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失的十二月

葛飾北齋作品

因為準備到東京小旅行，最近重又讀起幕末和明治維新史。

讀中國清末民初史，常會嘆息連連（為何宋教仁要在關鍵時刻被殺？為何中國的軍閥都欠缺視野？為何八年抗戰後即陷入內戰？為何是共產黨取得最後勝利⋯⋯），更會不由自主想到今日香港之沉淪，乃種種歷史差錯所造成；於是越讀越心酸，越讀便越難以抽離。

讀日本幕末維新史卻是另一番風景，有如在看一齣劇情緊湊而結局圓滿的大電影。（當然，這「電影」不能包括侵略韓、中的部分。那是另一個故事了，一個自大狂妄擴張國土的故事。）

由最初黑船到訪，「尊王攘夷」的看法佔上風，到後來大部分有識之士明白國家「現代化」之必要，到最後，倒幕成功、取回政治權力的明治新政府大刀闊斧，推行新政，於政制、教育、軍事、工業以至飲食、髮型等作出徹底改革——日本的現代化過程，確實富於戲劇性，尤其微妙的是，在每個骨節眼，他們似乎都有能力把事情推向正確方向；譬如幕府便是在非常適當的時候滅亡，令新政府可以廢藩置縣，變建封為中央集權，有利改革。

一切都那麼順暢，如電影劇本，高潮迭起，結局皆大歡喜。讀這段歷史，自然而然會產生一種美學式的愉悅感（因距離而生美，因圓滿而生美），並強烈感受到整個國家那時散發的勃勃朝氣。這跟清末民初中國所散發的悲戚、沉重與不知所措，可謂天差地別。

明治維新是一場徹底掦棄舊事物的翻天改革，日本人做到了，原因之一，當然是因為他們沒有「文化包袱」。大部分的習俗、傳統以至典章制度，都是由隋唐中國學來的，這一次，不過是棄掉那套舊的，再學一套新的吧。但要將舊有的一切改掉，始終是莫大挑戰。我特別有興趣知道維新的一些細節，從小島毅（Kojima Tsuyoshi）的《東大爸爸寫給我的日本近現代史》，便讀到明治初年改用太陽曆的始末，當中因由可謂完全出乎我意料，亦非常有趣，值得一書。

明治政府早於1873年（明治六年）便放棄用了千年的「太陰太陽曆」（即中國農曆），改為採用西方太陽曆（即現在的西曆）。以前總想當然地認為日本這樣早改用西曆，顯示了邁向現代化的決心（中國是在民國元年開始使用西曆，即 1912年1月1日），但原來背後還有不可告人的苦衷。

據小島毅在書中所講，日本改曆法，是為了「錢」。事緣明治六年是閏年，合共有十三個月（順帶一提，閏年的計算方法是每十九年有七個閏月），因政府向來按農曆月份向公務員發薪，所以明治六年便要發放十三個月糧銀。

當時，「岩倉使節團」還在歐洲考察，留守政府的財政由大隈重信（後來創辦早稻田大學）負責。他眼見推行新學制、招聘外國專家、振興產業等政策導致開銷龐大，已到捉襟見肘地步，便竭力思考如何縮減開支。聰明的大隈最後想到了：在明治五年十月（即1872年11月），政府宣布採用太陽曆，也就是說，「明治五年」的十二月會消失，西曆1873年1月1日就是「明治六年」的開始（在網上查萬年曆，1873年1月1日，是農曆十二月初三）。

由陰曆變陽曆，政府便不再需要為新一年的十三個月糧發愁。雖有點「滑頭」，但不失為良策。然而日本人處事真是一板一眼，沒有回旋餘地。當改用西洋曆時，他們竟連農曆的節氣也直接移植去西曆上！譬如1月1日，就當作日本新年，取消了原來的農曆春節，立春、七夕等也照樣搬到西曆同樣日子上。但節氣往前推了，便不能發揮宣告四時變化的功能，又怎可能照搬？因此曆法雖這樣記，那時人們還是按舊曆行事......

頓時明白，為何現今日本人會在1月1日大肆慶祝新年，而不像我們將重點放在舊曆年，不太理會西曆新年。打開我的2018年記事簿（朋友送我的日本手信）查看，現時日本確實沒有農曆新年假，七夕也仍可笑的置於西曆7月7日。也許大隈當年急於縮減開支，沒搞清楚細節，才會弄出「陰曆節氣置於陽曆日子」的古怪安排？無論如何，大肆慶祝新曆新年已變成日本人的習俗，而會像小島毅般認為新舊曆「fusion」有損日本外交（他在第16章寫道：「我覺得，日本今後如果還想作為東亞的一員，一定要與其他國家配合，恢復舊正月」）的人，相信寥寥可數吧。

本文原刊於Mediu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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