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雨欲來的悲愴－John Lilll《6 favourite Piano Sonatas》

曾幾何時，聽貝多芬的鋼琴作品時，思緒總是難以集中。以為貝多芬不是我杯茶，直至最近在大會堂聽過英國殿堂級鋼琴家John Lill彈貝多芬第一協奏曲後，才恍然大悟：我是未遇上精彩的演繹而已。

那場和小交合作的音樂會，John Lill的琴音一開始便散發著難以形容的閒雅淡定。節拍像磐石般穩定，又極具爆發力。無論多快速的樂段，音符都像流水般明亮、清澈、剔透，猶如雕刻在時光上的紋理。樂曲充滿形狀和顏色，神采飛揚，是我現場聽過最精彩的貝多芬一協！

或許，以前被貝多芬的鋼琴作品搞到呵欠連連，很可能非貝之罪，而是版本問題？是演奏者未能成功進入貝多芬的世界，才連累聽眾待在門外，不得其門而入？

後來，專程到唱片店尋找John Lill的唱片，結果找到Regis出版的《6 favourite Piano Sonatas》。

貝多芬的三十二首奏鳴曲，只有極少鋼琴家曾完整灌錄過，John Lill是其中一人。今年稍後，他會在英國演出貝多芬sonata cycle，慶祝明年七十歲大壽。七十歲，仍獲邀演奏貝多芬的sonata cycle，足見江湖地位。回家後，急不及待聽這一套兩張的CD。一如大部分貝多芬奏鳴曲精選唱片，掛頭牌的是第8號「悲愴」。一聽之下，那種欲罷不能、神采飛揚的熟悉感覺回來了！

第一樂章的引子，他彈得比一般慢，飽含感情，呈現奇特的悲戚感覺。快速樂段，則吐露了他的「簽名式」：每個音符都明亮剔透，由手指傾瀉而出，山雨欲來之勢，如情緒快將崩裂瓦解，令人透不過氣！我特別喜歡他對細節的處理，譬如樂段間的過度，彈得恰到好處，流暢而不造作。

聽完此碟，翻出另一張唱片作對照：RCA出版，Arthur Rubinstein《Great Beethoven Sonatas》。Rubinstein彈蕭邦很有君子氣度，然而他的「悲愴」......天呀，節拍過慢，無神無氣，一副好死不如賴活的表情，這絕對不是「悲愴」，而是「死樣」！誇張點說，兩人彈的，彷如兩首毫不相干的曲子。

乘工作之便，John Lill來港時有幸訪問了他，才知道他是少數仍以「隱身」為榮的鋼琴家。他這樣理解彈琴：「我覺得自己是一台translation machine，任務是將作曲家寫的東西，在觀眾面前重現（re-create），所以我越少介入便越好。」他又說：「如果觀眾聽完演出後跟我說：『what a marvelous pianist!』，那對我沒意思，因為彈得好是應份的。但若他說『what a marvelous piece!』，that means much to me！我希望觀眾忘記我，只聽到作品本身。」

隱去自己，是Arthur Schnabel那一派貝多芬專家所採的彈法，John Lill則將此傳統推到極致，因為他曾宣稱，演奏時可直接和已故作曲家溝通，在他們「指導」下，彈出作品的本來意思。為了順利和作曲家「聯絡」，他每次演出前都會獨處默想兩小時。

雖然這種和作曲家「交流」，聽起來很玄，但至少從象徵的層面來說，這是每個演奏家皆夢寐以求的境界吧？而John Lill確是達到此境界。「貝多芬就應該是這樣彈。」聽完John Lill演出，心裡所想到的最貼切形容，就是這句話。

相關文章：
最好你忘掉我　專訪John Lill（文：默泉）

John Lill彈貝多芬「悲愴」，第一樂章：


公認的貝多芬權威Emil Gilels，1968年的現場演出。比我所擁有的CD版本有味道得多：


Arthur Schnabel的版本，有點過促失控：


大師Wilhelm Backhaus的版本，彈奏速度與別不同，但很耐聽：

由一粒粒到一團團

一個月後便考二級鋼琴試。三首考試歌大致準備好後，近月開始勤練音階（scale）、分解和弦（broken chord）及琵音（arpeggio）。練熟了，回頭再彈以前學過的古典或流行小曲，竟發現：十隻手指不知不覺靈巧多了！現在亦能夠較快看出音與音之間的和弦關係（尤其是左手），所以已不用像最初那樣「遂粒音」摸索，而是「一團團」地處理音符，讀譜快很多。

其實用鋼琴彈流行曲之類的簡單樂曲，常令我想起以前彈民歌結他的經驗。彈民歌的人多數沒樂理根底，所以老師採用的方法通常是：要學生死練基本chord。他會讓學生記熟幾個最常用的和弦（如C、Am、Dm、G7、F），然後再教他一、兩種簡單的右手彈奏指法，之後學生便可配合使用，為不同歌仔伴奏。譬如用C、Am、Dm、G7，已可伴奏《Today》（也因此，在我那個年代《Today》是大家第一首學的結他歌）。

現在回想，這方法不要求學生懂任何樂理，只需按簡譜上的和弦，配合指法，便能大致「彈出個譜」，很易上手，令結他成為特別有親和力的樂器。但這優點換另一角度看也是缺點：以此方法學樂器的人，只能純粹的「跟譜做人」。他根本不知道何解某處要用某和弦，更不會理會什麼chord progression。一旦你只給他一條旋律而沒有和弦提示的話，他便完全呆住了，不懂配chord。

嚴格來說，只懂彈chord不懂配chord，是只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應該不能算是真正懂得音樂，只可算是懂得perform而已。不過這種方法也非全無可取。至少，它可以令彈奏者慢慢熟習某些基本和弦的音感變化和彼此的關係。有此作基礎，再學習樂理便容易得多。

我想，彈琴的道理也一樣。先是只知其然地彈奏，死練爛練，待熟習了一首歌後，便開始注意樂曲和弦的組成和變化。而當了解了和弦變化後，演奏也往往會更流暢、更有深度。

最近我便以此法練習Richard Clayderman的好幾首歌仔。Clayderman的音樂有一個特色，就是左手伴奏通常是分解和弦（如《秋日私語》和《夢中的婚禮》），某些曲子連右手都是清晰的分解和弦（如《童年的回憶》中段），所以是絕佳的「和弦分析」入門習題。譬如《童年的回憶》的開首是：I－IV－I－V7－I（G-C-G-D7-G），極簡，卻極美。喜歡彈Clayderman，正因為佩服寫曲人竟能以如此簡單的旋律與和弦pattern，創造出如此動聽樂章。（補充一句，Richard Clayderman大部分作品並非由他執筆，而是由他「背後的男人」Olivier Toussaint和Paul de Senneville 創作或改編。）

因為習琴只有一年半，所以我彈的曲子很多時是移了調的簡單版。譬如《夢中的婚禮》我彈的是A小調，《秋日私語》是A小調及D小調。理論上，明白了和弦的推展後，我可以將歌仔轉回原key彈奏，但前提是練熟原調的音階和主要和弦。知易行難，要練熟較難的調，我這個鋼琴新丁，還要費一番功夫呢。（學琴小札四）

花蓮太魯行

太魯閣的燕子口

出發到台灣前，一直未決定是否去太魯閣國家公園。由太魯閣官方網站得到的訊息是，進入太魯閣的道路部分會間歇性封閉，以處理泥石流造成的山體崩塌，也有景點因嚴重受損而未能開放。封路、落石、泥石流，似乎有一定危險性，加上出發前不久花蓮曾經地震，令我這個獨行旅客不敢放肆，打算到達台北後才再作決定。

幸好抵台後天氣大致穩定，打電話問花蓮「台灣好行」巴士和遊客中心也說沒問題，便決定在第六天出發到花蓮。

太魯閣國家公園橫跨花蓮、台中、南投三個行政區。她的出現，其實源於台灣總統一個修路構思。上世紀五十年代中，蔣經國決定修建一條貫通台灣東西兩邊的公路。在當時資源、技術相對匱乏和落後的情況下，政府每天以五、六千人用炸藥和人手開鑿，歷經三年九個月，這條長192公里、名為「東西橫貫公路」的血汗之路才終於竣工。五十年代中仍是「反攻大陸」年代，這公路其實是在炫耀台灣的實力。

橫貫公路不但貫通台灣東西面，由太魯閣閣口至天祥一段，更是依著立霧溪旁大峽谷開鑿而成，險要壯麗。開通後，很多台灣人專程駕車前來欣賞。1986年，政府便索性將公路、峽谷和周邊山巒列為太魯閣國家公園。

看太魯閣，主要是看她的險。早於建公路時代，已有二百多人在此殉職（太魯閣的長春祠就是為紀念這些死者而設，另一景點靳珩橋則是紀念當年巡視燕子口一帶而被落石砸死的工程師靳珩）。時至今日，颱風、豪雨仍經常導致道路崩塌。我乘「台灣好行」旅遊巴士入山時，便看見白沙橋附近，泥石流沖毁整條路遺下的痕跡。（下圖）

　　

太魯閣的燕子口，最能體現其險。這路段採人車分流，旅遊車和巴士在新建的隧道裡行駛，旅客則可在舊的中橫公路上慢步，細意欣賞峽谷下的立霧溪、對岸的雄奇絕壁，和台灣人以血和汗開鑿的山洞隧道。

喜歡峽谷，因為它比山更壯麗。大理石形態和紋理因大自然日復日的雕琢而變化多端，比山耐看。喜歡峽谷，還因為對峽谷有情意結。多年前膽粗粗跟朋友徒步進入西藏墨脫，正因為聽聞西藏雅魯藏布大峽谷很雄偉壯觀。沒想到這次在台灣，根本不用費幾多腳力（燕子口的東面起步點有巴士站），已可近距離欣賞峽谷風光。因為太喜歡這個景點，我前後走了三遍燕子口。走熟了，連公園免費提供的安全頭盔都懶得借，不作任何安全措施下邊走邊拍照。 

其實若沒有遇上壞天氣，太魯閣的景觀型步道（如燕子口、砂卡噹步道）是很好走的平路，不少台灣人會一家大小自駕前來遊玩。但太魯閣的高難度步道（如錐麓古道）有一定危險性，需事先向當局申請才能進入。這次因時間和體力所限，只選了最簡單的路線，希望以後有機會再來爬高難度的山。

在太魯閣國家公園的另一驚喜，是晚上來到天祥下榻的「旅店」。所謂「旅店」其實是天祥基督教會。我在香港找資料時無意中發現它，來天祥見到教堂真身時，仍驚訝於它的歐陸山城風味。石砌的不規則外牆，配上簡單的長型窗口，靜靜佇立在天祥小山頭，比起附近的天祥晶華酒店，更加吸引人注目。因為知道這個住處的人不多，晚上住通舖（打地舖）的只有我和一對年輕香港情侶。負責的邱伯伯很慷慨地讓我一人獨佔一間大房，古老和式拉門、亮晶晶的木地板、令人昏昏入睡的吊扇，是我在台灣睡得最香的一晚。（通舖收費450台幣/人，有興趣可聯絡天祥基督教會。電話訂位：03-869 1203，邱建福先生）

登陽明山記

往冷水坑途中，眺望七星山

這次到台灣，是為了行山。「香港都有山，為乜飛去台灣行山？」朋友知道我此行目標，通常會有如此反應。

香港當然有一流的山水風貌，尤其西貢鹹田灣、浪茄一帶的山巒和海灣，絕對達國際水平。無奈香港太細。緯度的變化幾乎是零，高度的變化也只有九百多米，使得各座山的植被很相似，景觀也較為單一。

山的美，常依賴水的點綴，然而除了海和水塘外，香港並沒有什麼湖泊和像樣的河流，也欠缺壯觀的地貌如溫泉、地熱、大河川、大峽谷等。雖然有地質公園，但卻又太偏遠和零碎。因此總覺得，我們的郊野，欠了一份大山大水的恢弘氣派，屬小家碧玉型。這次台灣遠足之旅，就是想去體會其他風貌的山。

抵台北翌日，我跟在旅館認識的香港女孩結伴登陽明山。其實幾年前遊台北時，也曾在陽明山腳轉了一趟。那次本打算登山，但才剛到達山腳卻突然刮起狂風大雨，連上山小巴也停開，唯有狼狽折返。

非常幸運，這次來到陽明山不單沒下雨，還常有一小片烏雲遮著猛烈太陽，無論走在樹蔭或太陽下都很舒暢。又因為海拔高，這裡的氣溫比台北市內低三、四度，城市的焗熱一掃而空。

所謂陽明山其實是「陽明山國家公園」的簡稱。往陽明山的交通很方便，我們由劍潭捷運站坐紅5號巴士前往陽明山巴士總站，只需30分鐘車程。到了巴士總站，再轉乘108號遊園小巴，即可到達各個山上景點。

108號小巴會繞來繞去走遍山上主要景區，包括竹子湖、小油坑、二子坪、冷水坑等，是山裡主要交通工具。本來我們以為沒什麼人會在周五登山，沒想到上山的本地人和旅客都蠻多，小巴連站位也擠得滿滿。

難怪台灣人喜歡以「台北的後花園」來形容陽明山。擁有「後花園」，對城市人來說是重要的，因為一個台北人若被工作和俗務累壞了，他隨時可坐車過來陽明山，然後隨興之所至在某個景點跳下小巴，即時開始登山！雖然香港的山也以「鄰近市區」聞名，但論交通方便程度，卻遠不如陽明山國家公園──山上有陽金公路、百拉卡公路、中湖道路等貫通各山系，著名山峰如大屯山、七星山等雖然都超過一千米海拔，但因公路也有七、八百米高，登頂也就不太艱難了。

這種將馬路建到登山口旁的做法，令陽明山成為一座非常可親的山。回港後翻看資料，原來早於日據時代，日本人已構思將陽明山地區變成「大屯國立公園」，卻因二戰爆發而停止。及至1985年，台灣政府才正式展開陽明山國家公園計劃，全個公園包含一萬一千多公頃面積，將大屯山、七星山、擎天崗等都列入其範圍。

我們來到擎天崗，本打算走魚路古道（又名金包里大路，是舊時由金山到台北大稻埕的山徑古道），後來得知部分路段不通，唯有臨時改變行程，由擎天崗步行至冷水坑。

擎天崗甚至旅人歡心，因為這兒有大片草地。日據時代，政府為了造林而禁止農民在山區放牧，為便利農民便在擎天崗設置大嶺牧場，讓農民在農閒時可寄養耕牛。時至今日，擎天崗仍疏疏落落地有些牛在吃草，但平坦寬廣的草原更吸引人。這兒有一片草原高坡，像個小懸崖，站在懸崖邊可望見前面的小山丘和遠處的七星山系，層層疊疊，像幅山水畫。

第二次上陽明山，和朋友登面天山(977米)。

這裡可遠眺台灣北端海岸線，風景甚好。

由擎天崗至冷水坑的路很好走，大約一小時已抵達目的地。若單看照片，會覺得沿途的山路和香港的郊野公園很相似，唯有親歷其中始發現其中分別：陽明山獨特的「山曲」。 

在香港遠足時，蟬鳴鳥叫像背景音樂般通常引不起旅人注意，但陽明山的「山曲」卻是高調的。它的分貝之高、聲音之奇，令人沒法不留意它。幾天後我和另一位朋友再登陽明山時，曾有耳鳴毛病的他便覺得「山曲」聒耳難忍。　
　
至於我，則頗喜歡被「大自然音響」包圍。當然，若果是在霧氣騰騰的黃昏聽到這些動物昆蟲大合唱時，相信也是頗詭異的。

帶著美好的聲音記憶，我們很快抵達冷水坑。冷水坑的巴士站附近，有免費溫泉提供，我們也順道享用了溫泉泡腳池。冷水坑是全台唯一的沉澱硫磺礦床，泉水約四十度，不太熱，泡完之後，雙腿的疲累即時消失。羨慕那些可以天天來泡溫泉的台北叔叔嬸嬸，不但天天養生閒聊，也天天親近自然，不用像香港的長者般坐困城市的小房間裡，悶出病來。

點解我要去六四晚會？

六四24周年。因著支聯會提出「愛國愛民」的口號，因著陳雲提出杯葛六四晚會，令每年例必會出席燭光晚會的人如我，都必須反問自己：「點解我要去六四晚會？」「愛國是否我去六四晚會的原因之一？」

Critical thinking的第一規條：任何有意義的討論，必須先為所討論的關鍵用詞下定義，有了對關鍵詞的共識後，參與討論者才可互相溝通、理解，否則，所謂討論只是「鷄同鴨講」，各說各話而已。這次有關「愛國」的討論，正正就是如此的「鷄同鴨講」。不同派別人士，連對這個詞的意思也未有共識，某甲說「愛國」就是「愛黨」，某乙說「愛國」就是「認同劣行不斷的強國人民」，某丙說「愛國」就是「愛一種制度或者追求一種制度」，最後，紛紛擾擾地，大家只能在毫無交流和理解下結束這場討論。

「愛國」是什麼意思？它真的可以有一個單一定義嗎？

我同意，「愛國」早已被共產黨扭曲了意思，變成了愛黨、愛和諧、不提任何異見、乖乖聽話的同義詞。但如劉銳紹所講，正因為它被扭曲了，我們更要努力「將它扭番直」，而不是跟咗共黨果套，聽從和採用他們對這個字所注入的「潛意思」。因此，我們首先可以eliminate「愛國」=「愛黨」這個說法。

但就算撥開共產黨所造成的「文字污染」，我們是否能將「愛國」此詞「扭番直」也有疑問，因為這個詞本身從來都充滿歧義。（一個大型組織用如此意義含糊的字眼作「口號」，絕對是無腦之舉）「愛」是「認同」、「忠誠」，還是「縱容」？「國」是指實質的東西？領土？河山？人民？還是較為「虛」的事物？抑或「愛國」兩字不應拆開來理解，它代表了一種特殊的、對中國這方土地的關懷、著緊情愫？人人對「愛國」似乎都有自己一番理解。

譬如最近李怡說，「愛國」就是「愛一種制度或者追求一種制度」。這是一個撥開共產黨、很認真去定義「愛國」的嘗試。雖然我很尊重李怡先生，也很熱衷追求民主制度，但我認為他這個分析不夠徹底。愛民主和愛國，應該不是同一回事。

追求民主，是追求一種令自己和他人能活得有尊嚴和安全的政治制度，這是一種很明朗的、大是大非的理性抉擇。而愛國，愚見認為，則是一種含混的、關乎身份認同的情感傾向。此情感一旦出現，會令我們對某片土地特別關懷與著緊。換言之，是sense和sensibility之分別。

或許，李怡的話可轉化成：「我愛國，這代表我關懷、著緊那方土地的狀況，我希望看見那方土地的人民有尊嚴地生活。而我知道唯有在民主自由的政制下，人民才能活得有尊嚴，所以我努力追求民主自由。」不知這個演繹，有否歪曲李怡的原意？但肯定的是，當我說「李怡是個很愛國的人」，別人應該不會以為我的意思是「李怡很熱衷追求民主」。

若果「愛國」就是對某片土地的特殊的、關懷的情感，像父母對孩子的那種關懷、著緊、想他過得好的「愛」，那麼我會如此回答我文首那兩條問題：

第一題：「點解我要去六四晚會？」因為那是對死者的紀念，對難屬的精神支持，最重要，是向當權者展示我們持之以恆討回公義的決心。選擇去支聯會的晚會，不因為我覺得他們搞得好（其實每次都在忍受），只是希望凝聚力量。

第二題：「愛國是否我去六四晚會的原因之一？」是。因為若果我對中國這塊土地沒有特殊的、關懷的情感，以上三個出席六四晚會的原因，根本不成立，中國搞成點，又關我乜事？（有些人關心中國的政治改革，是因為一種功利的考慮，認為只有當中國實現民主，香港才可能有真民主，但這不是我去六四晚會的原因）

走筆至此，忽然明白，為何陳雲說平反六四『是大陸人自己的事』、『不要將香港與中國的命運捆綁』，竟然會有網民認同。事實上，香港的年輕一代，由懂性開始便天天聽著中國政府幾貪腐、中國人幾見錢開眼、公德全無的新聞，另一方面卻對中國豐富多姿的傳統文化全無認識，此消彼長，試問他們怎可能對中國存有特殊的關懷感？

食物的旅程：來自泥土，回歸泥土

輝哥的魚塘

倫國輝在沙頭角南涌的農場，可用「遼闊」二字來形容，他自己則愛說「好大」。追問之下，輝哥說魚塘有八十斗，農地十多斗（一斗地 = 7,260平方呎）。合共六十幾萬平方呎，真正是地廣人稀。魚塘水波粼粼，照見環山倒影；少見的好地方，難怪農場內十多隻狗特別活潑開朗。

每星期有兩天，輝哥會開車到各區送菜給訂戶，之後便順道到深水埗「民社」和大埔職工盟「食德好」收集廚餘，拿回農場做堆肥。倫國輝是香港極少數堅持自製堆肥的有機農夫。這天我們來到食德好，四個擺滿廚餘的大膠桶已在靜候。膠桶裡有綠色的菜頭菜尾和色彩繽紛的爛水果，是義工隊早兩日由街市菜檔回收得來的瓜菜 ── 質素好的用來煮午餐供職工盟學員享用，爛掉的則全歸輝哥「享用」。輝哥不濫收，他只收鮮廚餘，所以膠桶放了兩天也不覺太臭，只散發出腐敗水果的腥甜味。「熟廚餘有肉，做堆肥容易偏酸偏咸，無咁好！」輝哥一邊搬膠桶上車一邊解釋。

廚餘變堆肥，為堆填區減壓，最近成為城中熱話。但「堆肥」其實還蘊含著更有詩意、生生不息的自然循環概念。農夫將食物賣給社區，社區得到食物滋養後，將沒吃進肚裡的菜莢果皮交回農夫做堆肥；這樣，來自泥土的食物，最終變成腐殖質返回泥土，「化作堆肥更護菜」。食物／植物回到起點再生，堆肥就像一條 missing link，將人類、食物和大自然重新連繫上。而且以傳統方法做的堆肥，量少質高，即時回饋農場和社區，不像社區（為了減廢）使用廚餘機造出量多而肥力成疑的「雞肋」堆肥般，好睇唔好用。

在外地，堆肥和有機農場可謂「孖公仔」，但想在香港農場找到堆肥卻不容易。「我知馬寶寶有做，但其他農場就甚少。」輝哥無奈說。以傳統方式做堆肥，靠的是經驗累積，技術並不難，難就難在：
1. 運輸成本高、
2. 所需時間長、
3. 空間要很大。

輝哥有職工盟津貼每次百多元運費，才可放手做；但對於其他農場，空間才是最大難關，因為做堆肥，要「夠大堆」才發得「靚」（大堆才可保六十度高溫）。輝哥農場夠大，可泡製巨大堆肥 ── 兩個各自可容納四噸廚餘、以鐵片圍起的魚塘畔土地。他估計，自己是全港最大的堆肥「個體戶」。處理廚餘時，他要站在廚餘和穀糠堆起的「平台」上工作。

輝哥更嫌收來的廚餘太少，因為堆肥做得慢去得快，「依家係追住嚟用！舊的那堆已用晒，但新的又未得。」四噸廚餘，經過發酵會變成一噸堆肥，僅夠農場用兩轉，所以他通常「慳住駛」，只用於生長時間較長的南瓜、蕃茄、果樹等。

倫國輝堅持做堆肥，還源於其農耕理念：有機農業強調的是社區連結。他認為農夫和食用者的關係不應建基於認證制度，而是一種互信，所以他的農場幾乎是one man band，約三十個訂戶都和他認識，「若盲目增產，只是有機的『工廠化』農業而已！」他的農場和社區有各式各樣的互動和連繫：除了回收廚餘，他會替NGO打穀，然後以打下穀糠做堆肥原料；又會回收公司丟棄的過期食品，譬如最近便收了十多噸變壞黃豆，「將它們散在泥土，會自動分解，變成氮肥。」在農夫眼中，天然物都是寶；如果每個有機農場都和社區建立緊密連結，多少報廢之物可獲重生？

輝哥希望未來可以做到「讓農場食物回歸農場泥土」── 訂戶吃農場的菜，同時將吃剩的廚餘交回農場。崇尚自然的他沒特別宣傳這想法，但其中一位訂戶莫太竟和他心有靈犀，幾個月前開始把家中廚餘交給他。於是南涌的瓜果蔬菜，繞了香港一圈後，又回到生命起點，完成完整的旅程。

幾天後，我走進莫太在旺角的家，親身了解這零廚餘家庭的飲食習慣。原來莫太既買有機菜也種有機菜（荃灣和沙頭角都有田），之所以想到把廚餘交給輝哥，乃因她有自做堆肥的習慣，做多了，便送一些給輝哥。為了兒子健康，莫太一家甚少出外用膳，吃的都是有機食物；而廚餘無論生熟，都會用來做堆肥。

她非常滿意自家堆肥的效用，「泥土會好肥，有好多蚯蚓，好似手指咁粗！我吔大廈管理員，本來唔鍾意我將堆肥桶放在後樓梯，怕有人投訴，但早排我請佢食過我種的有機菜後，佢好鍾意！不單俾我放堆肥桶，仲幫我搵回收的膠桶。」莫太笑說。

我忽發奇想：如果每個香港家庭都有一位家庭農夫（既然有家庭醫生，為何不可有家庭農夫），接收每家產生的廚餘，那麼廚餘還是問題嗎？若覺得這太天馬行空，可以換個方式：讓每個家庭都有一個連線的社區園圃，接收每家廚餘做堆肥。若果成事，「家肥花潤」將不再是異想天開的事。


BOX 如何做堆肥？
輝哥做堆肥，是一層廚餘、一層穀糠，層層疊起。做法很簡單：將收來的廚餘倒在堆肥陣的最上面，推平後，在表面覆蓋一層穀糠，再蓋上大膠布，禮成。加入穀糠是要提高廚餘的碳氮比（carbon/nitrogen ratio，即C:N ratio），以適合微生物活動。整個發酵過程約兩個多月，其間要偶然翻動令發酵平均。廚餘最後會轉化成鬆軟清香、呈咖啡色的泥土狀東西──堆肥。

*原文刊於綠田園基金季刊《稻草人》第66期

以意彈琴

練琴，是否一定要坐在鋼琴前？

這並非IQ題，而是初學鋼琴時，我常問自己的問題。當時家裡未買琴，只能外出租琴，但總覺得練琴時間太少，於是偶然我會在沒有琴的情況下練琴。

沒有琴，怎叫「練琴」？其實，這關乎我們如何理解「練琴」。

彈琴時接觸琴鍵的是手指，但令手指運動自如的是什麼？是意念。

當你把樂曲彈得行雲流水時，意念不會引起你的注意，因為它只是一種很朦朧的潛意識（就像上次我用的游泳比喻）；但當你仍在練習階段，意念卻是清晰明確的：這裡是十六分音符組成的音階，要放鬆手指；這裡是八度，要把手掌盡量張開；這裡是樂曲高潮，要用力彈！意念帶領著手指，用適當的力量與情感彈在適當的琴鍵上。因此所謂「練琴」，可視為一個內化過程，將本來存在於意識層的各種意念和指令，內化為潛意識，在彈琴時自動浮現。

如果我們如此理解「練琴」，那麼鋼琴便不是練琴的必需品。練琴要練的是意，不是手指。我稱為「以意彈琴」。

「以意彈琴」是怎樣的？嘗試找一個沒有干擾、沒有鋼琴的清靜地方，打開正在練習的琴譜，在腦海裡把作品「演奏」出來。每次「演奏」，可集中在一種事項上，譬如第一次，先以「心耳」在腦海裡 recall 樂曲的旋律。一個個音符去想，按著節拍，將整首樂曲在腦海裡「演奏」出來。無法記清楚的部分，可試著唱出旋律，弄清音調後再「演奏」一遍。

旋律沒問題後，再以「心眼」演奏：腦海是個銀幕，「心眼」可以看見手指在琴鍵上的位置轉換。可以的話，閉上眼睛重複以上練習。最後，還可以在任何平面上，以手指彈「無影琴」。

完成了意的演奏後，過幾天，當你再坐在鋼琴前彈奏同一首歌時，你會發現，比上次彈得好多了。

其實練琴就像練劍法，劍未至，意先至。Mind before fingers。一個練劍者，並非在出劍之後才去瞄準目標，而是在未揮出那一劍前，已清晰地在意念裡知道劍尖將會點到哪裡。

彈琴亦然。手指不是盲動，而是在意的指示下遊走。手指未曾彈出下一個音或和弦前，意念已知道指頭的目的地。

這種練琴法，當然不是我創的。我只是挪用了以前古典結他老師所教的結他練習法而已。

古典結他的指法非常複雜，因此老師常教我以「心眼」來練習。做法很簡單：將左手在指板上的每組指法（通常是一個和弦），visualize成一幅幅指法圖像。練習困難樂段時（譬如要換轉把位的地方），每彈完一組音，腦海便浮現下組指法的圖像。在手指放開了弦又未彈下組音符的短促時間裡，將手指模塑成新指法的大概模樣，然後才移到真正的把位上，按弦，彈奏。這個方法對練習結他特別有效，感覺就像時間突然走得慢了，手指有很多時間在弦上遊動。

用意念練習，原理是當你「想像做一件事」時，其實和你「真的在做一件事」很接近。原來早於1942年，科學家Edmund Jacobson已發現，用意念想像自己在跑步時，身體的肌肉會像跑步時那樣收縮（雖然收縮的程度很小）。之前學氣功時，也體會到運用意念，往往可以令身體產生真實的變化。那麼很可能，當你用「心眼」想像自己在彈琴時，你的手指肌肉也在悄悄活動著？

我一直好奇，「沒有琴也可練琴」這想法，在鋼琴圈流不流行？最近，讀到法國傳奇女鋼琴家Hélène Grimaud的自傳，終於知道吾道不孤。

這位特立獨行、被稱為「狼女」的美麗女鋼琴家Grimaud，剛完成了亞洲巡迴演出，但十多年前她曾經隻身在紐約最品流複雜的地區居住。因為拿不出銀行保證，每三個月就要搬家一次，窮困潦倒到不得了 ，當然也沒有鋼琴在身邊。於是除了到Steinway鋼琴店練習外，她也會做「意的練習」。她寫道：「我經常沉浸在音樂裡，雖然很少接觸鋼琴。我用思考、意象的聯結、心理的投射和樂曲的結構，研讀出音樂的風采」。

她還寫道：「手邊找不到任何鋼琴的時候，我不停告訴自己，音樂裡唯一重要的是內涵，表現的形式，只是枝微末節。而且我還有個理論：由奢入儉難。倘若找到一部絕妙的鋼琴，可能以後就沒辦法彈另一部比較差的琴。相反，平常練習用的是一部爛琴，那麼演奏會時彈到一部好的，就像上了七重天。」同意極了。

心中有琴，才是練琴的關鍵所在。（學琴小札三）

美好的定義

HMV宣布破產，成了今年首宗傳播業大新聞。百年老店倒下，有人慨嘆聽唱片的舊時代要消逝了，也有人嗤之以鼻，認為僅是一種載體（CD）被另一種載體（digital file）取代而已，何足掛齒？

持後一種想法的人，相信沒聽過傳播學之父Marshall McLuhan的智慧名言：媒介就是訊息（The medium is the message）。媒體從來不是一個中立的速遞箱，每種媒體的特殊傳播方式，都會不知不覺影響整個社會的思維模式。我們甚至可以說，媒體本身的影響力，甚至比媒體傳遞的內容更關鍵。

McLuhan在上世紀六十年代說以上一番話，但它在數碼時代依然適用。今天我們的社會，隨時隨地可在網絡上合法或非法地下載音樂，不用再花時間跑唱片店，每個人，隨時隨地，都可以接觸到五花八門的音樂。而且，正因為太容易可以得到，我們卻不再像以前的人那麼懂得珍惜了。

現在人們聽音樂，相信已很難像以前的人那麼專注和深入。將同一首曲反覆的聽，倒背如流，刻印在腦。我便很記得，唸小學時，我母親買了一台日本製收音錄音機回家。這東西很快成了我的寶貝，每天放學回家，總是第一時間扭開它聽歌。我跟同時代的人一樣，很喜歡用空白的卡式錄音帶「錄製」自己的「金曲精選」cassette。因為金曲皆錄自電台節目，所以我這些DIY流行歌集，首首歌都是沒有前奏的（那時DJ會疊著前奏說話）；然而這卻練就我對八十年代流行曲的絕頂熟悉。直至如今，當聽到任何一首八十年代流行曲的頭幾粒音，我已能辨認出那是何人唱的哪一首歌。

今天，智能電話裡可隨手拈來的東西實在太多了。人們已極少專注於一件事，並且開始視「一心多用」為「正常」。請想想，你有多久沒在家裡坐定定、關上所有即時通訊工具，心無旁騖地閱讀一本精彩的書？或聽一張精彩絕倫的交響樂唱片？「即時性」、「隨時性」當道，專注與閒逸，註定被忽視、被歧視。而且極有可能，它們將不再被視為「美好」。

新媒介無聲無息地改變著我們的生活習慣，以至思維方式，最後甚至連美好的定義也會扭轉。若以這角度來看CD載體（及CD店）的消逝，我想還是很值得悼念一番罷？

我並不完全拒絕科技，卻很害怕專注和閒逸會成變得過時。最近我買了人生的第一部智能電話。在享受著便捷的同時，也提醒自己，不要被即時性駕馭了自己的腦袋。先有了想法，才以智能工具協助自己達成想法，而不應是由智能工具牽引著我想什麼。我想在智能世紀，有這種認知是很重要的。

對熱情擁抱，又不失反省。這是面對數碼媒介的最佳態度。

入世古典（Recycled Orchestra和El Sistema）

古典音樂，經常被視為「有錢人玩意」。因為你必得有點閒錢，才能支付動輒幾百元的學費，和購買昂貴的樂器。但玩音樂，真的需要那麼多錢嗎？樂器一定要貴，才能玩出好音樂嗎？

這涉及一個更基本的問題：為何要玩音樂？我想，關鏈在於「樂」字。拿起樂器，讓音樂燃起心中那團火，感到開心快樂，這就是音樂的目的。開心快樂才最重要，何必理會樂器的貴賤？

記得初學結他時便有過一個震撼體驗。那時我用一支幾百元的雜牌結他，聲音很爛，弦線很難按，總之彈起來就是渾身不自在。於是下結論：我彈得不好，是因為樂器質素太差。然而某日老師拿起我的結他，隨意彈起來。剎那間，破琴變身，發出響亮清脆迷人的琴音！我赫然明白：樂器是否「系出名門」不是最重要，因為一個大師彈任何破琴，也一樣可以彈出令人著迷的音樂。

最近在Youtube上看到關於巴拉圭垃圾堆填區青年管弦樂團The Recycled Orchestra的故事。這隊Orchestra，便親身演繹了樂器不在貴賤，最重要是「心」這個道理。

The Recycled Orchestra的故事，源於五年前巴拉圭社工Chavez在Cateura堆填區開設一個小型音樂中心，免費讓堆填區的小孩學音樂。因為不夠樂器，促使他想到：何不以垃圾製造recycle樂器？於是他在木匠兼拾荒者Cola的幫忙下，開始以廢物製作出小提琴等樂器。

鏡頭下，一個男孩以破油罐製成的大提琴，奏出巴哈《無伴奏大提琴組曲》，琴音哀怨。一個小女孩說，當她用recycle violin拉奏音樂時，感覺身體裡有蝴蝶在飛。在堆填區生活的孩子，因音樂而獲得新生。他們還以環保樂器一起奏莫札特的K525《小夜曲》。看著他們以破鐵罐忘情的演奏，能不感動嗎？


古典音樂真的不一定是有錢人專利，它還可以走進社會最低層，走進人的內心，甚至更進一步，成為人們對抗貧窮和邪惡的動力。早於上世紀七十年代，在南美委內瑞拉，便有人發現古典音樂是防止貧窮孩子行差踏錯的「良方」。這道良方的名字是El Sistema，最初由委內瑞拉經濟學家及音樂家José Antonio Abreu創立，不久便遍及全國，並改由委內瑞拉政府主理，每年投入大量資源。

El Sistema的理念，是以音樂作為改變社會的力量：本來可能變成吸毒者或罪犯的低下層孩子，因得到學習音樂的機會，而免於行差踏錯，甚至找到自己的生命意義。現時El Sistema在委內瑞拉有102個 youth orchestras和55 個children orchestras，並於270多個音樂中心，為30多萬個孩子提供學習樂器的機會。2007年，由El Sistema青年組成的Simon Bolivar Symphony Orchestra，在委內瑞拉年輕指揮Gustavo Dudamel帶領下，在英國BBC Proms音樂節演出，大受好評，也令全世界認識到這個計劃。最令人津津樂道的是指揮Dudamel，因他本人也是El Sistema「出品」，而今天已貴為美國洛杉磯愛樂的音樂總監。

2008年，El Sistema創立者José Antonio Abreu獲得Glenn Gould Prize及其他不少獎項。作為一個減少年青罪犯的計劃，El Sistema的成績是肯定的，但在我看來，El Sistema更精彩的地方是：它證明了古典音樂不只是附庸風雅，也可以改變人生命，而且不論富人窮人。古典不一定曲高和寡。它也可以很入世，很革命。

The Recycled Orchestra：


相關文章：
委內瑞拉的古典「革命」  Edicson Ruiz談El Sistema

讀看豐子愷

1.
在香港藝術館看過「人間情味」展覽後，重又燃起對豐子愷著作的興趣。於是翻出書櫃裡的《緣緣堂隨筆》和《緣緣堂續筆》（又名《往事瑣記》），細讀再三。

豐子愷的畫，寥寥幾筆，簡樸平淡（深受日本畫家竹久夢二影響），有時相同的元素會重複出現在多張作品裡，看多了難免乏味。但奇怪的是，這次看展覽，卻覺得他的畫很耐看，吸引我駐足細味。

我想這是因為豐子愷的畫不單止是一種美感追求；畫中的風景或人物，筆觸或用色，皆為了配合畫家想表達的淡薄物欲、回歸生命本源的價值觀。也就是說，他的畫，形式很多時為內容服務。或因如此，豐在藝術家圈子裡不入流，但在廣義的文化圈子裡，卻是很多人的最愛（譬如小思、蔡瀾、祁文傑，都是他忠實粉絲）。

豐子愷年輕時就讀於浙江省立第一師範學校，是藝術大師李叔同高足（當時李在該校任教藝術科）。後來李出家成為弘一法師，豐氏仍深受其影響。三十歲時，他更仿效老師皈依佛法，成為在家修行的居士。因為有此因緣，加上曾赴日留學，豐子愷在藝術、文學和宗教上都很有涵養，他所選取的畫題，靈感常來自古詩古文，言有盡而意無窮，讀者一邊看畫，總會浮想翩翩，由畫中展示的生活，聯想到現實裡自己的生活。

豐子愷愛畫孩童，但這次展覽我最喜歡的畫和孩童無關，而是由蔡瀾收藏的《隨寓而安》（右圖）。

畫中是一位旅人，可能走累了，坐在山坡邊的石頭凹位休息。那凹位，外形恰像一張沙發，旅人看來坐得安閒舒適。蔡瀾說，他到每個新的工作環境都會帶著此畫，掛到辦公桌牆上，讓老闆知道他隨時有離開的可能，因為他是隨所「寓」的辦公桌而安，不會留戀任何一間公司。我喜歡此畫，因為覺得它暗合自己的生活格言：無論當下環境和遭遇如何，只要心裡不忘終極追求，總能夠在表面看來沉悶乏味的現實尋著美好。就像畫中那位旅人，覺得石沙發和他體態是如此吻合，因而嘴角含笑。

2.
豐子愷的畫耐看，其實他的文章也值一讀。他愛寫生活小事，以微觀大。《緣緣堂隨筆》有一篇叫〈吃瓜子〉，寫中國人的三項特殊技能（吃瓜子、吹煤頭紙和拿筷子），現在讀來仍趣味盎然。 不過他更典型的文字，是〈閒居〉這一類。他寫道：「閒居，在生活上人都說是不幸的，但在情趣上我覺得是最快適的了。......我在貧乏而粗末的自己的書房裡，常常觀喜作這個玩意兒。把幾件粗陋的家具搬來搬去，一月中總要搬數回。搬到痰盂不能移動一寸，臉盆架子不能旋轉一度的時候，便有很妥帖的位置出現了。」寫閒的樂趣，他最拿手。

豐子愷的文與畫，皆安閒洒脫，遠離俗世塵勞。這很容易令人誤會他一生過得順利愜意。其實他經歷的禍患並不少。

1933年，他在家鄉石門灣梅紗弄建了一座宅子，作為全家人的居所，名為「緣緣堂」。可惜不久日軍侵華，戰火驟至，將房子完全燒毁。由建屋到燒屋，才五年光景。

房子燒了，豐子愷一切家當幾乎盡失。而為逃避戰火，他長年帶著家人走難，其狼狽情況可想而知。

豐子愷雖心痛緣緣堂被毁（寫了好幾篇哀悼文章），但仍抱著一貫的樂觀和豁達來面對巨變，認為只要一家人齊齊整整，已是最大幸運。

豐子愷人生的另一巨變，是晚年遇上文革。當時他已是六十幾歲老人。他的一篇隨筆〈阿咪〉被批得最厲害。文中不過寫兩隻貓：小白貓「阿咪」和黃貓「貓伯伯」。但伯伯這個稱呼惹來大禍，因為他寫道：「伯伯不一定是尊稱。我們稱鬼為『鬼伯伯』，稱賊為『賊伯伯』，稱皇帝為『皇帝伯伯』。」這被視為「影射、攻擊偉大的毛澤東思想」的最強證據之一。

他的女兒豐一吟在展覽特刊中如此寫道：「後面九年（意指文革）遇到了真正是『史無前例』的苦難日子！爸爸就在這苦難的日子裡挨打，罰跪，去鄉下勞動，在泥地上鋪一層薄薄的稻草就算是他的『床』。……我不想再寫下去了。」

在四方八面都是刀光劍影、叫罵聲和瘋癲狂嚎的日子裡，豐子愷想到一個保持心境平和的方法：1971到1973年間，每日淩晨時分，他會悄悄起床，在沒人打擾的情況下寫作，合共寫了三十二篇隨筆。這就是在他死後出版的《緣緣堂續筆》（我手上的版本名為《往事瑣記》，是書的舊名）。書中盡是作者對小時候在家鄉作過的玩藝兒及遇過的有趣人事的回憶。

不知這段背景而讀《往事瑣記》，會以為是一本懷舊小品，卻原來，它是用來對付殘酷現實的。

那時候的豐子愷，真是做到了「隨寓而安」—— 只是這種「安」，實在沒有誰想領會罷。

「洗腦」以外的反國民教育科理由

反對「德育及國民教育科」的聲音越來越大，政府已到非退不可的地步。一直沒在博客寫過國民教育，因為總覺得自己對「德育及國民教育科」的想法，和主流反對者的論點好像無法扣得上。

我亦反對推國教，但原因不是擔心它「洗腦」，令學生盲從盲信。中共統治中國初期，是真正有效地「洗腦」的年代，到文革時期更是人人手執紅寶書，見到毛主席便瘋狂大叫；但今時今日，要在孩子腦中植入某種信念，如「毛主席很偉大」、「祖國的成就令我自豪」之類，真的可能嗎？除非孩子生在左派家庭，否則在香港這個什麼言論也有人提和有人聽的地方，孩子每天接收的，豈止歌頌中國的話？誇張點說，討論區那些極端激進言論，可能更能夠洗他們腦。

我不信國民教育科可以「洗腦」，相反，我覺得以科目形式推行任何道德或情感教育（包括愛國），都很難成功，反令孩子變得虛偽。

其實「德育及國民教育科」包含範疇很廣，不只「教」學生愛國，但正正是它的「廣」，令人懷疑其可行性。若click入教育局網站看課程指引文件，會發現課程的設計，是藉著令學生認同所擁有的不同身份（個人、家庭成員、社群成員、國家一員、世界公民等），來「教」他們各種身份應盡的義務或／和擁有的權利。因此除了「愛國」（文件稱之為「國民身份認同」），此科目還想「教」曉學生：堅毅、尊重他人、有責任感、有承擔精神、誠信和關愛等「正面價值觀和態度」，和追求自由平等公義等理想的公民素質，以及獨立思考和分析的能力等等等等。（見課程指引概論，尤其第1和9頁）

相信沒有人會懷疑，上面列出的各項「正面價值觀」，現今年輕人皆嚴重缺乏。我亦相信課程設計者是有心人，希望以此科目「教」曉學生一個人應有之品格。但設計者似乎沒考慮到，「品格」是很難通過科目形式或所謂「言教」來進行的；反而，父母師長和社會風氣這些「身教」更有影響力。另一方面，設計者竟笨到將最富爭議性的「愛國心」、「國民身份認同」也加入科目內，那就無可避免令事情複雜化，甚至脫不了「阿爺交托的政治任務」嫌疑，最後恐怕整個「德育及國民教育科」，也會觸礁瓦解。

先說「言教」問題。我不贊成以言教推行道德和情感教育，因為不相信價值觀是可以那麼容易「教」出來。堅毅、尊重、責任感等，難道真的「講得多」就擁有？在課堂上討論討論、辯論辯論，或做做工作紙和寫寫自我反思文章，就會有好的品格嗎？我很懷疑。我反而認為，當學生參與群體活動（如做group project、參與制服團體、做義工等），常跟別人有interaction時，才會有更多機會反思這些品格的重要性，並付諸實行。（課程指引也有提到「生活實踐」，但只是課堂以外的輔助）

再說國家情感這一部分。對國家的情感真的可以「教」出來？學校老師的確可以用很多選擇性的知識，來增加學生對國家的好感和尊敬。記得小學時，老師說中國有「四大發明」，當時認為「好勁」，但長大才知道，中國只是「發明」卻沒有「發揚光大」這些發明。現在回想，這也是一種原始的愛國教育？但隨著成長，一個人最終對國家有幾深感情，關乎他有多認同此國家的政治和社會狀況。小孩就算被「教」多少遍要為祖國自豪，長大後見到腐敗遍野丶爭民主者通通繫獄的所謂祖國，只會覺得徹底厭惡，而不會對國家有愛。

所以我不擔心硬推國教科會洗孩子的腦，反而最擔心孩子更早學曉如何虛偽做人，見人說人話，見鬼說鬼話,因為國民教育的評估方法是極度令人啼笑皆非的：由老師監察學生的感情和行為變化，和由學生互相監察......如此評估方法，只會令小孩變「精」，懂得在老師前做戲，扮愛國、扮乖、扮有品格，假得徹底！

其實一個人對國家的情感，是很複雜的心理歷程。我們這些在殖民時代長大的香港人，對中國仍有種特殊感情。當見到非洲某小國屠殺她的人民，我們會遣責，但斷不如見到中國政府屠殺人民般深切傷痛。這是一種對自己血脈之國的特殊情感，只不過，這情感不以歌功頌德式的「愛」來表達，也不會非常濃烈──中共惡行太多，香港又曾是殖民地，加上有很多人由中國逃難到此，所以香港人習慣用「外人」、「旁觀者」的角度看中國的一切，我們愛國的方式，和國內同胞甚至世界其他國家，都肯定不一樣。

我不是心理學家，但我敢說，任何生活在群體裡的人總會經歷一段「反思個人與國家民族關係」的過程。我的「國族反思」啟蒙期，相信和很多同齡人一樣，是八九年的六四。那時候，第一次發現老師和其他成年人原來都很關心中國──這個我覺得頗遙遠、但很喜歡它的文學和河山風貌的國度；第一次在早會聽到中國國歌，然後學唱，覺得它很好聽，但歌詞血腥；第一次為這國家裡發生的事上街遊行，唱《勇敢的中國人》時為死去的人流淚……

不同世代的香港人，肯定會有不同的啟蒙事件（如今年的李旺陽事件），最後對國家的「感情」也會很不同，但其中的反思過程應該很相似。譬如會問：「愛一個國家，是否等於愛其執政黨？」「如果不愛這個執政黨，我仍可以說自己愛這個國家嗎？」

有很長時間我在想這些問題，相信也是很多香港青年曾經思考的問題？到現在，我自然明白黨不等於國，愛國不等於愛黨。我愛中國的河山，愛中國的文學、哲學、藝術，我愛的是經過幾千年積累而成的文化體系，但絕不是愛由蘇俄「入口」、當年專講階級鬥爭、現在專講「和諧」社會的中國共產黨。可見對國家的感情有多強烈或有多決裂，是要經過很長久很仔細的思想掙扎。一個孩子對中國抱有甚麼情感，實在不應也不可能由中小學老師來評核其對錯。

這種情感只宜慢慢體會，不宜急進地言傳。

或者再換個說法：香港歷史太特殊，香港人對中國的感情，根本不應該以一個「科目」來教，應該由每個人自己去經歷、發掘和思考。我們大可以選擇愛國而不愛黨，甚至不愛國也不愛黨。我們不像民主國家，政權由人民授予，國民只需認同自己的國，根本不用考慮是否認同執政的黨（因不喜歡的話，隨時可用選票趕她走），權在人民。看看2012奧運開幕，英國人對自己的國家有多自豪？他們愛國，是發乎真心的，因為他們是國家的真正主人，而我們暫時不是（香港的主人），看來有排也不會是（中國的主人）。

說了很多，最後且讓我引述入作家西西的話作結：「如果中國的民主、自由與法制能得到改善，才算真正強大，才能得到更多人的認同和尊重，學生自然愛國」。

愛情不能勉強，愛國也不能勉強，阿爺，你明唔明？

自來蕃薯苗

紛紛擾擾的又到月底。

炎炎六月天，卻無可避免要到維園坐坐，到中聯辦遊遊，有時真令人苦悶。幸好花草不知世情，仍然輕鬆自在地發芽、生長，我們才可以緩下緊繃的精神。好像母親早陣子在元朗菜市場買的幾個黃心蕃薯，因為味道一般，吃剩的最後一個，放在菜藍子好一段時日，我們都幾乎把它忘記了，它卻悄悄長出紫色的嫩芽來。

見它生機如此茂盛，不忍拋棄，早幾天空閒時便栽到花盆裡。今天看看窗台，發現它已經長得像一棵樹般強大繁盛，怎不令人感嘆造物之奇？人們常說，動物是人類的好朋友，我說植物更厲害，它簡直是人類的guru，因為看見它茂盛滋長，便自然感受到一股生命力，工作都特別起勁。

最近迷上電視劇《心戰》，劇中飾演樹藝師的陳茵薇會跟一棵大樹說心事。我很喜歡這一個劇情安排，因為很少有電視劇提到人和植物的感情。記得以前住公共屋邨時，常在一棵體型龐大的印度橡樹下做運動，也偶然會跟這樹說話，可惜 ，後來它被台風打斷了，不復當年壯闊優雅的姿態。

蕃薯其實很粗生，但這絕對不減它的美麗。至於母親則亟待樹仔再長幾吋後，便來一次「蕃薯苗大收割」。順道一提：蕃薯苗（即蕃薯的葉）是非常有益的食物，清炒或放在湯麵裡，皆美味可口，而且對腸胃不暢極有幫助。

皇者的中軸

由景山鳥瞰故宮中軸線

四月初，和紫禁城外展計劃的十多位同事到北京，展開為期一星期的北京考察之旅。這次考察，收穫甚豐，一直想寫點旅程札記，卻因事忙拖延至今，只好選擇性地補記一些重點。

其實這是期待已久的旅程，因同行者之中，包括不少經常出入紫禁城的「專家」。由他們引領、點撥，自然比亂逛一通要強得多。

之前，到過北京幾趟，進過紫禁城兩次。然而兩次參觀都沒太多事前準備，只是隨著人潮而行，蜻蜓點水而已。雖然喜歡中國文化，但當時對中國建築的認識幾乎是零，每座宮殿看來都大同小異，難免感到重複乏味；而且紫禁城實在太大，每次行至乾清門，已兩腿發麻、腦袋混沌，只好慌不擇路直奔皇宮後門離開（途中路過御花園時，為了值回票價，挽強拖著沉重的腿遊晃了一圈），便算「遊畢」紫禁城。

這次再訪故宮，卻是另一種心態。因為過去幾個月裡馬不停蹄地參與外展計劃，「紫禁城」已成了我生活的一部分。卡通版的「故宮大地圖」，已烙在腦海，而對這有六百多年歷史的皇宮的精彩處，亦開始有點頭緒。因為對古北京城的布局頗感興趣，出發前特別讀了半本王軍的《城記》，希望對明清北京城的規劃有點基礎認識。

且由《城記》說起。《城記》講的，是梁思成當年力主保留古北京面貌而不果的慘痛規劃史。如果當年共產黨按著梁的想法「保育」古北京城的話，今天我們見到的肯定是全然不同的景象：古城被原味保留，新城的行政中心建在古城西面，令城市有兩個中心。至於環繞著北京城的城牆，則被改建成巨型的空中環城花園！

可惜，梁的想法沒被採納，文革時，更被批鬥得不成人形。或許「先知」式人物的命運就是如此慘烈。當年被大部分人譏笑的「保舊」思想，今天被捧了上天。我們到規劃館參觀時，便見到梁思成的銅像被必恭必敬的放在展堂上。

梁思成力主保留古城面貌，因為其中有令他傾心的「中軸線」。他曾這樣讚美當時北京的中軸線： 

「北京在部署上最出色的，是它的南北中軸線，由南至北長達七公裡餘。......由外城正南的永定門直穿進城，一線引直，通過整個紫禁城到它北面的鐘樓鼓樓，在景山巔上看得最為清楚。世界上沒有第二個城市有這樣大的氣魄，能夠這樣從容地掌握這樣的一種空間概念。」

一行十多人，走在皇宮甚矚目

其實，只有從一開始已訂下明確規劃方案的城市，才可能出現「筆直」的中軸線。因此，單是建城者藉中軸所透露的氣魄，已令「中軸線」這件事特別有魅力。

一直很想親眼看看這條貫通北京南北的「脊」，今天變成怎樣。它仍然有氣魄嗎？旅程第四天，終於有機會上景山。這天天氣很好，藍天白雲，視野沒任何阻礙。景山不是很高，上到山巔的亭子向南望，可清楚見到紫禁城宮殿的屋瓦頂。它們一個疊在另一個上面，距離感被徹底壓縮，連成一條中軸線。因為太過壓縮，我搞不清到底最遠那個屋頂，是正陽門還是永定門？

坦白說，親眼見到中軸線，感受沒梁先生那麼深。周邊有太多高廈林立，而故宮旁邊的巨蛋（歌劇院）又太搶鏡！

我想，中軸線的恢宏，真是需要周圍的平凡、平淡來成就。明清時期，中軸線上的皇宮是整個城市最奪目的（試問在一片灰瓦之中的黃色琉璃瓦，豈不突出？），也是最高的建築群，今天的中軸線？自然不可同日而語了。

見簡體如見仇人?

一直以來，都認為自己是個立場分明的人：百份百擁抱普世價值（追求沒有門檻的真民主選舉，相信人人擁有言論自由、資訊自由、示威遊行的權利），並且討厭中共。因為在這個政權下，有很多事實被隱瞞，有很多審判得到不公平對待，有很多貪官無法無天，更有很多人眼淚在心裡流地活著。

然而，當在Facebook見到作家陳雲重複又重複、以極度情緒化的字眼來指罵共產黨和相關人事時──譬如，說「中共本質就是病毒」、稱中共為「匪國」、稱居於中國的為「匪民」，至於在香港隨處小便的自由行大陸人，則被形容為「用屎尿霸佔香港地盤」──我開始懷疑，自己有多憎惡共產黨。或者應該說，我開始懷疑，粗暴但僵化的語言和肆意貶抑他人的做法／筆法，到底對事情有什麼幫忙？最後會否弄巧反拙，「栽培」出紅衛兵般極端武斷、以擊倒對手為樂的新一代？每見陳雲的Facebook留言有很多like時，便特別難受。在我看來是謾罵、不理性的東西，原來別人都看得津津有味，難道我和其他香港人有「代溝」？也明白，大家因無力改變政治現狀而怒氣滿腹，要借臉書平台發洩，但真的害怕有朝一日，人們情緒會失控......

其實陳雲近年的文字，使用極端情緒化的用語，力求挑起閱讀者的忿恨心（最好失去理性分析事情的冷靜思緒），又常向反對者扣帽子，因此總讓我聯想到文革式批鬥文章。這類文字，我最怕讀，卻是政治文宣最常用的風格。想想上世紀，理性的德國人竟被希特拉調較成極度痛恨猶太人，甚至要置他們於死地，便知訴諸「情緒挑撥」的宣傳手法有多恐怖。我好奇，何解像陳雲這樣飽學之士，會落進這種寫作模式？感覺他已有點歇斯底里，被粉絲的歡呼聲沖昏了頭腦......

我沒有讀陳雲的《香港城邦論》，只知道個大概，不敢置評。反而想說說他近來掀起的捍衛繁體字、掃走殘體字運動。

其實我也不喜歡簡體字，尤其一字幾義的做法（如「后」字既用於皇「后」也用於「後」來），常令文義混淆；但卻不敢苟同陳雲將「簡體字」等同「共產黨」，認為必須將它趕出香港的看法。

事實上，簡體字根本不是中國共產黨最先倡議使用，她只可說是利用已有「資源」吧。五四新文化運動時，錢玄同等新文化中堅，為了徹底切斷跟舊文化的關係（如忠孝思想、三綱五常），以及令下一代更易更快學習西方思想，認為必須改革漢字。而簡體字，只是其中一個較具妥協性的改革設想。錢玄同等人在《新青年》雜誌還曾提出別些更激的做法，譬如改用羅馬拼音、廢除漢字另創一套新字、以「世界語」取代漢字等等。現在聽來，這些構想簡直匪夷所思，但若放回歷史脈胳中，自可理解時人的心態：希望國家丟開一切舊傳統，由零開始，富強起來。

及至1935年，國民政府推出「第一批簡體字表」，採用了錢玄同所編的《簡體字譜》中324個字；而這第一批簡體字，其實後來大都被共產黨吸納採用了。（有興趣可看這網上文章）

共產黨執政後，以立法強制方式推行簡體字教育，禁止使用繁體字，做法的確獨裁，但「以簡代繁」自有其歷史因素，算不上是共產黨的邪惡「創作」，就算我們真的痛恨共產黨，也不應武斷地將消滅繁體字的「罪名」放到其頭上罷？頂多說她令漢字走上更歪的路而已。寫文章，必須以事論事，豈可移花接木？

陳雲將簡體字視為純粹的政治符號，見簡體如見共產，誓要將它掃出香港，又將來港的中國旅客，視為粗劣無禮的國產文化象徵，大加撻伐，如此「牛頭角順嫂」的睇法，網上竟然有很多人like，我實在想不通。但我最無法理解的，是網上那些聲討、臭罵使用簡體字的香港店鋪的post。老實說，我覺得這種做法很「不香港」。香港人向來絕少批判或禁止別人做不違反法律的事（批判地產商無良除外）。自由（在不違反別人的自由的前提下），不正是香港的所謂核心價值嗎？現在，我們是否已丟失了這個價值？

陳雲說，簡體字在香港出現，代表一國兩制淪陷。如此說來，我和我的家早已淪陷：我採訪時常寫簡體字，因為方便快捷；我家書房，已幾被簡體書攻陷，因為它們便宜......然而這不見得我已經被共產思想荼毒罷？

勿在香港老去

香港是個「潮人」可以活得很精采、但老人只能鬱鬱而終的地方。在這個號稱「亞洲國際都會」的城市裡，老人沒有可以落腳的地方。

不妨找一個平常日子的午後，到香港一些中低層小區逛逛。你會發現，有很多老人在大型商場裡納涼（冬天則是避寒），或在麥當勞吃廉價但營養欠奉的漢堡包蘋果批。（下午茶時間，大部分麥記都是老人樂園。）

手繪的《紫釵記》電影廣告板

在我的常識裡，商場和快餐店不應該是老人家消閒活動的空間。至少若果我自己變成老人時，我是絕不願意留在商場裡，像呆子般看人來人往，或在快餐店繼續吃那些年輕時因沒得選擇而吃了很多的垃圾食物。

辛苦工作大半輩子，換來零消閒空間，每次見到這些孤獨身影，心裡都很不是味兒。

老人自有老人喜歡的活動，也理應擁有從事這些活動的空間。就像愛蒲的年輕人，理應擁有蒲的空間一樣。今時今日，很多港人會鄙視大陸的一切，但你或許不知道，生活在內地的老人比港老幸福得多。記得某年冬天在北京工作，早晨時份走進什剎海附近的北海公園時，便看見如此景象：湖邊，三三兩兩長者在做運動，一位健壯老人拿著巨型毛筆和水桶在地上寫大字；遠處，一群老人專心練習藝術歌曲，悅耳歌聲隨風飄蘯；另一邊廂，幾十對老齡男女，正隨著音樂翩翩起舞，原來全是社交舞高手......生活在中國的老人，也許經歷過大大小小的運動與批鬥，但來到耳順之年，在消閒空間這方面真是沒什麼可抱怨的。除了公園，還有聽京戲和相聲的老人中心、可以天南地北的茶館等等......羨煞幾許「港老」？

香港的公共休憩空間，少得可憐。上周末，新光戲院這間交通方便、長者粉絲眾多的民營粵曲場地，也幾乎因為租約期滿而面臨結業命運。在原定結業的前一天，有幸走進「新光」欣賞任白的戲寶《紫釵記》（電影版）。看見滿場花白的頭髮，歡快的笑容，期盼「新光」將來可以落在一位熱愛文化的富豪手上，不需再以天價租金，留住一片老人樂土。

相關文章：
不甘寂寞的歐巴桑

一棵菜看世界

去年在社區園圃當「格仔農夫」時，一位不太熟絡的農友曾對著我田裡的蕃茄苗搖頭：「種蕃茄？太不符合經濟效益了，要四個月才有收成！」

這位農友斤斤計較的神情和語氣，至今難忘。連假期時種瓜種菜都不忘功利計算，這真叫人大開眼界。

對我來說，學習農事，非為貪慕收成，只想藉著耕種，微觀各種植物奇妙的生存方式。我們太習慣視蔬果為食物了，很容易忘記薯仔白菜蕃茄蘿蔔曾經也是生命力強韌的有機體。走進園圃，擔張櫈仔，端詳格仔田裡種子破土而出、嫩芽迎著陽光招展優美紋理的綠葉，從一棵菜看見全世界，那種滿足和喜悅，豈是任何貨幣可以量度？

以為自己愛看瓜看菜，是世間「異類」，近讀日本作家稻垣榮洋的《蔬果觀察記》，以充滿感情的文字加上樸素的黑白掃描（三上修繪）為四十多種常見蔬果「立傳」，才知吾道不孤。稻垣是農學博士，擁有豐富的植物冷知識，對各種蔬果的掌故和特質瞭如指掌，令人每有驚喜。我便是讀了〈毛豆〉一章，才知道去年種在自家園圃裏的毛豆，若能等待豆莢成熟後才採收，原來就是製作豆腐的黃豆！稻垣解釋，毛豆和黃豆皆稱soybean（日本人稱毛豆為枝豆，常作佐酒小吃）。名字不同，實質卻是同一植物所結豆莢的「青春版」和「成年版」。

讀〈花生〉一章，也有奇妙發現。相信你一定有讀過許地山的散文《落花生》吧？裡面提到：「這小小的豆不像那好看的蘋果、桃子、石榴，把它們的果實懸在枝上，鮮紅嫩綠的顏色，令人一望而發生羨慕的心；它只把果子埋在地下，等到成熟。」至於如何埋法，許地山卻沒有詳細描述。

直至讀了此書，才知道「落花生」的真正意思：花生屬豆科，但它不像其他豆類植物般在地面結豆，而是在花朵凋謝後，讓子房柄轉向下方生長，最後鑽入土中，於泥土裡長出莢果，即花生米。

落花生，原來是「落下花兒而生」！多美麗的意象。慚愧我吃了幾十年花生米才知道原委。

稻垣在序裡提到，這書緣於一段難忘舊事：學生時代，他在朋友的破舊公寓留宿，發現垃圾筒裏頭的枯萎大白菜（吃完火鍋後的剩菜），竟伸出了鮮嫩莖枝，還開出黃色小花！植物就是這樣擅於帶給人驚喜。只要願意張開眼睛，蔬果的生命力和智慧，絕對能潤澤城市人的乾涸心靈。

味無味處求吾樂

說起來，南宋詞人辛棄疾是我最愛詞人之一，但一直未有在此談過辛詞。

辛棄疾與蘇東坡並稱豪放詞派，「眾裏尋他千百度，驀然回首，那人卻在，燈火闌珊處」（《青玉案》）、「欲語還休，卻道天涼好個秋」（《醜奴兒》）、「惜春長怕花開早，何況落紅無數」（《摸魚兒》），這些都是辛棄疾的名句，甚至比辛本人更廣為人認識。你很可能會以為辛棄疾是個得閒無事傷春悲秋一番的公子哥兒，但讀過其生平故事，就會發現他是個鐵錚錚漢子：生於山東淪陷區的他自幼受祖父熏陶，14歲到都城（即北京）赴考時，已懂得沿途收集金國地理情報，以備日後恢復河山之用；20歲，召集二千多人，加入耿京的山東農民起義軍，對抗金兵；三年後耿京被叛徒張安國所殺，辛聞訊，即率領五十騎突襲金營，活捉張安國，並把他押運到建康正法。

這些「壯歲旌旗擁萬夫」的少年英雄事跡，和我們心目中的stereotype中國詞人形象，相差很遠吧？

辛棄疾後來歸順南宋，一心希望獲朝廷重用，帶兵攻打金國，恢復北面淪陷的河山，可惜直至老死也沒得到征戰沙場的機會。有志難伸，辛棄疾仕途也不順利：因各種原因，他經常被調職，後又因強悍處事作風和違令建立飛虎軍營等，被人彈劾為「奸貪凶暴」，自43歲始，有長達十年時間被撤職，於信州上饒（今江西上饒）城郊的帶湖閒居。

已過不惑之年卻事業無成、復國無望，辛棄疾心情之沮喪，可以想像。像所有被貶的失落士大夫般，辛棄疾惟有轉移視線，開始將心力放在建設「稼軒」這個家上。

我在博客簡介引用的兩句詞「味無味處求吾樂，材不材間過此生」，來自《鷓鴣天‧博山寺作》 ，正是辛棄疾「帶湖時期」作品。全首詞是這樣的：

不向長安路上行。卻教山寺厭逢迎。味無味處求吾樂，材不材間過此生。

寧作我，豈其卿。人間走遍卻歸耕。一松一竹真朋友，山鳥山花好弟兄。

辛棄疾最著名的詞作皆淺白易懂，但其實他爱用典，十句詞著八句都會用上歷史或經書典故，「味無味」與「材不材」，便分別用了老子和莊子典故。

「味無味」來自老子《道德經》第63章：「為無為，事無事，味無味。」第一個「為」字，以及第一個「事」字、「味」字，皆作動詞解。

了解無為自能了解無味。「無為」是老子核心概念，為無為，就是以無為的態度處事。最形象化的「無為」解說，是老子的「治大國若烹小鮮」比喻：煎小魚的要訣，是不能經常翻動它，否則魚煎好了，卻甩皮甩骨。無為的道理也一樣，無為治國，講求「帝力於我何有哉」的境界，朝令夕改只會騷擾到人民的生活。至於無為人生，講究順應自然、不強求的生活態度。所謂「味無味」，就是「以恬淡為味」（王弼語）。

「材不材」來自莊子外篇一個故事：有一棵參天大樹因被伐木人視為「無用」，得以免去被伐厄運，另有一隻雁，卻因「無用」而被主人宰殺，人問莊子看法，他回說：「周將處乎材與不材之間。」雖然這不是莊子的最終答案，但「材不材」的意思無疑是叫人不要鋒芒太露，處於有材和無材之間較為穩妥。

辛棄疾說「味無味處求吾樂」，依我的理解，意思就是在常人視作平淡無奇、單調乏味，甚至看不上眼的事物裡，尋找人生樂趣，所謂「自得其樂」也。一松一竹，山鳥山花，在首都臨安高官的眼裡，是普通到極的事物，但辛棄疾從中感受到無窮興味。「秋菊堪餐，春蘭可佩」（《沁園春》），不亦樂乎！而「味無味」這句話特別觸動我：大部分人都喜歡追求刺激新穎，但我卻總是喜歡沉醉於別人視作乏味單調的玩藝兒或學問中。最初建立這個博客的目的，正是想跟他人分享這些平淡之樂。

至於「材不材間過此生」這句話，我總覺得作者有點言不由衷，充滿自嘲與黯然的味道。雖然有志向有能力，但大環境卻不配合，人到中年的辛棄疾始終是心裡長了一根刺，只不過是藉道家思想來釋放無奈感：我將不再強求有人賞識我的材華，不再亟亟於追求功業，反而會收起鋒芒，處於材與不材之間，過平常日子，畢竟世間還有很多美好事物！

從辛棄疾這懷材不遇的人口中吐出「材不材」這一番話，聽者、說者皆不好受。但世間更多是無甚高材的平凡人吧，「材不材」這句話，對後者卻是很好的生活指導。因此我最愛如此演繹「材不材」這句：拋去有用 / 無用這世俗的二分法標準，不再顧慮自己的材與不材，且隨心隨性、自得其樂地欣賞生活中每處細微之美吧！

華叔的前半生：讀《大江東去》

讀司徒華的自傳《大江東去》，竟讓我聯想起一位舊朋友C君。初識C時，大家無所不談，我更視他為推心置腹的知己良朋。我自以為很了解C的思想和性格，可是隔了一段時間，我無意中得知，C原來曾經結過婚，又已離了婚。當時心裡很納悶：「真不夠朋友，竟然一直沒告訴我這些過去......到底我有幾了解這個人?」

之所以想起C，因為讀完《大江東去》，心裡泛起相類似的感受：原來華叔你從18歲到35歲都是中共地下黨的成員，更一直對「被黨掃地出門」此事耿耿於懷。但你到離開這個世界後，才正式公開此事......到底我之前對你的了解有幾深？

其實我一直認為，司徒華這一代人，生於上世紀三十年代，年輕時正逢祖國苦難羸弱，民國政府貪污嚴重，香港的英殖政府又氣焰高張，因此對共產主義產生憧憬，希望她上台後扭轉一切，是絕對可以理解的。如華叔在回憶錄中引述的蕭伯納名句：「二十歲時不信共產主義是笨蛋，四十歲後還相信共產主義是更大的笨蛋。」所以當讀到書中第二部分「挑燈看劍」，司徒華自述18歲那年秘密加入新民主主義小組（共青團前身），並在上級指示下成立「學友中西舞蹈研究社」（今學友社）吸納英文書院左傾學生時，我是有點驚訝，但始終認為：這沒甚麼大不了。司徒華生前不公開承認共青團員身份，也許是不想成為反對者的把柄？

然而閱畢全書，想法有點改變。不得不承認，1958年的「學友社奪權事件」，是華叔至死不能解的心結。司徒華幾十年的知己游順釗在附錄中這樣形容：「（當時司徒華）被鬥得遍體鱗傷，受屈多年而無處申訴。到香港回歸前仍為這件事耿耿於懷。」我想這其實說得太客氣。從回憶錄的內容看，華叔在口述自傳時，應該都還未消氣吧。80年代，許家屯託人邀請華叔入黨（到底是許邀請華叔或是華叔自己要求，兩人說法相反。但司徒華在66年被地下黨冷待、於《兒童報》工作時，曾向上級提出想入黨，卻是肯定的），華叔在書中特別提到自己的回答是：「除非許家屯能夠將我許多的歷史問題解釋清楚，我才會考慮（是否入黨）。」但共產黨到他死前都沒「解釋清楚」，以華叔堅執的性格，這口氣怎嚥得下？

「奪權事件」，可謂華叔生命中最關鍵的一幕，但這一幕，一直在大眾腦海裡缺席。較年輕一輩香港人所理解的司徒華，是因八九民運、黃雀行動而和中共「頂到行」的民主象徵。但這個理解是片面的，它忽略了華叔早年對共產黨又愛又恨的心路歷程。到底他在生時對共產黨的疾惡如仇，會否部分基於個人對共產黨的恨？雖然無論華叔過去抱甚麼心理去反共產黨，最終後果應該差別不大（以他的正直個性，八九民運後一定不會願意和共產黨同流合污），但相信會有不少人覺得，基於私人恩怨的決定不及抽離的批判來得高尚。而我亦覺得，若不了解華叔這段跟地下黨的「傷心過去」，根本不能真正了解華叔的後半生。

報上說，民主黨人對華叔曾入共青團這件事感到詫異，又要求華叔家人公開錄音帶云云，可謂方寸大亂。其實又何必如此失禮？這次回憶錄所爆出的司徒華「秘密」，根本不會令原本認同司徒華的人完全改變對華叔的看法；不過就像我在文首提到的那位朋友般，回憶錄裡的新資料，會令我重新描畫一副較全面的華叔肖像，卻是真的。

司徒華生平
1931年 　2月 28日　司徒華在香港出生
1941年　日軍攻港，舉家回廣東開平避難
1946年　回港後入讀油麻地官立學校第七班
1949年　 4月被邀籌組「學叢之友」讀者會（後演變成學友社）
1949年　 9月秘密宣誓，加入新民主主義青年團（共青團前身）
1950年　畢業於皇仁書院
1958年　在學友社被奪權
1960年　被指派到《兒童報》工作
1966年　要求加入共產黨，但遭拒絕
1973年　成立教協
1984年　拒絕許家屯入黨邀請
1985年　晉身立法局及基本法起草委員會
1989年　成立支聯會及退出基本法草委
2004年　宣佈不再參選立法會
2011年    1月 12日　病逝，終年 79歲

司徒華作品匯編：http://www.hkptu.org/szetowah/

少做一點不會死

在研究院唸書時，嘗試混進二十多歲年輕人的世界，卻發現彷如闖進火星。

助教房間裡有一道慣常風景：某同學打開手提電腦準備寫論文，同時順手開啟MSN或QQ即時通訊軟件，一旦有友人登入說聲「hi」，他便會立時丟下論文跟友人網聊；類似情境一天內會重複發生，於是某同學全日皆沒法為論文添上新的一筆。

第一次看到這種新世代行事作風時，實在大受衝擊。我無法理解，為何準備寫論文卻不專心致意完成它？反而讓自己暴露於更多外界干擾之中？

「一心多用」無疑是互聯網時代的副產品。近讀Leo Babauta的《The Power of Less》（台譯「少做一點不會死！」），再次勾起此想法。

Leo Babauta指出，現代人貪快貪多，常常想在很短時間內幹很多件事，以為這樣才算有效率，結果卻是適得其反，因快得慢，最後可能甚麼事也沒有做成。他於是構想出一套「禪習慣」理論（zenhabits是其博客名稱），主張減少就是力量，學習專注做每一件事。

這位居於關島的仁兄試圖以踏實、簡單的建議，幫助讀者從亂七八糟的生活中躍出，看清自己的人生到底想追求甚麼。他的其中一個建議是：將宏大的人生理想，切細為較易達到的小目標，然後專注將小目標養成為生活習慣。對於那些喜歡做白日夢但實際執行力缺缺的人士，這方法應該很有效。

而這種「養成習慣」的做法，也可醫治「一心多用」這時代「病症」。譬如習慣使用電腦時不斷查看電郵的人，Babauta提議他們自設一個月限期，嘗試養成每天只於固定時間查看電郵的新習慣。Babauta表示，他也是以此「Monthly Challenge」方法成功戒煙，以及寫出這本書的。

小時候，父母教誨我們「食不言，寢不語」、「一心不能二用」、「慢工出細貨」，說穿了，不過是想我們學懂凡事必須專注地幹，才能心神篤定，發揮最強小宇宙。可是來到互聯網世代，這種對single task帶著崇敬心的老式智慧，已被揚棄。Multi-tasks竟成了理所當然。

搞不懂是有雞先還是有蛋先？可能是multi-tasks主宰了電子產品的定位，而這定位反過來主宰大部分人生活習慣，又可能是multi-tasks正中人類貪多務得本性的下懷，加速了電子產品向多功能方向發展？感謝Leo Babauta這本小書，提醒我要好好清理腦子裡的desktop，將各個生命的tasks重新歸位。

哈佛的倫理學課

用了幾天時間，一氣呵成看完桑德爾教授（Michael Sandel）的《正義：一場思辨之旅》。

這書是桑德爾教授在哈佛開辦的「Moral Reasoning: Justice」課程「文字版」，也是哈佛至今唯一向全球公開教學實況的課。（觀現場影像版，可親睹桑德爾教課之生動，聽課學生之人山人海，及他們回答問題時之直率可愛。有興趣請按這裡觀看）

因為曾經是哲學研究生，《正義》的內容可謂耳熟能詳：非常正規的「倫理學入門」。但我十分佩服桑德爾活用真實例子闡釋倫理學說。康德學說中最難解得清楚的概念，如「自我立法」、「定言律令」、「人即目的」等，他都講得明明白白。

《正義》的結構大約如此：作者一開始先拋出問題「在分配社會的財富、權力、機會等人民珍視的東西時，應該怎樣做才對？」（就如英文書名「Justice: What is the right thing to do?」）

順著這個問題推展，桑德爾提出三個或能夠達至「分配正義」的進路：一、由大眾的福祉 (welfare)入手；二、視個人自由為最基本、不可剝奪的權利；三、培養公民品德及讓社會可以理性地思辨共善 (common good)。由此，他觸及幾個最經典的倫理學說：效益主義（utilitarianism，台版譯為「功利主義」，其實此譯法已被哲學界摒棄，因為utilitarianism不一定「功利」）；自由主義（包括反對任何形式的財富再分配的自由放任經濟，以及同時顧及自由和平等兩方面的左派自由主義，如羅爾斯的正義論）；最後，是桑德爾心儀的社群主義（communitarianism）理論。

個人認為，此書精彩處，是桑德爾雖對以上問題早有既定答案，但不讀到最後，讀者也不會感覺到他是在「軟銷」自己的一套。近來報上不時有人談及此書，但似乎不是太多人點出，效益主義和自由主義，都不是桑德爾那杯茶。他是社群主義者（雖然他較喜歡「公民共和主義」civic republicanism 這個稱呼），80年代曾與幾位同道中人，擺明車馬反對自由主義（主要是當時最受學界關注的羅爾斯正義論）。他們的批判重點之一，是單純高舉自由、人權，但政府在價值觀上卻沒有任何立場的話，最終仍不能締造真正公義的社會。

何解？因為要分配得公正，涉及誰 deserve（應得）更多，而誰 deserve多誰 deserve少，則關乎我們的社會到底想獎賞哪一種美德或 human quality。所謂「獎賞」是什麼意思？讓我舉個簡單貼身的例子：在香港，「貪婪」毫無疑問是獲最多獎賞的 human quality。貪婪到盡的大地產商，沒有因貪婪而分配少了，反而分配得最多財富和權力。我們若不同意貪婪應該被「獎賞」，則這個社會明顯沒有做到社會資源的公正分配，或「分配上的公義」（distributive justice）。

其實要在香港討論社群主義很有難度，因香港「進化」太慢：都還未體會到真正的自由至上社會的好壞處之前，又談何質疑自由主義本身呢？我們尚處於爭取最基本的人權（如普選及補選權利）的初始階段而已！但這書還是很值得大家細讀，至少作者對效益主義的撻伐、對美德重要性的思考，都很值得大眾反思。

我特別想在此一提，桑德爾在書最末一章，引用了前美國總統甘迺迪1968年的一場演講內容。這段文字，很能道出現代社會的狀況：一個只講求社會整體經濟利益（類似效益主義者所講的最多數人的福祉）的社會，以所謂「國民生產總值」去計算「福祉」，實在荒謬！我們心底裡是多麼希望，我們所珍視的價值，也能被計算進「福祉」裡去：

Our Gross National Product, now, is over $800 billion dollars a year, but that Gross National Product...counts air pollution and cigarette advertising, and ambulances to clear our highways of carnage. It counts special locks for our doors and the jails for the people who break them. It counts the destruction of the redwood and the loss of our natural wonder in chaotic sprawl. It counts napalm and counts nuclear warheads and armored cars for the police to fight the riots in our cities. It counts Whitman's rifle and Speck's knife, and the television programs which glorify violence in order to sell toys to our children.

Yet the gross national product does not allow for the health of our children, the quality of their education or the joy of their play. It does not include the beauty of our poetry or the strength of our marriages... It measures neither our wit nor our courage, neither our wisdom nor our learning, neither our compassion nor our devotion to our country, it measures everything in short, except that which makes life worthwhile.

（我們的國民生產總值已經超過八千億美元。這個數值卻包括了空氣污染、香煙廣告、運送公路車禍傷患的救護車。用來防賊和監獄關賊的特殊門鎖，也都在這個數值裡。紅木森林遭到大舉砍伐、城鄉胡亂擴張所造成的自然奇景的耗損，也在這個數值裡。汽油彈、核彈頭、對抗街頭暴動的裝甲車，也在這數值裡。為賣更多玩具給孩子而宣揚暴力的電視節目，也在這數值裡。

然而，國民生產總值卻不把孩子的健康、他們受的教育好壞、他們玩耍的喜悅和歡笑算進來。也沒算進詩歌的優美、婚姻的品質......它也不測量我們的風趣或勇氣，不算進智慧或學習，不算進慈悲心或愛國心。總之，除了能增添人生意義的，它都通通算進去了。）

Justice with Michael Sandel（哈佛官方網站）: http://www.justiceharvard.org/

有中文字幕的第一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