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德剛的「歷史三峽論」

2009年，不少殿堂級的學術人物離世，如季羨林（專研中亞及印度地區出土的梵文及吐火羅文佛教典籍，但最廣為人知的作品當然是《牛棚雜憶》）、任繼愈（所著的四卷《中國哲學史》是以不折不扣的「共產黨語言」寫成，多年來是國內大學哲學系的「教科書」，影響之「鉅」，自不待言），還有法國人類學家Claude Levi-Strauss。但最令我等以「讀史為樂」的小讀者難過的，當數唐德剛教授的離世。

幾年前，斷斷續續閱讀一些關於民國史的書籍，究其起因，是當時讀了唐德剛的《晚清七十年》，發現歷史竟可以如此有趣好玩。有人稱他的文字是「唐派風格」，除了指他的文筆幽默外，我想那還代表著一種將歷史由學術廳拖出來、置於一個以史為鑑、以史探尋國家未來的位置上的寫作方式。搞歷史研究，而不相信歷史於人類未來有益的話，那便很容易流於「為研究而研究」，或者成了「為畢業／升職而研究」的糊口之作。

梁文道早陣子在鳳凰衛視的「開卷八分鐘」用了五集談唐德剛，多次提到他的「歷史三峽論」。簡而言之，「三峽論」是唐提出的一個歷史假設，他認為中國幾千年歷史可以綜合為「三大階段，兩次轉型」，型態就像拐了兩個大彎的「三峽」。在《晚清七十年》第一冊「自序」裡，作者曾詳述「三峽論」的想法。按其見解，幾十年後，中國就會完成第二次轉型，成為民治（主）國家。

內容且抄錄如下：

四千年來我民族之社會政治型態之發展，蓋可綜合之為三大階段，即封建、帝制與民治是也。......從秦國開始的我國史上第一次社會政治大轉型，發自商鞅（390-338 BC），極盛於始皇，而完成於漢武（140-87 BC）......

第二次大轉型，與第一次大轉型頗有不同之處。第一次轉型時，由於我們內部的社會發展至某一階段，促使我們社會政治結構非轉型不可，那是主動的。第二次就不然了，它幾乎是完全出於西人東來之後，對我們著著相逼的挑戰......（鴉片戰爭就）是個分水嶺。

無奈這次轉型，如果最後能轉出個長治久安的定型來，根據中西歷史中的前例，它至少需時兩百年才可能有個初步結果。因此在轉型的初期和中期，如1898年的戊戌變法時期，和1919年的五四運動時期，分析家對中國前途的變數，實無法掌握。蓋前途歧路太多，歧路亡羊，安知羊之所之也？可是日月推移，歧路漸少，羊在何路不難追踪，中國前途的遠景何似也就隱約可見了。

俗語說：「女大十八變。」小女孩才變了三、五變，您怎能看出她的變形呢？可是等到她姑娘已變了十五變之後，將來她會成為怎樣的一位夫人，我們也就不難預見了。這只是個時間的問題；非後之來者勝於前賢也。

根據筆者大膽的觀察，我國史上第二次社會政治大轉型，實在是從割讓香港之後才被迫開始的。如今香港收回了（按：此文寫於1997年），一百五十年的苦難歲月也悄悄地溜過去了。從林則徐到今天，我民族至少也傳了五代了。古語說：「五世其昌。」當年的道光皇帝也曾經說過：「久屈必有大伸，理固然也。」......

回顧前瞻，預期我民族再有四十年，應可完成國史上第二次社會政治大轉型之偉大的歷史任務。國有定型，民有共識，以我國我民、我才我智之最大潛力，走入人類歷史上民治主義的新時代，開我民族史今後五百年之新運。

時光匆匆，1997年距今已是十多年的事，然而中國的民治／民主，看來仍是遙遙無期。是學者太過樂觀？還是歷史根本無法預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