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起吃飯」的抗爭策略 ──《709人們》觀後記

《709人們》的其中兩位被訪者：李文足（左）和王峭嶺。

1.

這幾年，我們被數字重重包圍。689、831、928、79、150、326。假若數十年後孩子或孫兒問起這些數字，你應可以道出一個個壯懷激烈或哀傷不已的長篇歷史故事吧。

那麼你又是否知道「709」的故事？

2015年7月9日凌晨，中國政府發起一連串抓捕維權律師及維權人士行動。一個月之內，全國至少三百人被約談、傳召、逮捕等。這場被稱為「709大抓捕」的事件，規模之大，令人側目。一年半過去，事情至今仍未完結：多名律師仍被羈押等待審訊，羈押的日子裡曾遭各種酷刑；家屬被限制出境；孩子被剝奪上學權......

然而，這場史無前例地龐大及明目張膽針對「維權人士的保護者」的搜捕行動，在香港卻沒引起幾多討論，很多人可能連「709」也沒聽過。是什麼原因造成我們的無感？

或許是因為，這強權國家的無法無天我們已知之甚詳，最粗暴惡劣的行事也不再能引起我們的情緒反應，一如在烏黑畫紙上再塗幾多黑色顏料也沒人在乎？或許是因為，活在今日香港，天天都在發生顛倒是非的咄咄怪事，早教人接應不暇，哪有餘裕理會彼方權力機器的張狂？或許是因為，近年我們都在建構本土叙述，有意無意間將「香港」設想成一個文化與歷史發展可跟中共完全切割的獨立體系，因而使中國的人和事看來非常遙遠？

或許這些都是原因。但「709大抓捕」引不起港人關注，應該還有一特殊原因：它牽涉太廣。一大串被捕律師名字，之前多未有所聞，也不知道他們曾協助過什麼人，為公義作過怎樣的犧牲。

新聞都是故事。當故事的主角只有模糊面目，便很難令讀者留下印象。

相信「中國維權律師關注組」也明白這一點。今年一月，一齣名為《709人們》的紀錄片開始陸續在香港各個社區作巡迴放映及座談會。這正是由「關注組」促成、力求還「709」人物以清晰及立體面目的90分鐘紀錄片。

影片由資深記者江瓊珠作文字採訪、有線電視前資深記者盧敬華負責拍攝及剪輯。（江瓊珠同時將採訪內容寫成《中國維權律師及其一伙》一書，於放映會上派發。）兩人分毫不收，為製作影片四度到中國，親身採訪了十四位受牽連的律師、家屬及維權人士。影片採直白叙事風格，沒任何旁白，僅由被訪者談話、交待背景的字幕及一些血紅色版畫構成叙述骨幹。在受限的製作環境下（包括資金、人手、採訪次數等），這種處理很恰當──既能簡潔勾勒出事件始末，又可展現受訪者各自的性格氣質，使「709事件」變得有血有肉。

2.

看影片前，我曾想像《709人們》是一條極其沉重、充滿哀傷與眼淚之作，沒想到最後深印腦海的，卻是三個笑容可掬的女子：李文足、王峭嶺與陳桂秋。她們是被當局拘捕的維權律師之妻。之前她們皆極少介入丈夫的維權事務，主力照顧家庭或忙自己的工作，「709」事件後，也經歷過哭哭啼啼、懦弱畏縮的日子，及後相互認識，「抱團取暖」，才漸漸強大起來，甚至懂得用笑聲與幽默感跟強權對撼。

我尤其難忘王峭嶺。她是李和平律師之妻，外表看來圓臉笑眼，十足福相的肥師奶，卻是被捕家屬團伙的領導者（她本人亦擁有律師牌），以其強大精神力量感染其他家屬。影片中她提到被「國保」跟蹤。這本來是一種精神折磨，她卻以極其風趣幽默的語言表述，使之變成一個玩笑或鬥智遊戲。譬如想法擺脫「國保」也是十足好笑的事：若想知道有沒有人跟踪，可在地鐵車廂關門前一刻跳出車門，任何跟著自己跳的人必是「國保」，之後再在關門前跳回車廂，便可甩掉對方。「我這個身型，要這樣跳也不容易！」王峭嶺樂呵呵的說道。

李文足也深懂笑的強大。她們幾個家屬曾經每人拿著一個紅色膠水桶，上用白漆寫著丈夫名字和「我愛你」、「支持你」等，結果被派出所拘留了一天，公安說「紅桶是作案工具」，她因而笑得沒法停下來......

的確，當政權就是希望你活得傷心絕望畏懼，彷彿理虧的是自己時，你再繼續哭啼，就等於為對方增加「籌碼」。相反，笑與從容，則是最強大的抗爭者武器，因為它們傳遞的訊息是：我們過得好好。我們沒有心理失衡。我們理直氣壯。我們絕不示弱。

就如王峭嶺在片中的「金句」：「我們一起玩一起吃飯，就是抗爭。」相信放映時每場觀眾都會被這句話的表層意思逗得大笑。但細味其意，實代表了一種強悍的抗爭姿態：繼續玩繼續吃飯，代表家屬並沒按政權所期望的被悲傷和無助擊倒，而是像過往般繼續過尋常日子；一起玩一起吃飯，更代表家屬沒理會政權的要脅，沒各自躲起來淡化事件，反而聯合成一股力量。

影片中另一受訪家屬陳桂秋，是「一起」的最佳註腳。她是謝陽律師之妻，於大學教書。最初她曾選擇沉默，嚴守當局的「四不」規條（不准與其他家屬接觸、不准出境、不准網上發布消息、不准接受境外訪問），但去年三月，她再也無法忍受孤單，聯絡上其他家屬。「你太配合，反換來如此結果。」她如是說。

3.

當然，再多的笑聲，也沒法令《709人們》變成一齣輕快的紀錄片。被牽涉入「709」的所有人，也是會感到悲傷、孤單、迷茫的，只不過，就如維權律師江天勇（其後於2016年11月被捕）在片末拭著淚所講的話：「中國當局太殘忍了，眼淚對它沒有作用。」笑聲，或許已是一種策略，多於內心情感的宣洩。

哭泣的江天勇

有人或會覺得，《709人們》是一齣跟香港人距離很遠的紀錄片，為何還要關心？何不緊貼特首選情呢，那才是影響未來五年香港的大事。但仔細想想，中國三百多名維權律師相信他們是在法律容許的框架內爭取弱勢者應有權益，公義在己方，卻被共產政權安插「顛覆國家政權」等罪名──這跟香港人以為自己是在「一國兩制」框架下爭取普選權益，公義在己方，卻被共產政權硬生奪走選票，僭建額外的831框架，不是同樣理路的事？

維權律師與香港人，本就在同一強權的陰影下生活。我們只是離陰影遠一點，還有最多三十年的喘息時間。

（如欲舉行《709人們》社區放映會，可聯絡「中國維權律師關注組」。讓更多人知道事情，引起迴響，是對律師家屬的最大鼓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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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盧敬華： 拍《709人們》的所思所感

《709人們》宣傳片段：

心中富有

財爺曾俊華在《財政預算案》說了一句「香港新一代，更加渴望心中富有」，即時掀起香港人內心陣陣騷動。實在是久未聞官員說人話，才令如此一個簡單、直接、誠實的觀察，也像珍品般被廣泛引述。

狼英一直以來拼盡全力，想令全香港人相信2014年幾十萬市民佔領街頭，是因為「年輕人買唔到樓，升唔到職」而出現的發爛渣行為，與爭取民主普選和公義社會無關。愛飲咖啡、不愛趕渾水的財爺看在眼裡，也無法忍受如此歪曲事實的言論，在預算案裡來一招四両撥千斤，輕輕鬆鬆道出雨傘運動的深層原因：「經過百多年的發展，香港的經濟實力已經躋身世界前列，香港人，特別是新的一代，在物質生活以外，更加『渴望心中富有』，這是社會成熟的表現。對於這一種轉變，我們需要回應，但是大家必須明白，要解決社會上不同的問題，我們需要對話，而不是對立。」

「心中富有」是什麼？是比食得飽食得好更高層次的要求。時代變了，新香港人追求的已不是個人財富與生活享受，而是公義的社會制度。因為唯有公義的社會，才能保障每個人都活得好，活得有愛、有尊嚴。我們再不願只掃自己門前的雪。

打個譬喻，香港人就像生活在巨型魚缸裡的金魚。曾幾何時，金魚並不自覺處身於魚缸內，牠最關心的只是用什麼方法才可以吃到最多魚糧。後來，金魚生活條件改善了，有機會進修，甚至放洋留學，又學懂了用互聯網，知道了外面的世界。於是，當牠再回到這個魚缸時，牠的「視野」不再一樣。牠的一雙金魚眼，以前只看到魚糧，現在卻看到了魚缸。牠開始對魚缸的形狀和大小擁有自己的見解。牠尤其看不過眼某些富豪魚因為佔據了魚缸較佳位置，而長期搶吃到最大份和最美味的魚糧，有些劏房魚，卻要瑟縮在水草堆旁的污濁空間。金魚多番探究，後來終於發現富豪魚深得主人喜愛，所以設計魚缸時早已獲編配最佳生活空間.....是可忍孰不可忍？於是金魚決定佔領魚缸的交通要塞，表達不滿......

回想八十年代的香港人，炒樓炒股，歌舞昇平，魚翅撈飯，不亦樂乎。大家關心的，主要是個人財富的累積。政治與社會制度，沒興趣也沒能力改變（因為殖民者根本不讓你參與改），它們是一些既定的遊戲規則，沒商量的餘地，但有適應的必要。因為當你越是了解、適應和明瞭這些規則，便越能成為遊戲的贏家。所以，縱然樓是天價，股是天價，但全民無怨無尤，齊齊投入炒的行列，有錢一起賺，絕不質疑如此社會是否病態。

新香港人，卻跟那尾增廣了識見的金魚一樣，「視野」由魚糧轉到魚缸，由「手中的富有」，轉而關心到「內心的富有」，由個人的物質追求，演化為對公平公義社會的追求。看見樓價成為全世界最難負擔的第一名，看見貧富懸殊的極端對比，新香港人沒有選擇前人的做法，即是發憤圖強，盡力加入戰圈，參與遊戲，成為既得利益者的一部分，而對制度本身視若無睹。新香港人心眼已開，他們不願意單純地參與遊戲了，他們想訂立新的遊戲規則，想改變不公義的制度。由當年的保衛天星與皇后、反對清拆囍帖街，到反高鐵護菜園抗爭，新香港人明白到，原來魚缸是什麼模樣，並非鐵的定律，而是可以通過爭取而變得合理。

謝謝無欲無求的財爺，一語KO狼英（相信他的官位也就此止步），一語道破新一代的心聲。雨傘運動，是追求心中富有的運動。我們期望香港變成更公義的社會。一個沒有真民意授權、主要憑有財有勢親共特權分子選出的政權，是沒法做到的，因為她被地產商騎住，被北京政權騎住。新一代香港人想要的，是一個有著柯P般實話實說氣魄的特首，敢於跳出香港向來的重商主義，建立真正尊重人民福祉的社會制度。

點解我要去六四晚會？

六四24周年。因著支聯會提出「愛國愛民」的口號，因著陳雲提出杯葛六四晚會，令每年例必會出席燭光晚會的人如我，都必須反問自己：「點解我要去六四晚會？」「愛國是否我去六四晚會的原因之一？」

Critical thinking的第一規條：任何有意義的討論，必須先為所討論的關鍵用詞下定義，有了對關鍵詞的共識後，參與討論者才可互相溝通、理解，否則，所謂討論只是「鷄同鴨講」，各說各話而已。這次有關「愛國」的討論，正正就是如此的「鷄同鴨講」。不同派別人士，連對這個詞的意思也未有共識，某甲說「愛國」就是「愛黨」，某乙說「愛國」就是「認同劣行不斷的強國人民」，某丙說「愛國」就是「愛一種制度或者追求一種制度」，最後，紛紛擾擾地，大家只能在毫無交流和理解下結束這場討論。

「愛國」是什麼意思？它真的可以有一個單一定義嗎？

我同意，「愛國」早已被共產黨扭曲了意思，變成了愛黨、愛和諧、不提任何異見、乖乖聽話的同義詞。但如劉銳紹所講，正因為它被扭曲了，我們更要努力「將它扭番直」，而不是跟咗共黨果套，聽從和採用他們對這個字所注入的「潛意思」。因此，我們首先可以eliminate「愛國」=「愛黨」這個說法。

但就算撥開共產黨所造成的「文字污染」，我們是否能將「愛國」此詞「扭番直」也有疑問，因為這個詞本身從來都充滿歧義。（一個大型組織用如此意義含糊的字眼作「口號」，絕對是無腦之舉）「愛」是「認同」、「忠誠」，還是「縱容」？「國」是指實質的東西？領土？河山？人民？還是較為「虛」的事物？抑或「愛國」兩字不應拆開來理解，它代表了一種特殊的、對中國這方土地的關懷、著緊情愫？人人對「愛國」似乎都有自己一番理解。

譬如最近李怡說，「愛國」就是「愛一種制度或者追求一種制度」。這是一個撥開共產黨、很認真去定義「愛國」的嘗試。雖然我很尊重李怡先生，也很熱衷追求民主制度，但我認為他這個分析不夠徹底。愛民主和愛國，應該不是同一回事。

追求民主，是追求一種令自己和他人能活得有尊嚴和安全的政治制度，這是一種很明朗的、大是大非的理性抉擇。而愛國，愚見認為，則是一種含混的、關乎身份認同的情感傾向。此情感一旦出現，會令我們對某片土地特別關懷與著緊。換言之，是sense和sensibility之分別。

或許，李怡的話可轉化成：「我愛國，這代表我關懷、著緊那方土地的狀況，我希望看見那方土地的人民有尊嚴地生活。而我知道唯有在民主自由的政制下，人民才能活得有尊嚴，所以我努力追求民主自由。」不知這個演繹，有否歪曲李怡的原意？但肯定的是，當我說「李怡是個很愛國的人」，別人應該不會以為我的意思是「李怡很熱衷追求民主」。

若果「愛國」就是對某片土地的特殊的、關懷的情感，像父母對孩子的那種關懷、著緊、想他過得好的「愛」，那麼我會如此回答我文首那兩條問題：

第一題：「點解我要去六四晚會？」因為那是對死者的紀念，對難屬的精神支持，最重要，是向當權者展示我們持之以恆討回公義的決心。選擇去支聯會的晚會，不因為我覺得他們搞得好（其實每次都在忍受），只是希望凝聚力量。

第二題：「愛國是否我去六四晚會的原因之一？」是。因為若果我對中國這塊土地沒有特殊的、關懷的情感，以上三個出席六四晚會的原因，根本不成立，中國搞成點，又關我乜事？（有些人關心中國的政治改革，是因為一種功利的考慮，認為只有當中國實現民主，香港才可能有真民主，但這不是我去六四晚會的原因）

走筆至此，忽然明白，為何陳雲說平反六四『是大陸人自己的事』、『不要將香港與中國的命運捆綁』，竟然會有網民認同。事實上，香港的年輕一代，由懂性開始便天天聽著中國政府幾貪腐、中國人幾見錢開眼、公德全無的新聞，另一方面卻對中國豐富多姿的傳統文化全無認識，此消彼長，試問他們怎可能對中國存有特殊的關懷感？

「洗腦」以外的反國民教育科理由

反對「德育及國民教育科」的聲音越來越大，政府已到非退不可的地步。一直沒在博客寫過國民教育，因為總覺得自己對「德育及國民教育科」的想法，和主流反對者的論點好像無法扣得上。

我亦反對推國教，但原因不是擔心它「洗腦」，令學生盲從盲信。中共統治中國初期，是真正有效地「洗腦」的年代，到文革時期更是人人手執紅寶書，見到毛主席便瘋狂大叫；但今時今日，要在孩子腦中植入某種信念，如「毛主席很偉大」、「祖國的成就令我自豪」之類，真的可能嗎？除非孩子生在左派家庭，否則在香港這個什麼言論也有人提和有人聽的地方，孩子每天接收的，豈止歌頌中國的話？誇張點說，討論區那些極端激進言論，可能更能夠洗他們腦。

我不信國民教育科可以「洗腦」，相反，我覺得以科目形式推行任何道德或情感教育（包括愛國），都很難成功，反令孩子變得虛偽。

其實「德育及國民教育科」包含範疇很廣，不只「教」學生愛國，但正正是它的「廣」，令人懷疑其可行性。若click入教育局網站看課程指引文件，會發現課程的設計，是藉著令學生認同所擁有的不同身份（個人、家庭成員、社群成員、國家一員、世界公民等），來「教」他們各種身份應盡的義務或／和擁有的權利。因此除了「愛國」（文件稱之為「國民身份認同」），此科目還想「教」曉學生：堅毅、尊重他人、有責任感、有承擔精神、誠信和關愛等「正面價值觀和態度」，和追求自由平等公義等理想的公民素質，以及獨立思考和分析的能力等等等等。（見課程指引概論，尤其第1和9頁）

相信沒有人會懷疑，上面列出的各項「正面價值觀」，現今年輕人皆嚴重缺乏。我亦相信課程設計者是有心人，希望以此科目「教」曉學生一個人應有之品格。但設計者似乎沒考慮到，「品格」是很難通過科目形式或所謂「言教」來進行的；反而，父母師長和社會風氣這些「身教」更有影響力。另一方面，設計者竟笨到將最富爭議性的「愛國心」、「國民身份認同」也加入科目內，那就無可避免令事情複雜化，甚至脫不了「阿爺交托的政治任務」嫌疑，最後恐怕整個「德育及國民教育科」，也會觸礁瓦解。

先說「言教」問題。我不贊成以言教推行道德和情感教育，因為不相信價值觀是可以那麼容易「教」出來。堅毅、尊重、責任感等，難道真的「講得多」就擁有？在課堂上討論討論、辯論辯論，或做做工作紙和寫寫自我反思文章，就會有好的品格嗎？我很懷疑。我反而認為，當學生參與群體活動（如做group project、參與制服團體、做義工等），常跟別人有interaction時，才會有更多機會反思這些品格的重要性，並付諸實行。（課程指引也有提到「生活實踐」，但只是課堂以外的輔助）

再說國家情感這一部分。對國家的情感真的可以「教」出來？學校老師的確可以用很多選擇性的知識，來增加學生對國家的好感和尊敬。記得小學時，老師說中國有「四大發明」，當時認為「好勁」，但長大才知道，中國只是「發明」卻沒有「發揚光大」這些發明。現在回想，這也是一種原始的愛國教育？但隨著成長，一個人最終對國家有幾深感情，關乎他有多認同此國家的政治和社會狀況。小孩就算被「教」多少遍要為祖國自豪，長大後見到腐敗遍野丶爭民主者通通繫獄的所謂祖國，只會覺得徹底厭惡，而不會對國家有愛。

所以我不擔心硬推國教科會洗孩子的腦，反而最擔心孩子更早學曉如何虛偽做人，見人說人話，見鬼說鬼話,因為國民教育的評估方法是極度令人啼笑皆非的：由老師監察學生的感情和行為變化，和由學生互相監察......如此評估方法，只會令小孩變「精」，懂得在老師前做戲，扮愛國、扮乖、扮有品格，假得徹底！

其實一個人對國家的情感，是很複雜的心理歷程。我們這些在殖民時代長大的香港人，對中國仍有種特殊感情。當見到非洲某小國屠殺她的人民，我們會遣責，但斷不如見到中國政府屠殺人民般深切傷痛。這是一種對自己血脈之國的特殊情感，只不過，這情感不以歌功頌德式的「愛」來表達，也不會非常濃烈──中共惡行太多，香港又曾是殖民地，加上有很多人由中國逃難到此，所以香港人習慣用「外人」、「旁觀者」的角度看中國的一切，我們愛國的方式，和國內同胞甚至世界其他國家，都肯定不一樣。

我不是心理學家，但我敢說，任何生活在群體裡的人總會經歷一段「反思個人與國家民族關係」的過程。我的「國族反思」啟蒙期，相信和很多同齡人一樣，是八九年的六四。那時候，第一次發現老師和其他成年人原來都很關心中國──這個我覺得頗遙遠、但很喜歡它的文學和河山風貌的國度；第一次在早會聽到中國國歌，然後學唱，覺得它很好聽，但歌詞血腥；第一次為這國家裡發生的事上街遊行，唱《勇敢的中國人》時為死去的人流淚……

不同世代的香港人，肯定會有不同的啟蒙事件（如今年的李旺陽事件），最後對國家的「感情」也會很不同，但其中的反思過程應該很相似。譬如會問：「愛一個國家，是否等於愛其執政黨？」「如果不愛這個執政黨，我仍可以說自己愛這個國家嗎？」

有很長時間我在想這些問題，相信也是很多香港青年曾經思考的問題？到現在，我自然明白黨不等於國，愛國不等於愛黨。我愛中國的河山，愛中國的文學、哲學、藝術，我愛的是經過幾千年積累而成的文化體系，但絕不是愛由蘇俄「入口」、當年專講階級鬥爭、現在專講「和諧」社會的中國共產黨。可見對國家的感情有多強烈或有多決裂，是要經過很長久很仔細的思想掙扎。一個孩子對中國抱有甚麼情感，實在不應也不可能由中小學老師來評核其對錯。

這種情感只宜慢慢體會，不宜急進地言傳。

或者再換個說法：香港歷史太特殊，香港人對中國的感情，根本不應該以一個「科目」來教，應該由每個人自己去經歷、發掘和思考。我們大可以選擇愛國而不愛黨，甚至不愛國也不愛黨。我們不像民主國家，政權由人民授予，國民只需認同自己的國，根本不用考慮是否認同執政的黨（因不喜歡的話，隨時可用選票趕她走），權在人民。看看2012奧運開幕，英國人對自己的國家有多自豪？他們愛國，是發乎真心的，因為他們是國家的真正主人，而我們暫時不是（香港的主人），看來有排也不會是（中國的主人）。

說了很多，最後且讓我引述入作家西西的話作結：「如果中國的民主、自由與法制能得到改善，才算真正強大，才能得到更多人的認同和尊重，學生自然愛國」。

愛情不能勉強，愛國也不能勉強，阿爺，你明唔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