稿費九十年

一年將盡，約略計算一下今年的Medium稿費，原來已超過400美元（3月至11月），平均每月約45美元。這數目跟紙媒還差很遠，卻大大超出我最初想像，算是一筆不錯的進帳。

其實傳統紙媒的稿費也談不上合理，跟其他用腦力的工種比較，甚至算「低賤」。大家似乎都有共識： 現今是不能單靠寫作吃飯的。除了極少數知名作家，純粹靠賣文維生，等於要捱窮。

看看實質數字便明白：紙媒稿費，不少仍停留在五毫子一個字，即每一千字500港元的水平。假如一篇文章用了十二小時作資料搜集、構思和落筆，那麼作者的時薪就是41.7港元；這跟香港法定最低工資34.5元，已非常接近。

曾幾何時，在資訊較不發達年代，寫文章的收入可以非常可觀。最近找到一些民國時期上海報紙稿費和書籍版權費的數字，不妨作一對照。 民國時代，也稱「銀圓時代」，因銀圓是當時流通全國的貨幣。銀圓有很多種，除了印著袁世凱頭像的「袁大頭」銀圓，還有由墨西哥流入的墨西哥「鷹洋」、光緒年代清政府鑄造的「龍洋」等。各種銀圓是等值的，一個銀圓在二十年代約可兌換128枚銅元／銅板。

1949年初由上海來到香港的中醫陳存仁，寫過一本《銀元時代生活史》。（ 他寫的上海掌故文章是電視劇《上海灘》的重要參考資料，劇集裡credit他為「特別顧問」。）書中提到二十年代他在上海初次投稿報館的舊事。

當時陳存仁不夠二十歲，是修讀中醫的窮學生。某日見上海《申報》副刊有一個「常識」專欄，便寫了些中醫驗方文章投稿。三個月後，他的一篇「疥瘡驗方」刊出來，稿費不多不少，正是一個銀圓。

一銀圓（有時也寫成一銀元或一元）不是小數目。那時代日常飲食交通多數用銅元（幾個銅元夠吃一頓普通午餐），較大額交易才用銀圓。陳存仁在書中寫道：

「這次領到的一元稿費，也是我生平第一次用文字換錢，當天意興豪發，拉了六七位同學到春風得意樓去吃茶，茶資是銅元八枚，各種小吃，如生煎饅頭、蟹殻黃等，又吃掉了銅元二十餘枚，在那幾位同學看來，簡直是一件豪舉。」（《銀元時代生活史》）

今天在香港，要帶六七友人吃一頓好的，五百元恐怕不夠，但二十年代的一個銀圓，卻非常好使，夠請三次了。

據陳存仁憶述，其時上海普通職員月薪是幾個銀元，車夫薪金約8元，在著名食肆叫一桌酒席約12元。二十年代的上海，文字有價。

作家魯迅亦曾提及上海報章的稿酬。三十年代他為《申報》「自由談」專欄寫稿，每千字6圓，比當時一般行情（千字2至5圓）為高。而他那篇著名的悼念文章《為了忘卻的紀念》，1933年發表於《現代》，全文5000字，同樣也是千字6圓，稿費共30元。

除了報上寫文，作家另一收入是版稅。據陳明遠的《文化人的經濟生活》，魯迅和妻子許廣平的書信集《兩地書》，當時訂價一元，版稅率為25%，也就是說，若印500本，便有125元版稅。

125元是什麼概念？三十年代，報館編輯和記者的月薪大約100元，中英文打字員月薪大約30元，中小學教師月薪大約40元。可見以freelance形式寫作的著名文人，收入應該不錯，就算普通一點的寫作人，多投幾次稿也大致能過平民水平的生活……

然而人人渴求新知的文字鍍金年代已經遠去。現在人們只嫌資訊太多太爆炸。始終時代不同了，今時今日，在Medium貼文仍能獲過百稿費，已屬難能可貴、值得一書的快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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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欄觀夜花

因為教書的緣故，近月常路過新填地街的小公園。那是香港舊區常見的街角小公園：面積跟普通客廳或一間劏房差不多，裡面孤零地擺著一兩張長椅，便幾乎是小園的全部，寒愴得可怕。

因為處於車水馬龍的窩打老道旁，這小園難免邋邋遢遢的，到處黏著一層灰塵，令人不敢停留。願意坐進去的通常是無所事事或無處容身的中老年人。

其實我一直沒注意到這公園的存在。但幾天前我意外「發現」了它。那是個有點涼風的夜晚，放工後，我沿窩打老道向地鐵站方向走。才晚上八時許，旁邊的果欄經已冷清零落，幽暗無人。（這小區就是如此，日頭喧囂至極，晚黑靜如幽谷。）走著走著，偶一抬頭，前面幾棵大樹黑影的頂端，竟閃爍著異樣的金黃光芒，且在風中輕輕搖曳。

嘩！當時真看傻了眼。我站在對面馬路，觀賞了一陣子「夜花」。

果欄旁的樹頭菜，花開滿枝

原來於暗黑夜晚，花兒在樹上是會發亮的，以前一直沒察覺。平日黑洞洞的樹影毫絲引不起人的注意，一旦開花，竟燦然高調若此，這到底是什麼樹？翌日我專程去探個究竟。原來這幾棵樹，皆栽種在小公園範圍內，樹的名字很鄉土，叫「樹頭菜」，又名魚木（Crateva unilocularis）。在太陽底下，樹上的花朵更耀目，團團黃金，為舊區帶來勃勃生氣。我又賞了一回「日花」。

這才明白，街角小公園也絕非一無是處。二三百呎的空間雖微小，也可以是街坊呼吸春天氣息的窗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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訪谷崎潤一郎的東京分骨墓

染井靈園一景

年初遊東京時，住在巢鴨JR站附近。選擇下榻巢鴨，最初只是貪圖它和神保町有地鐵（tokyo metro）相連，方便前往舊書街，並不覺得這「老人社區」有何值得細看之處。直至住進旅店，取得店方提供的「周邊景點一覽圖」，才赫然發現數個街口之遙的染井靈園，竟長埋著兩位重量級日本作家：芥川龍之介（1892–1927）和谷崎潤一郎（1886–1965）。

黑澤明的《羅生門》改編自芥川龍之介的短篇《竹林中》，可惜我沒看過原著，對這位小說家了解不深。不過出發到日本前一個月，我卻剛巧第一次讀到谷崎潤一郎的作品。

這本名為《鑰匙》（日文名字《鍵》）的長篇小說寫於上世紀五十年代，但其意識之大膽，敍事結構之精心，完全超越時代，過了六十多年，讀來仍覺前衛鮮活。故事由一對夫婦的日記組成。日記應是最私密的文字，但夫婦二人卻早已預計對方會偷窺內容，在日記中，有時會刻意吐露內心情欲，把不敢宣口的性愛嗜好坦露，有時又會以假亂真，意圖誤導對方使其墮進圈套；如是者真真假假、爾虞我詐，在讀者眼前漸漸呈現出一幅詭異、變態、瘋狂和危險的四角關係。而未到最後一刻，讀者也跟書中男主角一樣被蒙鼓裡，無法得悉事情最終的真相。這也是《鑰匙》最引人入勝之處。

帶著讀完小說後殘留的𢸍撼，我決定去探望這位酷愛描述女體與欲望的大師。日本的墓園通常打理得乾淨整齊，非但沒有陰森之氣，而且廣植樹木，空氣清新。染井靈園也不例外，園內共有百多棵染井吉野櫻，每年四月都有人特意前來賞櫻。

我到訪時雖是一月，但冬日陽光烤得人暖洋洋，看著枝幹光秃秃的櫻花樹也不覺荒涼肅殺。靈園呈長方形，中間有一小路橫切，小路上偶然還可見到跑步的男女。

沿靈園的主幹道走了一會，才發現兩位作家的墓並不在靈園主體，而是在靈園旁邊的慈眼寺。

慈眼寺入口豎著一大牌，列出多位名人之墓，然而卻找不到谷崎潤一郎的名字。正自納悶，剛好有一日本人旅行團來到墓園參觀。詢問之下，終於找到谷崎的墓，原來就在芥川龍之介的墓附近。

谷崎的墓很簡樸，只是一塊沒任何家紋或圖案的石碑，而他的家族其他成員看來亦同葬於此。墓的周圍沒太多空間，我隔著一道矮鐵欄靜靜憑弔。

谷崎潤一郎的分骨墓

最初不明白為何芥川的墓有清晰指示牌，谷崎的墓卻沒有呢？及至看清谷崎墓碑上的漢字：「分骨葬當先塋之側，總骨別瘞洛東法然院寂碑」，才終於想到，這兒或許只葬著他小部分遺骨，真正的谷崎墓應在他處。

但能跟小說家問聲好，總算還了小粉絲心願。後來上網查查墓碑上兩個不認識的漢字，才知道「先塋」（音「型」）是指「祖先的墳墓」，「瘞」（音「意」）就是「掩埋、埋葬」之意，都是極舊式的中文用法。沒想到六十年代的日本墓碑上能見此古意。不過谷崎為何要分葬兩地？他的真正墓地又在哪裡？

回港後忙著工作，關於谷崎墓的疑問很快便忘掉了。直至近日讀到台灣藏書家苦茶先生的《人間書話》，才終於解開心中疑竇。苦茶曾經到訪谷崎在京都的墓地，位置就在哲學之道旁的法然院。這個墓，正是東京谷崎墓碑上提到的「洛東法然院寂碑」。所謂「寂碑」，乃指碑石上書有「寂」字，是作家生前留下的筆跡。

谷崎潤一郎在東京出生及成長，1923年關東大地震後才舉家由橫濱遷至京都。自此他在關西居往，至七十歲才遷返關東，《鑰匙》就是他關西時期寫的作品。據苦茶介紹，法然院的墓地是作家死前幾年購下的，墓地裡有「空」和「寂」二碑，兩者皆是不規則的天然石頭形狀，古樸優雅，而谷崎和第三任妻子則共葬於「寂」碑之下。他過世百日時，部分遺骨被送到東京染井，與雙親合葬，即我所看見的分骨墓。

據說谷崎潤一郎選擇在法然院長眠，乃因他的媳婦（該兒子是谷崎妻子和前夫所生）渡邊千萬子在附近居住。渡邊千萬子是谷崎晚年作品《瘋癲老人日記》的女主角原型，也是谷崎的靈感女神，甚至情欲想像對象。兩人的曖昩關係，因 2001年出版的《谷崎潤一郎=渡辺千萬子 往復書簡》而正式曝光。

這似乎應了很多讀者的想像：擅寫變態情欲的大師，真實人生的愛欲經驗，應該也是很有份量的。但谷崎最特別之處，是他雖眷戀生之狂熱，對死卻沒有抗拒，還刻意讓自己的埋骨地呈現恬淡無欲之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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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京書店小旅行

成文堂一角

一個人旅行的最大好處，就是盡興。不用遷就別人，專心致意做自己喜歡的事，去感興趣的地方。這次東京之旅正是如此。除了放肆地休息和泡澡，就是天天往書店跑。

屈指一算，六天裡到訪過的書店（包括二手書店）共有十多間：

第一天/ 旅館附近的成文堂（巢鴨JR旁）；
第二天/ 老字號紀伊國屋（新宿JR附近）；
第三天/ 神保町古書街的大雲堂、一誠堂、設有舊書部的三省堂等等；
第四天/ 早稻田大學書店、位於高田馬場JR和早稻田之間的五十嵐書店和數間二手書店；
第五天/ 有樂町JR交通會館的三省堂；
第六天/ 池袋的淳久堂。

日本是閱讀大國，近年閱讀量雖降低了，但買書的人口仍足以支撐起很多作家的生活，以及大量百貨公司式連鎖書店和充滿個性的中小型書店。因為這次重點是去神保町，特色書店沒有多去（譬如中目黑的蔦屋、松浦彌太郎的cow books、新宿的海鷗書房、Book 1st等都沒時間去）。不過就算是大路的連鎖書店，不同字號也各有特色，逛起來一樣趣味盎然。而在紀伊國屋、三省堂和淳久堂這三間「巨無霸」書店中，印象最深是池袋的淳久堂總店。

淳久堂四樓的歷史專櫃

池袋淳久堂總店，是全東京面積最大的書店，共有十層。不但各種文庫本小說齊備，歷史方面的著作也藏量豐富（日本史外，闢有一整排中國史及台灣史專櫃）。雖然日文程度不高，在此也忍不住買了些日文書，包括兩本談滿州國「滿蒙開拓團」的，和非常少見的福澤諭吉批判論集。

淳久堂創立於 1963 年，雖不及紀伊國屋老字號，但已足夠培養幾代讀者吧？這裡沒有個性化陳設或裝修，是實而不華傳統書店，我卻十分喜歡她所散發的像圖書館般沉穩的氣息。在店裡找張小板凳坐下，隨意翻看明治維新的圖冊，足以渡過一個下午。

在書店翻書之餘，我也愛觀察店裡的趣味細節，以及付款大堂的人龍。

淳久堂的二樓，張貼了一些日本作家為該店而題的字和親筆簽名。請作家為書店題字的做法，在香港沒有見過，所以覺得甚是新奇。香港的著名作家，何曾會為某間書店題字，以表支持？日本書店流行這樣做，或許因為日本人通常從小到大光顧同一間書店，情感深厚，所以成名後樂於題字回饋？不像香港人與書店，關係通常很疏離：遍地的三中商，難以談什麼感情，而精彩的小書店又往往撐不了幾年，欲談情而無從......

至於付款大堂的墟冚情境，淳久堂是我見過最誇張的。一月下旬的星期天下午（正是東京大暴雪的前一天），外面陽光明媚，書店的地下大堂內，十多位收銀員以L字型排開，包圍著中間打蛇餅的付款人龍。雖然有一位妙齡女服務員在龍頭指揮顧客前往空櫃位，但蛇餅仍長期維持在二十多人的繁忙狀況。

書店的付費人潮，竟堪比假日大型超市。看見如斯情景，不免熱血沸騰（世上原來還有這麼多愛書人！），同時哀悼我城閱讀人口之寥落（但這麼多愛書人卻非在香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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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萬日元上的男人（下）

圖片來源：https://china-underground.com/2017/03/08/amazing-japanese-war-prints-sino-japanese-war/

（接上篇）

（3）
在福澤眼中，1894年的甲午之戰是一場「正義之戰」，因為他相信，「立國的大本唯有西洋文明一途」，任何阻擋西洋文明的，都應該被清除掃蕩，那怕是自命「天朝大國」的清朝。1895年1月，他寫信給友人：「這場戰爭實在是空前的一大快事⋯⋯看到鄰近的清國和朝鮮即將被包羅在我文明之中，是我畢生最愉快的事。」

到底他是如何由提倡「國與國應該平等」（《勸學》），變成深信「有些國家應該由我國接管」？

跟很多邪念一樣，福澤的邪念起始點都是很普通的。

回溯廿多歲時，他特別討厭儒家思想，認為它來來去去只講道德規範和階級尊卑，和現實生活脫節，沒有實學可言。及至見到中國對列強毫無辦法、任人魚肉時，他開始看不起固守儒家傳統的中國和朝鮮；而由看不起兩國，他繼而看不起兩國的人；由看不起兩國人，繼而有了「越俎代庖」的想法：不如由我來替他們掃走野蠻守舊，以我文明，光照亞洲⋯⋯

他思路的變質過程，大約如此（當中明顯包含日本人的民族優越感）。

福澤以為自己最服膺的是西方的平等自由思想，力倡「 人權」，但骨子裡，他視「強者侵略弱者」為天經地義的事 ；就像列強因國力強盛、船堅炮利，便可以用武力到世界各地侵略殖民、橫行無忌一般。他思想最底層所信服的，其實是弱肉強食的叢林法則。

今天回看，我們會覺得福澤的想法很「野蠻」，不過在他生活的時代，所謂西洋文明又確實包含「帝國主義」和「擴張主義」；只能說，福澤諭吉是全然不加分辨，便將西洋文明的好與壞皆吞進肚裡，最終走上思想歪路。

（4）
福澤雖是一名學者（終身沒當任何官職），但為了「弘揚」西洋文明，可以去得很盡。除了用報紙輿論影響國家政策，他還用過其他方法，譬如1884年朝鮮維新派的政變，他便有份參與策動與出資。

1881年，福澤的義塾收了兩名朝鮮學生，他們是朝鮮維新派（開化黨）的領導者，因想效法日本進行國家改革，所以來跟福澤學習。1883年，在開化黨要求下，福澤派遣幾名門生到朝鮮從事啟蒙工作，包括辦了第一張報紙。

1884年（光緒十年），開化黨在日本駐朝鮮公使竹添進一郎鼓動下，發動推翻親清朝的閔氏政權，在王宮放火，引日軍入宮（甲申事變）。呂理州在書中提到，這場政變所使用的武士刀、手槍與彈藥等，乃由福澤出資購買，然後偷運到漢城。可惜政變最終失敗收場（因為袁世凱率二千清兵攻入王宮），維新派大部分被處死。

被清朝壞其好事，福澤當然非常生氣，立場變得激進，多番寫社論鼓動日本出征中國。

先是教朝鮮維新派西洋學問，繼而投入維新派的政變，當這些都不管用，便執筆鼓動日本政府攻打礙手礙腳的清朝⋯⋯來到這一步，福澤無疑已經頭腦發熱，失去理智。為了令鄰國也認同、採納西洋文明，他可以不擇手段。

一年後，他提出「脫離亞洲、與西洋文明國共進退」、「洋人怎樣對待他們（中韓），我們就怎樣對待他們」，不過是向瘋狂再邁進一步，用一套另類外交理論跟當時流行的「興亞論」抗衡，好合理化他侵略鄰國的想法。只是連他也未必想到，「脫亞入歐」及後竟成了日本國策，他對日本右翼之影響更是至今不輟。

在日本旅行時，正逢明治維新150周年，書店都放滿了維新和西鄉隆盛的新書（因電視正播放《西鄉殿》大河劇），但不知有多少日本人留意到，畢生推廣西方文明的福澤諭吉晚年流露的侵略／擴張思想，其實極「不文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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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萬日元上的男人（上）

（1）
到日本旅行前幾天跟母親閒聊，她說：「一萬日元上那個福澤什麼，是個壞人呢！」

一萬円上的頭像是福澤諭吉，相信很多人都知道，但對歷史一竅不通的母親竟知有福澤此人，還作出評價，令我大感好奇。一問之下，原來她剛看了項明生專欄，裡面提到福澤諭吉有份鼓動日本侵略中國，因此是「壞人」一名。

福澤真的很壞嗎？

他最壞之處，應是晚年提出「脫亞論」（1885年）。當時他已是日本鼎鼎有名的學者和「暢銷書」作者，致力推廣西洋文明。1885年，他在自己創辦的《時事新報》撰文，建議日本應和不思改進的中國和朝鮮「割席」，否則西洋人會視日本為同樣落後野蠻的國家，令日本遭到池魚之殃。他寫道：「對待支那、朝鲜，不必因其為鄰國而特别予以同情，只要模仿西洋人對他们的態度方式即可。與壞朋友親近難免近墨者黑，我们要從内心謝絕亞細亞東方的壞朋友。」當時列強對中國虎視眈眈，中法戰爭正酣，所謂「模仿西洋人對他們的態度」，簡言之，就是對「壞朋友」進行侵略和殖民。這可謂日本軍國主義的雛型。

今年是明治維新150周年，
日本的書店放滿跟西鄉隆盛有關的書。
至於福澤諭吉，基本上不見影踪，
我只在池袋「淳久堂」書店見過三格相關書籍。

只讀「脫亞論」的話，會覺得福澤真的很壞。但我們怎樣評價一個人，往往受身份影響。從日本人角度看，福澤諭吉是一位貢獻良多的啟蒙大師。他是大力在日本推廣西方文明的第一人，沒有他所寫的《西洋事情》和十七集《勸學》等等，日人對西洋文化的接受速度可能大大減慢，維新可能不那麼順利。雖然近年有日本學者建議重新評價福澤諭吉，但主流社會仍然對其侵略主義視而不見，「蓋棺定論」是正面的（所以才繼續把他印在紙幣上吧）。

（2）
在飛往日本途中，我看了呂理州的《福澤諭吉傳》。

呂的文筆流暢，夾敍夾議，非常精彩，飛抵日本時已看了大半。回程時閱畢全書，不禁慨歎：這位下級武士之子，確實不同凡響，在極度講究等級與傳統的幕末年代，對一切固有規範和傳統嗤之以鼻，表現出非凡的獨立思維能力，並以堅毅性格，終身不懈將理念付諸實行，推廣他認為最好的東西（西洋文明）。只可惜，成也強悍，敗也強悍。他對西方文明的狂熱和對儒家的痛恨，後來漸變質成一種「執迷」：執迷於用一己的影響力（以至於武力），令鄰國也洋化、現代化起來⋯⋯

福澤諭吉的晚年，可說是走火入魔。但若只用「壞人」兩字來形容他，未免將這個非常豐富的人物變得平面化了。

呂理州提到不少福澤諭吉的軼事，有兩則特別能反映其個性：

童年的福澤，聽老人家說「做了壞事會遭神懲罰」。他不太相信，便偷偷闖入神社，打開裝有「神體」的盒子，把裡面的石頭換掉。結果他一點也沒遭到神的懲罰，自此對時人的迷信更不以為然。

十九歲時，福澤被哥哥送到長崎學習「蘭學」（在老師指導下，先學習荷蘭文，然後閱讀荷蘭文撰寫的醫學書、物理學書等），因天資聰穎，五年後已成為蘭學大師緒方洪庵的高足。當他以為懂得「蘭學」就是懂得西方文化時，卻在橫濱見到一些完全不懂的外國文字：英文！這才知道，英文才是西洋最通行的文字。但堅毅過人的福澤沒有因此而洩氣，反而痛下決心，學習英文。兩年後（其間把握機會，隨使節團到訪美國和歐洲），他的私塾成為江戶唯一教英文的私塾，領先潮流。

從這兩事，可見他是極有主見的人，喜歡思考，不從俗。而一旦立志要做一件事，則會拼盡全力完成。

福澤在三十七歲寫《勸學》時，思想尚未變質，不時在書中提倡「要尊重其他國家的獨立與自由」。他曾這樣寫道：

「有些國家因文明開化而富強，有些因野蠻未開化而落後⋯⋯，可是如果因為自己的國家富強就來壓迫貧弱國家的話，就如同相撲手以其腕力把病人的手臂折斷。這樣做侵犯了他國的權利，是不可饒怒的罪。」（《勸學》第三集）

可惜十多年後寫「脫亞論」時，他卻像變了另一人，把平等獨立什麼的都拋諸腦後。當中日爆發戰爭（甲午之戰）時，他更顯得非常興奮，在社論宣稱這是「文明與野蠻之戰」。到底是什麼原因令他忘記了「尊重別國」的初衷？下篇再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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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失的十二月

葛飾北齋作品

因為準備到東京小旅行，最近重又讀起幕末和明治維新史。

讀中國清末民初史，常會嘆息連連（為何宋教仁要在關鍵時刻被殺？為何中國的軍閥都欠缺視野？為何八年抗戰後即陷入內戰？為何是共產黨取得最後勝利⋯⋯），更會不由自主想到今日香港之沉淪，乃種種歷史差錯所造成；於是越讀越心酸，越讀便越難以抽離。

讀日本幕末維新史卻是另一番風景，有如在看一齣劇情緊湊而結局圓滿的大電影。（當然，這「電影」不能包括侵略韓、中的部分。那是另一個故事了，一個自大狂妄擴張國土的故事。）

由最初黑船到訪，「尊王攘夷」的看法佔上風，到後來大部分有識之士明白國家「現代化」之必要，到最後，倒幕成功、取回政治權力的明治新政府大刀闊斧，推行新政，於政制、教育、軍事、工業以至飲食、髮型等作出徹底改革——日本的現代化過程，確實富於戲劇性，尤其微妙的是，在每個骨節眼，他們似乎都有能力把事情推向正確方向；譬如幕府便是在非常適當的時候滅亡，令新政府可以廢藩置縣，變建封為中央集權，有利改革。

一切都那麼順暢，如電影劇本，高潮迭起，結局皆大歡喜。讀這段歷史，自然而然會產生一種美學式的愉悅感（因距離而生美，因圓滿而生美），並強烈感受到整個國家那時散發的勃勃朝氣。這跟清末民初中國所散發的悲戚、沉重與不知所措，可謂天差地別。

明治維新是一場徹底掦棄舊事物的翻天改革，日本人做到了，原因之一，當然是因為他們沒有「文化包袱」。大部分的習俗、傳統以至典章制度，都是由隋唐中國學來的，這一次，不過是棄掉那套舊的，再學一套新的吧。但要將舊有的一切改掉，始終是莫大挑戰。我特別有興趣知道維新的一些細節，從小島毅（Kojima Tsuyoshi）的《東大爸爸寫給我的日本近現代史》，便讀到明治初年改用太陽曆的始末，當中因由可謂完全出乎我意料，亦非常有趣，值得一書。

明治政府早於1873年（明治六年）便放棄用了千年的「太陰太陽曆」（即中國農曆），改為採用西方太陽曆（即現在的西曆）。以前總想當然地認為日本這樣早改用西曆，顯示了邁向現代化的決心（中國是在民國元年開始使用西曆，即 1912年1月1日），但原來背後還有不可告人的苦衷。

據小島毅在書中所講，日本改曆法，是為了「錢」。事緣明治六年是閏年，合共有十三個月（順帶一提，閏年的計算方法是每十九年有七個閏月），因政府向來按農曆月份向公務員發薪，所以明治六年便要發放十三個月糧銀。

當時，「岩倉使節團」還在歐洲考察，留守政府的財政由大隈重信（後來創辦早稻田大學）負責。他眼見推行新學制、招聘外國專家、振興產業等政策導致開銷龐大，已到捉襟見肘地步，便竭力思考如何縮減開支。聰明的大隈最後想到了：在明治五年十月（即1872年11月），政府宣布採用太陽曆，也就是說，「明治五年」的十二月會消失，西曆1873年1月1日就是「明治六年」的開始（在網上查萬年曆，1873年1月1日，是農曆十二月初三）。

由陰曆變陽曆，政府便不再需要為新一年的十三個月糧發愁。雖有點「滑頭」，但不失為良策。然而日本人處事真是一板一眼，沒有回旋餘地。當改用西洋曆時，他們竟連農曆的節氣也直接移植去西曆上！譬如1月1日，就當作日本新年，取消了原來的農曆春節，立春、七夕等也照樣搬到西曆同樣日子上。但節氣往前推了，便不能發揮宣告四時變化的功能，又怎可能照搬？因此曆法雖這樣記，那時人們還是按舊曆行事......

頓時明白，為何現今日本人會在1月1日大肆慶祝新年，而不像我們將重點放在舊曆年，不太理會西曆新年。打開我的2018年記事簿（朋友送我的日本手信）查看，現時日本確實沒有農曆新年假，七夕也仍可笑的置於西曆7月7日。也許大隈當年急於縮減開支，沒搞清楚細節，才會弄出「陰曆節氣置於陽曆日子」的古怪安排？無論如何，大肆慶祝新曆新年已變成日本人的習俗，而會像小島毅般認為新舊曆「fusion」有損日本外交（他在第16章寫道：「我覺得，日本今後如果還想作為東亞的一員，一定要與其他國家配合，恢復舊正月」）的人，相信寥寥可數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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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沉默》裡的兩種選擇

看完馬田史高西斯近三小時長的《沉默》（Silence），胸口如壓著很多鉛塊，久久不能釋懷。平實緩慢的敍事風格、極少的血腥、抽離平淡的刑罰和殺人場面，這些非荷里活式處理，反使影片充滿沉鬱張力。一個人為內心相信的真理豁出性命，本是極莊嚴偉大之事，但電影裡殉教的鄉民全都死得如螻蟻般輕賤；史高西斯之厲害，正在於以電影語言逼出這種輕，使影片有著揮之不去的沉重感。

《沉默》改編自遠藤周作同名小說，說的是三百多年前外國傳教士在日本被迫棄教、娶日本妻子並老死異鄉的故事，探討的是「在苦難跟前，神為何沉默」的信與疑問題，但影片的感染力卻不限於教徒。我這不可知論者，一樣看得糾結難過，我想是因為，《沉默》的故事也大可理解成具普遍性的兩難問題：當周遭環境逼迫人放棄一直堅守的信念，該怎樣選擇才恰當？

電影中兩個年輕神父揀選了截然不同的答案（一殉教，一棄教）。有人堅持到底，有人委曲求全。恰如現實世界的縮影。

《沉默》發生於十七世紀正實行「禁教令」的日本。幕府嚴禁百姓信仰天主教，地下信徒被捕後會遭極刑。兩名葡萄牙神父為調查恩師費雷拉棄教的傳聞，偷渡來到長崎。影片初段，兩人給觀眾的印象是：卡爾倍（Adam Driver飾）膽小謹慎，不講大道理，也不願冒風險，看來是個現實傢伙；洛特里哥（Andrew Garfield飾）則滿有理想，似乎甘願為信眾犠牲一切。這明顯是「一個平凡一個偉大」的角色配搭。就連卡爾倍也不看好自己──當兩人分途躲藏時，他跟洛特里哥說的唯一一句話是：我多麼希望如你般信念堅定。

不過諷刺的是，當脅迫來到跟前，毫不退縮地殉教的，竟是不起眼的卡爾倍。

卡爾倍神父（左）和洛特里哥神父

難忘電影這一幕：為懲罰卡爾倍不願棄教，幾個裹上草席的信徒被官吏逐一拋下海，在岸邊的卡爾倍忍不住了，高舉雙手奔向海中。「浪花濺起，他向小舟游過去，邊游邊喊著：『請聽......我們的祈禱！』那聲音分不出是哀叫或怒吼，隨著黑色的頭沒入波浪中而消失。」（括號內容引自原著）

至於洛特里哥，一直沒想過凜然就義。是貪戀生命？是認為在世間使命尚未完成？影片沒詳細交待。最後，他不忍信徒為他受「穴吊」之刑而選擇棄教，踏在耶穌畫像上。他相信耶穌一定會認同他為憐惜信眾生命而棄教這個做法。

遠藤周作無疑是同情棄教者的，認為他們長年被教會歷史所漠視和輕蔑。電影在最後一個畫面亦刻意點明洛特里哥只是表面棄教，內心從沒叛離上帝。然而我想大部分人都會覺得，洛特里哥的抉擇，是軟弱和自我欺騙。就如小說裡通譯以鄙夷語氣對洛特里哥所說的話：「卡爾倍還很純潔。可是你呢......你是最卑怯的人，不配稱作神父！」如果連神父也認為保存性命（不論是自己還是別人的）最重要，那麼鄉民和卡爾倍的殉教，豈不顯得可笑？

卡爾倍的勇氣，令人動容，但他在電影裡卻不是主角，現實世界裡又何嘗不是如此？為信念一往無前的人，總是最先成為「炮灰」，剩下來的，大多是夸夸其談的洛特里哥：無事無幹時說得慷慨激昂，遇上阻滯時則左閃右退，且自我安慰：「我只是策略性地作出讓步，總有一天，我那一套信念會反敗為勝……」、「我存在的使命還未完成，不能這麼快犧牲……」、「我是憐惜別人受苦而讓步......」等等。

今天我們或很少機會遇上性命攸關的抉擇，但類似《沉默》裡的兩難處境，並不少見。是忍氣吞聲、委屈求全？還是義無反顧、大步向前？這是活在世上最艱難的選擇罷。

（順帶一提：小說《沉默》的寫作靈感來自一真實歷史人物。據遠藤在小說後記介紹，主角洛特里哥的「原型」是岡本三右衛門，其本名是鳩傑貝. 凱拉，生於西西里亞，1643年偷渡到日本傳教，受「穴吊」之刑棄教後，娶日本人為妻，1685年死於日本。）

蘇東坡的理財法

窮是自由業者經常面對的問題。不過真正磨人的，往往不是物質匱乏本身，而是對「窮」的恐懼。當「錢快用光了」的念頭終日如魅影盤踞腦海，常常感到困擾和情緒低落，便變成極不自由的自由業者了。那倒不如返回市場打工更好。

非常幸運，過了這麼多年自由業生涯，卻甚少被「窮」影響心情。除了因為物質欲望低之外，我想最主要原因，是我習慣對錢銀「計較但不上心」。

「計較但不上心」聽來矛盾，也不易解釋清楚。不過近日讀《康震評說蘇東坡》時，發現蘇東坡謫居黃州、財政極度困難時，其處理方法竟和我的「計較但不上心」十分類近。引錄如下：

（蘇軾）現在雖沒有正常薪水，不過積蓄還是有一點的，於是他做了精心的計劃，規定今後每天花費不超過一百五十文錢。每月初一取出四千五百文錢，分為三十份，掛在屋樑上，每早用叉子挑一份，然後將叉子藏起來。當天剩餘的錢另外存在大竹筒裡，作為接待客人的費用（事載於蘇軾〈答秦太虛書〉）。

蘇東坡予後世的印象是瀟灑豪邁、不拘小節，但原來他是錢多時隨便花用，錢少時精打細算，甚至到了「錙銖必較」的地步。這做法的好處是，既然早已分配好每天使費，便可完全把錢銀事放低，好好享受生活，譬如買價賤如泥的豬肉，烹煮自家發明的「東坡肉」作早點……東坡居士不會被「窮」字弄得心緒不寧。這正正是我所說的「計較但不上心」。

「計較但不上心」，我視之為一種「在限制之內放鬆」的理財或生活態度。預早計較（或計劃）好了，之後只需按計較行事，便再也不用把它放在心上。此法因此既可應用在錢銀事上，也可用於任何上了心會令人心緒不寧之物。

雖然我不及蘇東坡嚴謹（訂下「一天一百五十文錢」規則），但也會預早分配好未來一兩年的每月使費，然後按此budget過生活。因已「計較」好，便不會「上心」。我常暗稱這為「窮風流」生活法。

「一起吃飯」的抗爭策略 ──《709人們》觀後記

《709人們》的其中兩位被訪者：李文足（左）和王峭嶺。

1.

這幾年，我們被數字重重包圍。689、831、928、79、150、326。假若數十年後孩子或孫兒問起這些數字，你應可以道出一個個壯懷激烈或哀傷不已的長篇歷史故事吧。

那麼你又是否知道「709」的故事？

2015年7月9日凌晨，中國政府發起一連串抓捕維權律師及維權人士行動。一個月之內，全國至少三百人被約談、傳召、逮捕等。這場被稱為「709大抓捕」的事件，規模之大，令人側目。一年半過去，事情至今仍未完結：多名律師仍被羈押等待審訊，羈押的日子裡曾遭各種酷刑；家屬被限制出境；孩子被剝奪上學權......

然而，這場史無前例地龐大及明目張膽針對「維權人士的保護者」的搜捕行動，在香港卻沒引起幾多討論，很多人可能連「709」也沒聽過。是什麼原因造成我們的無感？

或許是因為，這強權國家的無法無天我們已知之甚詳，最粗暴惡劣的行事也不再能引起我們的情緒反應，一如在烏黑畫紙上再塗幾多黑色顏料也沒人在乎？或許是因為，活在今日香港，天天都在發生顛倒是非的咄咄怪事，早教人接應不暇，哪有餘裕理會彼方權力機器的張狂？或許是因為，近年我們都在建構本土叙述，有意無意間將「香港」設想成一個文化與歷史發展可跟中共完全切割的獨立體系，因而使中國的人和事看來非常遙遠？

或許這些都是原因。但「709大抓捕」引不起港人關注，應該還有一特殊原因：它牽涉太廣。一大串被捕律師名字，之前多未有所聞，也不知道他們曾協助過什麼人，為公義作過怎樣的犧牲。

新聞都是故事。當故事的主角只有模糊面目，便很難令讀者留下印象。

相信「中國維權律師關注組」也明白這一點。今年一月，一齣名為《709人們》的紀錄片開始陸續在香港各個社區作巡迴放映及座談會。這正是由「關注組」促成、力求還「709」人物以清晰及立體面目的90分鐘紀錄片。

影片由資深記者江瓊珠作文字採訪、有線電視前資深記者盧敬華負責拍攝及剪輯。（江瓊珠同時將採訪內容寫成《中國維權律師及其一伙》一書，於放映會上派發。）兩人分毫不收，為製作影片四度到中國，親身採訪了十四位受牽連的律師、家屬及維權人士。影片採直白叙事風格，沒任何旁白，僅由被訪者談話、交待背景的字幕及一些血紅色版畫構成叙述骨幹。在受限的製作環境下（包括資金、人手、採訪次數等），這種處理很恰當──既能簡潔勾勒出事件始末，又可展現受訪者各自的性格氣質，使「709事件」變得有血有肉。

2.

看影片前，我曾想像《709人們》是一條極其沉重、充滿哀傷與眼淚之作，沒想到最後深印腦海的，卻是三個笑容可掬的女子：李文足、王峭嶺與陳桂秋。她們是被當局拘捕的維權律師之妻。之前她們皆極少介入丈夫的維權事務，主力照顧家庭或忙自己的工作，「709」事件後，也經歷過哭哭啼啼、懦弱畏縮的日子，及後相互認識，「抱團取暖」，才漸漸強大起來，甚至懂得用笑聲與幽默感跟強權對撼。

我尤其難忘王峭嶺。她是李和平律師之妻，外表看來圓臉笑眼，十足福相的肥師奶，卻是被捕家屬團伙的領導者（她本人亦擁有律師牌），以其強大精神力量感染其他家屬。影片中她提到被「國保」跟蹤。這本來是一種精神折磨，她卻以極其風趣幽默的語言表述，使之變成一個玩笑或鬥智遊戲。譬如想法擺脫「國保」也是十足好笑的事：若想知道有沒有人跟踪，可在地鐵車廂關門前一刻跳出車門，任何跟著自己跳的人必是「國保」，之後再在關門前跳回車廂，便可甩掉對方。「我這個身型，要這樣跳也不容易！」王峭嶺樂呵呵的說道。

李文足也深懂笑的強大。她們幾個家屬曾經每人拿著一個紅色膠水桶，上用白漆寫著丈夫名字和「我愛你」、「支持你」等，結果被派出所拘留了一天，公安說「紅桶是作案工具」，她因而笑得沒法停下來......

的確，當政權就是希望你活得傷心絕望畏懼，彷彿理虧的是自己時，你再繼續哭啼，就等於為對方增加「籌碼」。相反，笑與從容，則是最強大的抗爭者武器，因為它們傳遞的訊息是：我們過得好好。我們沒有心理失衡。我們理直氣壯。我們絕不示弱。

就如王峭嶺在片中的「金句」：「我們一起玩一起吃飯，就是抗爭。」相信放映時每場觀眾都會被這句話的表層意思逗得大笑。但細味其意，實代表了一種強悍的抗爭姿態：繼續玩繼續吃飯，代表家屬並沒按政權所期望的被悲傷和無助擊倒，而是像過往般繼續過尋常日子；一起玩一起吃飯，更代表家屬沒理會政權的要脅，沒各自躲起來淡化事件，反而聯合成一股力量。

影片中另一受訪家屬陳桂秋，是「一起」的最佳註腳。她是謝陽律師之妻，於大學教書。最初她曾選擇沉默，嚴守當局的「四不」規條（不准與其他家屬接觸、不准出境、不准網上發布消息、不准接受境外訪問），但去年三月，她再也無法忍受孤單，聯絡上其他家屬。「你太配合，反換來如此結果。」她如是說。

3.

當然，再多的笑聲，也沒法令《709人們》變成一齣輕快的紀錄片。被牽涉入「709」的所有人，也是會感到悲傷、孤單、迷茫的，只不過，就如維權律師江天勇（其後於2016年11月被捕）在片末拭著淚所講的話：「中國當局太殘忍了，眼淚對它沒有作用。」笑聲，或許已是一種策略，多於內心情感的宣洩。

哭泣的江天勇

有人或會覺得，《709人們》是一齣跟香港人距離很遠的紀錄片，為何還要關心？何不緊貼特首選情呢，那才是影響未來五年香港的大事。但仔細想想，中國三百多名維權律師相信他們是在法律容許的框架內爭取弱勢者應有權益，公義在己方，卻被共產政權安插「顛覆國家政權」等罪名──這跟香港人以為自己是在「一國兩制」框架下爭取普選權益，公義在己方，卻被共產政權硬生奪走選票，僭建額外的831框架，不是同樣理路的事？

維權律師與香港人，本就在同一強權的陰影下生活。我們只是離陰影遠一點，還有最多三十年的喘息時間。

（如欲舉行《709人們》社區放映會，可聯絡「中國維權律師關注組」。讓更多人知道事情，引起迴響，是對律師家屬的最大鼓舞）

相關文章：

 盧敬華： 拍《709人們》的所思所感

《709人們》宣傳片段：

旅人小感 之二

九份一景。

旅人覓食，多習慣選有名氣的食店，因為這麼多人吃過又讚好的，按道理應該較有保障。但吃名店後真的大感滿意的，不知又有幾人？很多時食店成名後變質走樣，特地去拜訪，反失望更甚。

像這次，家人從各式途徑得悉永康街的「老張牛肉麵」甚佳，極欲一試。到永康街逛那天，它正好休假，但她念兹在兹就是想一啖「老張」，於是第二晚我們遊完淡水，便專程再到永康街。進店後卻立感不妙：客人固然稀少，店內也毫無人氣食店的熱鬧與嘈切，人們都木無表情地吃麵。負責下單的嬸嬸，一直站在旁邊等我們點菜，點完後又咄咄的問是否要添一份粉蒸排骨 (後來知道她每桌客人也如此對待)，甚有壓迫强制的況味。待牛肉麵來到，只覺湯頭平淡，牛肉也平常得很，卻是盛惠240台幣 (約62.5港元)。當了羊牯，家人怏怏不快了一個晚上。

及至翌日，我們到名氣響噹噹的阜杭吃豆漿燒餅早餐。這次人龍繞到市場外面，場内也人聲鼎沸，初步印象甚好。半小時後，買得早點，卻發現厚燒餅和油條皆是冷的  (幸好薄餅還熱)，油條也是空洞無物那種製法 (而非舊港式有嚼頭較飽肚的製法) 。我這豆漿燒餅迷大失所望......

當食店太紅，客人遠超其負荷，變成流水作業，想保持水準豈是容易？相反，剛起步的店，急待伯樂賞識，每個細節都認真處理。如此說來，旅人還是忘記旅遊書與推介，隨興一點，去到哪裡吃哪裡，然後挑那些客人不太多也不太零落的食店，或許更有可能吃得滿意菜餚？畢竟，旅遊的本意，不就是要越出schedule滿滿、什麼也預早安排妥當的日常嗎？

卡斯特羅之死和馬克思的歷史預言

Che Guevara (left) and Castro, photographed by Alberto Korda in 1961

（一）
2016年11月25日，古巴前領導人卡斯特羅（Fidel Castro）逝世。這位在上世紀五十年代領導游擊隊推翻古巴獨裁者巴蒂斯塔（Batista）而奪得政權的革命家，最終可笑地也變成一個獨裁者，獨攬大權五十多年。與此同時，他為世界保留了最後一塊不受資本主義侵擾的「淨土」，一個烏托邦式的「社會主義示範單位」。那裡既不像北韓般餓死者眾，相反還有高水平的全民免費醫療及教育，在不少左派知識分子眼中，簡直是「反美帝霸權」的奇跡。

卡斯特羅的死，因而激起非常極端的反應：一邊廂，是數以萬計古巴民眾湧到首都夏灣拿革命廣場，向他作最後致敬；另邊廂，在一海之隔的邁阿密，無數流亡古巴人欣喜若狂地慶祝獨裁者去世。到底應如何評價這位傳奇人物？

若果你像我一樣，不是後果論者（consequentialist）的話，相信你跟我一樣，無法認同任何聲稱信仰馬克思主義的政權。後果論者只著重後果夠好，對於用什麼方法達到後果是毫不在乎的 ；非後果論者則相信世上有些東西比後果更重要，不容拋棄。

在我眼中，比「後果」更重要的東西包括：言論自由、出版自由、結社自由、選擇國家管治者的自由、遷徙與出入境的自由等。無論某種政體所帶來的「後果」看來多麼理想迷人，假若實踐它的條件是必須犧牲這些自由，我不認為值得。而一個真心信仰馬克思主義的政權，必然會走上獨裁之路，用各種方法排除異己，剝奪人民的各種自由。

為何馬克思主義政權必然以獨裁告終？究其原因，是馬克思理論所包含的歷史發展觀，早已「預告」了此結果。

（二）

誠然，卡斯特羅不是最可惡的共產領袖。他沒有像其他共產領袖般大搞個人崇拜（他很聰明，搞的是已逝者哲古華拉「Che」的崇拜，英俊、瀟灑、追逐理想的革命者形象鮮明，連帶令人們對「古巴」也滿有好感，成為發展「革命旅遊」的重要資產），或竭力搗毀傳統文化（古巴文化藝術發展蓬勃，最著名的Buena Vista Social Club音樂懶洋洋，毫無「進步」色彩），或鼓動瘋狂全民批鬥（西班牙風味的革命還是比較浪漫，通常是啣著雪茄在吞雲吐霧）；但他始終脫不了一黨專政、打壓異己的共產黨路線。

直至2011年，卡斯特羅一直緊握黨政軍大權，據說他會將異見者關進集中營毒打甚至秘密處決（雖然他本人聲稱「從沒任何古巴人因異見而受罰」）。至於平民百姓，長年過著六十年代水平的配給生活，不能反對政府，不能步出國境（2013年才可用護照自由出境旅行），過往偷渡到美國的古巴人數以十萬計。

香港學者雷競璇曾三度到訪古巴，追尋曾在古巴謀生的父親足跡。他在《遠在古巴》一書提到當年古巴革命的一些細節，那是今人難以想像的「純粹」共產：

古巴革命後......進行企業國有化，將原本由美國資本控制的公司收回來，最後一波國有化在1968年推行，一口氣將餘下五萬八千多個中小企業收歸國有，中國華僑原本經營的雜貨店餐廳洗衣館等，就在此時全部被充公。從此，古巴再無私人企業、私人資本，法律也禁止僱傭關係。

然而一切都在悄悄變化。卡斯特羅弟弟勞爾接手政權後，古巴經濟逐步開放，與美國關係也在解凍，資本主義的五光十色商品誓將如潮水湧入。卡斯特羅的死，彷彿在宣告一個夢幻的共產時代的終結，同時也提醒我們，哲學家的理論可以多「離地」。

（三）

“The history of all hitherto existing society is the history of class struggles.”

「一切社會的歷史，皆是階級鬥爭的歷史。」翻開《共產黨宣言》或《資本論》，你會嘆服於共產主義創始人馬克思（Karl Marx）以經濟和社會結構解釋人類歷史的睿智，以及視「階級鬥爭」為歷史變遷動力的創見。然而馬克思對歷史的「預言」，卻是受制於時代的書生之見，最終亦令「馬克思主義」變成大胡子送給世人的一份惡作劇式禮物。

馬克思的歷史預言是這樣的：當資本集中在越來越少的大資本家手裡，壟斷資本主義便會出現，屆時工人將飽受欺凌和壓迫，不得不反抗，最後爆發階級鬥爭，「資本家私人財產的喪鐘敲響，剝削者終被剝削。」（《資本論》第一卷）

換言之，資本主義是具有自我毁滅性的。馬克思預告，當資本主義崩潰消亡時，除了無產者，一切階級將會消失（a classless society），國家（state）將不復存在，一個沒有剝削的社會主義（socialism）理想境界於焉出現。

今天，任誰都能輕易看出這「預言」的弊病，因為回看歷史，行共產主義的國家不但談不上沒有階級分野，相反，無產階級的「均貧」更往往由國家的管治階級來維持。

「共產」和「獨裁者」是一對雙生兒。蘇聯的史大林、中國的毛澤東、北韓的金日成、羅馬尼亞的壽西斯古（Ceauşesc）.....當共產革命家掌權後，他們往往成為新的剝削者。史上最出力鞭撻共產主義的哲學家波普爾（Karl Popper），在其名著《開放社會及其敵人》便有以下一針見血的批評：

當兩個階級（指資產階級bourgeois和無產階級proletariat）最後剩下一個，不見得會導致『無階級社會』的出現。……最有可能的發展是：那些在革命勝利時手握實權的人 （即是在權力鬥爭和政治清洗後仍能倖存的人） 將會形成一個「新階級」：新社會裡的新統治階級。

(原文：From the fact that of the two classes only one remains, it does not follow that there will be a classless society….The most likely development is...those actually in power at the moment of victory--those of the revolutionary leaders who have survived the struggle for power and the various purges, together with their staff--will form a New Class: the new ruling class of the new society.) 

緊抓權力的卡斯特羅及其弟弟，不就是Popper所講的「新階級」嗎？馬克思雖有學者智慧，對人性卻了解不足。他以為資本主義「爆煲」後的「結局」必然是一個「無階級」社會，然而無階級分野的社會又怎可能是個穩定的人類社會？野心、權力欲望、自我膨漲感等等，總會荼毒勝出的革命家；又或者，勝出的革命家通常擁有以上特質。

當然，Popper也沒全然否定社會主義出現的可能性，但前設條件是人民要夠團結，促使當權者即時立法，防止任何剝削和濫用權力的情況發生。也就是在革命後訂立民主選舉機制。可惜，世上的共產黨掌權後，無一例外是「一黨專政」的（以中國共產黨執政初期為例，他容許「民盟」的存在，但五十年代「民盟」多名成員被劃為大右派，收場慘淡，最後變成一佪裝點門面的所謂「反對派」）。然而這亦只能怪馬克思自己，因為據其理論，當無產階級革命成功後，已沒其他階級存在，那又何需代表其他階級利益的黨呢？

馬克思對歷史的看法，可謂反映了那個時代的理想主義氛圍，以為世界歷史終有美好的結局。然而現實和理想，終是兩碼子事。

靈感這回事

1.

以寫作為職業或志向的人，大多經歷過靈感枯竭的慘況：交稿時限逼在眉睫，但修改來修改去，文章總像未雕琢成形，只是一團暗啞無光、毫無靈魂的雞肋。

遇上這種狀況，寫作人通常會嘆口氣，並自我安慰：「唉，最近無乜靈感......」但靈感到底是什麼回事？腦袋能否併發出創意，純然是一種運氣嗎？若果繆思女神眷顧我，我便會靈感源源不絕，否則只好繼續等待？抑或靈感更像一部「攪拌機」，需要不斷「input」，才能有「output」？

長久以來，人們愛將寫作靈感和運氣掛勾。倪匡便曾提出「寫作配額論」：人做任何事情都有一定配額，配額用盡便要停止，抽煙飲酒如是，寫作也如是，當靈感枯竭時，唯有乖乖投降，擲筆輕嘆。

但除了天份，外在環境的刺激對寫作同樣重要。寫作就像長期的燃燒過程，必需不斷添加燃料，火才能燒得旺、燒得紅。一流的大作家，絕不會呆等繆思賜予他靈感。他往往是一個勤勞的觀察者或閱讀者，不斷收集新的柴枝助燃。譬如俄國作家杜斯妥也夫斯基（Dostoyevsky），便是極厲害的「觀察者」。

杜斯妥也夫斯基生於沙俄時代，廿多歲時（1849年）因參與反農奴制的青年進步組織「Petrashevsky小組」被政府拘捕，幾乎死於刑場，但在最後一刻，當局改變主意，將他發配西伯利亞。杜斯妥也夫斯基因而歷經了四年牢獄和苦役生涯。

坐牢，是苦不堪言的事，但對寫作人來說，監獄卻是「觀察」人間世的好地方。杜斯妥也夫斯基在獄中認識了很多性格獨特鮮明的囚犯，學懂了很多民間諺語和俗語。他將這些「材料」都一一記在筆記本裡（這筆記被保存下來，名為《西伯利亞筆記》），出獄後，發表了自傳味甚濃的小說《死屋手記》。個人認為，這是被嚴重忽略的Dostoyevsky作品。書中刻劃了各式各樣的監獄人物，描述了諸多獄中細節（譬如用牛腸偷運酒入監倉，再轉手賣給其他犯人賺錢），那種真實與血肉感，只有坐過牢的人才寫得出來。事實上，如果沒有被捕、被判死刑（又獲特赦）、被流放西伯利亞等「刺激」，杜斯妥也夫斯基其後所關注的寫作題材肯定很不一樣，亦不可能寫出《白癡》、《罪與罰》、《卡拉馬佐夫兄弟們》等名著。

2.

杜斯妥也夫斯基生於亂世，自身經歷足夠他寫很多本書。但活在太平年代的作家，便要借助大量閱讀來「加添柴薪」了。很多作家因而都是勤勞的「閱讀者」，包括日本小說家村上春樹。

村上春樹是個嚴格遵守紀律的作家。他早睡早起，每天在固定時間寫作（通常是清晨），不會等靈感到才工作。村上特別強調專注力：「把自己所擁有的有限才能，專注到必要的一點......這種能力若能有效運用，某程度可彌補天份的不足或不均」。

對村上來說，靈感並非憑空出現的神奇東西。它只是專注創作時達至的自如狀態。而這自如狀態，需由大量生活和閱讀經驗支撐起。

換句話，寫作最需要的是積累。在《作為職業小說家》裡，村上形容自己的腦袋是一個擁有無數抽屜的巨型資料庫。他會將平日觀察和閱讀所得，在腦海裡分門別類收藏好，當寫作進入狀態時，一隻無形之手便會從適當的抽屜取出合用素材，寫進小說裡。

這種寫作方法，其實跟村上是「第六感型」作家互有關連。他曾經在訪問提到，寫作時他從不預先設定故事結構，譬如寫《1Q84》時，最先想到的只是「青豆」和「天吾」兩個名字。抽屜裡的大量片段，正好讓他的第六感有厚重的憑藉吧。

3.

寫作要積累。但要做到像村上春樹那樣，甫坐下即進入狀態，談何容易？所謂有才華的作家，是能夠從大量積累的data裡，輕易提煉出恰當素材與文字的人罷，但什麼狀態最有利於「提煉」，卻是各師各法。

法國思想家盧梭（Rousseau）便絕不可能像村上春樹般，每天定時定候寫作，「靈感」一call即到。盧梭寫道：「當我拿著筆，對著書桌和紙張時，是從來寫不出什麼來的。我是在巨石和森林之間散步徘徊之時，或夜半無眠之際，在腦海寫下文章。」（《懺悔錄》）

盧梭喜歡在散步時獲取靈感。事實上，假使1755那年他沒有在聖日耳曼（St. Germain）森林散步一整個星期，或許便無法寫出那篇影響深遠的《論人類的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礎》。他在《懺悔錄》回憶道：「我盡情在森林裡探尋，找到原始時代的面貌。藉著這些面貌，我大膽描繪出那個時代的歷史。」在森林裡，盧梭靈光閃動，構想出善良的原始人形象，駁斥之前霍布爾等哲學家對原始人的殘暴想像。

盧梭有關散步和寫作的看法，我甚有同感。散步時，有趣意念會源源不絕湧現。我總是在步行回家途中，或坐在公共交通工具之際，想通某篇文章應如何起筆，如何呈現。以科學的觀點看，移動中的風景、行進中的腳步，令大腦處於活躍狀態，自然勝過血液循環較慢的寫作姿勢罷。

或者，寫作的人都應像村上春樹般多多跑步，保持運動員般的體質，那麼當坐著寫作時，也可保持步行時的良好血液循環了。

不需擁有，但可熱愛的《小王子》

飛機師兼作家安東尼．聖修伯里（Antoine de Saint-Exupéry , 1900–1944）的成人童話《小王子》（Le Petit Prince）面世逾七十年，依然是無數人的最愛。哀傷時讀，快樂也讀；青春時讀，老了也讀。

《小王子》一書長期暢銷，被譯成超過二百五十種文字和方言，最近同名電影登場，再度掀起熱潮。為何小王子的故事歷久不衰？清新稚拙的作家自繪插畫，自然要記一功，不過令這本童話不朽的始終是文字部分。

聖修伯里借助小王子童稚之眼，刻劃成年人追名逐利的荒謬相，和忘卻生命真諦的失重感；比起很多用深奧言詞寫成的人生哲理書，《小王子》用最平易近人的方式，便回答了最深邃的人生問題。

「但他們的答案都是：『那是一頂帽子。』於是我不再跟對方談大蟒蛇、原始森林或星星之類。我把自己降低到他們的層次，和他談橋牌、高爾夫球、政治和領帶。」

在故事裡，飛機師主角「我」喜歡用那幅看來像草帽、實情是蟒蛇吞大象的「手繪作品一號」，來測試誰人適合做交心朋友。

現實世界裡，《小王子》這本薄薄經典，也成了一些人用來識別知交的「暗號」：新結識的朋友，如果也喜愛讀《小王子》的話，那麼他很大機會和自己擁有相近的生命領悟，值得深入交往。

對喜歡《小王子》的人來說，這本書的地位就是如此超然。它是朋友辨別器、人生指南、憂傷時的慰藉、快樂時的良伴、需要提振士氣時的拉拉隊隊長......

當然，隨著「小王子」日漸商品化，不少「小王子迷」根本從未讀過原著，令自稱「小王子粉絲」多少變得淺薄可笑。我便永遠記得多年前第一次看見小王子出現在一隻手錶上時，感到多麼彆扭和失望。小王子不是最最看不過眼那位宣稱自己「擁有」星星的商人嗎？將小王子圖案繪在手錶上，然後「擁有」他，這不是很「反小王子」嗎？

小王子說：「假使我有一條圍巾，我會把它圍在脖子帶走，假使我有一朵花，我會把它摘下帶在身邊，但你不能把星星摘下來......」

小王子其實跟星星一樣，無法握在手裡，否則只不過自欺欺人。熱衷於擁有小王子的皮相，只關注金黃色麥浪頭髮的小人兒有多可愛，但忘記了作者所寄寓的生命體會，豈不變成小王子口中「古怪到極的大人」？

越來越多人首先從商品認識《小王子》，委實諷刺也無奈。不過當年輕一代越來越不願翻書，借助商品作糖衣包裝讓經典留傳下去，或許是必要的惡？幸好《小王子》作者的遺產繼承者甚有遠見，將銷售小王子商品所得撥給聖修伯里青少年基金會（Saint-Exupéry Youth Foundation），在世界各地進行青少年計劃，總算保存一點作者的人道精神。到基金會網站一看，發現香港原來是基金會的行動地點之一，曾資助「成長之音」計劃，為香港及內地貧窮學生提供音樂學習機會。

如果將世上的人分為兩類，其中一個分類應該是：熱愛《小王子》VS對《小王子》全無感覺的人。後一類人中，有些認為這是一本多愁善感女孩才喜歡的小書，總是在講寂寞、愛、玫瑰......但這恐怕是捉錯用神的看法。

書中使用的某些字詞或許已被流行文化濫用，變得俗不可耐，但若回到《小王子》的context，極其簡單的用詞、對話和情節，其實也有著異常豐富的涵意或指涉。至少，我相信任何仍保有柔腸與熱血的人，讀到小王子造訪不同星球那幾章時，都會心頭一凜。

小王子因為生玫瑰花的氣，離開自己星球到處遊歷。他首先遇上獨居於小行星的國王，然後是一位聽聞掌聲便會脫帽的自負先生......不需太多聯想力也會發現，六個小行星上碰到的六個人，是從成人世界揪出的六種典型「人格陷落」：熱愛權力的「國王」、貪戀虛榮與掌聲的「自負先生」、時刻忙著計數和執迷於擁有的「商人」、只懂借酒醉來逃避現實的「酒鬼」、躲在象牙塔自說自話的「地理教授」，和只懂得聽令而行的「點燈人」，分別對應著迷戀權力、聲譽、金錢，以及自我逃避、自傲狂妄、營營役役的人生陷落相。讀到小王子跟他們的睿智對答，懷抱夢想卻總被人取笑癡傻的sensitive souls，能不被深深觸動嗎？

就像《國王的新衣》裡小孩一句話便將圍著國王的重重謊言敲碎，小王子亦是用最童稚純真的心思，KO成年人的煞有介事。所謂「非常重要」的事，通通變得蒼白可笑。

雖然聖修伯里在《小王子》的獻詞明言此書「是寫給孩子看的」，但很明顯，這是給成年人的寓言，小孩那會看得懂？弔詭的是它經常被歸類為「兒童文學」。叙述的腔調和作品的對象，被搞混了。最近香港的「童書權威」新雅文化，推出繁體版《小王子》立體書（經法國聖修伯里基金會獨家授權），定位也是兒童圖書。這或許也是後一類人對《小王子》無興趣的原因？

小王子離開地球前說道：「我必須對我的花負責。她很脆弱、天真，她只有四根一無是處的刺......」

小王子對玫瑰矢志不渝的愛情，是很多人迷上《小王子》的原因，不過這也是最被庸俗化的部分。如果小王子關心的只是愛情，那他只是一個cute版情聖。但他跟玫瑰和狐狸的交往，可以指向更廣義的人倫關係。

小王子對地球上眾多的玫瑰花說：

「唯獨我的玫瑰最重要，因為我曾為她澆水，為她罩上玻璃罩，為她圍上屏風......」

當我們越來越喜歡網絡上easy come easy go的人際關係，當我們越來越害怕付出與收回不相稱，當我們只剩下臉書朋友，也許，是時候捧起《小王子》，明白有give才有take，明白刻骨銘心需要時間經營，明白急不得、快不來的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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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十四次」還是「四十三次」日落？

《小王子》是全球最暢銷書籍之一，單是台灣發行的中譯本便超過五十種。雖然《小王子》用簡樸文字寫成，其中卻有一兩處耐人尋味的「誤譯」。

喜歡《小王子》的一定記得，小王子在自己星球上曾一天看了「四十四次日落」。寫這篇文章時，在網上找出法文原版和手邊兩個中譯本並讀，卻發現法文版寫的竟是「四十三次（quarante-trois fois）日落」！再看新雅文化最新出版的《小王子》立體書（譯者黃葒），仍譯為「四十四次」。到底是四十三，還是四十四？如果是四十三，何解會出現「持之以恆」的錯譯？

上谷歌查找，發現背後大有文章。《小王子》最先是在美國出版的。1943年，Reynal & Hitchcock 出版社推出英譯本《小王子》 ，幾天後，推出法文原版（其時由納粹佔領的法國禁止出版聖修伯里的著作）。當時英文版寫的是「四十四次」，而法文版寫的是幾多卻有不同說法。但肯定的是，Gallimard出版社其後在法國出版的《小王子》版本，1947年開始變成「四十三次」。（資料來自此網站）自此，日落次數便有兩種版本，搞不清哪個才對......

那麼「四十三」對作者有沒有特別意義？1940年5月10日，納粹德國開始進攻法國及低地國家，6月22日，法國投降；兩個日子，正好相距四十三天。換句話，經過四十三次日落，祖國淪陷了。「一個人在哀傷的時候，特別喜歡看日落。」如果這解釋是真的，小王子的哀傷，並非文青式傷春悲秋。

除了日落次數，另一重要但常被「亂譯」的詞語是「馴化」。狐狸見到小王子時說：「請馴化我。」小王子問馴化是什麼？狐狸答曰：「建立關係。」「馴化」的原文是動詞apprivoiser，有些中譯本採用「馴服」、「眷顧」以至「訓練我聽話」等字眼，皆有失此詞蘊含的象徵意義和想像空間。 （原文刊於2015年12月24日《U Magazine》，此為修正版。）

再見原節子

臉書傳來日本女演員原節子因肺炎入院、以九十五歲高壽離開人世的消息。這位早於上世紀六十年代已淡出影壇的優雅女子，因著小津安二郎電影的緣故，年輕的倩影長留一代又一代的影迷心中。我們記得的，永遠是她在《東京物語》裡溫婉淡然、與世無爭的形象。可堪玩味的是，「紀子」這個角色，又彷彿是她性格的真實寫照：據媒體報道，直到病逝前一天，原節子的意識仍然清醒，並主動要求「拜託不要讓這件事情造成騷動」，因此在她離世後兩個多月，其親人才向外公布她的死訊。

低調、輕盈、淡薄名利、遠離喧囂。原節子的風格。

小津拍於1953年的《東京物語》，是我會一看再看而不覺厭倦、且每次有新發現的經典黑白作品。以前唸電影時，會著重留意小津電影的構圖和場面調度，但年紀越大，便越愛看他描畫人倫關係的錯綜複雜和幽暗面。《東京物語》尤能喚起中年人的共鳴，因為它藉著一個「半外人」（原節子飾演守寡八年的二媳婦，丈夫死於戰爭），展現出家庭裡年老父母和已離巢子女之間那種無可避免的疏離關係。非常真實，卻甚少大導演願意委身描畫。

九月在Movie Movie台重看了一遍《東京物語》，又一次被原節子的風采迷倒，沒想到那正是她離世的翌日。電影裡，她以委婉腔調重複說著「いいえ」（大概是「沒有呀」、「那有呢」的意思）的神情，是我最喜歡看的──如此謙恭守禮之姿，將舊時理想的婦女形象展露無遺。但六十年已過去，委婉、柔順不再是女性必須持守的特質。現代人若這樣做，反而是惺惺作態。

這次重看，注意到好些細節。小津真是大師，能以極細微動作舉止，刻畫出人物性格，同時還展現普遍人性，韻味悠長。其中一處特別深刻：兩老來到紀子處借宿，紀子雖然住在窄小公寓，但招呼老爺和奶奶卻一點不馬虎，特意到鄰居處借酒水、酒杯。外賣飯菜來了，紀子恭敬地招呼兩老吃飯。鏡頭最後以紀子用紙扇為兩老搧涼、渾忘自己要吃飯的畫面作結。鬼馬的小津導演，在緊接著的下一個鏡頭，安排二女兒和丈夫坐在自家店舖裡，兩人手裡皆拿著紙扇，正各自為自己搧涼......同樣是搧涼，一個「為他」，一個「為己」，對比何其强烈。簡單若此的細節，寫性格又寫人性，交代幾許人情冷暖？

而原節子真人和紀子這個角色，好像二而為一，令人特別嘆服導演的眼光和功力。小津和原節子，真是絕配：原節子演出上乘，拿捏角色恰到好處，為影片「點睛」；但若沒小津度身訂造的角色，或許不會成為影迷心中永恒不朽的舊時代典範女子？

「垂直」讀譜與「直覺」出鍵

去年順利完成五級樂理試和四級琴試後，漸漸覺得每周單對單上鋼琴課的學習模式，跟我原本的想像有分別。

一向以來，我都是「野狐禪」派：不喜歡將學習內容框限於老師教的內容，課堂之外，愛隨意彈任何好玩悅耳的樂曲：巴哈的《二部創意曲》、Richard Clayderman的輕音樂、粵語流行曲、久石讓的宮崎駿動畫音樂，甚至《來自星星的你》主題曲，都彈得一餐飽。我相信音樂沒界限，更相信不斷彈奏和分析各種各樣樂譜，除了可強化sight-reading能力，也會逐漸摸索出即興伴奏的一些竅門。此外，耳朵熟習了不同音程、和弦或調性的「聲音感覺」，紙上樂理便可和琴上樂聲連繫起來。

不過隨著老師教的曲目越來越難，最近幾個月，已漸漸抽不出時間「亂彈廿四」，練琴變成趕起老師留下的「功課」，甚至很多時連「功課」也練不完。為了重新掌握學習節奏，上月下定決心，暫停單對單上課，再度成為鋼琴自修生，待考完五級琴後才再上課。

自修要有規律，我將重點放在幾方面：自學新曲、sight-reading、應用樂理、音階練習、Czerny 599練習、流行曲伴奏創意練習等。

Sight-reading是我的弱項，但三年下來，不知不覺進步了很多。我練習sight-reading的方法很土炮，就是用現成的簡易琴書，順著頁數一支支曲彈下去。正確彈出全曲，便彈下一首，不重複再彈，目的是練習快速讀譜。之前在深圳書城買的大陸原版引進《鋼琴上的美妙旋律100首》（見圖），正合我現時視譜程度。

曾在一篇小札（由一粒粒到一團團）提到，sight-read時習慣將左手的音符一團團（一個個bar）地處理。後來經老師點撥，才知道sight-read要快，原來有兩個關鍵：一、要懂得vertical地讀譜，二、擁有看見音符即能落指按鍵的「直覺」。

所謂vertical地讀譜，意指眼睛應「上下掃」，將同一時間點出現的音符（包括左手及右手）一眼睇透，而不是眼睛「左右掃」，看完高音譜號才看低音譜號。而所謂落指的「直覺」，就是不用經過腦袋「翻譯」，看見音符即知道是哪個/些琴鍵的能力。如果由孩提已開始習琴，很自然便擁有這種「直覺」，但成年才學琴，則要多點時間去領會。

我最喜歡用倉頡中文輸入來解釋這種「直覺」。打中文打到熟爛的人，不用思考每個字是什麼倉頡碼，手指自動波在鍵盤移動。因為不用將字「翻譯」成倉頡，眼睛看到字，手便直接落鍵，所以速度可以極快。彈琴讀譜也是一樣道理。由眼直達手指（看到音符，直接感知它是哪個/些琴鍵），當然比由眼到腦再到手指（將音符換算成音再換算成琴鍵位置）要快得多。我之前一直都未能「直覺」地落指，必須在腦裡想想那音符是什麼音、在琴的哪個位置，所以sight-read總是很緩慢。不過日子有功，最近開始可以「直覺」地彈出較簡單的和弦。由一粒粒到一團團，再到見音符直覺出鍵，sight-reading開始變得好玩了。（學琴小札六）

孩童之眼

美國作家梭羅（Henry David Thoreau）說過：「每個孩童，都把世界重新走了一遍。」意思是，世界雖然老舊，但每個來到人世間的小孩子，都是由零開始去認識世界的。

孩童從來不會悶。他們時刻不停歇地探索四周。嬰兒床上吊著的旋轉小布偶、家裡毛茸茸的動物，牆腳那個有著三個黑色小洞的地方、漂亮姨姨清香頭髮上的蝴蝶髮夾......我們慣見亦平常之物，通通能令小兒著迷。甚至乎，就算以上這些東西皆缺席，他們還有最厲害的秘密武器──自己的手指和腳趾。玩手指、啜腳趾，一樣過癮。

在童稚的眼睛裡，世上一切都那麼新奇有趣，都值得傾注他們的精力。他們用手捏，用嘴巴嚐，用鼻嗅，用鮮活的好奇心全方位洞察這個世界。所以孩童比世上任何一個跨國集團CEO都還要忙碌。

古人所謂「赤子之心」，說的也許就是這種心無纖塵、對萬物興味盎然的精神狀態。而能夠擁有赤子之心的人，當是世上最幸福的。他們懂得用孩童之眼看世界，使得一切事物，都可以看出新意與趣味。他們永遠活得像孩子般充滿能量，充滿探索的動力。他們從來不會悶。

然而在互聯網時代，擁有赤子之心的人，越來越少。資訊氾濫，令人產生錯覺，覺得周遭事物都見過聽過，以曾相識，因而懨悶。廿幾歲人，已彷如老人精，慨嘆「太陽底下無新事」，覺得「一切不外如是」，抱怨「生活好悶好無聊」。更有甚者，成年人怕煩，將iphone或ipad塞給幼兒當作玩具，於是連三歲孩童也不再曉得何為好奇。

好奇心乾涸，苦悶隨之侵襲。

為了解悶，人們用盡方法。揹起行李，坐船、坐飛機、坐火車，去到陌生國度，接觸陌生的食物、風俗、語言、建築等，好讓自己再度享受「新奇」所帶來的心靈震撼，讓那業已失落的赤子心，偶然回歸。雨天後瀰漫著松果香的清爽氣息、街頭廿四小時無休的杯麵販賣機、橫街小巷裡的一隻小貓咪，都可以令人樂上半天。

然而，赤子之心，又何勞遠走他方才尋得著？只需將心靈由「麻木」中解放出來，就算在最熟悉的都市，都一樣可以活得像孩子般帶勁。因為令我們苦悶的並非外在環境，而是內心的枯槁。內心若時刻像一個盛放的花園，看到的世界亦如是。

找個周末，不再躲在冷氣開放的商場或食肆，到山上走走，會有很多你未見過的風景、花草與昆蟲給你驚喜。平日坐車，暫且放下手提電話，看看車廂內的人生百態，準會令你思緒湧動。行街時眼睛四圍碌，會發現很多趣味。

你願意尋回失落的赤子心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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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了孩子，你仲袋唔袋？

有次跟朋友談論雨傘運動和政改，育有小孩的朋友嘆氣：「唉，我覺得最大問題係，動員成個政府去歪曲是非，將假嘢講到真嘅一樣，叫我以後如何教細路？我仲點可以令佢相信，誠實不說謊係最大美德？明辨是非先係良好公民？」

我無語。

當一個人經常講大話，要承受的最大苦果是什麼？是周遭朋友將不再信任他講的話，如《狼來了》故事中的牧童。當一個政權經常講大話，要承受的最大苦果又是什麼？

若是獨裁政權，苦果是全民的麻木和失去人格。若是民選政權，苦果是大話政客被選民趕下台。若是如香港般，在「獨裁之上民選之下」的政權，苦果則複雜多了。首先，成年人將長期分裂成兩個陣營，撐謊言者和反謊言者呈撕裂對立之勢；更嚴重的是，成長中的一代，將變得虛無。他們不再相信世上有所謂人性光輝，有所謂真善美，因為孩子每天看到的現實是：說謊的特首高官，趾高氣昂好威風；懂得靠攏的政客商人，升官發財笑騎騎；而抱緊原則真理的人，卻被視為阻住地球轉的壞蛋，被建制派恥笑，被中央喉舌惡罵。

或者，你可列出很多個「袋住先」的理由，尤其行會成員張志剛那句「唔袋就一世都無」，最令效益主義者心寒心亂。然而，仔細想想，「袋住先」真的可以帶來好效益（好後果）？一旦我們支持「袋住先」方案，等於甘願在謊言面前跪低，等於認同政權鋪天蓋地的propaganda所宣示的訊息，等於認同「千二人先篩選、五百萬人後加剔」就是「真普選」。這樣，就等於告訴你的孩子：知道嘛，大話只要講得夠狼死夠全面，就可以贏。關鍵是唔怕醜！（像高永文醫生那像薄皮，自知理虧於是大叫「講完」走人，是不能贏的......）

「袋住先」好像比「唔袋」著數，但它會將整整一代孩子陷於萬劫不復之中，條數點計？你願意你的下一代被社會環境染污成投機取巧、看風轉舵、價值虛無的人嗎？

孩子價值觀下陷，近來廣西社團事件已是個警號。這個惡名昭彰的社團沒經面試學生同意，將他們撐政改的片段放上網，絕對是侵犯私隱和利用學生作政治宣傳工具的惡行。然而學生的態度也有商榷處。若然是為了得到免費遊學機會而在鏡頭前說出違心或奉承話，他們其實已走向價值虛無的方向：不在乎自己有無誠實人格，甘於為眼前效益（遊學）放棄說真話。我無意指摘學生，因為他們年紀尚輕，我只想說明，政權、當權派政客、建制派議員、親政府媒體等共同建構的「大話唔怕講，利益袋住先」氛圍，已開始產生壞的作用。

無論枱面上「袋住先」看來有多吸引，請不要忘記枱下面的湧動：唔袋，我們仍可挺起腰板，教育孩子；袋咗，在孩子面前，我們再沒有道德說服力。為了孩子，你仲袋唔袋呀？

蟹思邏輯

大台高瞻遠曯，在港股被滔滔北水癲狂舞弄之際，深宵重播二十三年前的股市神劇《大時代》。於是一眾香港人早上拿鑊鏟，晚上拿遙控，熱烈追捧，第一集收視達6.4點，超過四十萬人收看。

四十萬人中也包括了我。當年正式播映時，不知何故我一集也沒看過（可能不在港），這次索性當新劇看，回味韋家輝的電視劇年代作品。

所謂「神劇」，依我理解，是超越時代、經得起時間考驗，而且涵義豐富，於不同年代重看皆能有所啟示的意思。《大時代》最富啟示性的角色，肯定是鄭少秋飾演的丁蟹。丁蟹性格野蠻，明明自己做錯，也會戾橫折曲，惡人先告狀，總之夾硬將道理講成在自己一邊。

你或許覺得這種「打橫行」性格熟口熟面？是的，因為很不幸，我們正活在「蟹人」充斥的蟹時代。

《大時代》裡，藍潔瑛飾演的玲姐，本來是丁蟹的女朋友，但無法忍受他的橫蠻，向他攤牌講分手。丁蟹聽到玲姐的控訴，即戾橫折曲，認定其實玲姐是在撒嬌，所以他的回應是：「我地結婚吧！」另一場口，明明是丁蟹出手打人，打到方進新腦震盪，他卻惡人先告狀，反指責對方不是，「你明知我出手重，就唔好惹我啦！」總之光環一定在自己的頭上，一切錯誤都必定是對方造成的；明明自己不義，卻常將「公義」掛在口裡，這就是典型的「蟹思邏輯」。

來到2015年，風眼中的香港，一樣的戾橫折曲丶歪曲是非，一樣的諉過於人，竟由香港的蟹特首、蟹官員和蟹政客聯合領銜主演著。

場景：第二round政改方案出台。方案毫無新意，又一不越831雷池半步之作。這方案，明明白白就是一場由建制派為主的千二人提名委員會先篩選出兩三個中央「放心」的候選人，再交由港人象徵式丶劃個剔的選舉；極其量，可稱為「中央預選、百姓加持」的特首選舉法，和人人擁有公平參選權、投票權的「真普選」，大纜拉唔埋。然而蟹官蟹政客等卻是面不紅氣不喘地指稱，這就是真普選。

一如「蟹王之王」狼英講過的經典蟹句：「只要根據當地憲法進行的選舉，就是真普選。」蟹人為求達到目的，有什麼話講不出口？蟹官們用盡心機、整色整水，加個美侖美奐的「入閘口」，製造超低門檻幻覺，聲稱泛民也可入閘，那還有不民主之理嗎？蟹到極點的建制派甚至說，千二人提名委員其實對全港人負責，所以若有高民望泛民人士入了閘，提委會不可能不顧及民意，讓他也能出閘。

為求通過政改，歪曲事實若此，令人失笑。試問這千二人提委會，我地平民百姓從來無份選，又何德何能，可以影響到他們的投票意向（還未計不記名的投票方式，保證他們投乜冇人知）？

不過這些都是舊把戲。「有商有量」變成「一定要得」，最新的「蟹思邏輯」向瘋狂再邁一步，具體做法是：藉由創造「主流民意」來諉過於泛民。

甲級蟹人林鄭司長說：很多民調顯示，主流民意支持通過政改，泛民應尊重民意，否則政改不能通過，香港人一世原地踏步，泛民要負全責。

所謂「民調」，到底政府根據的是什麼人做的什麼民調？有幾可信？有幾大規模？有沒有預設立場？所謂「主流民意」，即幾多成民意？若只是五成，談得上「主流」嗎？不過是想製造一種虛構的「民意」，戾橫折曲，向泛民施加壓力。但教人最最諗唔明的是：立法會議員按其選民的意願投票，是盡責，不是失責；最後政改若不能通過，我們一世「無得袋」，要負全責的，為何不是構思出這個爛方案的香港／中央政府？

客客氣氣，有商有量，走向戾橫折曲，一定要得，這場政改之戰，註定蟹爆。

香港街巷的生與死

「城市」引起我莫大興趣，始於去年的雨傘運動。

傘運前，夏慤道只是一條令路人痛恨、塵多車多的六線行車大馬路。它難以親近，無法穿越，因此行人幾乎絕跡，偶然一兩個走過也是行色匆匆，只盼盡快逃離現場。然而雨傘運動期間，夏慤道卻忽然變成了「純行人空間」。好幾次，我趁中午時份來到，買了三文治，躺臥在馬路中心的膠地墊上，看天空雲彩，看來往行人，那種愜意，此生難忘。

活在城市，很容易將某些「城市潛規則」視作當然。譬如我們甚少質疑，為何街道總是由行車馬路主導，人只能靠邊站？

傘運的特殊馬路體驗，令我開始用全新眼光檢視城市格局：為何走在街上的人，不可以擁有整條街道的使用權？為何由「人」構成的城市，反而讓「汽車」佔據大部分路面？為何設計城市時，不可將部分街道設計成純行人空間，讓街道不止供人路過，也能夠任意躺臥、賣藝、寫生、擺小攤、開讀書會、演講、踏單車等？（專供人使用的公園，並不能做以上大部分事情。）到底城市格局的形成，是怎麼回事？

疑問一直留在腦海。幾個月後偶然讀到Jane Jacobs的《The Death and Life of Great American Cities》。書沒有解答馬路與人的問題，但作者對城市街巷生死的分析，卻極具啟發性。將她提出的一些觀點套用於今日香港，亦一點不過時。

討論「城市」，第一步要問的是：為何是「城市」？絕大多數香港人，都是純粹的「城市人」，意思是我們視城市生活為唯一的生活方式，亦普遍喜歡城市生活，因此我們甚少思考，什麼東西是唯有通過城市生活才能獲得。不過若有鄉下人問你：「為何選擇在城市居住？」相信你會不經思索地回答：「城市既方便，選擇又多。城市人有林林種種的娛樂和享受，有不同的工種可選擇。總之城市生活就是多姿多采。」

也就是説，我們心底裡所認同的城市的好，是她能提供豐富的選擇和機會。這是唯有靠城市生活才能獲得的的好。Jane Jacobs便如此寫道：

(Wide choice and rich opportunity is) indeed the point of cities. This very fluidity of use and choice among city people is precisely the foundation underlying most city cultural activites and special enterprises of all kinds.

換句話，城市的好，在於她足以撐起大財團之外的小本經營者，以至小眾娛樂及文化藝術活動。這不難理解，因為城市人口密集又流動，人們愛四處逛，去找好吃丶好玩的事情，找有意思、有看頭的地方流連；因此，城市裡任何一檔生意、一個活動，其實都有整個城市的人口作為潛在客人。

讀到這段文字，不禁心頭一凜。城市的好，在於「海納百川」，無論大與小、主流與另類，都能被收納進城市裡。但回看我們的香港城，這種城市的好，已一點一滴消逝。這小島和「海納百川」拉不上邊，因大部分區域的租金是瘋癲的，只剩單調乏味的大型連鎖店吃得消。

近年的自由行，令情況糟上加糟。長長的旺角彌敦道，只獨沽一味賣珠寶；上水風味獨特的「巷仔街」，演變成水貨客一條龍服務站......我們的城市，失落了作為城市的意義，因為她已不再為城市的居民服務，而我們，也漸漸失去了到不同小區逛街尋寶的城市人特質。

旺角的情況尤其悲慘。這本是一個最最多姿多采的社區，符合了Jacobs提出的小區生命旺盛的四大條件：(1) 能夠吸引不同類型的道路使用者，而且這些使用者會「分布」在不同時段出現；(2)街道短，街口多，令小區內各條街道的人流容易融合互通；(3)樓宇有新有舊；(4)人流夠密集。

無論是買波鞋、書、潮物衣飾、手機零件，香港人總是第一時間想起旺角，令她擁有非常豐富多元的道路使用者。以前，本地人和旅客被旺角兼容，時刻充滿生命力，然而，當她的租金節節瘋升，舊店舖日漸凋零，珠寶店葯房卻越開越多時，她的生命力無可避免走下坡，潮水般洶湧的自由行旅客和越來越悶蛋的商舖，嚇走了香港人，令旺角的道路使用者越來越單一，形成惡性循環。

以我自己為例，我以前常到旺角，貪此區二樓書店夠蓬勃，惜現在書店少了很多，且太分散，我去旺角的意欲也大減。

現在，縱然自由行終於開始減少，但旺角的衰勢已成，回勇需時。最近，更傳出小店雲集的家樂坊將改租給大型連鎖時裝店的新聞，旺角的元氣，似乎更是復原遙遙無期......

當城市不像個城市，日見單調，當城市人不像城市人，被奪走好奇心，我們應如何是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