書的斷捨離

朋友C最近不時傳些書籍照片給我，然後問：「這些書你合不合用？」 「你可領養它們嗎？」 「這幾本有無興趣？」⋯⋯不問而知，C是在斷捨離中。

我常認為，斷捨離是會導致悖論的：如果人人都在斷捨離，那就沒有人能接收你斷捨出去的東西了。因為幾年前我已奉行書的斷捨離，所以這次幫不了C 多少。

似乎是首次為書櫃大掃除的C，說起斷捨過程時大為感觸：「家中很多書是買的時候很想看，但放進書櫃十多年都沒再碰過。總有新的書在吸引著我。很多書是想讀，但未必真正想讀…..」

C 道盡不少書迷心聲。買回來便被棄置書架上，是每天都在上演的書的悲劇。我於是奉勸C，人生苦短，閱讀也要講策略和priority，不如列出一張「非常想讀」的書單？若然過了一段時間，仍提不起興趣去讀清單上的一些書，便代表你並不真的很想讀它們。

結果乖乖不得了，他列出如下書單：

老子論語孟子莊子周易大學中庸柏拉圖泰戈爾尼采紅樓夢莎士比亞但丁新約聖經佛經黃帝內經氣功古琴太極詩經大量文學名著……

C問：是不是瘋了？

咳咳，我說，這書單基本上可讀幾生幾世了。C說，這本是他一生想讀的書，但他怕下年就死的話會漏掉很多，所以不如盡快把它們讀完。

看來C的病情已十分嚴重。

他患的是「名著包袱病」，以及「想讀該讀不分綜合症」。

其實誰都有過「把名著讀完」的宏願，但這種想法往往是虛榮心或貪念在作祟，徒令閱讀變成沉重包袱。名著當然有其精彩處，但鑑賞文字和跟作者產生共鳴的能力，是需要層層累積的。譬如讀金庸，十多歲讀和中年後讀，是不同層次的體會。因貪心而勉強去讀，就像旅行時掛著拍到此一遊selfie，只會貪多嚼不爛。

閱讀本是最美好自在的事，但當你想著要accomplish什麼，閱讀的樂趣就會消失得無影無蹤。

因為人生買得最多的就是書，所以對我來說「書的斷捨離」幾乎等於整個房間的斷捨離。最近從報上讀到，有人因斷捨離弄至離婚收場；這明顯是不懂拿捏分寸的結果，不能怪斷捨離本身。其實人生至少來一次斷捨離，真是好事。那種塵垢盡去的磊落感，絕非筆墨所能形容。

幾年前，我還是個買書甚狠甚狂的人，所以房間常常書滿為患。後來我決心來一次「書的斷捨離」：細細清理了一遍全屋藏書，把千多本書送出去或賣出去。從此，書架上只有我已讀過並想保留、現在正讀及未來會讀的書。

斷捨後，書架變整齊了還是其次，最大得著是對自己的閱讀口味和鑽研興趣有更多了解。那些「該讀」而沒讀的書被移走後，書架不再是炫耀文化的櫥窗，而是一個卑微書迷探索一個又一個神奇寶庫的真實記錄，沒水份的。

我不算是很迷「斷捨離」的人，不過幾年前在機緣巧合下，訪問了「收納女王」近藤麻理惠Marie Kondo（按此可閱讀部分內容），當時她還未像今天般全球爆紅。 老實說，她的「spark joy (令人怦然心動) 」收拾法則，我認為遠不如山下英子那一套「斷捨離」法則富於哲理和系統美。

KonMari method是很「女孩子家」的 ：我要被spark joy的東西圍繞著，不spark joy的通通扔掉！歷練多、雜物多、必須幹大量「非spark joy」活兒的中年人，通常覺得這種收拾法難以執行、不切實際。有記者曾問Kondo，成人紙尿片之類的東西，如何spark joy？真是問到關鍵點上了。與其徹底被spark joy之物圍繞（我總會聯想到廸士尼動畫的公主王子），倒不如打從心底感到豐足，令「非spark joy」之物看來也閃閃發亮？

不過那次訪問也有特別收穫：學懂了十分實用的「KonMari摺衣法」，受用至今。任何衣服，以至襪子或奇怪形狀的布造物，我都可以摺成「方塊三文治」狀，然後豎起來，收納進淺層抽屜裡。

這十多年，斷捨離風氣吹遍各地，彷彿是世人對資本主義吹捧享樂消費的惡本質的一次大反擊。不過「清屋」又怎及得上「清心」治本？ 很多人都努力尋找不會「反彈」的斷捨離方法，但如果沒看透「太多物質是負累」這一事實，清屋得到的空間，準會很快又被填滿⋯⋯

不過說到「清屋」的實踐層面，我覺得最終極有用的戒律是這一條：

每件東西，都有它自己的安身之所。

忘了是在哪本書看到，好像是山下英子的《斷捨離》？外衣和長褲放在大櫃、內衣放在抽屜、鑰匙掛在門邊小勾、拖鞋放在櫃底、書本全放在書櫥…… 這戒律為何精彩？因為當物皆有其位，每次房間開始變亂時，我都可用九秒九速度，將所有亂放著的東西還原。

收拾，不再是痛苦的事，這樣就可以每天順手做一點，不用因「拖延症」而令房間越趨混亂以至無法收拾。而當你習慣了「物皆有其位」時，購物前就會三思：家裡還有空間放新東西嗎？這樣，購物衝動就會被瓦解於無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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死得好，「飛將軍」蔡鍔

史書總愛用一兩句話總結歷史人物的一生功過，蔡鍔所得到的那句話，通常是「雲南首舉義旗」的「護國大將軍」，又或「再造共和第一人」。蔡鍔一生，可謂生逢其時，並在人生交叉點作出正確的抉擇。......〔閱讀全文〕

革命就是要找這種拍檔：訪黃興墓

嶽麓山黃興墓

身型肥壯、力大無窮的黃興，是湖南長沙人。這次到長沙旅行便常見其「身影」：城裡最熱鬧寬廣的大街，被命名為「黃興路」，街上最多名店的一段步行街，稱為「黃興廣場」，人來人往的廣場上，豎立著一尊黃興銅像。不過這些都只是紀念性質的地標，真要憑弔的話，最好還是到嶽麓山上的黃興墓。⋯⋯〔閱讀全文〕

尋訪長沙時務學堂

湖南長沙的蔡鍔北路

長沙時務學堂開學時，距戊戌變法失敗、康有為梁啟超亡命日本，不足一年時間，但課程設計人梁啟超卻成功為這保守之城埋下最激進的種子。學堂首批招收的四十名學生（由四千名投考者脫穎而出），後來有十一人隨他亡命日本，八人死於唐才常「自立軍」起義；至於在歷史留下最大名的，則是年紀最小的學生蔡鍔。⋯⋯ 〔閱讀全文〕

五四六四

五四、六四，一脈相承。同樣是由大學生自發、最終伸延全中國的大規模學生運動。同樣是為了追求公義，站上街頭。同樣是長期被政權肆意扭曲其歷史內容與含意。然而，五四和六四所得到的「國家待遇」，卻是天堂與地獄之別：一個是被高度讚揚的所謂「愛國主義運動」，一個是被掃進地氈底的所謂「反革命暴亂」。.....〔閱讀全文〕

葬身之地

最近家族裡有人過身，耳聞目睹親友尋找安葬之所的過程和煩惱，頗感無奈和悲哀，遂有此文......
[閱讀全文]

稿費九十年

一年將盡，約略計算一下今年的Medium稿費，原來已超過400美元（3月至11月），平均每月約45美元。這數目跟紙媒還差很遠，卻大大超出我最初想像，算是一筆不錯的進帳。

其實傳統紙媒的稿費也談不上合理，跟其他用腦力的工種比較，甚至算「低賤」。大家似乎都有共識： 現今是不能單靠寫作吃飯的。除了極少數知名作家，純粹靠賣文維生，等於要捱窮。

看看實質數字便明白：紙媒稿費，不少仍停留在五毫子一個字，即每一千字500港元的水平。假如一篇文章用了十二小時作資料搜集、構思和落筆，那麼作者的時薪就是41.7港元；這跟香港法定最低工資34.5元，已非常接近。

曾幾何時，在資訊較不發達年代，寫文章的收入可以非常可觀。最近找到一些民國時期上海報紙稿費和書籍版權費的數字，不妨作一對照。 民國時代，也稱「銀圓時代」，因銀圓是當時流通全國的貨幣。銀圓有很多種，除了印著袁世凱頭像的「袁大頭」銀圓，還有由墨西哥流入的墨西哥「鷹洋」、光緒年代清政府鑄造的「龍洋」等。各種銀圓是等值的，一個銀圓在二十年代約可兌換128枚銅元／銅板。

1949年初由上海來到香港的中醫陳存仁，寫過一本《銀元時代生活史》。（ 他寫的上海掌故文章是電視劇《上海灘》的重要參考資料，劇集裡credit他為「特別顧問」。）書中提到二十年代他在上海初次投稿報館的舊事。

當時陳存仁不夠二十歲，是修讀中醫的窮學生。某日見上海《申報》副刊有一個「常識」專欄，便寫了些中醫驗方文章投稿。三個月後，他的一篇「疥瘡驗方」刊出來，稿費不多不少，正是一個銀圓。

一銀圓（有時也寫成一銀元或一元）不是小數目。那時代日常飲食交通多數用銅元（幾個銅元夠吃一頓普通午餐），較大額交易才用銀圓。陳存仁在書中寫道：

「這次領到的一元稿費，也是我生平第一次用文字換錢，當天意興豪發，拉了六七位同學到春風得意樓去吃茶，茶資是銅元八枚，各種小吃，如生煎饅頭、蟹殻黃等，又吃掉了銅元二十餘枚，在那幾位同學看來，簡直是一件豪舉。」（《銀元時代生活史》）

今天在香港，要帶六七友人吃一頓好的，五百元恐怕不夠，但二十年代的一個銀圓，卻非常好使，夠請三次了。

據陳存仁憶述，其時上海普通職員月薪是幾個銀元，車夫薪金約8元，在著名食肆叫一桌酒席約12元。二十年代的上海，文字有價。

作家魯迅亦曾提及上海報章的稿酬。三十年代他為《申報》「自由談」專欄寫稿，每千字6圓，比當時一般行情（千字2至5圓）為高。而他那篇著名的悼念文章《為了忘卻的紀念》，1933年發表於《現代》，全文5000字，同樣也是千字6圓，稿費共30元。

除了報上寫文，作家另一收入是版稅。據陳明遠的《文化人的經濟生活》，魯迅和妻子許廣平的書信集《兩地書》，當時訂價一元，版稅率為25%，也就是說，若印500本，便有125元版稅。

125元是什麼概念？三十年代，報館編輯和記者的月薪大約100元，中英文打字員月薪大約30元，中小學教師月薪大約40元。可見以freelance形式寫作的著名文人，收入應該不錯，就算普通一點的寫作人，多投幾次稿也大致能過平民水平的生活……

然而人人渴求新知的文字鍍金年代已經遠去。現在人們只嫌資訊太多太爆炸。始終時代不同了，今時今日，在Medium貼文仍能獲過百稿費，已屬難能可貴、值得一書的快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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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欄觀夜花

因為教書的緣故，近月常路過新填地街的小公園。那是香港舊區常見的街角小公園：面積跟普通客廳或一間劏房差不多，裡面孤零地擺著一兩張長椅，便幾乎是小園的全部，寒愴得可怕。

因為處於車水馬龍的窩打老道旁，這小園難免邋邋遢遢的，到處黏著一層灰塵，令人不敢停留。願意坐進去的通常是無所事事或無處容身的中老年人。

其實我一直沒注意到這公園的存在。但幾天前我意外「發現」了它。那是個有點涼風的夜晚，放工後，我沿窩打老道向地鐵站方向走。才晚上八時許，旁邊的果欄經已冷清零落，幽暗無人。（這小區就是如此，日頭喧囂至極，晚黑靜如幽谷。）走著走著，偶一抬頭，前面幾棵大樹黑影的頂端，竟閃爍著異樣的金黃光芒，且在風中輕輕搖曳。

嘩！當時真看傻了眼。我站在對面馬路，觀賞了一陣子「夜花」。

果欄旁的樹頭菜，花開滿枝

原來於暗黑夜晚，花兒在樹上是會發亮的，以前一直沒察覺。平日黑洞洞的樹影毫絲引不起人的注意，一旦開花，竟燦然高調若此，這到底是什麼樹？翌日我專程去探個究竟。原來這幾棵樹，皆栽種在小公園範圍內，樹的名字很鄉土，叫「樹頭菜」，又名魚木（Crateva unilocularis）。在太陽底下，樹上的花朵更耀目，團團黃金，為舊區帶來勃勃生氣。我又賞了一回「日花」。

這才明白，街角小公園也絕非一無是處。二三百呎的空間雖微小，也可以是街坊呼吸春天氣息的窗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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詞，也是一種風物誌

五四時期學者俞平伯曾編過一本唐宋詞選，名為《唐宋詞選釋》。近日翻看此書時，赫見一首有趣的詞作。

詞不算好，之所以覺得有趣，乃因作者孫光憲在詞裡提到木棉花。上闋是這樣的：「木棉花映叢祠小，越禽聲裡春光曉。銅鼓與蠻歌，南人祈賽多。」（《菩薩蠻》）

記憶所及，這是我第一次在古詞裡碰上熟悉的花名。我家所在的屋苑旁，有幾棵高聳筆直的老木棉樹，每當春和日暖，便會開出偌大殷紅花朵，點綴著光秃枝椏，煞是好看，這時我嘴巴不期然會哼起羅文的「紅棉盛放，天氣暖洋洋……」，心情格外暢快。可惜今年三月驟冷驟熱，影響了樹的生長周期，木棉開得零零落落，花少色淺，沒甚看頭。

因為熟知木棉花底細，一看這詞的首句，我便明白詞人想說的是：「嘩，這木棉花很巨大呀！」

相信大家都見過木棉花。這花是很重很大的，辭枝下墮時還會發出「嗒」一聲巨響，頗有悲壯意味。孫光憲是唐末四川人，沒見過這南國樹木，當他首次見到木棉花時，肯定被它的巨大所震懾。「在木棉花的映襯下，連遠處的荒祠野廟看來也顯得細小。」這句的重點不是廟小，而是花大。

有趣的是，香港人不費吹灰看得懂這句詞，北方或江南人卻未必領悟到。請看俞平伯對「木棉」一詞的註解：

熱帶喬木，初春時開花，深紅色。高士奇《天錄識餘》：「南中木棉，樹大盈抱，花紅似山茶而芯黃，花片極厚」

生於蘇州、居於北京的俞平伯，在註解裡完全沒有提及木棉花的大。可見他沒有真正理解這句詞的意思。

而江南人不懂木棉花，就如香港人不懂杏花、梅花、楊花（柳絮）。我們所熟悉的是木棉樹、細葉榕、鳳凰木、洋紫荊、樟樹、雞蛋花樹等。但詞裡難見它們踪影。

詞，其實也是一種「風物誌」吧。必須對一地風物略有認識，那麼看該地的詞作時，才有體會。想起年輕時讀詞，往往不求甚解，看見花木的名字，便胡亂想像一番（那時還沒有谷歌）。香港有杏花村，但沒杏樹，於是像「春日遊，杏花吹滿頭」（韋莊《思帝鄉》）、「花褪殘紅青杏小，燕子飛時，綠水人家繞」（蘇東坡《蝶戀花》）、「新樣靚妝，艷溢香融，羞殺蕊珠宮女」（宋徽宗趙佶《燕山亭．北行見杏花》）這些詞裡的杏花模樣，便全靠想像了。

直到寫這篇文章，我才終於上網查了杏樹杏花的模樣，還「杏花滿頭」一個真相。[ 讀詞小札，四 ]

孔子沒朋友？

最近因為在幹資料搜集工作，所以幾乎天天讀著南懷瑾的書，包括其成名作《論語別裁》。

書以前讀過，這次重溫仍然喜歡。雖然他的解釋有很多錯誤處，觀點有時也頗奇怪，但世上能夠以旁徵博引、恣意遊走的姿態解讀古籍、將全書融滙貫通的作者，恐怕沒有幾人。南懷瑾還懂得令枯燥變有趣，和激發讀者insight，值得所有寫作人借鏡。

不過南懷瑾不算「正統」學者。他解釋經典時考據不夠嚴謹，因此在主流學界沒什麼地位。這陣子翻資料，便讀到一些大陸學者對《論語別裁》某些富爭議性解讀的批評。整個討論其實很有趣，也足見南懷瑾的聰明和追求融通之心。 其中一個爭議來自《論語‧學而》：「君子不重則不威，學則不固。主忠信，無友不如己者，過則勿憚改」。

 到底「無友不如己者」應如何理解？主流跟隨朱子的解釋：「千萬不要跟不如你的人交朋友」（「無」解作「不要」，「友」是動詞，即befriend）但南懷瑾認為孔子不可能如此「勢利眼」，專向上攀附：「假如孔子是這樣講，那孔子是勢利小人，該打屁股」。

他認為，此句應理解為「沒有朋友是不如你的」，人人都有長處，值得你學習。即這句話不是談選朋友的條件，而是提醒人要自謙。

哪個解釋較合宜？個人認為，從詞義角度看，南懷瑾說法頗牽強。因他將「無」解成「沒有」，但這句話在〈子罕．第九〉重複出現時是寫成「毋友不如己者」的，而「毋」是「不要」、「不可」之意，非「沒有」之意。

我比較認同李零的看法。他在《喪家狗：我讀論語》裡，直指南懷瑾不對。他認為孔子這句話不過是主張「向道德高、本領大的人學習」，所謂「見賢思齊」（見到有賢德的人，想向他學習，做到跟他一樣好）而已。

不過李零亦坦白指出，這種主流解法有一嚴重盲點，因為「不跟差過自己的人交朋友」並非一個可普遍化（universalize）的交友規則。（南懷瑾之所以強作新解，亦基於此。）

 「不可普遍化」是我挪用哲學家康德的用詞。至於其意思，請看南懷瑾十分幽默爆笑的解說： 

（如果）交朋友只能交比我們好的，那麼大學校長只能跟教育部長交朋友，教育部長只能跟院長做朋友，院長只能跟總統做朋友，當了總統只能跟上帝做朋友了！（繁體版 33頁）

 比你「勁」的人，若也用相同規矩挑選朋友，則他根本不會和你做朋友呀！對不對？無論是德行好或本領高的人，若只願跟更「厲害」的人做朋友，則我們這些凡夫俗子就算想按孔子的話去做，也無從做起，因為我們都會「被嫌棄」。這個交友規則，根本不能普遍化，當人人都採用時，便會瓦解，所謂「順推行，反推不行」（李零語）。甚至乎，孔子也會很慘，因為他是絕頂聰明賢能的人，在他上面已沒有人了，他可和誰做朋友？

據李零介紹，古時已有聰明人發現孔子這話的漏洞，那人是蘇東坡：「如必勝己而後友，則勝己者亦不與吾友矣。」意思和南懷瑾同。不過讀書人大多很迂，習慣為尊者開脫，少特意點出失漏。南懷瑾敢於點出，還試圖另作解釋，多少因為他想為「孔家店」平反（《論語別裁》出版於 1976年 ，其時文革才剛結束，孔子仍是重點被批對象），亦可見他重融通多於考據。

我自問不夠聰明，以前讀《論語》沒發現這句有漏洞，但撇除邏輯問題，我也不認同「只跟勝於己者友」的交友原則。我喜歡跟任何人做朋友，勝於己的和不如己（不論談的是操守、本領、權位或EQ），一律歡迎，因別人的想法和行為，總可為我帶來思維衝擊。孔子不也講過「三人行必有我師，擇其善者而從之，其不善者而改之」？我認為這句話更貼近孔子的一貫思想。

管他賢能高士還三教九流，益友損友同樣值得交往，重點是自己定力夠。

春愁不閒

三月的屯門公園，沒有落花卻有滿地落葉。

早陣子，臉書上廣傳「南昌公園的黃花風鈴木開花」消息。那明亮張揚的黃花雖無香氣，卻異常上鏡，吸引很多人跑到公園拍照取樂，甚至紥營休憩。我因工作室在深水埗，某周末也凑興到南昌公園跑步。其實園中開得燦爛的風鈴木不算多，公園面積也很小，男男女女圍聚在開花的樹下挑選拍攝角度，對在周邊繞圈跑步的我來說，倒是比花更有趣的春日風景。

對春花的關注，在香港著實少見。大多數時候，我們被困在冷氣辦公室裡，觸目所見，只有蒼白水泥牆或partition。花開花謝，根本不在我們知覺範圍之內，四季更替，只是天氣報告裡的一些數字而已。生活幾乎和大自然割裂，便只能跟她作泛泛之交，有機會再碰面時，也不過視它為selfie的漂亮布景，沒有更多聯想。

這方面，古代詞人真是活得比我們有意思得多。

古代人跟大自然關係密切，隨時感受著其變化。而且他們所看見的自然景物不是純粹的物，而是引起感悟的源頭。他們其實是以一種充滿想像和隱喻的方式，跟大自然打交道；不像我們現代人，看花看樹只貪圖漂亮和打卡。

你或會笑古人「多愁善感」，一場風雨、一隻孤鴻、一彎新月也要感觸一番，但當人和大自然非常接近，周遭又沒其他文明事物干擾時，善感其實是非常正常的。

譬如我便永遠記得，多年前在新疆天山旅行的情景：晚上離開帳幕去小解，山路沒燈光，周遭漆黑不見五指，我偶一抬頭，只見繁星密布，填滿整個天空！那一刻，我就像被宇宙緊緊包圍的一粒塵。看著如此夜空，怎可能沒觸動？

近來想明白這一點，對古詞人特別熱衷書寫「閒愁」這主題，便有多一點包容。試想想，每當春雨過後，翌晨看見吹滿一地的殘花，那景象之stunning，會勾起幾多關於生命的思考？春天每年皆會回歸，宇宙生生不息的循環著，但我的生命呢？卻只一個勁兒的變老！所以詞人少談春的「欣欣向榮」，反對暮春特別敏感。當春花落下，正是最傷感的時刻，因古人由此聯想到生命的消逝。春天可以重來，花落不能重生。

如此說來，所謂「閒愁」其實一點不閒，亦非沒有來由之物。這愁，其實是詞人從自然之景得到啟發，對生命流逝所作的哲學反思。它可謂人類最根源性的「愁」。（當然，也不能排除春天濕氣重，人頭昏昏四肢懶散散的，什麼也不想幹，所以沒來由的感到情緒低落，就如作者近來的情況~）

在大量有關「閒愁」的詞作裡，我特別喜愛馮延巳（903–960）的《鵲踏枝》：

誰道閒情拋棄久，每到春來，惆悵還依舊。日日花前常病酒，不辭鏡裡朱顏瘦。／ 河畔青蕪堤上柳，為問新愁，何事年年有？獨立小橋風滿袖，平林新月人歸後。（《鵲踏枝》）

馮是南唐（十國之一）宰相，和李中主（李璟）亦友亦臣。個人認為，這詞最精彩處，是沒有點明隨春天重來的「愁」，到底因何而起？是感慨時光飛逝的愁？還是在哀悼一段過去的感情？因沒點明，讀者反有無限想像空間。

我尤其喜歡這詞以一凝定畫面作結，有如電影長鏡頭：「獨立小橋風滿袖，平林新月人歸後」。詞人獨立橋上，剛刮起的晚風把他的衣袖吹得脹鼓鼓的，但他卻沒有離去的意欲，直至新月都已升上樹梢，人們邁著急急腳步回家。

我仿佛聽到風呼呼地吹的聲音。［讀詞小札，三］

唱不出的詞

年輕時讀詞，往往會避開《花間集》的詞人，如溫庭筠、皇甫松、韋莊等，直接從李後主開始。因為「花間派」多寫男女艷情或離愁別恨，綺麗有餘深度不足，很容易感到煩厭。 縱然溫庭筠的「鬢雲欲度香腮雪」（床上女子的凌亂鬢髮，仿如有意志般，要越過雪白的香腮）寫得意態撩人，令人印象深刻，但當首首花間詞都是衾枕呀鬢雲呀春雨呀鷓鴣呀，題材也千篇一律寫閏怨離人時，再艷麗的文字，也覺單寡。（註）

但話說回來，我相信花間詞之所以容易令人生厭，並不純粹是題材造成，更因為：我只能用眼睛「看詞」，無法用耳朵「聽詞」。

詞，是可以演唱的歌詞。但唐宋的「詞牌」（即詞的曲調）絕大多數沒留下樂譜記錄，因此今天我們無法得知它們的旋律是怎樣的。（鄧麗君唱的李後主詞《虞美人》，作曲者是現代人譚健常，小時候我曾以為這是《虞美人》的原曲。）

我們跟詞的相遇，註定先天缺陷。

但古人不是這樣。他們對一首詞的感受，跟其詞牌是緊密相連的，也就是說，他們都是「聽詞」。

歌曲是一種很有趣的東西，它之所以動聽，往往不需極深刻的文字內容，反而講究詞跟曲的起伏是否配合得宜，旋律本身是否動聽。可以想像，唐末五代文士，在酒筵裡聽著歌妓温柔的歌聲演唱他們或別人所填的詞時，其實是在欣賞as a song的詞。

讀起來單薄空洞的詞，或許唱出來精彩得要命，也未可知？

其實流行曲也一樣。若將動聽的情歌「曲詞分離」，純粹讀出詞的部分，很多時會魔力盡失，變得乏味。「害怕悲劇重演／我的命中命中／越美麗的東西我越不可碰」，用讀的，很普通，但王菲唱的《暗湧》極棒。「我勸你早點歸去／你說你不想歸去／只叫我抱著你」，用讀的，沒有張國榮唱出來的蒼涼感。讀的意境，多數不及唱的意境。(當然也有例外)

可惜今天我們已無法用「聽」的方式來享受詞，只能偶然從字句的節奏感和押韻處，想像它當初作為一首歌的曼妙姿態。

而這種品詞的方式，又反過來影響我們對詞人的看法。譬如南宋女詞人李清照十分看不起蘇東坡的詞，認為不合音律（「作為小歌詞，直如酌蠡水於大海，然皆句讀不葺之詩爾，又往往不協音律」），但今天對很多人來說，蘇東坡跟李清照，都是非常棒的詞人。他們詞作的魔力，已完全脫離音樂而自立。

如果我能回到過去，倒很想聽聽蘇東坡的詞，唱起來是否真的極不合音調，就如那首「青青草長綠樹蔭，我們大家遊戲」一樣？

註：
葉嘉瑩在《唐宋詞十七講》提及，清代詞學家張惠言主張溫庭筠的綺麗背後，實有所托喻。譬如「懶起畫蛾眉」的「蛾眉」，代表了一種美好的品德才智，遙契屈原《離騷》。不過葉嘉瑩在書中指出，溫的性格不修邊幅，愛流連花街，「托喻」一說跟他的性情未免太過不乎了，應是一廂情願的過度詮釋而已。［讀詞小札，二］ 

詞人說夢

南唐畫家顧閎中的《韓熙載夜宴圖》，可見當時文人的娛樂生活。

和詩比較，詞更委婉曲折，節奏亦變化多端，因此餘韻遠勝於詩。夜闌人靜、和衣欲寢前細讀它一二闋，任思緒飄飛，是莫大的美感享受。

喜歡詞久矣，但若要我用精準的語言，描述讀詞時的美感經驗，卻是一點把握也沒有。詞的好，總是似有還無，不像詩，有言志傳統，有明明白白的事在敍述，有工整的格律與形式作為欣賞標準。相反，詞的好，有時是頗私密的，有點像現代人聽流行曲（畢竟詞就是唐宋人唱的歌），冷暖自知，感受因人而異，因此讀詞的美感經驗，不像讀詩那樣standardised。

或許，這正是詞迷人的地方吧！

近日，在讀詞學專家葉嘉瑩與作家蔣勳談詞的文章。兩人解詞，各有千秋，把一闋闋有千年來歷的詞，都解得活靈活現，讀來甚是暢快，對詞的領悟又多了一點點，故不揣淺陋，嘗試寫一系列「讀詞小札」，記下一些讀詞心得與想法，跟同好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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詞的最初，乃文人於歌筵酒席為歌妓填的詞，因此多以女性為第一身，不是寫閨怨春愁，就是寫離恨別緒。這個極陰柔的起點也有一好處，就是它不需賣儒家傳統的賬，可以寫極纖細極綺麗的感觸。早期描寫女性懶起畫眉、愁看簾捲的作品，我其實吃不消，不過當陰柔的敍述不再局限於純粹的閨怨，詞便越來越好看。 而我尤其喜歡看男人陰柔地寫夢。

以詞寫夢，南唐李後主李煜的《浪淘沙》堪稱絕唱。「簾外雨潺潺，春意䦨珊。羅衾不耐五更寒。夢裡不知身是客，一晌貪歡。／獨自莫憑欄，無限江山，別時容易見時難，流水落花春去也，天上人間。」

李煜 （937年－978年）寫這闋詞時，其國已亡，他是宋太宗的階下囚。詞裡所說的「客」，不過是「俘虜」的代稱。這位「生於深宮之中，長於婦人之手」的亡國君，在某個春雨潺潺的半夜裡，因寒乍醒，憶起剛才清晰的夢裡，他竟像舊時般宴飲笙歌、展露歡顏，渾然不知自己早已是「客身」。

夢醒一刻，發現剛才的充盈愉快原來是虛幻的。這種失落感我所有人都經歷過，但只有李煜能用十一字道出當中的淒涼苦澀。

葉嘉瑩說得甚好，所謂好詞，往往能令讀者產生豐富聯想。「夢裡不知身是客，一晌貪歡」，其實是個很虛的陳述，但正因為虛，反容許更廣濶的聯想。字面上，它可以指某一晚的夢，也可以指很多個晚上重覆出現的夢。甚至我們會聯想到，這「夢」其實象徵著李煜的上半生。那無限江山，那金碧輝煌的宮殿，那車如流水馬如龍的夜宴，那魚貫而列的宮娥，通通都成了逝去的美夢，而當時詞人竟渾然不覺，只懂貪圖刹那之歡。

以前我喜以最後一種解釋理解這「夢」字，認為甚好，因為既不用落實於某一夢境，又極切合李煜憶念往昔的精神狀態。直至最近，讀到蔣勳將詞的上半闋詞理解為一具體的「夜半夢醒」場景，始覺「落實」也未嘗不好。春寒乍起、披著薄衣的李煜，望著簾外雨水，回想驚醒前那一番夢境 ⋯⋯這樣具體而微地理解「夢裡」一句，別具情味，影像感強，而且能將上半闋的「雨」和「夢」扣連起來，成一完整結構。

李煜成亡國之君後，經常提到自己的夢。「多少恨，昨夜夢魂中」(望江南)，「故國夢重歸，覺來雙淚垂」(菩薩蠻)。或許因為迴環往復的造夢，且迴環往復的寫，他才終於煉出「夢裡不知身是客」這樣純淨的好句？而愚見認為，這句之所以好，著一「客」字：人生不也仿如一場大夢嗎？而我們，都只是歲月的過客。

本來極寫實的亡國恨痛，因這「客」字，一躍化身成「浮生一夢」的感慨。由一場夢，進而到此生若夢，進而到眾生若夢，這詞為讀者帶來高度的概括性和哲學性的文字美感經驗。 王國維讚李後主「變伶工之詞，而為士大夫之詞」，他就是有能力由具體、個人的經歷，昇華至生命的普遍情狀。我不太同意李煜以純淨的「赤子之心」創作，反而認同蔣勳這句話：「李後主寫這個東西時……心境已經完全沉澱下來。他懷念的已不是故國，其實是在思考自己這一生到底在幹什麼？」

李煜把「夢」寫到如此高的層次，是個人才情和翻天經歷的鎔鑄結果。回看之前詞人對「夢」也有著墨，不過那種徹底直白的寫法，單薄可笑得很。

譬如韋莊寫夢，便像警察錄口供，時地人標示分明。請看他的《女冠子》：「昨夜夜半，枕上分明夢見。語多時，依舊桃花臉，頻低柳葉眉。／半羞還半喜，欲去又依依。覺來知是夢，不勝悲。」

韋莊（ 836年－910年）是比後主早一百年出生的人（韋莊生於唐末，五十九歲才考中進士，七十二歲時唐已滅亡，他成為自立為帝〔前蜀〕的西川節度使王建的宰相，一生遭遇可謂曲折）。其時，文人詞還在初步摸索階段，韋寫夢時過份白描，也是很正常的事；從那時起，要經過一百年積累，才終由李後主集大成，將詞中的「夢」帶到另一層次。［讀詞小札，一］

訪谷崎潤一郎的東京分骨墓

染井靈園一景

年初遊東京時，住在巢鴨JR站附近。選擇下榻巢鴨，最初只是貪圖它和神保町有地鐵（tokyo metro）相連，方便前往舊書街，並不覺得這「老人社區」有何值得細看之處。直至住進旅店，取得店方提供的「周邊景點一覽圖」，才赫然發現數個街口之遙的染井靈園，竟長埋著兩位重量級日本作家：芥川龍之介（1892–1927）和谷崎潤一郎（1886–1965）。

黑澤明的《羅生門》改編自芥川龍之介的短篇《竹林中》，可惜我沒看過原著，對這位小說家了解不深。不過出發到日本前一個月，我卻剛巧第一次讀到谷崎潤一郎的作品。

這本名為《鑰匙》（日文名字《鍵》）的長篇小說寫於上世紀五十年代，但其意識之大膽，敍事結構之精心，完全超越時代，過了六十多年，讀來仍覺前衛鮮活。故事由一對夫婦的日記組成。日記應是最私密的文字，但夫婦二人卻早已預計對方會偷窺內容，在日記中，有時會刻意吐露內心情欲，把不敢宣口的性愛嗜好坦露，有時又會以假亂真，意圖誤導對方使其墮進圈套；如是者真真假假、爾虞我詐，在讀者眼前漸漸呈現出一幅詭異、變態、瘋狂和危險的四角關係。而未到最後一刻，讀者也跟書中男主角一樣被蒙鼓裡，無法得悉事情最終的真相。這也是《鑰匙》最引人入勝之處。

帶著讀完小說後殘留的𢸍撼，我決定去探望這位酷愛描述女體與欲望的大師。日本的墓園通常打理得乾淨整齊，非但沒有陰森之氣，而且廣植樹木，空氣清新。染井靈園也不例外，園內共有百多棵染井吉野櫻，每年四月都有人特意前來賞櫻。

我到訪時雖是一月，但冬日陽光烤得人暖洋洋，看著枝幹光秃秃的櫻花樹也不覺荒涼肅殺。靈園呈長方形，中間有一小路橫切，小路上偶然還可見到跑步的男女。

沿靈園的主幹道走了一會，才發現兩位作家的墓並不在靈園主體，而是在靈園旁邊的慈眼寺。

慈眼寺入口豎著一大牌，列出多位名人之墓，然而卻找不到谷崎潤一郎的名字。正自納悶，剛好有一日本人旅行團來到墓園參觀。詢問之下，終於找到谷崎的墓，原來就在芥川龍之介的墓附近。

谷崎的墓很簡樸，只是一塊沒任何家紋或圖案的石碑，而他的家族其他成員看來亦同葬於此。墓的周圍沒太多空間，我隔著一道矮鐵欄靜靜憑弔。

谷崎潤一郎的分骨墓

最初不明白為何芥川的墓有清晰指示牌，谷崎的墓卻沒有呢？及至看清谷崎墓碑上的漢字：「分骨葬當先塋之側，總骨別瘞洛東法然院寂碑」，才終於想到，這兒或許只葬著他小部分遺骨，真正的谷崎墓應在他處。

但能跟小說家問聲好，總算還了小粉絲心願。後來上網查查墓碑上兩個不認識的漢字，才知道「先塋」（音「型」）是指「祖先的墳墓」，「瘞」（音「意」）就是「掩埋、埋葬」之意，都是極舊式的中文用法。沒想到六十年代的日本墓碑上能見此古意。不過谷崎為何要分葬兩地？他的真正墓地又在哪裡？

回港後忙著工作，關於谷崎墓的疑問很快便忘掉了。直至近日讀到台灣藏書家苦茶先生的《人間書話》，才終於解開心中疑竇。苦茶曾經到訪谷崎在京都的墓地，位置就在哲學之道旁的法然院。這個墓，正是東京谷崎墓碑上提到的「洛東法然院寂碑」。所謂「寂碑」，乃指碑石上書有「寂」字，是作家生前留下的筆跡。

谷崎潤一郎在東京出生及成長，1923年關東大地震後才舉家由橫濱遷至京都。自此他在關西居往，至七十歲才遷返關東，《鑰匙》就是他關西時期寫的作品。據苦茶介紹，法然院的墓地是作家死前幾年購下的，墓地裡有「空」和「寂」二碑，兩者皆是不規則的天然石頭形狀，古樸優雅，而谷崎和第三任妻子則共葬於「寂」碑之下。他過世百日時，部分遺骨被送到東京染井，與雙親合葬，即我所看見的分骨墓。

據說谷崎潤一郎選擇在法然院長眠，乃因他的媳婦（該兒子是谷崎妻子和前夫所生）渡邊千萬子在附近居住。渡邊千萬子是谷崎晚年作品《瘋癲老人日記》的女主角原型，也是谷崎的靈感女神，甚至情欲想像對象。兩人的曖昩關係，因 2001年出版的《谷崎潤一郎=渡辺千萬子 往復書簡》而正式曝光。

這似乎應了很多讀者的想像：擅寫變態情欲的大師，真實人生的愛欲經驗，應該也是很有份量的。但谷崎最特別之處，是他雖眷戀生之狂熱，對死卻沒有抗拒，還刻意讓自己的埋骨地呈現恬淡無欲之姿。

Kindle與泥鰍書

戊戌狗年，買下人生第一台電子書閱讀器kindle。 

讀書而無書香、翻頁不能隨性、版面絕不美觀、作標注與眉批變得麻煩等，這些缺點我仍未適應，但無可否認，kindle真的方便，而且它還替我解決了「大部頭書太重，很想看但捧著手會累」的棘手問題。第一個kindle晚上，我便雀躍地讀著葉嘉瑩全集；只有200克重的機身，拿一整晚也不累。

正式用kindle後，發現它有另一優點：能平穩地待在任何平面上。

只用膠水黏合的膠裝書，

用力一按，書頁即呈崩裂狀。

（這是上月剛在台灣書展買的新書）

相比起來，某些紙本書就像泥鰍，讀者總是無法找到穩妥地捧著它的姿勢，放在桌上又滑來滑去，最後必須雙手出力按壓或以書托夾緊，方能把它降服。

我常戲稱這種難侍候的書為「泥鰍書」。說起來，近十多年「泥鰍書」越出越多，台灣大部頭翻譯書的「泥鰍」情況尤為嚴重：書的題材吸引，可惜又厚又難翻閱，使我望書興嘆。想來，討厭泥鰍書也是我購置kindle的原因之一。

有些人會對泥鰍書採寬容態度。「這也是沒有辦法呀，書很厚嘛。」但這是對書的誤解。厚的紙本書，絕對也可以很好翻和輕鬆攤在書桌上的。其實書之所以「泥鰍」，書脊位置難以張開，乃因出版社欲減省成本，選擇了不太好的裝訂方式：只用膠水在書脊黏合紙張，而沒有用線將一手手紙穿起來。

在香港，前一種裝訂方法稱為「膠裝」或「黐膠」，後一種稱為「穿線黐膠」。膠裝成本低，但書打開時無法平躺，書脊一帶總像跟讀者手掌頑抗似的，不便捧讀。穿線黐膠，即穿線後才用膠水黏合，書幾乎可完全攤平，不過成本較貴。我不肯定台灣以前是否也常用膠裝，但台灣出版業近年不斷萎縮，出版社想省錢亦是人之常情；只是泥鰍處處，令讀者卻步，豈不變成惡性循環？

穿線黐膠的書，非常堅固，

用力按壓，書頁也不會損壞。

（這是南懷瑾的《論語別裁》聖經本）

膠裝的另一大缺點是書頁容易剝落。愛書人都一定有過如此經驗：書沒翻幾天，書頁已自動掉落。這種容易脫頁的書，正是製作不佳的「劣品」膠裝書，稍稍用力把書壓平便已導致脫頁。

在我的「平生最討厭事物」名單裡，「會脫頁的書」名列前茅，所以去年出版自己的散文集時，毫不猶疑選了穿線黐膠。搞獨立出版，很多事情需要退讓，但在裝訂問題上，我有絕不能逾越的底線。因為實在受不了某人在讀我的書時，因它滑來滑去而生氣，或十多年後，從書櫃翻出那書時發現已經甩頭甩骨。

製作不會脫頁、能安穩待在桌上或手中的書，是對書籍的尊重，也是一個愛書的出版人的基本責任。至少我這樣認為。

曾經相信，我這種對泥鰍書的不滿是天經地義的，去年卻有印刷廠老闆跟我說：「依家裝訂技術先進，膠裝唔會咁易甩頁架嘞，間間出版社都係咁印架啦！」頓時無語。膠裝就算暫時不脫頁，卻常常是滑來滑去的泥鰍，而且大力一點即有崩裂危機呀，我暗自說。但用短淺眼光看待書，在經營日艱的書業界似乎已成潮流？

確實，比起美觀的封面設計或高雅的封面用紙，書怎樣裝訂是藏起來的事，但真正愛書的人是心清眼亮的。希望仍在製作泥鰍書的出版人，認真考慮改用更好的裝訂法。

＊順帶一提，應如何分辨一本書是膠裝還是穿線黐膠？方法很簡單，只需打開書，用力按在書脊位置上。若書頁呈斷裂狀和沒有白線，便是膠裝；若書頁相連並見明顯白線或線孔，便是穿線黐膠。不過此法會損傷書本，用時需有心理準備。

東京書店小旅行

成文堂一角

一個人旅行的最大好處，就是盡興。不用遷就別人，專心致意做自己喜歡的事，去感興趣的地方。這次東京之旅正是如此。除了放肆地休息和泡澡，就是天天往書店跑。

屈指一算，六天裡到訪過的書店（包括二手書店）共有十多間：

第一天/ 旅館附近的成文堂（巢鴨JR旁）；
第二天/ 老字號紀伊國屋（新宿JR附近）；
第三天/ 神保町古書街的大雲堂、一誠堂、設有舊書部的三省堂等等；
第四天/ 早稻田大學書店、位於高田馬場JR和早稻田之間的五十嵐書店和數間二手書店；
第五天/ 有樂町JR交通會館的三省堂；
第六天/ 池袋的淳久堂。

日本是閱讀大國，近年閱讀量雖降低了，但買書的人口仍足以支撐起很多作家的生活，以及大量百貨公司式連鎖書店和充滿個性的中小型書店。因為這次重點是去神保町，特色書店沒有多去（譬如中目黑的蔦屋、松浦彌太郎的cow books、新宿的海鷗書房、Book 1st等都沒時間去）。不過就算是大路的連鎖書店，不同字號也各有特色，逛起來一樣趣味盎然。而在紀伊國屋、三省堂和淳久堂這三間「巨無霸」書店中，印象最深是池袋的淳久堂總店。

淳久堂四樓的歷史專櫃

池袋淳久堂總店，是全東京面積最大的書店，共有十層。不但各種文庫本小說齊備，歷史方面的著作也藏量豐富（日本史外，闢有一整排中國史及台灣史專櫃）。雖然日文程度不高，在此也忍不住買了些日文書，包括兩本談滿州國「滿蒙開拓團」的，和非常少見的福澤諭吉批判論集。

淳久堂創立於 1963 年，雖不及紀伊國屋老字號，但已足夠培養幾代讀者吧？這裡沒有個性化陳設或裝修，是實而不華傳統書店，我卻十分喜歡她所散發的像圖書館般沉穩的氣息。在店裡找張小板凳坐下，隨意翻看明治維新的圖冊，足以渡過一個下午。

在書店翻書之餘，我也愛觀察店裡的趣味細節，以及付款大堂的人龍。

淳久堂的二樓，張貼了一些日本作家為該店而題的字和親筆簽名。請作家為書店題字的做法，在香港沒有見過，所以覺得甚是新奇。香港的著名作家，何曾會為某間書店題字，以表支持？日本書店流行這樣做，或許因為日本人通常從小到大光顧同一間書店，情感深厚，所以成名後樂於題字回饋？不像香港人與書店，關係通常很疏離：遍地的三中商，難以談什麼感情，而精彩的小書店又往往撐不了幾年，欲談情而無從......

至於付款大堂的墟冚情境，淳久堂是我見過最誇張的。一月下旬的星期天下午（正是東京大暴雪的前一天），外面陽光明媚，書店的地下大堂內，十多位收銀員以L字型排開，包圍著中間打蛇餅的付款人龍。雖然有一位妙齡女服務員在龍頭指揮顧客前往空櫃位，但蛇餅仍長期維持在二十多人的繁忙狀況。

書店的付費人潮，竟堪比假日大型超市。看見如斯情景，不免熱血沸騰（世上原來還有這麼多愛書人！），同時哀悼我城閱讀人口之寥落（但這麼多愛書人卻非在香港）。

一萬日元上的男人（下）

（3）
在福澤眼中，1894年的甲午之戰是一場「正義之戰」，因為他相信，「立國的大本唯有西洋文明一途」，任何阻擋西洋文明的，都應該被清除掃蕩，那怕是自命「天朝大國」的清朝。1895年1月，他寫信給友人：「這場戰爭實在是空前的一大快事⋯⋯看到鄰近的清國和朝鮮即將被包羅在我文明之中，是我畢生最愉快的事。」

到底他是如何由提倡「國與國應該平等」（《勸學》），變成深信「有些國家應該由我國接管」？

跟很多邪念一樣，福澤的邪念起始點都是很普通的。

回溯廿多歲時，他特別討厭儒家思想，認為它來來去去只講道德規範和階級尊卑，和現實生活脫節，沒有實學可言。及至見到中國對列強毫無辦法、任人魚肉時，他開始看不起固守儒家傳統的中國和朝鮮；而由看不起兩國，他繼而看不起兩國的人；由看不起兩國人，繼而有了「越俎代庖」的想法：不如由我來替他們掃走野蠻守舊，以我文明，光照亞洲⋯⋯

他思路的變質過程，大約如此（當中明顯包含日本人的民族優越感）。

福澤以為自己最服膺的是西方的平等自由思想，力倡「 人權」，但骨子裡，他視「強者侵略弱者」為天經地義的事 ；就像列強因國力強盛、船堅炮利，便可以用武力到世界各地侵略殖民、橫行無忌一般。他思想最底層所信服的，其實是弱肉強食的叢林法則。

今天回看，我們會覺得福澤的想法很「野蠻」，不過在他生活的時代，所謂西洋文明又確實包含「帝國主義」和「擴張主義」；只能說，福澤諭吉是全然不加分辨，便將西洋文明的好與壞皆吞進肚裡，最終走上思想歪路。

（4）
福澤雖是一名學者（終身沒當任何官職），但為了「弘揚」西洋文明，可以去得很盡。除了用報紙輿論影響國家政策，他還用過其他方法，譬如1884年朝鮮維新派的政變，他便有份參與策動與出資。

1881年，福澤的義塾收了兩名朝鮮學生，他們是朝鮮維新派（開化黨）的領導者，因想效法日本進行國家改革，所以來跟福澤學習。1883年，在開化黨要求下，福澤派遣幾名門生到朝鮮從事啟蒙工作，包括辦了第一張報紙。

1884年（光緒十年），開化黨在日本駐朝鮮公使竹添進一郎鼓動下，發動推翻親清朝的閔氏政權，在王宮放火，引日軍入宮（甲申事變）。呂理州在書中提到，這場政變所使用的武士刀、手槍與彈藥等，乃由福澤出資購買，然後偷運到漢城。可惜政變最終失敗收場（因為袁世凱率二千清兵攻入王宮），維新派大部分被處死。

被清朝壞其好事，福澤當然非常生氣，立場變得激進，多番寫社論鼓動日本出征中國。

先是教朝鮮維新派西洋學問，繼而投入維新派的政變，當這些都不管用，便執筆鼓動日本政府攻打礙手礙腳的清朝⋯⋯來到這一步，福澤無疑已經頭腦發熱，失去理智。為了令鄰國也認同、採納西洋文明，他可以不擇手段。

一年後，他提出「脫離亞洲、與西洋文明國共進退」、「洋人怎樣對待他們（中韓），我們就怎樣對待他們」，不過是向瘋狂再邁進一步，用一套另類外交理論跟當時流行的「興亞論」抗衡，好合理化他侵略鄰國的想法。只是連他也未必想到，「脫亞入歐」及後竟成了日本國策，他對日本右翼之影響更是至今不輟。

在日本旅行時，正逢明治維新150周年，書店都放滿了維新和西鄉隆盛的新書（因電視正播放《西鄉殿》大河劇），但不知有多少日本人留意到，畢生推廣西方文明的福澤諭吉晚年流露的侵略／擴張思想，其實極「不文明」？

一萬日元上的男人（上）

（1）
到日本旅行前幾天跟母親閒聊，她說：「一萬日元上那個福澤什麼，是個壞人呢！」

一萬円上的頭像是福澤諭吉，相信很多人都知道，但對歷史一竅不通的母親竟知有福澤此人，還作出評價，令我大感好奇。一問之下，原來她剛看了項明生專欄，裡面提到福澤諭吉有份鼓動日本侵略中國，因此是「壞人」一名。

福澤真的很壞嗎？

他最壞之處，應是晚年提出「脫亞論」（1885年）。當時他已是日本鼎鼎有名的學者和「暢銷書」作者，致力推廣西洋文明。1885年，他在自己創辦的《時事新報》撰文，建議日本應和不思改進的中國和朝鮮「割席」，否則西洋人會視日本為同樣落後野蠻的國家，令日本遭到池魚之殃。他寫道：「對待支那、朝鲜，不必因其為鄰國而特别予以同情，只要模仿西洋人對他们的態度方式即可。與壞朋友親近難免近墨者黑，我们要從内心謝絕亞細亞東方的壞朋友。」當時列強對中國虎視眈眈，中法戰爭正酣，所謂「模仿西洋人對他們的態度」，簡言之，就是對「壞朋友」進行侵略和殖民。這可謂日本軍國主義的雛型。

只讀「脫亞論」的話，會覺得福澤真的很壞。但我們怎樣評價一個人，往往受身份影響。從日本人角度看，福澤諭吉是一位貢獻良多的啟蒙大師。他是大力在日本推廣西方文明的第一人，沒有他所寫的《西洋事情》和十七集《勸學》等等，日人對西洋文化的接受速度可能大大減慢，維新可能不那麼順利。雖然近年有日本學者建議重新評價福澤諭吉，但主流社會仍然對其侵略主義視而不見，「蓋棺定論」是正面的（所以才繼續把他印在紙幣上吧）。

（2）
在飛往日本途中，看了呂理州的《福澤諭吉傳》。

呂的文筆流暢，夾敍夾議，非常精彩，飛抵日本時已看了大半。回程時閱畢全書，不禁慨歎：這位下級武士之子，確實不同凡響，在極度講究等級與傳統的幕末年代，對一切固有規範和傳統嗤之以鼻，表現出非凡的獨立思維能力，並以堅毅性格，終身不懈將理念付諸實行，推廣他認為最好的東西（西洋文明）。只可惜，成也強悍，敗也強悍。他對西方文明的狂熱和對儒家的痛恨，後來漸變質成一種「執迷」：執迷於用一己的影響力（以至於武力），令鄰國也洋化、現代化起來⋯⋯

福澤諭吉的晚年，可說是走火入魔。但若只用「壞人」兩字來形容他，未免將這個非常豐富的人物變得平面化。

呂理州提到不少福澤諭吉的軼事，有兩則特別能反映其個性：

童年的福澤，聽老人家說「做了壞事會遭神懲罰」。他不太相信，便偷偷闖入神社，打開裝有「神體」的盒子，把裡面的石頭換掉。結果他一點也沒遭到神的懲罰，自此對時人的迷信更不以為然。

十九歲時，福澤被哥哥送到長崎學習「蘭學」（在老師指導下，先學習荷蘭文，然後閱讀荷蘭文撰寫的醫學書、物理學書等），因天資聰穎，五年後已成為蘭學大師緒方洪庵的高足。當他以為懂得「蘭學」就是懂得西方文化時，卻在橫濱見到一些完全不懂的外國文字：英文！這才知道，英文才是西洋最通行的文字。但堅毅過人的福澤沒有因此而洩氣，反而痛下決心，學習英文。兩年後（其間把握機會，隨使節團到訪美國和歐洲），他的私塾成為江戶唯一教英文的私塾，領先潮流。

從這兩事，可見他是極有主見的人，喜歡思考，不從俗。而一旦立志要做一件事，則會拼盡全力完成。

福澤在三十七歲寫《勸學》時，思想尚未變質，不時在書中提倡「要尊重其他國家的獨立與自由」。他曾這樣寫道：

「有些國家因文明開化而富強，有些因野蠻未開化而落後⋯⋯，可是如果因為自己的國家富強就來壓迫貧弱國家的話，就如同相撲手以其腕力把病人的手臂折斷。這樣做侵犯了他國的權利，是不可饒怒的罪。」（《勸學》第三集）

可惜十多年後寫「脫亞論」時，他卻像變了另一人，把平等獨立什麼的都拋諸腦後。當中日爆發戰爭（甲午之戰）時，他更顯得非常興奮，在社論宣稱這是「文明與野蠻之戰」。到底是什麼原因令他忘記了「尊重別國」的初衷？下篇再談。

改陽曆的苦衷

葛飾北齋作品

因為準備到東京小旅行，最近重又讀起幕末和明治維新史。

讀中國清末民初史，常會嘆息連連（為何宋教仁要在關鍵時刻被殺？為何中國的軍閥都欠缺視野？為何八年抗戰後即陷入內戰？為何是共產黨取得最後勝利⋯⋯），更會不由自主想到今日香港之沉淪，乃種種歷史差錯所造成；於是越讀越心酸，越讀越難抽離。

讀日本幕末維新史卻是另一番心情。就像在看一齣劇情緊凑但結局圓滿的大電影。

由最初黑船到訪，「尊王攘夷」的看法佔上風，到後來大部分有識之士明白國家「現代化」之必要，到最後，倒幕成功、取回政治權力的明治新政府大刀闊斧，推行新政，於政制、教育、軍事、工業以至飲食、髮型等作出徹底改革⋯⋯日本的現代化過程，確實富於戲劇性，尤其微妙的是，在每個骨節眼，日本人似乎都有能力把事情推向正確方向：譬如幕府便是在非常「適當」的時候滅亡，令新政府可以廢藩置縣、變建封為中央集權，有利改革。

一切都那麼順暢，而且結局皆大歡喜。這樣的歷史令人產生一種美學式的愉悅，並能強烈感受到國家和國民所散發的勃勃朝氣。這跟清末民初的中國所散發的悲戚、沉重與不知所措，可謂天差地別。

明治維新是一場徹底掦棄舊事物的翻天改革，日本人做到了，原因之一，當然是因為他們沒有「文化包袱」。大部分的習俗、傳統以至典章制度，都是由隋唐中國學來的，這一次，不過是棄掉那套舊的，再學一套新的。但要將舊有的一切改掉，始終是莫大挑戰。我特別有興趣知道一些維新細節。近讀小島毅（Kojima Tsuyoshi）的《東大爸爸寫給我的日本近現代史》，裡面提到明治初年改用太陽曆的始末，因由可謂完全出乎意料，非常有趣。

明治政府早於1873年（明治六年）放棄使用歷史悠久的「太陰太陽曆」（即中國農曆），改用西方太陽曆（即現在的西曆）。以前總想當然地以為日本這樣早改用西曆，顯示了邁向現代化的決心（中國是在民國元年才開始使用西曆，即 1912年1月1日），但原來背後有不可告人的苦衷。

據小島毅書中所講，日本改曆法，是為了「錢」。事緣明治六年是閏年，合共有十三個月（順帶一提，閏年的計算方法是每十九年有七個閏月），因政府向來按農曆月份向公務員發薪，所以明治六年便要發放十三個月糧銀。

當時，「岩倉使節團」還在歐洲考察，留守政府的財政由大隈重信（後來創辦早稻田大學）負責。他眼見推行新學制、招聘外國專家、振興產業等政策導致開銷龐大，已到捉襟見肘地步，便竭力思考如何縮減開支。聰明的大隈最後想到了。明治五年十月（即西曆的1872年11月），他宣布採用太陽曆，將「明治六年」的開端，跟西曆1873年1月1日「對齊」。（我在網上查萬年曆，那年的1月1日等於農曆十二月初三。）

由陰曆變陽曆，政府便不再需要為新一年的「十三個月糧」發愁了。雖有點「滑頭」，但不失為良策。然而日本人處事是一板一眼，沒回旋餘地的。當改用西洋曆時，他們竟連農曆的節氣也直接移植去西曆上！譬如1月1日，就當作日本新年，取消了原來的農曆春節，而立春、七夕等也照樣搬到西曆同樣日子上。但節氣往前推了，便不能發揮宣告四時變化的功能，因此曆法雖這樣記，那時人們還是按舊曆行事......

頓時明白，為何現今日本人會在1月1日大肆慶祝新年，而不像香港人將重點放在舊曆年，不太理會西曆新年。打開我的2018年記事簿（朋友送我的日本手信）查看，現時日本確實沒有農曆新年假，七夕也可笑的置於西曆7月7日。也許大隈當年急於縮減開支，沒搞清楚細節，才會弄出「陰曆節氣置於陽曆日子」的古怪安排？無論如何，大肆慶祝新曆新年已變成日本人習俗，而會像小島毅般認為新舊曆「fusion」有損日本外交（他在第16章寫道：「我覺得，日本今後如果還想作為東亞的一員，一定要與其他國家配合，恢復舊正月」）的人，相信寥寥可數吧。

《沉默》裡的兩種選擇

看完馬田史高西斯近三小時長的《沉默》（Silence），胸口如壓著很多鉛塊，久久不能釋懷。平實緩慢的敍事風格、極少的血腥、抽離平淡的刑罰和殺人場面，這些非荷里活式處理，反使影片充滿沉鬱張力。一個人為內心相信的真理豁出性命，本是極莊嚴偉大之事，但電影裡殉教的鄉民全都死得如螻蟻般輕賤；史高西斯之厲害，正在於以電影語言逼出這種輕，使影片有著揮之不去的沉重感。

《沉默》改編自遠藤周作同名小說，說的是三百多年前外國傳教士在日本被迫棄教、娶日本妻子並老死異鄉的故事，探討的是「在苦難跟前，神為何沉默」的信與疑問題，但影片的感染力卻不限於教徒。我這不可知論者，一樣看得糾結難過，我想是因為，《沉默》的故事也大可理解成具普遍性的兩難問題：當周遭環境逼迫人放棄一直堅守的信念，該怎樣選擇才恰當？

電影中兩個年輕神父揀選了截然不同的答案（一殉教，一棄教）。有人堅持到底，有人委曲求全。恰如現實世界的縮影。

《沉默》發生於十七世紀正實行「禁教令」的日本。幕府嚴禁百姓信仰天主教，地下信徒被捕後會遭極刑。兩名葡萄牙神父為調查恩師費雷拉棄教的傳聞，偷渡來到長崎。影片初段，兩人給觀眾的印象是：卡爾倍（Adam Driver飾）膽小謹慎，不講大道理，也不願冒風險，看來是個現實傢伙；洛特里哥（Andrew Garfield飾）則滿有理想，似乎甘願為信眾犠牲一切。這明顯是「一個平凡一個偉大」的角色配搭。就連卡爾倍也不看好自己──當兩人分途躲藏時，他跟洛特里哥說的唯一一句話是：我多麼希望如你般信念堅定。

不過諷刺的是，當脅迫來到跟前，毫不退縮地殉教的，竟是不起眼的卡爾倍。

卡爾倍神父（左）和洛特里哥神父

難忘電影這一幕：為懲罰卡爾倍不願棄教，幾個裹上草席的信徒被官吏逐一拋下海，在岸邊的卡爾倍忍不住了，高舉雙手奔向海中。「浪花濺起，他向小舟游過去，邊游邊喊著：『請聽......我們的祈禱！』那聲音分不出是哀叫或怒吼，隨著黑色的頭沒入波浪中而消失。」（括號內容引自原著）

至於洛特里哥，一直沒想過凜然就義。是貪戀生命？是認為在世間使命尚未完成？影片沒詳細交待。最後，他不忍信徒為他受「穴吊」之刑而選擇棄教，踏在耶穌畫像上。他相信耶穌一定會認同他為憐惜信眾生命而棄教這個做法。

遠藤周作無疑是同情棄教者的，認為他們長年被教會歷史所漠視和輕蔑。電影在最後一個畫面亦刻意點明洛特里哥只是表面棄教，內心從沒叛離上帝。然而我想大部分人都會覺得，洛特里哥的抉擇，是軟弱和自我欺騙。就如小說裡通譯以鄙夷語氣對洛特里哥所說的話：「卡爾倍還很純潔。可是你呢......你是最卑怯的人，不配稱作神父！」如果連神父也認為保存性命（不論是自己還是別人的）最重要，那麼鄉民和卡爾倍的殉教，豈不顯得可笑？

卡爾倍的勇氣，令人動容，但他在電影裡卻不是主角，現實世界裡又何嘗不是如此？為信念一往無前的人，總是最先成為「炮灰」，剩下來的，大多是夸夸其談的洛特里哥：無事無幹時說得慷慨激昂，遇上阻滯時則左閃右退，且自我安慰：「我只是策略性地作出讓步，總有一天，我那一套信念會反敗為勝……」、「我存在的使命還未完成，不能這麼快犧牲……」、「我是憐惜別人受苦而讓步......」等等。

今天我們或很少機會遇上性命攸關的抉擇，但類似《沉默》裡的兩難處境，並不少見。是忍氣吞聲、委屈求全？還是義無反顧、大步向前？這是活在世上最艱難的選擇罷。

（順帶一提：小說《沉默》的寫作靈感來自一真實歷史人物。據遠藤在小說後記介紹，主角洛特里哥的「原型」是岡本三右衛門，其本名是鳩傑貝. 凱拉，生於西西里亞，1643年偷渡到日本傳教，受「穴吊」之刑棄教後，娶日本人為妻，1685年死於日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