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部分評論者認為，富士康的連環自殺現象，起因是有血有肉的工人被當作機器。把人視為機器，一天十多小時只重複處理單一工序，這種非人性化的大量生產方式脫胎自上世紀初亨利．福特發明的流水線（assembly line）運作模式。但今天的港、台商家比福特絕情多了。為了以超低價搶得國際品牌的代工訂單，他們比師奶更精打細算，為每個細無可細的瑣碎工序，訂下速度指標，務求用盡工人每分每毫的精力來提高生產效率。
工人被異化是事實，但在異化早已成為常態，工人和老闆同樣麻木的中國裡，為何偏偏是富士康出現「12連跳」？跟《南方周末》等內地媒體的臥底記者一樣，香港理工大學的潘毅多年前曾假扮「打工妹」，到深圳某港資電子廠打工（負責上螺絲），近距離了解女民工的生存狀況，寫成《中國女工》一書，也許能為我們提供一點線索。
在城市人的想像和認知裡，農民工總是純粹的被壓迫者，然而潘毅在工廠觀察到，工人其實很懂得「抗爭」。譬如當流水線的速度嚴重超出她們負荷時，線上所有工人會不約而同放慢手腳，任由已完成上個工序的產品，在自己面前堆積如山。潘毅認為，工人正是通過這類無言的反抗，獲得「間隙性的權力」。
潘毅這個觀察，對很多中年港人來說並不陌生。六、七十年代，香港遍地工廠，當時工廠妹可在車間聽收音機解悶。據說，她們都懂得以「癱瘓」流水線來迫使管工扭到她們喜歡的電台頻道。似乎，當工人仍有丁點自主空隙時，他們還是有辦法讓自己感覺良好，讓自己感到是自己身心的主人，從而不致精神崩坍。
然而可悲的是，在富士康，工人卻連半點空隙都找不到。富士康的工資，在未加薪前已比別廠優裕，工作環境亦一塵不染、井井有條，但「軍事式管理」令它成為不折不扣的精神虐待場，不論是上班時還是放工後。在車間裏嚴禁談話，嚴禁以手機發短訊，還勉強算是可接受的管理手法；但當工人在飯堂進膳時沒把飯菜吃乾淨也要受罰，在宿舍裡又不能與同鄉或同車間工友同房，難以藉聊天來宣洩情緒和結集力量時，人最基本的自主性與尊嚴已蕩然無存。打工，變得與「坐牢」非常接近。
不過，在工廠裏失去尊嚴，還不是農民工致命之痛。人是因為對生命感到絕望而尋死的，而除了感情或性格因素，沒出路的未來才最令人絕望。農民工的絕望感，正緣於中國的戶籍制度，不留情面地將他們要擠身城市人行列的美夢打碎，令他們在整個國度裡皆失去尊嚴。
中國於 1958 年實行城鄉二分的戶籍制度，這曾是當政者有效控制農村人口大量流到城市的良方。然而，戶籍制令農民和其後代被「釘死」在農民這個身份上，當他們因為學歷提高、外出打工等情況而希望變換身份成為城市人時，卻會發現城市難以容身。
城市戶口和農村戶口的最大分別，是前者有完善得多的社會保障，如養老金、醫療保障和失業救濟（如有上海戶籍的失業者，可連續兩年每月得到人民幣 300 元救濟金）。農民戶口沒這些保障，老來只能繼續在承包的土地上耕作、勞動。二元戶籍制，對上一代較低知識水平的農民，或許是個不錯的安全網；然而新一代農民工皆有初、高中學歷，又極少務農經驗，對未來的想像跟其他城市孩子無異；只因背著「農民」身份，無論他們在城市待多久，都不能轉為城市戶口，淪為二等公民。可以想像，當年紀大、手腳慢而被拒諸「世界工廠」的大門外時，這批農民工便「兩面不是人」：回鄉也不是，留在城市又得不到基本生活保障。就像英國《金融時報》中文網記者魏城在《中國農民工調查》所講，農民工是「青年進城賣苦力，中年進城賣破爛，老年進城去討飯」；如此未來，試問有何希望？
內地對是否廢除戶籍制這問題討論經年，但一直未達成共識。今年人大政協兩會之前，13 家內地媒體發表了促請戶籍改革的聯合社論，要求給予農民遷徙自由，然而很快被當局「河蟹」掉。事實上，溫鐵軍、曹錦清等強調「大局為重」的學者認為，必須先搞好全民社會福利，才能動戶籍制的刀，否則一定全國大亂。這講法無疑有點道理，但曹錦清在《中國農民工調查》的訪問裡卻又指出，農民工之所以能夠接受那麼低的工資，是因為他們還有種地收入；換句話，二元戶籍加上農村土地承包制，間接增加了「中國製造」的競爭力，豈容輕易廢除？
此觀點之冷酷，就跟郭台銘聲稱「12 連跳」與他沒關係一樣，令人頭皮發麻。一個不公義的社會制度，縱可帶來豐厚的經濟利益，卻永遠無法改變其不公義的本質。沒有城市戶口，農民工固然生活艱苦，但最可憐的還是下一代：留在鄉下會變成「留守兒童」；跟著父母身邊唸書，又要面對高昂的教育「贊助費」及無法在居住地報高考等問題。城鄉二元戶籍制，絕對是禍延下一代的身份標籤制。以剝削農民在城市生活的權利，來成就所謂「出口導向的經濟發展戰略」，不單划不來，到頭來還可能令整個國家得不償失。
有人說過，二億幾中國農民由鄉村流入城市，是一場「文化、知識的啟蒙運動」；然而當農民接受了城市生活模式的洗禮後，城市又有沒有給他們一個立錐之地？
寫得好，講到很多重點。
回覆刪除謝謝~
回覆刪除默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