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了一圈，又回到原點：晚年的嚴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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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年的嚴復，由西學大師變成「否定西方，回歸孔孟」的保守派。唯一沒變的是他仍篤信進化論，不過觀點徹底反過來：他認為，中國的進化文明程度遠比西方為高，所以真正「需要進化」的是列強才對。...... [閱讀全文]

請莫輕言「煽惑」

三子因發起了一場並沒發生的民主運動，而被控告。他們用心編了一齣文明的戲，但參與者最後決定improvise玩即興，不跟劇本演，有時還嘲笑戲本老套，劇力不夠萬鈞。所以三子如果是「煽惑者」，就絕對是失敗的「煽惑者」，或沒能令他人緊隨的「煽惑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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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六年後我們仍記得哥哥，但......

今天回看，十六人前的2003年，真是非常值得香港人細細回憶、默默悼念的年份。由哥哥離開之年到如今，我們見證著自己由生生猛猛、對公民力量充滿自信的香港人，變成麻木無感、對未來不抱一絲希望的後雨傘一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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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化法則 VS 倫理法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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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然嚴復大讚斯賓塞，且相信讓物競天擇進行淘汰，社會必臻完美，但他內心其實很矛盾。他根本接受不了「弱肉強食」的人類世界。他認為當二民族爭存時，劣族應奮起積極對抗，而非屈從於「強勝弱亡」的自然法則。這等於贊同赫胥黎所講的「以人力扭轉自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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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索之中文 渺不可得」的時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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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翻譯過程中，嚴復常遇上「索之中文，渺不可得」的情況，唯有絞盡腦汁創制新詞；而一個自創詞，動輒經數月猶豫踟躕（一名之立，旬月踟躕）。這位晚清西學大推手，絕非一位普通的翻譯者。他更像創造事物的神，因他擁有新事物新概念的命名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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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人生只是一場「應付」

這兩年都在教副學士課程，所以有機會接觸很多「中下游」學生。

他們是玩輸了DSE考試遊戲、但還想再叩大學門的一群，又或者純粹是還未想好下一步的青年。跟這些「千禧BB」上課，最令我感到詫異的並非有人在上課時打手機遊戲，也並非有人一心多用回覆whatsapp，而是他們的擅於「應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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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譯事三難，信、達、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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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譯事三難，信、達、雅。」 這三大判別翻譯好壞的條件，今天幾已成為常識，但你是否知道，「信、達、雅」之說乃出自嚴復《天演論》的「譯例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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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一人之力，譯出一代思潮：嚴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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嚴復翻譯的《天演論》，起句鼎鼎有名：「赫胥黎獨處一室之中，在英倫之南，背山而面野，檻外諸境，歷歷如在几下。」 

對照原書，乃脫胎自首段一個短語：「the whole（southern Britain）countryside visible from the windows of the room in which I write」。一個phrase，變出一個電影場景。第一人稱，變作第三人稱。節奏長短有致，還甚具追看性。真不愧跨文化才子，文筆之俊雅幾匹敵原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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紙媒工作，是越傳越快的燙山芋

The Scream, Edvard Munch

農曆假期，相約舊日在同一媒體任職的朋友碰面。這才赫然得知，以前在此企業工作時認識的一些記者和編輯，幾乎全都離職了。人臉桃花，大部分人是索性離開媒體業，朝新的事業方向進發，也有人選擇early retirement，享受難得清閒的人生。問起各人毅然離去的原因，可總結為六個字：環境日見惡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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葬身之地

最近家族裡有人過身，耳聞目睹親友尋找安葬之所的過程和煩惱，頗感無奈和悲哀，遂有此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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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只是一台超級電腦？評《21世紀的21堂課》（之二）

當一個人拿起刀去殺人，我們會說「他選擇殺人」（he chooses to kill）。潛台詞是「他是自由的」，他可選擇拿起刀或不拿起刀。但近年腦神經學家和臨床心理學家大量研究人類的decision making process，得出一看法：人是不可能自由地作選擇的，因為人只是「基因、賀爾蒙和神經元的集合體」，而這些東西總是徹底服從物理和化學規律。

人真的只是「一堆演化而成的物理反應」？抑或人還有精神面向，擁有某種不受限於物理規律的選擇能力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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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學救地球？評《21世紀的21堂課》（之一）

《21世紀的21堂課》是一本奇書。它最奇之處：表面看來是一本關於人類未來的巨著，但作者的野心卻遠不止於此，讀到最後（Part Five: Resilience）你會發現：這是一本談真理（truth）的書。作者Harari是試圖以他所理解的真理（他是一位佛學禪修者）解決未來人類面對的危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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稿費九十年

一年將盡，約略計算一下今年的Medium稿費，原來已超過400美元（3月至11月），平均每月約45美元。這數目跟紙媒還差很遠，卻大大超出我最初想像，算是一筆不錯的進帳。

其實傳統紙媒的稿費也談不上合理，跟其他用腦力的工種比較，甚至算「低賤」。大家似乎都有共識： 現今是不能單靠寫作吃飯的。除了極少數知名作家，純粹靠賣文維生，等於要捱窮。

看看實質數字便明白：紙媒稿費，不少仍停留在五毫子一個字，即每一千字500港元的水平。假如一篇文章用了十二小時作資料搜集、構思和落筆，那麼作者的時薪就是41.7港元；這跟香港法定最低工資34.5元，已非常接近。

曾幾何時，在資訊較不發達年代，寫文章的收入可以非常可觀。最近找到一些民國時期上海報紙稿費和書籍版權費的數字，不妨作一對照。 民國時代，也稱「銀圓時代」，因銀圓是當時流通全國的貨幣。銀圓有很多種，除了印著袁世凱頭像的「袁大頭」銀圓，還有由墨西哥流入的墨西哥「鷹洋」、光緒年代清政府鑄造的「龍洋」等。各種銀圓是等值的，一個銀圓在二十年代約可兌換128枚銅元／銅板。

1949年初由上海來到香港的中醫陳存仁，寫過一本《銀元時代生活史》。（ 他寫的上海掌故文章是電視劇《上海灘》的重要參考資料，劇集裡credit他為「特別顧問」。）書中提到二十年代他在上海初次投稿報館的舊事。

當時陳存仁不夠二十歲，是修讀中醫的窮學生。某日見上海《申報》副刊有一個「常識」專欄，便寫了些中醫驗方文章投稿。三個月後，他的一篇「疥瘡驗方」刊出來，稿費不多不少，正是一個銀圓。

一銀圓（有時也寫成一銀元或一元）不是小數目。那時代日常飲食交通多數用銅元（幾個銅元夠吃一頓普通午餐），較大額交易才用銀圓。陳存仁在書中寫道：

「這次領到的一元稿費，也是我生平第一次用文字換錢，當天意興豪發，拉了六七位同學到春風得意樓去吃茶，茶資是銅元八枚，各種小吃，如生煎饅頭、蟹殻黃等，又吃掉了銅元二十餘枚，在那幾位同學看來，簡直是一件豪舉。」（《銀元時代生活史》）

今天在香港，要帶六七友人吃一頓好的，五百元恐怕不夠，但二十年代的一個銀圓，卻非常好使，夠請三次了。

據陳存仁憶述，其時上海普通職員月薪是幾個銀元，車夫薪金約8元，在著名食肆叫一桌酒席約12元。二十年代的上海，文字有價。

作家魯迅亦曾提及上海報章的稿酬。三十年代他為《申報》「自由談」專欄寫稿，每千字6圓，比當時一般行情（千字2至5圓）為高。而他那篇著名的悼念文章《為了忘卻的紀念》，1933年發表於《現代》，全文5000字，同樣也是千字6圓，稿費共30元。

除了報上寫文，作家另一收入是版稅。據陳明遠的《文化人的經濟生活》，魯迅和妻子許廣平的書信集《兩地書》，當時訂價一元，版稅率為25%，也就是說，若印500本，便有125元版稅。

125元是什麼概念？三十年代，報館編輯和記者的月薪大約100元，中英文打字員月薪大約30元，中小學教師月薪大約40元。可見以freelance形式寫作的著名文人，收入應該不錯，就算普通一點的寫作人，多投幾次稿也大致能過平民水平的生活……

然而人人渴求新知的文字鍍金年代已經遠去。現在人們只嫌資訊太多太爆炸。始終時代不同了，今時今日，在Medium貼文仍能獲過百稿費，已屬難能可貴、值得一書的快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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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欄觀夜花

因為教書的緣故，近月常路過新填地街的小公園。那是香港舊區常見的街角小公園：面積跟普通客廳或一間劏房差不多，裡面孤零地擺著一兩張長椅，便幾乎是小園的全部，寒愴得可怕。

因為處於車水馬龍的窩打老道旁，這小園難免邋邋遢遢的，到處黏著一層灰塵，令人不敢停留。願意坐進去的通常是無所事事或無處容身的中老年人。

其實我一直沒注意到這公園的存在。但幾天前我意外「發現」了它。那是個有點涼風的夜晚，放工後，我沿窩打老道向地鐵站方向走。才晚上八時許，旁邊的果欄經已冷清零落，幽暗無人。（這小區就是如此，日頭喧囂至極，晚黑靜如幽谷。）走著走著，偶一抬頭，前面幾棵大樹黑影的頂端，竟閃爍著異樣的金黃光芒，且在風中輕輕搖曳。

嘩！當時真看傻了眼。我站在對面馬路，觀賞了一陣子「夜花」。

果欄旁的樹頭菜，花開滿枝

原來於暗黑夜晚，花兒在樹上是會發亮的，以前一直沒察覺。平日黑洞洞的樹影毫絲引不起人的注意，一旦開花，竟燦然高調若此，這到底是什麼樹？翌日我專程去探個究竟。原來這幾棵樹，皆栽種在小公園範圍內，樹的名字很鄉土，叫「樹頭菜」，又名魚木（Crateva unilocularis）。在太陽底下，樹上的花朵更耀目，團團黃金，為舊區帶來勃勃生氣。我又賞了一回「日花」。

這才明白，街角小公園也絕非一無是處。二三百呎的空間雖微小，也可以是街坊呼吸春天氣息的窗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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訪谷崎潤一郎的東京分骨墓

染井靈園一景

年初遊東京時，住在巢鴨JR站附近。選擇下榻巢鴨，最初只是貪圖它和神保町有地鐵（tokyo metro）相連，方便前往舊書街，並不覺得這「老人社區」有何值得細看之處。直至住進旅店，取得店方提供的「周邊景點一覽圖」，才赫然發現數個街口之遙的染井靈園，竟長埋著兩位重量級日本作家：芥川龍之介（1892–1927）和谷崎潤一郎（1886–1965）。

黑澤明的《羅生門》改編自芥川龍之介的短篇《竹林中》，可惜我沒看過原著，對這位小說家了解不深。不過出發到日本前一個月，我卻剛巧第一次讀到谷崎潤一郎的作品。

這本名為《鑰匙》（日文名字《鍵》）的長篇小說寫於上世紀五十年代，但其意識之大膽，敍事結構之精心，完全超越時代，過了六十多年，讀來仍覺前衛鮮活。故事由一對夫婦的日記組成。日記應是最私密的文字，但夫婦二人卻早已預計對方會偷窺內容，在日記中，有時會刻意吐露內心情欲，把不敢宣口的性愛嗜好坦露，有時又會以假亂真，意圖誤導對方使其墮進圈套；如是者真真假假、爾虞我詐，在讀者眼前漸漸呈現出一幅詭異、變態、瘋狂和危險的四角關係。而未到最後一刻，讀者也跟書中男主角一樣被蒙鼓裡，無法得悉事情最終的真相。這也是《鑰匙》最引人入勝之處。

帶著讀完小說後殘留的𢸍撼，我決定去探望這位酷愛描述女體與欲望的大師。日本的墓園通常打理得乾淨整齊，非但沒有陰森之氣，而且廣植樹木，空氣清新。染井靈園也不例外，園內共有百多棵染井吉野櫻，每年四月都有人特意前來賞櫻。

我到訪時雖是一月，但冬日陽光烤得人暖洋洋，看著枝幹光秃秃的櫻花樹也不覺荒涼肅殺。靈園呈長方形，中間有一小路橫切，小路上偶然還可見到跑步的男女。

沿靈園的主幹道走了一會，才發現兩位作家的墓並不在靈園主體，而是在靈園旁邊的慈眼寺。

慈眼寺入口豎著一大牌，列出多位名人之墓，然而卻找不到谷崎潤一郎的名字。正自納悶，剛好有一日本人旅行團來到墓園參觀。詢問之下，終於找到谷崎的墓，原來就在芥川龍之介的墓附近。

谷崎的墓很簡樸，只是一塊沒任何家紋或圖案的石碑，而他的家族其他成員看來亦同葬於此。墓的周圍沒太多空間，我隔著一道矮鐵欄靜靜憑弔。

谷崎潤一郎的分骨墓

最初不明白為何芥川的墓有清晰指示牌，谷崎的墓卻沒有呢？及至看清谷崎墓碑上的漢字：「分骨葬當先塋之側，總骨別瘞洛東法然院寂碑」，才終於想到，這兒或許只葬著他小部分遺骨，真正的谷崎墓應在他處。

但能跟小說家問聲好，總算還了小粉絲心願。後來上網查查墓碑上兩個不認識的漢字，才知道「先塋」（音「型」）是指「祖先的墳墓」，「瘞」（音「意」）就是「掩埋、埋葬」之意，都是極舊式的中文用法。沒想到六十年代的日本墓碑上能見此古意。不過谷崎為何要分葬兩地？他的真正墓地又在哪裡？

回港後忙著工作，關於谷崎墓的疑問很快便忘掉了。直至近日讀到台灣藏書家苦茶先生的《人間書話》，才終於解開心中疑竇。苦茶曾經到訪谷崎在京都的墓地，位置就在哲學之道旁的法然院。這個墓，正是東京谷崎墓碑上提到的「洛東法然院寂碑」。所謂「寂碑」，乃指碑石上書有「寂」字，是作家生前留下的筆跡。

谷崎潤一郎在東京出生及成長，1923年關東大地震後才舉家由橫濱遷至京都。自此他在關西居往，至七十歲才遷返關東，《鑰匙》就是他關西時期寫的作品。據苦茶介紹，法然院的墓地是作家死前幾年購下的，墓地裡有「空」和「寂」二碑，兩者皆是不規則的天然石頭形狀，古樸優雅，而谷崎和第三任妻子則共葬於「寂」碑之下。他過世百日時，部分遺骨被送到東京染井，與雙親合葬，即我所看見的分骨墓。

據說谷崎潤一郎選擇在法然院長眠，乃因他的媳婦（該兒子是谷崎妻子和前夫所生）渡邊千萬子在附近居住。渡邊千萬子是谷崎晚年作品《瘋癲老人日記》的女主角原型，也是谷崎的靈感女神，甚至情欲想像對象。兩人的曖昩關係，因 2001年出版的《谷崎潤一郎=渡辺千萬子 往復書簡》而正式曝光。

這似乎應了很多讀者的想像：擅寫變態情欲的大師，真實人生的愛欲經驗，應該也是很有份量的。但谷崎最特別之處，是他雖眷戀生之狂熱，對死卻沒有抗拒，還刻意讓自己的埋骨地呈現恬淡無欲之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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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京書店小旅行

成文堂一角

一個人旅行的最大好處，就是盡興。不用遷就別人，專心致意做自己喜歡的事，去感興趣的地方。這次東京之旅正是如此。除了放肆地休息和泡澡，就是天天往書店跑。

屈指一算，六天裡到訪過的書店（包括二手書店）共有十多間：

第一天/ 旅館附近的成文堂（巢鴨JR旁）；
第二天/ 老字號紀伊國屋（新宿JR附近）；
第三天/ 神保町古書街的大雲堂、一誠堂、設有舊書部的三省堂等等；
第四天/ 早稻田大學書店、位於高田馬場JR和早稻田之間的五十嵐書店和數間二手書店；
第五天/ 有樂町JR交通會館的三省堂；
第六天/ 池袋的淳久堂。

日本是閱讀大國，近年閱讀量雖降低了，但買書的人口仍足以支撐起很多作家的生活，以及大量百貨公司式連鎖書店和充滿個性的中小型書店。因為這次重點是去神保町，特色書店沒有多去（譬如中目黑的蔦屋、松浦彌太郎的cow books、新宿的海鷗書房、Book 1st等都沒時間去）。不過就算是大路的連鎖書店，不同字號也各有特色，逛起來一樣趣味盎然。而在紀伊國屋、三省堂和淳久堂這三間「巨無霸」書店中，印象最深是池袋的淳久堂總店。

淳久堂四樓的歷史專櫃

池袋淳久堂總店，是全東京面積最大的書店，共有十層。不但各種文庫本小說齊備，歷史方面的著作也藏量豐富（日本史外，闢有一整排中國史及台灣史專櫃）。雖然日文程度不高，在此也忍不住買了些日文書，包括兩本談滿州國「滿蒙開拓團」的，和非常少見的福澤諭吉批判論集。

淳久堂創立於 1963 年，雖不及紀伊國屋老字號，但已足夠培養幾代讀者吧？這裡沒有個性化陳設或裝修，是實而不華傳統書店，我卻十分喜歡她所散發的像圖書館般沉穩的氣息。在店裡找張小板凳坐下，隨意翻看明治維新的圖冊，足以渡過一個下午。

在書店翻書之餘，我也愛觀察店裡的趣味細節，以及付款大堂的人龍。

淳久堂的二樓，張貼了一些日本作家為該店而題的字和親筆簽名。請作家為書店題字的做法，在香港沒有見過，所以覺得甚是新奇。香港的著名作家，何曾會為某間書店題字，以表支持？日本書店流行這樣做，或許因為日本人通常從小到大光顧同一間書店，情感深厚，所以成名後樂於題字回饋？不像香港人與書店，關係通常很疏離：遍地的三中商，難以談什麼感情，而精彩的小書店又往往撐不了幾年，欲談情而無從......

至於付款大堂的墟冚情境，淳久堂是我見過最誇張的。一月下旬的星期天下午（正是東京大暴雪的前一天），外面陽光明媚，書店的地下大堂內，十多位收銀員以L字型排開，包圍著中間打蛇餅的付款人龍。雖然有一位妙齡女服務員在龍頭指揮顧客前往空櫃位，但蛇餅仍長期維持在二十多人的繁忙狀況。

書店的付費人潮，竟堪比假日大型超市。看見如斯情景，不免熱血沸騰（世上原來還有這麼多愛書人！），同時哀悼我城閱讀人口之寥落（但這麼多愛書人卻非在香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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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萬日元上的男人（下）

圖片來源：https://china-underground.com/2017/03/08/amazing-japanese-war-prints-sino-japanese-war/

（接上篇）

（3）
在福澤眼中，1894年的甲午之戰是一場「正義之戰」，因為他相信，「立國的大本唯有西洋文明一途」，任何阻擋西洋文明的，都應該被清除掃蕩，那怕是自命「天朝大國」的清朝。1895年1月，他寫信給友人：「這場戰爭實在是空前的一大快事⋯⋯看到鄰近的清國和朝鮮即將被包羅在我文明之中，是我畢生最愉快的事。」

到底他是如何由提倡「國與國應該平等」（《勸學》），變成深信「有些國家應該由我國接管」？

跟很多邪念一樣，福澤的邪念起始點都是很普通的。

回溯廿多歲時，他特別討厭儒家思想，認為它來來去去只講道德規範和階級尊卑，和現實生活脫節，沒有實學可言。及至見到中國對列強毫無辦法、任人魚肉時，他開始看不起固守儒家傳統的中國和朝鮮；而由看不起兩國，他繼而看不起兩國的人；由看不起兩國人，繼而有了「越俎代庖」的想法：不如由我來替他們掃走野蠻守舊，以我文明，光照亞洲⋯⋯

他思路的變質過程，大約如此（當中明顯包含日本人的民族優越感）。

福澤以為自己最服膺的是西方的平等自由思想，力倡「 人權」，但骨子裡，他視「強者侵略弱者」為天經地義的事 ；就像列強因國力強盛、船堅炮利，便可以用武力到世界各地侵略殖民、橫行無忌一般。他思想最底層所信服的，其實是弱肉強食的叢林法則。

今天回看，我們會覺得福澤的想法很「野蠻」，不過在他生活的時代，所謂西洋文明又確實包含「帝國主義」和「擴張主義」；只能說，福澤諭吉是全然不加分辨，便將西洋文明的好與壞皆吞進肚裡，最終走上思想歪路。

（4）
福澤雖是一名學者（終身沒當任何官職），但為了「弘揚」西洋文明，可以去得很盡。除了用報紙輿論影響國家政策，他還用過其他方法，譬如1884年朝鮮維新派的政變，他便有份參與策動與出資。

1881年，福澤的義塾收了兩名朝鮮學生，他們是朝鮮維新派（開化黨）的領導者，因想效法日本進行國家改革，所以來跟福澤學習。1883年，在開化黨要求下，福澤派遣幾名門生到朝鮮從事啟蒙工作，包括辦了第一張報紙。

1884年（光緒十年），開化黨在日本駐朝鮮公使竹添進一郎鼓動下，發動推翻親清朝的閔氏政權，在王宮放火，引日軍入宮（甲申事變）。呂理州在書中提到，這場政變所使用的武士刀、手槍與彈藥等，乃由福澤出資購買，然後偷運到漢城。可惜政變最終失敗收場（因為袁世凱率二千清兵攻入王宮），維新派大部分被處死。

被清朝壞其好事，福澤當然非常生氣，立場變得激進，多番寫社論鼓動日本出征中國。

先是教朝鮮維新派西洋學問，繼而投入維新派的政變，當這些都不管用，便執筆鼓動日本政府攻打礙手礙腳的清朝⋯⋯來到這一步，福澤無疑已經頭腦發熱，失去理智。為了令鄰國也認同、採納西洋文明，他可以不擇手段。

一年後，他提出「脫離亞洲、與西洋文明國共進退」、「洋人怎樣對待他們（中韓），我們就怎樣對待他們」，不過是向瘋狂再邁進一步，用一套另類外交理論跟當時流行的「興亞論」抗衡，好合理化他侵略鄰國的想法。只是連他也未必想到，「脫亞入歐」及後竟成了日本國策，他對日本右翼之影響更是至今不輟。

在日本旅行時，正逢明治維新150周年，書店都放滿了維新和西鄉隆盛的新書（因電視正播放《西鄉殿》大河劇），但不知有多少日本人留意到，畢生推廣西方文明的福澤諭吉晚年流露的侵略／擴張思想，其實極「不文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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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萬日元上的男人（上）

（1）
到日本旅行前幾天跟母親閒聊，她說：「一萬日元上那個福澤什麼，是個壞人呢！」

一萬円上的頭像是福澤諭吉，相信很多人都知道，但對歷史一竅不通的母親竟知有福澤此人，還作出評價，令我大感好奇。一問之下，原來她剛看了項明生專欄，裡面提到福澤諭吉有份鼓動日本侵略中國，因此是「壞人」一名。

福澤真的很壞嗎？

他最壞之處，應是晚年提出「脫亞論」（1885年）。當時他已是日本鼎鼎有名的學者和「暢銷書」作者，致力推廣西洋文明。1885年，他在自己創辦的《時事新報》撰文，建議日本應和不思改進的中國和朝鮮「割席」，否則西洋人會視日本為同樣落後野蠻的國家，令日本遭到池魚之殃。他寫道：「對待支那、朝鲜，不必因其為鄰國而特别予以同情，只要模仿西洋人對他们的態度方式即可。與壞朋友親近難免近墨者黑，我们要從内心謝絕亞細亞東方的壞朋友。」當時列強對中國虎視眈眈，中法戰爭正酣，所謂「模仿西洋人對他們的態度」，簡言之，就是對「壞朋友」進行侵略和殖民。這可謂日本軍國主義的雛型。

今年是明治維新150周年，
日本的書店放滿跟西鄉隆盛有關的書。
至於福澤諭吉，基本上不見影踪，
我只在池袋「淳久堂」書店見過三格相關書籍。

只讀「脫亞論」的話，會覺得福澤真的很壞。但我們怎樣評價一個人，往往受身份影響。從日本人角度看，福澤諭吉是一位貢獻良多的啟蒙大師。他是大力在日本推廣西方文明的第一人，沒有他所寫的《西洋事情》和十七集《勸學》等等，日人對西洋文化的接受速度可能大大減慢，維新可能不那麼順利。雖然近年有日本學者建議重新評價福澤諭吉，但主流社會仍然對其侵略主義視而不見，「蓋棺定論」是正面的（所以才繼續把他印在紙幣上吧）。

（2）
在飛往日本途中，我看了呂理州的《福澤諭吉傳》。

呂的文筆流暢，夾敍夾議，非常精彩，飛抵日本時已看了大半。回程時閱畢全書，不禁慨歎：這位下級武士之子，確實不同凡響，在極度講究等級與傳統的幕末年代，對一切固有規範和傳統嗤之以鼻，表現出非凡的獨立思維能力，並以堅毅性格，終身不懈將理念付諸實行，推廣他認為最好的東西（西洋文明）。只可惜，成也強悍，敗也強悍。他對西方文明的狂熱和對儒家的痛恨，後來漸變質成一種「執迷」：執迷於用一己的影響力（以至於武力），令鄰國也洋化、現代化起來⋯⋯

福澤諭吉的晚年，可說是走火入魔。但若只用「壞人」兩字來形容他，未免將這個非常豐富的人物變得平面化了。

呂理州提到不少福澤諭吉的軼事，有兩則特別能反映其個性：

童年的福澤，聽老人家說「做了壞事會遭神懲罰」。他不太相信，便偷偷闖入神社，打開裝有「神體」的盒子，把裡面的石頭換掉。結果他一點也沒遭到神的懲罰，自此對時人的迷信更不以為然。

十九歲時，福澤被哥哥送到長崎學習「蘭學」（在老師指導下，先學習荷蘭文，然後閱讀荷蘭文撰寫的醫學書、物理學書等），因天資聰穎，五年後已成為蘭學大師緒方洪庵的高足。當他以為懂得「蘭學」就是懂得西方文化時，卻在橫濱見到一些完全不懂的外國文字：英文！這才知道，英文才是西洋最通行的文字。但堅毅過人的福澤沒有因此而洩氣，反而痛下決心，學習英文。兩年後（其間把握機會，隨使節團到訪美國和歐洲），他的私塾成為江戶唯一教英文的私塾，領先潮流。

從這兩事，可見他是極有主見的人，喜歡思考，不從俗。而一旦立志要做一件事，則會拼盡全力完成。

福澤在三十七歲寫《勸學》時，思想尚未變質，不時在書中提倡「要尊重其他國家的獨立與自由」。他曾這樣寫道：

「有些國家因文明開化而富強，有些因野蠻未開化而落後⋯⋯，可是如果因為自己的國家富強就來壓迫貧弱國家的話，就如同相撲手以其腕力把病人的手臂折斷。這樣做侵犯了他國的權利，是不可饒怒的罪。」（《勸學》第三集）

可惜十多年後寫「脫亞論」時，他卻像變了另一人，把平等獨立什麼的都拋諸腦後。當中日爆發戰爭（甲午之戰）時，他更顯得非常興奮，在社論宣稱這是「文明與野蠻之戰」。到底是什麼原因令他忘記了「尊重別國」的初衷？下篇再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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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失的十二月

葛飾北齋作品

因為準備到東京小旅行，最近重又讀起幕末和明治維新史。

讀中國清末民初史，常會嘆息連連（為何宋教仁要在關鍵時刻被殺？為何中國的軍閥都欠缺視野？為何八年抗戰後即陷入內戰？為何是共產黨取得最後勝利⋯⋯），更會不由自主想到今日香港之沉淪，乃種種歷史差錯所造成；於是越讀越心酸，越讀便越難以抽離。

讀日本幕末維新史卻是另一番風景，有如在看一齣劇情緊湊而結局圓滿的大電影。（當然，這「電影」不能包括侵略韓、中的部分。那是另一個故事了，一個自大狂妄擴張國土的故事。）

由最初黑船到訪，「尊王攘夷」的看法佔上風，到後來大部分有識之士明白國家「現代化」之必要，到最後，倒幕成功、取回政治權力的明治新政府大刀闊斧，推行新政，於政制、教育、軍事、工業以至飲食、髮型等作出徹底改革——日本的現代化過程，確實富於戲劇性，尤其微妙的是，在每個骨節眼，他們似乎都有能力把事情推向正確方向；譬如幕府便是在非常適當的時候滅亡，令新政府可以廢藩置縣，變建封為中央集權，有利改革。

一切都那麼順暢，如電影劇本，高潮迭起，結局皆大歡喜。讀這段歷史，自然而然會產生一種美學式的愉悅感（因距離而生美，因圓滿而生美），並強烈感受到整個國家那時散發的勃勃朝氣。這跟清末民初中國所散發的悲戚、沉重與不知所措，可謂天差地別。

明治維新是一場徹底掦棄舊事物的翻天改革，日本人做到了，原因之一，當然是因為他們沒有「文化包袱」。大部分的習俗、傳統以至典章制度，都是由隋唐中國學來的，這一次，不過是棄掉那套舊的，再學一套新的吧。但要將舊有的一切改掉，始終是莫大挑戰。我特別有興趣知道維新的一些細節，從小島毅（Kojima Tsuyoshi）的《東大爸爸寫給我的日本近現代史》，便讀到明治初年改用太陽曆的始末，當中因由可謂完全出乎我意料，亦非常有趣，值得一書。

明治政府早於1873年（明治六年）便放棄用了千年的「太陰太陽曆」（即中國農曆），改為採用西方太陽曆（即現在的西曆）。以前總想當然地認為日本這樣早改用西曆，顯示了邁向現代化的決心（中國是在民國元年開始使用西曆，即 1912年1月1日），但原來背後還有不可告人的苦衷。

據小島毅在書中所講，日本改曆法，是為了「錢」。事緣明治六年是閏年，合共有十三個月（順帶一提，閏年的計算方法是每十九年有七個閏月），因政府向來按農曆月份向公務員發薪，所以明治六年便要發放十三個月糧銀。

當時，「岩倉使節團」還在歐洲考察，留守政府的財政由大隈重信（後來創辦早稻田大學）負責。他眼見推行新學制、招聘外國專家、振興產業等政策導致開銷龐大，已到捉襟見肘地步，便竭力思考如何縮減開支。聰明的大隈最後想到了：在明治五年十月（即1872年11月），政府宣布採用太陽曆，也就是說，「明治五年」的十二月會消失，西曆1873年1月1日就是「明治六年」的開始（在網上查萬年曆，1873年1月1日，是農曆十二月初三）。

由陰曆變陽曆，政府便不再需要為新一年的十三個月糧發愁。雖有點「滑頭」，但不失為良策。然而日本人處事真是一板一眼，沒有回旋餘地。當改用西洋曆時，他們竟連農曆的節氣也直接移植去西曆上！譬如1月1日，就當作日本新年，取消了原來的農曆春節，立春、七夕等也照樣搬到西曆同樣日子上。但節氣往前推了，便不能發揮宣告四時變化的功能，又怎可能照搬？因此曆法雖這樣記，那時人們還是按舊曆行事......

頓時明白，為何現今日本人會在1月1日大肆慶祝新年，而不像我們將重點放在舊曆年，不太理會西曆新年。打開我的2018年記事簿（朋友送我的日本手信）查看，現時日本確實沒有農曆新年假，七夕也仍可笑的置於西曆7月7日。也許大隈當年急於縮減開支，沒搞清楚細節，才會弄出「陰曆節氣置於陽曆日子」的古怪安排？無論如何，大肆慶祝新曆新年已變成日本人的習俗，而會像小島毅般認為新舊曆「fusion」有損日本外交（他在第16章寫道：「我覺得，日本今後如果還想作為東亞的一員，一定要與其他國家配合，恢復舊正月」）的人，相信寥寥可數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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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沉默》裡的兩種選擇

看完馬田史高西斯近三小時長的《沉默》（Silence），胸口如壓著很多鉛塊，久久不能釋懷。平實緩慢的敍事風格、極少的血腥、抽離平淡的刑罰和殺人場面，這些非荷里活式處理，反使影片充滿沉鬱張力。一個人為內心相信的真理豁出性命，本是極莊嚴偉大之事，但電影裡殉教的鄉民全都死得如螻蟻般輕賤；史高西斯之厲害，正在於以電影語言逼出這種輕，使影片有著揮之不去的沉重感。

《沉默》改編自遠藤周作同名小說，說的是三百多年前外國傳教士在日本被迫棄教、娶日本妻子並老死異鄉的故事，探討的是「在苦難跟前，神為何沉默」的信與疑問題，但影片的感染力卻不限於教徒。我這不可知論者，一樣看得糾結難過，我想是因為，《沉默》的故事也大可理解成具普遍性的兩難問題：當周遭環境逼迫人放棄一直堅守的信念，該怎樣選擇才恰當？

電影中兩個年輕神父揀選了截然不同的答案（一殉教，一棄教）。有人堅持到底，有人委曲求全。恰如現實世界的縮影。

《沉默》發生於十七世紀正實行「禁教令」的日本。幕府嚴禁百姓信仰天主教，地下信徒被捕後會遭極刑。兩名葡萄牙神父為調查恩師費雷拉棄教的傳聞，偷渡來到長崎。影片初段，兩人給觀眾的印象是：卡爾倍（Adam Driver飾）膽小謹慎，不講大道理，也不願冒風險，看來是個現實傢伙；洛特里哥（Andrew Garfield飾）則滿有理想，似乎甘願為信眾犠牲一切。這明顯是「一個平凡一個偉大」的角色配搭。就連卡爾倍也不看好自己──當兩人分途躲藏時，他跟洛特里哥說的唯一一句話是：我多麼希望如你般信念堅定。

不過諷刺的是，當脅迫來到跟前，毫不退縮地殉教的，竟是不起眼的卡爾倍。

卡爾倍神父（左）和洛特里哥神父

難忘電影這一幕：為懲罰卡爾倍不願棄教，幾個裹上草席的信徒被官吏逐一拋下海，在岸邊的卡爾倍忍不住了，高舉雙手奔向海中。「浪花濺起，他向小舟游過去，邊游邊喊著：『請聽......我們的祈禱！』那聲音分不出是哀叫或怒吼，隨著黑色的頭沒入波浪中而消失。」（括號內容引自原著）

至於洛特里哥，一直沒想過凜然就義。是貪戀生命？是認為在世間使命尚未完成？影片沒詳細交待。最後，他不忍信徒為他受「穴吊」之刑而選擇棄教，踏在耶穌畫像上。他相信耶穌一定會認同他為憐惜信眾生命而棄教這個做法。

遠藤周作無疑是同情棄教者的，認為他們長年被教會歷史所漠視和輕蔑。電影在最後一個畫面亦刻意點明洛特里哥只是表面棄教，內心從沒叛離上帝。然而我想大部分人都會覺得，洛特里哥的抉擇，是軟弱和自我欺騙。就如小說裡通譯以鄙夷語氣對洛特里哥所說的話：「卡爾倍還很純潔。可是你呢......你是最卑怯的人，不配稱作神父！」如果連神父也認為保存性命（不論是自己還是別人的）最重要，那麼鄉民和卡爾倍的殉教，豈不顯得可笑？

卡爾倍的勇氣，令人動容，但他在電影裡卻不是主角，現實世界裡又何嘗不是如此？為信念一往無前的人，總是最先成為「炮灰」，剩下來的，大多是夸夸其談的洛特里哥：無事無幹時說得慷慨激昂，遇上阻滯時則左閃右退，且自我安慰：「我只是策略性地作出讓步，總有一天，我那一套信念會反敗為勝……」、「我存在的使命還未完成，不能這麼快犧牲……」、「我是憐惜別人受苦而讓步......」等等。

今天我們或很少機會遇上性命攸關的抉擇，但類似《沉默》裡的兩難處境，並不少見。是忍氣吞聲、委屈求全？還是義無反顧、大步向前？這是活在世上最艱難的選擇罷。

（順帶一提：小說《沉默》的寫作靈感來自一真實歷史人物。據遠藤在小說後記介紹，主角洛特里哥的「原型」是岡本三右衛門，其本名是鳩傑貝. 凱拉，生於西西里亞，1643年偷渡到日本傳教，受「穴吊」之刑棄教後，娶日本人為妻，1685年死於日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