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1月12日星期五

消失的十二月


葛飾北齋作品
因為準備到東京小旅行,最近重又讀起幕末和明治維新史。

讀中國清末民初史,常會嘆息連連(為何宋教仁要在關鍵時刻被殺?為何中國的軍閥都欠缺視野?為何八年抗戰後即陷入內戰?為何是共產黨取得最後勝利⋯⋯),更會不由自主想到今日香港之沉淪,乃種種歷史差錯所造成;於是越讀越心酸,越讀便越難以抽離。

讀日本幕末維新史卻是另一番風景,有如在看一齣劇情緊湊而結局圓滿的大電影。(當然,這「電影」不能包括侵略韓、中的部分。那是另一個故事了,一個自大狂妄擴張國土的故事。)

由最初黑船到訪,「尊王攘夷」的看法佔上風,到後來大部分有識之士明白國家「現代化」之必要,到最後,倒幕成功、取回政治權力的明治新政府大刀闊斧,推行新政,於政制、教育、軍事、工業以至飲食、髮型等作出徹底改革——日本的現代化過程,確實富於戲劇性,尤其微妙的是,在每個骨節眼,他們似乎都有能力把事情推向正確方向;譬如幕府便是在非常適當的時候滅亡,令新政府可以廢藩置縣,變建封為中央集權,有利改革。

一切都那麼順暢,如電影劇本,高潮迭起,結局皆大歡喜。讀這段歷史,自然而然會產生一種美學式的愉悅感(因距離而生美,因圓滿而生美),並強烈感受到整個國家那時散發的勃勃朝氣。這跟清末民初中國所散發的悲戚、沉重與不知所措,可謂天差地別。

明治維新是一場徹底掦棄舊事物的翻天改革,日本人做到了,原因之一,當然是因為他們沒有「文化包袱」。大部分的習俗、傳統以至典章制度,都是由隋唐中國學來的,這一次,不過是棄掉那套舊的,再學一套新的吧。但要將舊有的一切改掉,始終是莫大挑戰。我特別有興趣知道維新的一些細節,從小島毅(Kojima Tsuyoshi)的《東大爸爸寫給我的日本近現代史》,便讀到明治初年改用太陽曆的始末,當中因由可謂完全出乎我意料,亦非常有趣,值得一書。

明治政府早於1873年(明治六年)便放棄用了千年的「太陰太陽曆」(即中國農曆),改為採用西方太陽曆(即現在的西曆)。以前總想當然地認為日本這樣早改用西曆,顯示了邁向現代化的決心(中國是在民國元年開始使用西曆,即 1912年1月1日),但原來背後還有不可告人的苦衷。

據小島毅在書中所講,日本改曆法,是為了「錢」。事緣明治六年是閏年,合共有十三個月(順帶一提,閏年的計算方法是每十九年有七個閏月),因政府向來按農曆月份向公務員發薪,所以明治六年便要發放十三個月糧銀。

當時,「岩倉使節團」還在歐洲考察,留守政府的財政由大隈重信(後來創辦早稻田大學)負責。他眼見推行新學制、招聘外國專家、振興產業等政策導致開銷龐大,已到捉襟見肘地步,便竭力思考如何縮減開支。聰明的大隈最後想到了:在明治五年十月(即1872年11月),政府宣布採用太陽曆,也就是說,「明治五年」的十二月會消失,西曆1873年1月1日就是「明治六年」的開始(在網上查萬年曆,1873年1月1日,是農曆十二月初三)。

由陰曆變陽曆,政府便不再需要為新一年的十三個月糧發愁。雖有點「滑頭」,但不失為良策。然而日本人處事真是一板一眼,沒有回旋餘地。當改用西洋曆時,他們竟連農曆的節氣也直接移植去西曆上!譬如1月1日,就當作日本新年,取消了原來的農曆春節,立春、七夕等也照樣搬到西曆同樣日子上。但節氣往前推了,便不能發揮宣告四時變化的功能,又怎可能照搬?因此曆法雖這樣記,那時人們還是按舊曆行事......

頓時明白,為何現今日本人會在1月1日大肆慶祝新年,而不像我們將重點放在舊曆年,不太理會西曆新年。打開我的2018年記事簿(朋友送我的日本手信)查看,現時日本確實沒有農曆新年假,七夕也仍可笑的置於西曆7月7日。也許大隈當年急於縮減開支,沒搞清楚細節,才會弄出「陰曆節氣置於陽曆日子」的古怪安排?無論如何,大肆慶祝新曆新年已變成日本人的習俗,而會像小島毅般認為新舊曆「fusion」有損日本外交(他在第16章寫道:「我覺得,日本今後如果還想作為東亞的一員,一定要與其他國家配合,恢復舊正月」)的人,相信寥寥可數吧。

2 則留言:

  1. 今年是明治維新150年,也是戊戌變法120.
    日人在纪念,華人沒感受,也不知道.
    多寫一些明治维新,很有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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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來到日本,書店有大量跟維新有關的書,大河劇也在上演《西鄉don》,大手買入很多日文書,咀嚼後會多寫幾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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