毁（寫了好幾篇哀悼文章），但仍抱著一貫的樂觀和豁達來面對巨變，認為只要一家人齊齊整整，已是最大幸運。

豐子愷人生的另一巨變，是晚年遇上文革。當時他已是六十幾歲老人。他的一篇隨筆〈阿咪〉被批得最厲害。文中不過寫兩隻貓：小白貓「阿咪」和黃貓「貓伯伯」。但伯伯這個稱呼惹來大禍，因為他寫道：「伯伯不一定是尊稱。我們稱鬼為『鬼伯伯』，稱賊為『賊伯伯』，稱皇帝為『皇帝伯伯』。」這被視為「影射、攻擊偉大的毛澤東思想」的最強證據之一。

他的女兒豐一吟在展覽特刊中如此寫道：「後面九年（意指文革）遇到了真正是『史無前例』的苦難日子！爸爸就在這苦難的日子裡挨打，罰跪，去鄉下勞動，在泥地上鋪一層薄薄的稻草就算是他的『床』。……我不想再寫下去了。」

在四方八面都是刀光劍影、叫罵聲和瘋癲狂嚎的日子裡，豐子愷想到一個保持心境平和的方法：1971到1973年間，每日淩晨時分，他會悄悄起床，在沒人打擾的情況下寫作，合共寫了三十二篇隨筆。這就是在他死後出版的《緣緣堂續筆》（我手上的版本名為《往事瑣記》，是書的舊名）。書中盡是作者對小時候在家鄉作過的玩藝兒及遇過的有趣人事的回憶。

不知這段背景而讀《往事瑣記》，會以為是一本懷舊小品，卻原來，它是用來對付殘酷現實的。

那時候的豐子愷，真是做到了「隨寓而安」—— 只是這種「安」，實在沒有誰想領會罷。

「洗腦」以外的反國民教育科理由

反對「德育及國民教育科」的聲音越來越大，政府已到非退不可的地步。一直沒在博客寫過國民教育，因為總覺得自己對「德育及國民教育科」的想法，和主流反對者的論點好像無法扣得上。

我亦反對推國教，但原因不是擔心它「洗腦」，令學生盲從盲信。中共統治中國初期，是真正有效地「洗腦」的年代，到文革時期更是人人手執紅寶書，見到毛主席便瘋狂大叫；但今時今日，要在孩子腦中植入某種信念，如「毛主席很偉大」、「祖國的成就令我自豪」之類，真的可能嗎？除非孩子生在左派家庭，否則在香港這個什麼言論也有人提和有人聽的地方，孩子每天接收的，豈止歌頌中國的話？誇張點說，討論區那些極端激進言論，可能更能夠洗他們腦。

我不信國民教育科可以「洗腦」，相反，我覺得以科目形式推行任何道德或情感教育（包括愛國），都很難成功，反令孩子變得虛偽。

其實「德育及國民教育科」包含範疇很廣，不只「教」學生愛國，但正正是它的「廣」，令人懷疑其可行性。若click入教育局網站看課程指引文件，會發現課程的設計，是藉著令學生認同所擁有的不同身份（個人、家庭成員、社群成員、國家一員、世界公民等），來「教」他們各種身份應盡的義務或／和擁有的權利。因此除了「愛國」（文件稱之為「國民身份認同」），此科目還想「教」曉學生：堅毅、尊重他人、有責任感、有承擔精神、誠信和關愛等「正面價值觀和態度」，和追求自由平等公義等理想的公民素質，以及獨立思考和分析的能力等等等等。（見課程指引概論，尤其第1和9頁）

相信沒有人會懷疑，上面列出的各項「正面價值觀」，現今年輕人皆嚴重缺乏。我亦相信課程設計者是有心人，希望以此科目「教」曉學生一個人應有之品格。但設計者似乎沒考慮到，「品格」是很難通過科目形式或所謂「言教」來進行的；反而，父母師長和社會風氣這些「身教」更有影響力。另一方面，設計者竟笨到將最富爭議性的「愛國心」、「國民身份認同」也加入科目內，那就無可避免令事情複雜化，甚至脫不了「阿爺交托的政治任務」嫌疑，最後恐怕整個「德育及國民教育科」，也會觸礁瓦解。

先說「言教」問題。我不贊成以言教推行道德和情感教育，因為不相信價值觀是可以那麼容易「教」出來。堅毅、尊重、責任感等，難道真的「講得多」就擁有？在課堂上討論討論、辯論辯論，或做做工作紙和寫寫自我反思文章，就會有好的品格嗎？我很懷疑。我反而認為，當學生參與群體活動（如做group project、參與制服團體、做義工等），常跟別人有interaction時，才會有更多機會反思這些品格的重要性，並付諸實行。（課程指引也有提到「生活實踐」，但只是課堂以外的輔助）

再說國家情感這一部分。對國家的情感真的可以「教」出來？學校老師的確可以用很多選擇性的知識，來增加學生對國家的好感和尊敬。記得小學時，老師說中國有「四大發明」，當時認為「好勁」，但長大才知道，中國只是「發明」卻沒有「發揚光大」這些發明。現在回想，這也是一種原始的愛國教育？但隨著成長，一個人最終對國家有幾深感情，關乎他有多認同此國家的政治和社會狀況。小孩就算被「教」多少遍要為祖國自豪，長大後見到腐敗遍野丶爭民主者通通繫獄的所謂祖國，只會覺得徹底厭惡，而不會對國家有愛。

所以我不擔心硬推國教科會洗孩子的腦，反而最擔心孩子更早學曉如何虛偽做人，見人說人話，見鬼說鬼話,因為國民教育的評估方法是極度令人啼笑皆非的：由老師監察學生的感情和行為變化，和由學生互相監察......如此評估方法，只會令小孩變「精」，懂得在老師前做戲，扮愛國、扮乖、扮有品格，假得徹底！

其實一個人對國家的情感，是很複雜的心理歷程。我們這些在殖民時代長大的香港人，對中國仍有種特殊感情。當見到非洲某小國屠殺她的人民，我們會遣責，但斷不如見到中國政府屠殺人民般深切傷痛。這是一種對自己血脈之國的特殊情感，只不過，這情感不以歌功頌德式的「愛」來表達，也不會非常濃烈──中共惡行太多，香港又曾是殖民地，加上有很多人由中國逃難到此，所以香港人習慣用「外人」、「旁觀者」的角度看中國的一切，我們愛國的方式，和國內同胞甚至世界其他國家，都肯定不一樣。

我不是心理學家，但我敢說，任何生活在群體裡的人總會經歷一段「反思個人與國家民族關係」的過程。我的「國族反思」啟蒙期，相信和很多同齡人一樣，是八九年的六四。那時候，第一次發現老師和其他成年人原來都很關心中國──這個我覺得頗遙遠、但很喜歡它的文學和河山風貌的國度；第一次在早會聽到中國國歌，然後學唱，覺得它很好聽，但歌詞血腥；第一次為這國家裡發生的事上街遊行，唱《勇敢的中國人》時為死去的人流淚……

不同世代的香港人，肯定會有不同的啟蒙事件（如今年的李旺陽事件），最後對國家的「感情」也會很不同，但其中的反思過程應該很相似。譬如會問：「愛一個國家，是否等於愛其執政黨？」「如果不愛這個執政黨，我仍可以說自己愛這個國家嗎？」

有很長時間我在想這些問題，相信也是很多香港青年曾經思考的問題？到現在，我自然明白黨不等於國，愛國不等於愛黨。我愛中國的河山，愛中國的文學、哲學、藝術，我愛的是經過幾千年積累而成的文化體系，但絕不是愛由蘇俄「入口」、當年專講階級鬥爭、現在專講「和諧」社會的中國共產黨。可見對國家的感情有多強烈或有多決裂，是要經過很長久很仔細的思想掙扎。一個孩子對中國抱有甚麼情感，實在不應也不可能由中小學老師來評核其對錯。

這種情感只宜慢慢體會，不宜急進地言傳。

或者再換個說法：香港歷史太特殊，香港人對中國的感情，根本不應該以一個「科目」來教，應該由每個人自己去經歷、發掘和思考。我們大可以選擇愛國而不愛黨，甚至不愛國也不愛黨。我們不像民主國家，政權由人民授予，國民只需認同自己的國，根本不用考慮是否認同執政的黨（因不喜歡的話，隨時可用選票趕她走），權在人民。看看2012奧運開幕，英國人對自己的國家有多自豪？他們愛國，是發乎真心的，因為他們是國家的真正主人，而我們暫時不是（香港的主人），看來有排也不會是（中國的主人）。

說了很多，最後且讓我引述入作家西西的話作結：「如果中國的民主、自由與法制能得到改善，才算真正強大，才能得到更多人的認同和尊重，學生自然愛國」。

愛情不能勉強，愛國也不能勉強，阿爺，你明唔明？

自來蕃薯苗

紛紛擾擾的又到月底。

炎炎六月天，卻無可避免要到維園坐坐，到中聯辦遊遊，有時真令人苦悶。幸好花草不知世情，仍然輕鬆自在地發芽、生長，我們才可以緩下緊繃的精神。好像母親早陣子在元朗菜市場買的幾個黃心蕃薯，因為味道一般，吃剩的最後一個，放在菜藍子好一段時日，我們都幾乎把它忘記了，它卻悄悄長出紫色的嫩芽來。

見它生機如此茂盛，不忍拋棄，早幾天空閒時便栽到花盆裡。今天看看窗台，發現它已經長得像一棵樹般強大繁盛，怎不令人感嘆造物之奇？人們常說，動物是人類的好朋友，我說植物更厲害，它簡直是人類的guru，因為看見它茂盛滋長，便自然感受到一股生命力，工作都特別起勁。

最近迷上電視劇《心戰》，劇中飾演樹藝師的陳茵薇會跟一棵大樹說心事。我很喜歡這一個劇情安排，因為很少有電視劇提到人和植物的感情。記得以前住公共屋邨時，常在一棵體型龐大的印度橡樹下做運動，也偶然會跟這樹說話，可惜 ，後來它被台風打斷了，不復當年壯闊優雅的姿態。

蕃薯其實很粗生，但這絕對不減它的美麗。至於母親則亟待樹仔再長幾吋後，便來一次「蕃薯苗大收割」。順道一提：蕃薯苗（即蕃薯的葉）是非常有益的食物，清炒或放在湯麵裡，皆美味可口，而且對腸胃不暢極有幫助。

皇者的中軸

由景山鳥瞰故宮中軸線

四月初，和紫禁城外展計劃的十多位同事到北京，展開為期一星期的北京考察之旅。這次考察，收穫甚豐，一直想寫點旅程札記，卻因事忙拖延至今，只好選擇性地補記一些重點。

其實這是期待已久的旅程，因同行者之中，包括不少經常出入紫禁城的「專家」。由他們引領、點撥，自然比亂逛一通要強得多。

之前，到過北京幾趟，進過紫禁城兩次。然而兩次參觀都沒太多事前準備，只是隨著人潮而行，蜻蜓點水而已。雖然喜歡中國文化，但當時對中國建築的認識幾乎是零，每座宮殿看來都大同小異，難免感到重複乏味；而且紫禁城實在太大，每次行至乾清門，已兩腿發麻、腦袋混沌，只好慌不擇路直奔皇宮後門離開（途中路過御花園時，為了值回票價，挽強拖著沉重的腿遊晃了一圈），便算「遊畢」紫禁城。

這次再訪故宮，卻是另一種心態。因為過去幾個月裡馬不停蹄地參與外展計劃，「紫禁城」已成了我生活的一部分。卡通版的「故宮大地圖」，已烙在腦海，而對這有六百多年歷史的皇宮的精彩處，亦開始有點頭緒。因為對古北京城的布局頗感興趣，出發前特別讀了半本王軍的《城記》，希望對明清北京城的規劃有點基礎認識。

且由《城記》說起。《城記》講的，是梁思成當年力主保留古北京面貌而不果的慘痛規劃史。如果當年共產黨按著梁的想法「保育」古北京城的話，今天我們見到的肯定是全然不同的景象：古城被原味保留，新城的行政中心建在古城西面，令城市有兩個中心。至於環繞著北京城的城牆，則被改建成巨型的空中環城花園！

可惜，梁的想法沒被採納，文革時，更被批鬥得不成人形。或許「先知」式人物的命運就是如此慘烈。當年被大部分人譏笑的「保舊」思想，今天被捧了上天。我們到規劃館參觀時，便見到梁思成的銅像被必恭必敬的放在展堂上。

梁思成力主保留古城面貌，因為其中有令他傾心的「中軸線」。他曾這樣讚美當時北京的中軸線： 

「北京在部署上最出色的，是它的南北中軸線，由南至北長達七公裡餘。......由外城正南的永定門直穿進城，一線引直，通過整個紫禁城到它北面的鐘樓鼓樓，在景山巔上看得最為清楚。世界上沒有第二個城市有這樣大的氣魄，能夠這樣從容地掌握這樣的一種空間概念。」

一行十多人，走在皇宮甚矚目

其實，只有從一開始已訂下明確規劃方案的城市，才可能出現「筆直」的中軸線。因此，單是建城者藉中軸所透露的氣魄，已令「中軸線」這件事特別有魅力。

一直很想親眼看看這條貫通北京南北的「脊」，今天變成怎樣。它仍然有氣魄嗎？旅程第四天，終於有機會上景山。這天天氣很好，藍天白雲，視野沒任何阻礙。景山不是很高，上到山巔的亭子向南望，可清楚見到紫禁城宮殿的屋瓦頂。它們一個疊在另一個上面，距離感被徹底壓縮，連成一條中軸線。因為太過壓縮，我搞不清到底最遠那個屋頂，是正陽門還是永定門？

坦白說，親眼見到中軸線，感受沒梁先生那麼深。周邊有太多高廈林立，而故宮旁邊的巨蛋（歌劇院）又太搶鏡！

我想，中軸線的恢宏，真是需要周圍的平凡、平淡來成就。明清時期，中軸線上的皇宮是整個城市最奪目的（試問在一片灰瓦之中的黃色琉璃瓦，豈不突出？），也是最高的建築群，今天的中軸線？自然不可同日而語了。

見簡體如見仇人?

一直以來，都認為自己是個立場分明的人：百份百擁抱普世價值（追求沒有門檻的真民主選舉，相信人人擁有言論自由、資訊自由、示威遊行的權利），並且討厭中共。因為在這個政權下，有很多事實被隱瞞，有很多審判得到不公平對待，有很多貪官無法無天，更有很多人眼淚在心裡流地活著。

然而，當在Facebook見到作家陳雲重複又重複、以極度情緒化的字眼來指罵共產黨和相關人事時──譬如，說「中共本質就是病毒」、稱中共為「匪國」、稱居於中國的為「匪民」，至於在香港隨處小便的自由行大陸人，則被形容為「用屎尿霸佔香港地盤」──我開始懷疑，自己有多憎惡共產黨。或者應該說，我開始懷疑，粗暴但僵化的語言和肆意貶抑他人的做法／筆法，到底對事情有什麼幫忙？最後會否弄巧反拙，「栽培」出紅衛兵般極端武斷、以擊倒對手為樂的新一代？每見陳雲的Facebook留言有很多like時，便特別難受。在我看來是謾罵、不理性的東西，原來別人都看得津津有味，難道我和其他香港人有「代溝」？也明白，大家因無力改變政治現狀而怒氣滿腹，要借臉書平台發洩，但真的害怕有朝一日，人們情緒會失控......

其實陳雲近年的文字，使用極端情緒化的用語，力求挑起閱讀者的忿恨心（最好失去理性分析事情的冷靜思緒），又常向反對者扣帽子，因此總讓我聯想到文革式批鬥文章。這類文字，我最怕讀，卻是政治文宣最常用的風格。想想上世紀，理性的德國人竟被希特拉調較成極度痛恨猶太人，甚至要置他們於死地，便知訴諸「情緒挑撥」的宣傳手法有多恐怖。我好奇，何解像陳雲這樣飽學之士，會落進這種寫作模式？感覺他已有點歇斯底里，被粉絲的歡呼聲沖昏了頭腦......

我沒有讀陳雲的《香港城邦論》，只知道個大概，不敢置評。反而想說說他近來掀起的捍衛繁體字、掃走殘體字運動。

其實我也不喜歡簡體字，尤其一字幾義的做法（如「后」字既用於皇「后」也用於「後」來），常令文義混淆；但卻不敢苟同陳雲將「簡體字」等同「共產黨」，認為必須將它趕出香港的看法。

事實上，簡體字根本不是中國共產黨最先倡議使用，她只可說是利用已有「資源」吧。五四新文化運動時，錢玄同等新文化中堅，為了徹底切斷跟舊文化的關係（如忠孝思想、三綱五常），以及令下一代更易更快學習西方思想，認為必須改革漢字。而簡體字，只是其中一個較具妥協性的改革設想。錢玄同等人在《新青年》雜誌還曾提出別些更激的做法，譬如改用羅馬拼音、廢除漢字另創一套新字、以「世界語」取代漢字等等。現在聽來，這些構想簡直匪夷所思，但若放回歷史脈胳中，自可理解時人的心態：希望國家丟開一切舊傳統，由零開始，富強起來。

及至1935年，國民政府推出「第一批簡體字表」，採用了錢玄同所編的《簡體字譜》中324個字；而這第一批簡體字，其實後來大都被共產黨吸納採用了。（有興趣可看這網上文章）

共產黨執政後，以立法強制方式推行簡體字教育，禁止使用繁體字，做法的確獨裁，但「以簡代繁」自有其歷史因素，算不上是共產黨的邪惡「創作」，就算我們真的痛恨共產黨，也不應武斷地將消滅繁體字的「罪名」放到其頭上罷？頂多說她令漢字走上更歪的路而已。寫文章，必須以事論事，豈可移花接木？

陳雲將簡體字視為純粹的政治符號，見簡體如見共產，誓要將它掃出香港，又將來港的中國旅客，視為粗劣無禮的國產文化象徵，大加撻伐，如此「牛頭角順嫂」的睇法，網上竟然有很多人like，我實在想不通。但我最無法理解的，是網上那些聲討、臭罵使用簡體字的香港店鋪的post。老實說，我覺得這種做法很「不香港」。香港人向來絕少批判或禁止別人做不違反法律的事（批判地產商無良除外）。自由（在不違反別人的自由的前提下），不正是香港的所謂核心價值嗎？現在，我們是否已丟失了這個價值？

陳雲說，簡體字在香港出現，代表一國兩制淪陷。如此說來，我和我的家早已淪陷：我採訪時常寫簡體字，因為方便快捷；我家書房，已幾被簡體書攻陷，因為它們便宜......然而這不見得我已經被共產思想荼毒罷？

勿在香港老去

香港是個「潮人」可以活得很精采、但老人只能鬱鬱而終的地方。在這個號稱「亞洲國際都會」的城市裡，老人沒有可以落腳的地方。

不妨找一個平常日子的午後，到香港一些中低層小區逛逛。你會發現，有很多老人在大型商場裡納涼（冬天則是避寒），或在麥當勞吃廉價但營養欠奉的漢堡包蘋果批。（下午茶時間，大部分麥記都是老人樂園。）

手繪的《紫釵記》電影廣告板

在我的常識裡，商場和快餐店不應該是老人家消閒活動的空間。至少若果我自己變成老人時，我是絕不願意留在商場裡，像呆子般看人來人往，或在快餐店繼續吃那些年輕時因沒得選擇而吃了很多的垃圾食物。

辛苦工作大半輩子，換來零消閒空間，每次見到這些孤獨身影，心裡都很不是味兒。

老人自有老人喜歡的活動，也理應擁有從事這些活動的空間。就像愛蒲的年輕人，理應擁有蒲的空間一樣。今時今日，很多港人會鄙視大陸的一切，但你或許不知道，生活在內地的老人比港老幸福得多。記得某年冬天在北京工作，早晨時份走進什剎海附近的北海公園時，便看見如此景象：湖邊，三三兩兩長者在做運動，一位健壯老人拿著巨型毛筆和水桶在地上寫大字；遠處，一群老人專心練習藝術歌曲，悅耳歌聲隨風飄蘯；另一邊廂，幾十對老齡男女，正隨著音樂翩翩起舞，原來全是社交舞高手......生活在中國的老人，也許經歷過大大小小的運動與批鬥，但來到耳順之年，在消閒空間這方面真是沒什麼可抱怨的。除了公園，還有聽京戲和相聲的老人中心、可以天南地北的茶館等等......羨煞幾許「港老」？

香港的公共休憩空間，少得可憐。上周末，新光戲院這間交通方便、長者粉絲眾多的民營粵曲場地，也幾乎因為租約期滿而面臨結業命運。在原定結業的前一天，有幸走進「新光」欣賞任白的戲寶《紫釵記》（電影版）。看見滿場花白的頭髮，歡快的笑容，期盼「新光」將來可以落在一位熱愛文化的富豪手上，不需再以天價租金，留住一片老人樂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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