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萬日元上的男人（上）

（1）
到日本旅行前幾天跟母親閒聊，她說：「一萬日元上那個福澤什麼，是個壞人呢！」

一萬円上的頭像是福澤諭吉，相信很多人都知道，但對歷史一竅不通的母親竟知有福澤此人，還作出評價，令我大感好奇。一問之下，原來她剛看了項明生專欄，裡面提到福澤諭吉有份鼓動日本侵略中國，因此是「壞人」一名。

福澤真的很壞嗎？

他最壞之處，應是晚年提出「脫亞論」（1885年）。當時他已是日本鼎鼎有名的學者和「暢銷書」作者，致力推廣西洋文明。1885年，他在自己創辦的《時事新報》撰文，建議日本應和不思改進的中國和朝鮮「割席」，否則西洋人會視日本為同樣落後野蠻的國家，令日本遭到池魚之殃。他寫道：「對待支那、朝鲜，不必因其為鄰國而特别予以同情，只要模仿西洋人對他们的態度方式即可。與壞朋友親近難免近墨者黑，我们要從内心謝絕亞細亞東方的壞朋友。」當時列強對中國虎視眈眈，中法戰爭正酣，所謂「模仿西洋人對他們的態度」，簡言之，就是對「壞朋友」進行侵略和殖民。這可謂日本軍國主義的雛型。

今年是明治維新150周年，
日本的書店放滿跟西鄉隆盛有關的書。
至於福澤諭吉，基本上不見影踪，
我只在池袋「淳久堂」書店見過三格相關書籍。

只讀「脫亞論」的話，會覺得福澤真的很壞。但我們怎樣評價一個人，往往受身份影響。從日本人角度看，福澤諭吉是一位貢獻良多的啟蒙大師。他是大力在日本推廣西方文明的第一人，沒有他所寫的《西洋事情》和十七集《勸學》等等，日人對西洋文化的接受速度可能大大減慢，維新可能不那麼順利。雖然近年有日本學者建議重新評價福澤諭吉，但主流社會仍然對其侵略主義視而不見，「蓋棺定論」是正面的（所以才繼續把他印在紙幣上吧）。

（2）
在飛往日本途中，我看了呂理州的《福澤諭吉傳》。

呂的文筆流暢，夾敍夾議，非常精彩，飛抵日本時已看了大半。回程時閱畢全書，不禁慨歎：這位下級武士之子，確實不同凡響，在極度講究等級與傳統的幕末年代，對一切固有規範和傳統嗤之以鼻，表現出非凡的獨立思維能力，並以堅毅性格，終身不懈將理念付諸實行，推廣他認為最好的東西（西洋文明）。只可惜，成也強悍，敗也強悍。他對西方文明的狂熱和對儒家的痛恨，後來漸變質成一種「執迷」：執迷於用一己的影響力（以至於武力），令鄰國也洋化、現代化起來⋯⋯

福澤諭吉的晚年，可說是走火入魔。但若只用「壞人」兩字來形容他，未免將這個非常豐富的人物變得平面化了。

呂理州提到不少福澤諭吉的軼事，有兩則特別能反映其個性：

童年的福澤，聽老人家說「做了壞事會遭神懲罰」。他不太相信，便偷偷闖入神社，打開裝有「神體」的盒子，把裡面的石頭換掉。結果他一點也沒遭到神的懲罰，自此對時人的迷信更不以為然。

十九歲時，福澤被哥哥送到長崎學習「蘭學」（在老師指導下，先學習荷蘭文，然後閱讀荷蘭文撰寫的醫學書、物理學書等），因天資聰穎，五年後已成為蘭學大師緒方洪庵的高足。當他以為懂得「蘭學」就是懂得西方文化時，卻在橫濱見到一些完全不懂的外國文字：英文！這才知道，英文才是西洋最通行的文字。但堅毅過人的福澤沒有因此而洩氣，反而痛下決心，學習英文。兩年後（其間把握機會，隨使節團到訪美國和歐洲），他的私塾成為江戶唯一教英文的私塾，領先潮流。

從這兩事，可見他是極有主見的人，喜歡思考，不從俗。而一旦立志要做一件事，則會拼盡全力完成。

福澤在三十七歲寫《勸學》時，思想尚未變質，不時在書中提倡「要尊重其他國家的獨立與自由」。他曾這樣寫道：

「有些國家因文明開化而富強，有些因野蠻未開化而落後⋯⋯，可是如果因為自己的國家富強就來壓迫貧弱國家的話，就如同相撲手以其腕力把病人的手臂折斷。這樣做侵犯了他國的權利，是不可饒怒的罪。」（《勸學》第三集）

可惜十多年後寫「脫亞論」時，他卻像變了另一人，把平等獨立什麼的都拋諸腦後。當中日爆發戰爭（甲午之戰）時，他更顯得非常興奮，在社論宣稱這是「文明與野蠻之戰」。到底是什麼原因令他忘記了「尊重別國」的初衷？下篇再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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