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寫作為職業或志向的人,大多經歷過靈感枯竭的慘況:交稿時限逼在眉睫,但修改來修改去,文章總像未雕琢成形,只是一團暗啞無光、毫無靈魂的雞肋。
遇上這種狀況,寫作人通常會嘆口氣,並自我安慰:「唉,最近無乜靈感......」但靈感到底是什麼回事?腦袋能否併發出創意,純然是一種運氣嗎?若果繆思女神眷顧我,我便會靈感源源不絕,否則只好繼續等待?抑或靈感更像一部「攪拌機」,需要不斷「input」,才能有「output」?
長久以來,人們愛將寫作靈感和運氣掛勾。倪匡便曾提出「寫作配額論」:人做任何事情都有一定配額,配額用盡便要停止,抽煙飲酒如是,寫作也如是,當靈感枯竭時,唯有乖乖投降,擲筆輕嘆。
但除了天份,外在環境的刺激對寫作同樣重要。寫作就像長期的燃燒過程,必需不斷添加燃料,火才能燒得旺、燒得紅。一流的大作家,絕不會呆等繆思賜予他靈感。他往往是一個勤勞的觀察者或閱讀者,不斷收集新的柴枝助燃。譬如俄國作家杜斯妥也夫斯基(Dostoyevsky),便是極厲害的「觀察者」。
杜斯妥也夫斯基生於沙俄時代,廿多歲時(1849年)因參與反農奴制的青年進步組織「Petrashevsky小組」被政府拘捕,幾乎死於刑場,但在最後一刻,當局改變主意,將他發配西伯利亞。杜斯妥也夫斯基因而歷經了四年牢獄和苦役生涯。
坐牢,是苦不堪言的事,但對寫作人來說,監獄卻是「觀察」人間世的好地方。杜斯妥也夫斯基在獄中認識了很多性格獨特鮮明的囚犯,學懂了很多民間諺語和俗語。他將這些「材料」都一一記在筆記本裡(這筆記被保存下來,名為《西伯利亞筆記》),出獄後,發表了自傳味甚濃的小說《死屋手記》。個人認為,這是被嚴重忽略的Dostoyevsky作品。書中刻劃了各式各樣的監獄人物,描述了諸多獄中細節(譬如用牛腸偷運酒入監倉,再轉手賣給其他犯人賺錢),那種真實與血肉感,只有坐過牢的人才寫得出來。事實上,如果沒有被捕、被判死刑(又獲特赦)、被流放西伯利亞等「刺激」,杜斯妥也夫斯基其後所關注的寫作題材肯定很不一樣,亦不可能寫出《白癡》、《罪與罰》、《卡拉馬佐夫兄弟們》等名著。
2.
杜斯妥也夫斯基生於亂世,自身經歷足夠他寫很多本書。但活在太平年代的作家,便要借助大量閱讀來「加添柴薪」了。很多作家因而都是勤勞的「閱讀者」,包括日本小說家村上春樹。
村上春樹是個嚴格遵守紀律的作家。他早睡早起,每天在固定時間寫作(通常是清晨),不會等靈感到才工作。村上特別強調專注力:「把自己所擁有的有限才能,專注到必要的一點......這種能力若能有效運用,某程度可彌補天份的不足或不均」。
對村上來說,靈感並非憑空出現的神奇東西。它只是專注創作時達至的自如狀態。而這自如狀態,需由大量生活和閱讀經驗支撐起。
換句話,寫作最需要的是積累。在《作為職業小說家》裡,村上形容自己的腦袋是一個擁有無數抽屜的巨型資料庫。他會將平日觀察和閱讀所得,在腦海裡分門別類收藏好,當寫作進入狀態時,一隻無形之手便會從適當的抽屜取出合用素材,寫進小說裡。
這種寫作方法,其實跟村上是「第六感型」作家互有關連。他曾經在訪問提到,寫作時他從不預先設定故事結構,譬如寫《1Q84》時,最先想到的只是「青豆」和「天吾」兩個名字。抽屜裡的大量片段,正好讓他的第六感有厚重的憑藉吧。
3.
寫作要積累。但要做到像村上春樹那樣,甫坐下即進入狀態,談何容易?所謂有才華的作家,是能夠從大量積累的data裡,輕易提煉出恰當素材與文字的人罷,但什麼狀態最有利於「提煉」,卻是各師各法。
法國思想家盧梭(Rousseau)便絕不可能像村上春樹般,每天定時定候寫作,「靈感」一call即到。盧梭寫道:「當我拿著筆,對著書桌和紙張時,是從來寫不出什麼來的。我是在巨石和森林之間散步徘徊之時,或夜半無眠之際,在腦海寫下文章。」(《懺悔錄》)
盧梭喜歡在散步時獲取靈感。事實上,假使1755那年他沒有在聖日耳曼(St. Germain)森林散步一整個星期,或許便無法寫出那篇影響深遠的《論人類的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礎》。他在《懺悔錄》回憶道:「我盡情在森林裡探尋,找到原始時代的面貌。藉著這些面貌,我大膽描繪出那個時代的歷史。」在森林裡,盧梭靈光閃動,構想出善良的原始人形象,駁斥之前霍布爾等哲學家對原始人的殘暴想像。
盧梭有關散步和寫作的看法,我甚有同感。散步時,有趣意念會源源不絕湧現。我總是在步行回家途中,或坐在公共交通工具之際,想通某篇文章應如何起筆,如何呈現。以科學的觀點看,移動中的風景、行進中的腳步,令大腦處於活躍狀態,自然勝過血液循環較慢的寫作姿勢罷。
或者,寫作的人都應像村上春樹般多多跑步,保持運動員般的體質,那麼當坐著寫作時,也可保持步行時的良好血液循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