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11月6日星期三

番薯旅行記


田裡的蕃薯葉
下田多了,開始對植物「前世今生」的變化過程產生興趣。所謂「前世」,就是植物被人類馴化之前的野生祖先。譬如新手農夫常常種的生菜,有很多品類和形態,到底生菜的野生祖先,是在哪裡被人類馴化的呢?它又是什麼樣子的?又譬如,我們現在常吃的很多種農作物,包括蕃茄、番薯、馬鈴薯、粟米,它們的野生祖先其實都來自美洲,那麼它們到底是怎樣變成「全球化」食糧的呢?

雖然中文著作中難找到關於農作物的人文史這類書,尚幸台灣有不少科普翻譯作品,可充當盲公竹。早陣子便讀了 Jared Diamond 的《槍炮、病菌與鋼鐵》(Guns, Germs and Steel)和 Charles C. Mann 的《1493: 物種大交換丈量的世界史》(1493: Uncovering the New World Columbus Created),兩本書都是從植物演化和物種交換角度,探視植物與人類歷史關係的精彩之作,也稍稍解答了我心裡的一些「前世今生」問號。

Diamond 的書已是科普經典。作者在書裡提出了一個突破性觀點 ── 大洲主軸的走向(譬如非洲是南北走向,歐洲是東西走向),是文明能否出現的關鍵 ── 這是此書最常被人討論的地方,但書中有關野生植物的馴化(domestication)如何間接孕育出人類文明,也非常值得一讀。

一般學者認為,人類文明源於農業興起,但為何農業只在某些區域出現?以前老師教我們,河流和沃土是農業的搖籃,所以文化的起源地都和河流密不可分。但作者卻另有高論:有些地區特別「好命水」,擁有較多易馴化和營養成份較好的野生植物,於是這些地區便會孕育出最早的農業社會。

例如一萬年前,居於肥沃月灣(Fertile Crescent)的美索不達米亞人,用很短時間已經將野生的小麥、豌豆等「馴化」,變成可自行栽種的農作物,這是因為小麥和碗豆正好是很「易馴化」的植物。「易馴化」的意思是:野生小麥很容易長,很快打穀,而且它是自花授粉植物,比異花授粉的作物較能保留上一代作物的特徵,所以古人只需挑選不落粒、夥粒大、發芽快的小麥粒來種,長出來的下一代小麥便會像「餅印」般,保留以上有利於人類食用的特徵。加上兩種植物都有很優質的營養成份,碳水化合物和蛋白質齊全,亦令古人有足夠誘因由狩獵變成農耕。

想想也真有趣。書上說,世上有二十萬種野生植物,但只有十來種成為我們今天的主食。而這些作為主食的作物,早在幾千年前已全都被馴化完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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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於Mann 的《1493: 物種大交換丈量的世界史》,則以「哥倫布大交換」(哥倫布除了發現新大陸,同時將本來彼此相隔的美洲和歐洲大陸兩地的物種也來了個大交換)為轉捩點,重寫世界史。書裡道出了番薯傳進中國的故事,非常傳奇。

番薯原產地是美洲,十五世紀由哥倫布帶到西班牙。那麼番薯是何時和怎樣由「番邦」傳入中國的呢?原來早於明朝,它已由菲律賓傳入中國。

據書上介紹,明朝萬曆年間(1593年),福建商人陳振龍在呂宋(菲律賓)吃過番薯後,發現它耐旱易活,生熟可食,有「六益八利,功同五穀」,甚為喜愛。於是他不顧當地政府的出口禁令,將番薯藤絞入繩索中,走私帶回家鄉,然後在住宅附近的邊隙地,嘗試種植。就這樣,一條來自菲律賓的番薯藤便落戶中國。

及後,福建一帶出現飢荒,陳振龍的兒子陳經綸靈光一閃,向巡撫金學曾提出在該省種植番薯,或可解決飢荒問題。巡撫從之,結果「大有收穫,可充穀食之半」,填飽了不少中國人的肚皮。陳振龍的其他後代,還將番薯傳到浙江、山東、臺灣等地,堪稱「中國番薯之父」。

此後,番薯在中國便常常和「飢荒」掛上了勾。上了年紀的香港人見到番薯仍會覺得它是「cheap嘢」,是「窮人食物」,番薯,讓他們想起苦難。但其實番薯真是又隨和又有益的作物呢。正正因為它粗生又有營養,才會在幾百年前繞過大半個地球來到中國,並被廣泛種植。當我這個假日農夫在田裡看著番薯苗滋滋生長時,能不滿腹感慨嗎?

2013年8月10日星期六

山雨欲來的悲愴-John Lilll《6 favourite Piano Sonatas》

曾幾何時,聽貝多芬的鋼琴作品時,思緒總是難以集中。以為貝多芬不是我杯茶,直至最近在大會堂聽過英國殿堂級鋼琴家John Lill彈貝多芬第一協奏曲後,才恍然大悟:我是未遇上精彩的演繹而已。

那場和小交合作的音樂會,John Lill的琴音一開始便散發著難以形容的閒雅淡定。節拍像磐石般穩定,又極具爆發力。無論多快速的樂段,音符都像流水般明亮、清澈、剔透,猶如雕刻在時光上的紋理。樂曲充滿形狀和顏色,神采飛揚,是我現場聽過最精彩的貝多芬一協!

或許,以前被貝多芬的鋼琴作品搞到呵欠連連,很可能非貝之罪,而是版本問題?是演奏者未能成功進入貝多芬的世界,才連累聽眾待在門外,不得其門而入?

後來,專程到唱片店尋找John Lill的唱片,結果找到Regis出版的《6 favourite Piano Sonatas》。

貝多芬的三十二首奏鳴曲,只有極少鋼琴家曾完整灌錄過,John Lill是其中一人。今年稍後,他會在英國演出貝多芬sonata cycle,慶祝明年七十歲大壽。七十歲,仍獲邀演奏貝多芬的sonata cycle,足見江湖地位。回家後,急不及待聽這一套兩張的CD。一如大部分貝多芬奏鳴曲精選唱片,掛頭牌的是第8號「悲愴」。一聽之下,那種欲罷不能、神采飛揚的熟悉感覺回來了!

第一樂章的引子,他彈得比一般慢,飽含感情,呈現奇特的悲戚感覺。快速樂段,則吐露了他的「簽名式」:每個音符都明亮剔透,由手指傾瀉而出,山雨欲來之勢,如情緒快將崩裂瓦解,令人透不過氣!我特別喜歡他對細節的處理,譬如樂段間的過度,彈得恰到好處,流暢而不造作。

聽完此碟,翻出另一張唱片作對照:RCA出版,Arthur Rubinstein《Great Beethoven Sonatas》。Rubinstein彈蕭邦很有君子氣度,然而他的「悲愴」......天呀,節拍過慢,無神無氣,一副好死不如賴活的表情,這絕對不是「悲愴」,而是「死樣」!誇張點說,兩人彈的,彷如兩首毫不相干的曲子。

乘工作之便,John Lill來港時有幸訪問了他,才知道他是少數仍以「隱身」為榮的鋼琴家。他這樣理解彈琴:「我覺得自己是一台translation machine,任務是將作曲家寫的東西,在觀眾面前重現(re-create),所以我越少介入便越好。」他又說:「如果觀眾聽完演出後跟我說:『what a marvelous pianist!』,那對我沒意思,因為彈得好是應份的。但若他說『what a marvelous piece!』,that means much to me!我希望觀眾忘記我,只聽到作品本身。」

隱去自己,是Arthur Schnabel那一派貝多芬專家所採的彈法,John Lill則將此傳統推到極致,因為他曾宣稱,演奏時可直接和已故作曲家溝通,在他們「指導」下,彈出作品的本來意思。為了順利和作曲家「聯絡」,他每次演出前都會獨處默想兩小時。

雖然這種和作曲家「交流」,聽起來很玄,但至少從象徵的層面來說,這是每個演奏家皆夢寐以求的境界吧?而John Lill確是達到此境界。「貝多芬就應該是這樣彈。」聽完John Lill演出,心裡所想到的最貼切形容,就是這句話。

相關文章:
最好你忘掉我 專訪John Lill(文:默泉)

John Lill彈貝多芬「悲愴」,第一樂章:


公認的貝多芬權威Emil Gilels,1968年的現場演出。比我所擁有的CD版本有味道得多:


Arthur Schnabel的版本,有點過促失控:


大師Wilhelm Backhaus的版本,彈奏速度與別不同,但很耐聽:

2013年8月6日星期二

由一粒粒到一團團


一個月後便考二級鋼琴試。三首考試歌大致準備好後,近月開始勤練音階(scale)、分解和弦(broken chord)及琵音(arpeggio)。練熟了,回頭再彈以前學過的古典或流行小曲,竟發現:十隻手指不知不覺靈巧多了!現在亦能夠較快看出音與音之間的和弦關係(尤其是左手),所以已不用像最初那樣「遂粒音」摸索,而是「一團團」地處理音符,讀譜快很多。

其實用鋼琴彈流行曲之類的簡單樂曲,常令我想起以前彈民歌結他的經驗。彈民歌的人多數沒樂理根底,所以老師採用的方法通常是:要學生死練基本chord。他會讓學生記熟幾個最常用的和弦(如C、Am、Dm、G7、F),然後再教他一、兩種簡單的右手彈奏指法,之後學生便可配合使用,為不同歌仔伴奏。譬如用C、Am、Dm、G7,已可伴奏《Today》(也因此,在我那個年代《Today》是大家第一首學的結他歌)。

現在回想,這方法不要求學生懂任何樂理,只需按簡譜上的和弦,配合指法,便能大致「彈出個譜」,很易上手,令結他成為特別有親和力的樂器。但這優點換另一角度看也是缺點:以此方法學樂器的人,只能純粹的「跟譜做人」。他根本不知道何解某處要用某和弦,更不會理會什麼chord progression。一旦你只給他一條旋律而沒有和弦提示的話,他便完全呆住了,不懂配chord。

嚴格來說,只懂彈chord不懂配chord,是只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應該不能算是真正懂得音樂,只可算是懂得perform而已。不過這種方法也非全無可取。至少,它可以令彈奏者慢慢熟習某些基本和弦的音感變化和彼此的關係。有此作基礎,再學習樂理便容易得多。

我想,彈琴的道理也一樣。先是只知其然地彈奏,死練爛練,待熟習了一首歌後,便開始注意樂曲和弦的組成和變化。而當了解了和弦變化後,演奏也往往會更流暢、更有深度。

最近我便以此法練習Richard Clayderman的好幾首歌仔。Clayderman的音樂有一個特色,就是左手伴奏通常是分解和弦(如《秋日私語》和《夢中的婚禮》),某些曲子連右手都是清晰的分解和弦(如《童年的回憶》中段),所以是絕佳的「和弦分析」入門習題。譬如《童年的回憶》的開首是:I-IV-I-V7-I(G-C-G-D7-G),極簡,卻極美。喜歡彈Clayderman,正因為佩服寫曲人竟能以如此簡單的旋律與和弦pattern,創造出如此動聽樂章。(補充一句,Richard Clayderman大部分作品並非由他執筆,而是由他「背後的男人」Olivier Toussaint和Paul de Senneville 創作或改編。)

因為習琴只有一年半,所以我彈的曲子很多時是移了調的簡單版。譬如《夢中的婚禮》我彈的是A小調,《秋日私語》是A小調及D小調。理論上,明白了和弦的推展後,我可以將歌仔轉回原key彈奏,但前提是練熟原調的音階和主要和弦。知易行難,要練熟較難的調,我這個鋼琴新丁,還要費一番功夫呢。(學琴小札四)

2013年7月9日星期二

花蓮太魯行

太魯閣的燕子口
出發到台灣前,一直未決定是否去太魯閣國家公園。由太魯閣官方網站得到的訊息是,進入太魯閣的道路部分會間歇性封閉,以處理泥石流造成的山體崩塌,也有景點因嚴重受損而未能開放。封路、落石、泥石流,似乎有一定危險性,加上出發前不久花蓮曾經地震,令我這個獨行旅客不敢放肆,打算到達台北後才再作決定。

幸好抵台後天氣大致穩定,打電話問花蓮「台灣好行」巴士和遊客中心也說沒問題,便決定在第六天出發到花蓮。

太魯閣國家公園橫跨花蓮、台中、南投三個行政區。她的出現,其實源於台灣總統一個修路構思。上世紀五十年代中,蔣經國決定修建一條貫通台灣東西兩邊的公路。在當時資源、技術相對匱乏和落後的情況下,政府每天以五、六千人用炸藥和人手開鑿,歷經三年九個月,這條長192公里、名為「東西橫貫公路」的血汗之路才終於竣工。五十年代中仍是「反攻大陸」年代,這公路其實是在炫耀台灣的實力。

橫貫公路不但貫通台灣東西面,由太魯閣閣口至天祥一段,更是依著立霧溪旁大峽谷開鑿而成,險要壯麗。開通後,很多台灣人專程駕車前來欣賞。1986年,政府便索性將公路、峽谷和周邊山巒列為太魯閣國家公園。

看太魯閣,主要是看她的險。早於建公路時代,已有二百多人在此殉職(太魯閣的長春祠就是為紀念這些死者而設,另一景點靳珩橋則是紀念當年巡視燕子口一帶而被落石砸死的工程師靳珩)。時至今日,颱風、豪雨仍經常導致道路崩塌。我乘「台灣好行」旅遊巴士入山時,便看見白沙橋附近,泥石流沖毁整條路遺下的痕跡。(下圖)

  
太魯閣的燕子口,最能體現其險。這路段採人車分流,旅遊車和巴士在新建的隧道裡行駛,旅客則可在舊的中橫公路上慢步,細意欣賞峽谷下的立霧溪、對岸的雄奇絕壁,和台灣人以血和汗開鑿的山洞隧道。

喜歡峽谷,因為它比山更壯麗。大理石形態和紋理因大自然日復日的雕琢而變化多端,比山耐看。喜歡峽谷,還因為對峽谷有情意結。多年前膽粗粗跟朋友徒步進入西藏墨脫,正因為聽聞西藏雅魯藏布大峽谷很雄偉壯觀。沒想到這次在台灣,根本不用費幾多腳力(燕子口的東面起步點有巴士站),已可近距離欣賞峽谷風光。因為太喜歡這個景點,我前後走了三遍燕子口。走熟了,連公園免費提供的安全頭盔都懶得借,不作任何安全措施下邊走邊拍照。 

其實若沒有遇上壞天氣,太魯閣的景觀型步道(如燕子口、砂卡噹步道)是很好走的平路,不少台灣人會一家大小自駕前來遊玩。但太魯閣的高難度步道(如錐麓古道)有一定危險性,需事先向當局申請才能進入。這次因時間和體力所限,只選了最簡單的路線,希望以後有機會再來爬高難度的山。

在太魯閣國家公園的另一驚喜,是晚上來到天祥下榻的「旅店」。所謂「旅店」其實是天祥基督教會。我在香港找資料時無意中發現它,來天祥見到教堂真身時,仍驚訝於它的歐陸山城風味。石砌的不規則外牆,配上簡單的長型窗口,靜靜佇立在天祥小山頭,比起附近的天祥晶華酒店,更加吸引人注目。因為知道這個住處的人不多,晚上住通舖(打地舖)的只有我和一對年輕香港情侶。負責的邱伯伯很慷慨地讓我一人獨佔一間大房,古老和式拉門、亮晶晶的木地板、令人昏昏入睡的吊扇,是我在台灣睡得最香的一晚。(通舖收費450台幣/人,有興趣可聯絡天祥基督教會。電話訂位:03-869 1203,邱建福先生)

2013年7月5日星期五

登陽明山記


往冷水坑途中,眺望七星山
這次到台灣,是為了行山。「香港都有山,為乜飛去台灣行山?」朋友知道我此行目標,通常會有如此反應。

香港當然有一流的山水風貌,尤其西貢鹹田灣、浪茄一帶的山巒和海灣,絕對達國際水平。無奈香港太細。緯度的變化幾乎是零,高度的變化也只有九百多米,使得各座山的植被很相似,景觀也較為單一。

山的美,常依賴水的點綴,然而除了海和水塘外,香港並沒有什麼湖泊和像樣的河流,也欠缺壯觀的地貌如溫泉、地熱、大河川、大峽谷等。雖然有地質公園,但卻又太偏遠和零碎。因此總覺得,我們的郊野,欠了一份大山大水的恢弘氣派,屬小家碧玉型。這次台灣遠足之旅,就是想去體會其他風貌的山。

抵台北翌日,我跟在旅館認識的香港女孩結伴登陽明山。其實幾年前遊台北時,也曾在陽明山腳轉了一趟。那次本打算登山,但才剛到達山腳卻突然刮起狂風大雨,連上山小巴也停開,唯有狼狽折返。

非常幸運,這次來到陽明山不單沒下雨,還常有一小片烏雲遮著猛烈太陽,無論走在樹蔭或太陽下都很舒暢。又因為海拔高,這裡的氣溫比台北市內低三、四度,城市的焗熱一掃而空。

所謂陽明山其實是「陽明山國家公園」的簡稱。往陽明山的交通很方便,我們由劍潭捷運站坐紅5號巴士前往陽明山巴士總站,只需30分鐘車程。到了巴士總站,再轉乘108號遊園小巴,即可到達各個山上景點。

108號小巴會繞來繞去走遍山上主要景區,包括竹子湖、小油坑、二子坪、冷水坑等,是山裡主要交通工具。本來我們以為沒什麼人會在周五登山,沒想到上山的本地人和旅客都蠻多,小巴連站位也擠得滿滿。

難怪台灣人喜歡以「台北的後花園」來形容陽明山。擁有「後花園」,對城市人來說是重要的,因為一個台北人若被工作和俗務累壞了,他隨時可坐車過來陽明山,然後隨興之所至在某個景點跳下小巴,即時開始登山!雖然香港的山也以「鄰近市區」聞名,但論交通方便程度,卻遠不如陽明山國家公園──山上有陽金公路、百拉卡公路、中湖道路等貫通各山系,著名山峰如大屯山、七星山等雖然都超過一千米海拔,但因公路也有七、八百米高,登頂也就不太艱難了。

這種將馬路建到登山口旁的做法,令陽明山成為一座非常可親的山。回港後翻看資料,原來早於日據時代,日本人已構思將陽明山地區變成「大屯國立公園」,卻因二戰爆發而停止。及至1985年,台灣政府才正式展開陽明山國家公園計劃,全個公園包含一萬一千多公頃面積,將大屯山、七星山、擎天崗等都列入其範圍。

我們來到擎天崗,本打算走魚路古道(又名金包里大路,是舊時由金山到台北大稻埕的山徑古道),後來得知部分路段不通,唯有臨時改變行程,由擎天崗步行至冷水坑。

擎天崗甚至旅人歡心,因為這兒有大片草地。日據時代,政府為了造林而禁止農民在山區放牧,為便利農民便在擎天崗設置大嶺牧場,讓農民在農閒時可寄養耕牛。時至今日,擎天崗仍疏疏落落地有些牛在吃草,但平坦寬廣的草原更吸引人。這兒有一片草原高坡,像個小懸崖,站在懸崖邊可望見前面的小山丘和遠處的七星山系,層層疊疊,像幅山水畫。

第二次上陽明山,和朋友登面天山(977米)。
這裡可遠眺台灣北端海岸線,風景甚好。
由擎天崗至冷水坑的路很好走,大約一小時已抵達目的地。若單看照片,會覺得沿途的山路和香港的郊野公園很相似,唯有親歷其中始發現其中分別:陽明山獨特的「山曲」。 

在香港遠足時,蟬鳴鳥叫像背景音樂般通常引不起旅人注意,但陽明山的「山曲」卻是高調的。它的分貝之高、聲音之奇,令人沒法不留意它。幾天後我和另一位朋友再登陽明山時,曾有耳鳴毛病的他便覺得「山曲」聒耳難忍。 
 
至於我,則頗喜歡被「大自然音響」包圍。當然,若果是在霧氣騰騰的黃昏聽到這些動物昆蟲大合唱時,相信也是頗詭異的。

帶著美好的聲音記憶,我們很快抵達冷水坑。冷水坑的巴士站附近,有免費溫泉提供,我們也順道享用了溫泉泡腳池。冷水坑是全台唯一的沉澱硫磺礦床,泉水約四十度,不太熱,泡完之後,雙腿的疲累即時消失。羨慕那些可以天天來泡溫泉的台北叔叔嬸嬸,不但天天養生閒聊,也天天親近自然,不用像香港的長者般坐困城市的小房間裡,悶出病來。

2013年6月3日星期一

點解我要去六四晚會?

六四24周年。因著支聯會提出「愛國愛民」的口號,因著陳雲提出杯葛六四晚會,令每年例必會出席燭光晚會的人如我,都必須反問自己:「點解我要去六四晚會?」「愛國是否我去六四晚會的原因之一?」

Critical thinking的第一規條:任何有意義的討論,必須先為所討論的關鍵用詞下定義,有了對關鍵詞的共識後,參與討論者才可互相溝通、理解,否則,所謂討論只是「鷄同鴨講」,各說各話而已。這次有關「愛國」的討論,正正就是如此的「鷄同鴨講」。不同派別人士,連對這個詞的意思也未有共識,某甲說「愛國」就是「愛黨」,某乙說「愛國」就是「認同劣行不斷的強國人民」,某丙說「愛國」就是「愛一種制度或者追求一種制度」,最後,紛紛擾擾地,大家只能在毫無交流和理解下結束這場討論。

「愛國」是什麼意思?它真的可以有一個單一定義嗎?

我同意,「愛國」早已被共產黨扭曲了意思,變成了愛黨、愛和諧、不提任何異見、乖乖聽話的同義詞。但如劉銳紹所講,正因為它被扭曲了,我們更要努力「將它扭番直」,而不是跟咗共黨果套,聽從和採用他們對這個字所注入的「潛意思」。因此,我們首先可以eliminate「愛國」=「愛黨」這個說法。

但就算撥開共產黨所造成的「文字污染」,我們是否能將「愛國」此詞「扭番直」也有疑問,因為這個詞本身從來都充滿歧義。(一個大型組織用如此意義含糊的字眼作「口號」,絕對是無腦之舉)「愛」是「認同」、「忠誠」,還是「縱容」?「國」是指實質的東西?領土?河山?人民?還是較為「虛」的事物?抑或「愛國」兩字不應拆開來理解,它代表了一種特殊的、對中國這方土地的關懷、著緊情愫?人人對「愛國」似乎都有自己一番理解。

譬如最近李怡說,「愛國」就是「愛一種制度或者追求一種制度」。這是一個撥開共產黨、很認真去定義「愛國」的嘗試。雖然我很尊重李怡先生,也很熱衷追求民主制度,但我認為他這個分析不夠徹底。愛民主和愛國,應該不是同一回事。

追求民主,是追求一種令自己和他人能活得有尊嚴和安全的政治制度,這是一種很明朗的、大是大非的理性抉擇。而愛國,愚見認為,則是一種含混的、關乎身份認同的情感傾向。此情感一旦出現,會令我們對某片土地特別關懷與著緊。換言之,是sense和sensibility之分別。

或許,李怡的話可轉化成:「我愛國,這代表我關懷、著緊那方土地的狀況,我希望看見那方土地的人民有尊嚴地生活。而我知道唯有在民主自由的政制下,人民才能活得有尊嚴,所以我努力追求民主自由。」不知這個演繹,有否歪曲李怡的原意?但肯定的是,當我說「李怡是個很愛國的人」,別人應該不會以為我的意思是「李怡很熱衷追求民主」。

若果「愛國」就是對某片土地的特殊的、關懷的情感,像父母對孩子的那種關懷、著緊、想他過得好的「愛」,那麼我會如此回答我文首那兩條問題:

第一題:「點解我要去六四晚會?」因為那是對死者的紀念,對難屬的精神支持,最重要,是向當權者展示我們持之以恆討回公義的決心。選擇去支聯會的晚會,不因為我覺得他們搞得好(其實每次都在忍受),只是希望凝聚力量。

第二題:「愛國是否我去六四晚會的原因之一?」是。因為若果我對中國這塊土地沒有特殊的、關懷的情感,以上三個出席六四晚會的原因,根本不成立,中國搞成點,又關我乜事?(有些人關心中國的政治改革,是因為一種功利的考慮,認為只有當中國實現民主,香港才可能有真民主,但這不是我去六四晚會的原因)

走筆至此,忽然明白,為何陳雲說平反六四『是大陸人自己的事』、『不要將香港與中國的命運捆綁』,竟然會有網民認同。事實上,香港的年輕一代,由懂性開始便天天聽著中國政府幾貪腐、中國人幾見錢開眼、公德全無的新聞,另一方面卻對中國豐富多姿的傳統文化全無認識,此消彼長,試問他們怎可能對中國存有特殊的關懷感?

2013年5月9日星期四

食物的旅程:來自泥土,回歸泥土

輝哥的魚塘
倫國輝在沙頭角南涌的農場,可用「遼闊」二字來形容,他自己則愛說「好大」。追問之下,輝哥說魚塘有八十斗,農地十多斗(一斗地 = 7,260平方呎)。合共六十幾萬平方呎,真正是地廣人稀。魚塘水波粼粼,照見環山倒影;少見的好地方,難怪農場內十多隻狗特別活潑開朗。

每星期有兩天,輝哥會開車到各區送菜給訂戶,之後便順道到深水埗「民社」和大埔職工盟「食德好」收集廚餘,拿回農場做堆肥。倫國輝是香港極少數堅持自製堆肥的有機農夫。這天我們來到食德好,四個擺滿廚餘的大膠桶已在靜候。膠桶裡有綠色的菜頭菜尾和色彩繽紛的爛水果,是義工隊早兩日由街市菜檔回收得來的瓜菜 ── 質素好的用來煮午餐供職工盟學員享用,爛掉的則全歸輝哥「享用」。輝哥不濫收,他只收鮮廚餘,所以膠桶放了兩天也不覺太臭,只散發出腐敗水果的腥甜味。「熟廚餘有肉,做堆肥容易偏酸偏咸,無咁好!」輝哥一邊搬膠桶上車一邊解釋。

廚餘變堆肥,為堆填區減壓,最近成為城中熱話。但「堆肥」其實還蘊含著更有詩意、生生不息的自然循環概念。農夫將食物賣給社區,社區得到食物滋養後,將沒吃進肚裡的菜莢果皮交回農夫做堆肥;這樣,來自泥土的食物,最終變成腐殖質返回泥土,「化作堆肥更護菜」。食物/植物回到起點再生,堆肥就像一條 missing link,將人類、食物和大自然重新連繫上。而且以傳統方法做的堆肥,量少質高,即時回饋農場和社區,不像社區(為了減廢)使用廚餘機造出量多而肥力成疑的「雞肋」堆肥般,好睇唔好用。

在外地,堆肥和有機農場可謂「孖公仔」,但想在香港農場找到堆肥卻不容易。「我知馬寶寶有做,但其他農場就甚少。」輝哥無奈說。以傳統方式做堆肥,靠的是經驗累積,技術並不難,難就難在:
1. 運輸成本高、
2. 所需時間長、
3. 空間要很大。

輝哥有職工盟津貼每次百多元運費,才可放手做;但對於其他農場,空間才是最大難關,因為做堆肥,要「夠大堆」才發得「靚」(大堆才可保六十度高溫)。輝哥農場夠大,可泡製巨大堆肥 ── 兩個各自可容納四噸廚餘、以鐵片圍起的魚塘畔土地。他估計,自己是全港最大的堆肥「個體戶」。處理廚餘時,他要站在廚餘和穀糠堆起的「平台」上工作。

輝哥更嫌收來的廚餘太少,因為堆肥做得慢去得快,「依家係追住嚟用!舊的那堆已用晒,但新的又未得。」四噸廚餘,經過發酵會變成一噸堆肥,僅夠農場用兩轉,所以他通常「慳住駛」,只用於生長時間較長的南瓜、蕃茄、果樹等。

倫國輝堅持做堆肥,還源於其農耕理念:有機農業強調的是社區連結。他認為農夫和食用者的關係不應建基於認證制度,而是一種互信,所以他的農場幾乎是one man band,約三十個訂戶都和他認識,「若盲目增產,只是有機的『工廠化』農業而已!」他的農場和社區有各式各樣的互動和連繫:除了回收廚餘,他會替NGO打穀,然後以打下穀糠做堆肥原料;又會回收公司丟棄的過期食品,譬如最近便收了十多噸變壞黃豆,「將它們散在泥土,會自動分解,變成氮肥。」在農夫眼中,天然物都是寶;如果每個有機農場都和社區建立緊密連結,多少報廢之物可獲重生?

輝哥希望未來可以做到「讓農場食物回歸農場泥土」── 訂戶吃農場的菜,同時將吃剩的廚餘交回農場。崇尚自然的他沒特別宣傳這想法,但其中一位訂戶莫太竟和他心有靈犀,幾個月前開始把家中廚餘交給他。於是南涌的瓜果蔬菜,繞了香港一圈後,又回到生命起點,完成完整的旅程。

幾天後,我走進莫太在旺角的家,親身了解這零廚餘家庭的飲食習慣。原來莫太既買有機菜也種有機菜(荃灣和沙頭角都有田),之所以想到把廚餘交給輝哥,乃因她有自做堆肥的習慣,做多了,便送一些給輝哥。為了兒子健康,莫太一家甚少出外用膳,吃的都是有機食物;而廚餘無論生熟,都會用來做堆肥。

她非常滿意自家堆肥的效用,「泥土會好肥,有好多蚯蚓,好似手指咁粗!我吔大廈管理員,本來唔鍾意我將堆肥桶放在後樓梯,怕有人投訴,但早排我請佢食過我種的有機菜後,佢好鍾意!不單俾我放堆肥桶,仲幫我搵回收的膠桶。」莫太笑說。

我忽發奇想:如果每個香港家庭都有一位家庭農夫(既然有家庭醫生,為何不可有家庭農夫),接收每家產生的廚餘,那麼廚餘還是問題嗎?若覺得這太天馬行空,可以換個方式:讓每個家庭都有一個連線的社區園圃,接收每家廚餘做堆肥。若果成事,「家肥花潤」將不再是異想天開的事。


BOX 如何做堆肥?
輝哥做堆肥,是一層廚餘、一層穀糠,層層疊起。做法很簡單:將收來的廚餘倒在堆肥陣的最上面,推平後,在表面覆蓋一層穀糠,再蓋上大膠布,禮成。加入穀糠是要提高廚餘的碳氮比(carbon/nitrogen ratio,即C:N ratio),以適合微生物活動。整個發酵過程約兩個多月,其間要偶然翻動令發酵平均。廚餘最後會轉化成鬆軟清香、呈咖啡色的泥土狀東西──堆肥。

*原文刊於綠田園基金季刊《稻草人》第66期

2013年2月6日星期三

以意彈琴


練琴,是否一定要坐在鋼琴前?

這並非IQ題,而是初學鋼琴時,我常問自己的問題。當時家裡未買琴,只能外出租琴,但總覺得練琴時間太少,於是偶然我會在沒有琴的情況下練琴。

沒有琴,怎叫「練琴」?其實,這關乎我們如何理解「練琴」。

彈琴時接觸琴鍵的是手指,但令手指運動自如的是什麼?是意念。

當你把樂曲彈得行雲流水時,意念不會引起你的注意,因為它只是一種很朦朧的潛意識(就像上次我用的游泳比喻);但當你仍在練習階段,意念卻是清晰明確的:這裡是十六分音符組成的音階,要放鬆手指;這裡是八度,要把手掌盡量張開;這裡是樂曲高潮,要用力彈!意念帶領著手指,用適當的力量與情感彈在適當的琴鍵上。因此所謂「練琴」,可視為一個內化過程,將本來存在於意識層的各種意念和指令,內化為潛意識,在彈琴時自動浮現。

如果我們如此理解「練琴」,那麼鋼琴便不是練琴的必需品。練琴要練的是意,不是手指。我稱為「以意彈琴」。

「以意彈琴」是怎樣的?嘗試找一個沒有干擾、沒有鋼琴的清靜地方,打開正在練習的琴譜,在腦海裡把作品「演奏」出來。每次「演奏」,可集中在一種事項上,譬如第一次,先以「心耳」在腦海裡 recall 樂曲的旋律。一個個音符去想,按著節拍,將整首樂曲在腦海裡「演奏」出來。無法記清楚的部分,可試著唱出旋律,弄清音調後再「演奏」一遍。

旋律沒問題後,再以「心眼」演奏:腦海是個銀幕,「心眼」可以看見手指在琴鍵上的位置轉換。可以的話,閉上眼睛重複以上練習。最後,還可以在任何平面上,以手指彈「無影琴」。

完成了意的演奏後,過幾天,當你再坐在鋼琴前彈奏同一首歌時,你會發現,比上次彈得好多了。

其實練琴就像練劍法,劍未至,意先至。Mind before fingers。一個練劍者,並非在出劍之後才去瞄準目標,而是在未揮出那一劍前,已清晰地在意念裡知道劍尖將會點到哪裡。

彈琴亦然。手指不是盲動,而是在意的指示下遊走。手指未曾彈出下一個音或和弦前,意念已知道指頭的目的地。

這種練琴法,當然不是我創的。我只是挪用了以前古典結他老師所教的結他練習法而已。

古典結他的指法非常複雜,因此老師常教我以「心眼」來練習。做法很簡單:將左手在指板上的每組指法(通常是一個和弦),visualize成一幅幅指法圖像。練習困難樂段時(譬如要換轉把位的地方),每彈完一組音,腦海便浮現下組指法的圖像。在手指放開了弦又未彈下組音符的短促時間裡,將手指模塑成新指法的大概模樣,然後才移到真正的把位上,按弦,彈奏。這個方法對練習結他特別有效,感覺就像時間突然走得慢了,手指有很多時間在弦上遊動。

用意念練習,原理是當你「想像做一件事」時,其實和你「真的在做一件事」很接近。原來早於1942年,科學家Edmund Jacobson已發現,用意念想像自己在跑步時,身體的肌肉會像跑步時那樣收縮(雖然收縮的程度很小)。之前學氣功時,也體會到運用意念,往往可以令身體產生真實的變化。那麼很可能,當你用「心眼」想像自己在彈琴時,你的手指肌肉也在悄悄活動著?

我一直好奇,「沒有琴也可練琴」這想法,在鋼琴圈流不流行?最近,讀到法國傳奇女鋼琴家Hélène Grimaud的自傳,終於知道吾道不孤。

這位特立獨行、被稱為「狼女」的美麗女鋼琴家Grimaud,剛完成了亞洲巡迴演出,但十多年前她曾經隻身在紐約最品流複雜的地區居住。因為拿不出銀行保證,每三個月就要搬家一次,窮困潦倒到不得了 ,當然也沒有鋼琴在身邊。於是除了到Steinway鋼琴店練習外,她也會做「意的練習」。她寫道:「我經常沉浸在音樂裡,雖然很少接觸鋼琴。我用思考、意象的聯結、心理的投射和樂曲的結構,研讀出音樂的風采」。

她還寫道:「手邊找不到任何鋼琴的時候,我不停告訴自己,音樂裡唯一重要的是內涵,表現的形式,只是枝微末節。而且我還有個理論:由奢入儉難。倘若找到一部絕妙的鋼琴,可能以後就沒辦法彈另一部比較差的琴。相反,平常練習用的是一部爛琴,那麼演奏會時彈到一部好的,就像上了七重天。」同意極了。

心中有琴,才是練琴的關鍵所在。(學琴小札三)

2013年1月29日星期二

美好的定義


HMV宣布破產,成了今年首宗傳播業大新聞。百年老店倒下,有人慨嘆聽唱片的舊時代要消逝了,也有人嗤之以鼻,認為僅是一種載體(CD)被另一種載體(digital file)取代而已,何足掛齒?

持後一種想法的人,相信沒聽過傳播學之父Marshall McLuhan的智慧名言:媒介就是訊息(The medium is the message)。媒體從來不是一個中立的速遞箱,每種媒體的特殊傳播方式,都會不知不覺影響整個社會的思維模式。我們甚至可以說,媒體本身的影響力,甚至比媒體傳遞的內容更關鍵。

McLuhan在上世紀六十年代說以上一番話,但它在數碼時代依然適用。今天我們的社會,隨時隨地可在網絡上合法或非法地下載音樂,不用再花時間跑唱片店,每個人,隨時隨地,都可以接觸到五花八門的音樂。而且,正因為太容易可以得到,我們卻不再像以前的人那麼懂得珍惜了。

現在人們聽音樂,相信已很難像以前的人那麼專注和深入。將同一首曲反覆的聽,倒背如流,刻印在腦。我便很記得,唸小學時,我母親買了一台日本製收音錄音機回家。這東西很快成了我的寶貝,每天放學回家,總是第一時間扭開它聽歌。我跟同時代的人一樣,很喜歡用空白的卡式錄音帶「錄製」自己的「金曲精選」cassette。因為金曲皆錄自電台節目,所以我這些DIY流行歌集,首首歌都是沒有前奏的(那時DJ會疊著前奏說話);然而這卻練就我對八十年代流行曲的絕頂熟悉。直至如今,當聽到任何一首八十年代流行曲的頭幾粒音,我已能辨認出那是何人唱的哪一首歌。

今天,智能電話裡可隨手拈來的東西實在太多了。人們已極少專注於一件事,並且開始視「一心多用」為「正常」。請想想,你有多久沒在家裡坐定定、關上所有即時通訊工具,心無旁騖地閱讀一本精彩的書?或聽一張精彩絕倫的交響樂唱片?「即時性」、「隨時性」當道,專注與閒逸,註定被忽視、被歧視。而且極有可能,它們將不再被視為「美好」。

新媒介無聲無息地改變著我們的生活習慣,以至思維方式,最後甚至連美好的定義也會扭轉。若以這角度來看CD載體(及CD店)的消逝,我想還是很值得悼念一番罷?

我並不完全拒絕科技,卻很害怕專注和閒逸會成變得過時。最近我買了人生的第一部智能電話。在享受著便捷的同時,也提醒自己,不要被即時性駕馭了自己的腦袋。先有了想法,才以智能工具協助自己達成想法,而不應是由智能工具牽引著我想什麼。我想在智能世紀,有這種認知是很重要的。

對熱情擁抱,又不失反省。這是面對數碼媒介的最佳態度。

2013年1月15日星期二

入世古典(Recycled Orchestra和El Sistema)


古典音樂,經常被視為「有錢人玩意」。因為你必得有點閒錢,才能支付動輒幾百元的學費,和購買昂貴的樂器。但玩音樂,真的需要那麼多錢嗎?樂器一定要貴,才能玩出好音樂嗎?

這涉及一個更基本的問題:為何要玩音樂?我想,關鏈在於「樂」字。拿起樂器,讓音樂燃起心中那團火,感到開心快樂,這就是音樂的目的。開心快樂才最重要,何必理會樂器的貴賤?

記得初學結他時便有過一個震撼體驗。那時我用一支幾百元的雜牌結他,聲音很爛,弦線很難按,總之彈起來就是渾身不自在。於是下結論:我彈得不好,是因為樂器質素太差。然而某日老師拿起我的結他,隨意彈起來。剎那間,破琴變身,發出響亮清脆迷人的琴音!我赫然明白:樂器是否「系出名門」不是最重要,因為一個大師彈任何破琴,也一樣可以彈出令人著迷的音樂。

最近在Youtube上看到關於巴拉圭垃圾堆填區青年管弦樂團The Recycled Orchestra的故事。這隊Orchestra,便親身演繹了樂器不在貴賤,最重要是「心」這個道理。

The Recycled Orchestra的故事,源於五年前巴拉圭社工Chavez在Cateura堆填區開設一個小型音樂中心,免費讓堆填區的小孩學音樂。因為不夠樂器,促使他想到:何不以垃圾製造recycle樂器?於是他在木匠兼拾荒者Cola的幫忙下,開始以廢物製作出小提琴等樂器。

鏡頭下,一個男孩以破油罐製成的大提琴,奏出巴哈《無伴奏大提琴組曲》,琴音哀怨。一個小女孩說,當她用recycle violin拉奏音樂時,感覺身體裡有蝴蝶在飛。在堆填區生活的孩子,因音樂而獲得新生。他們還以環保樂器一起奏莫札特的K525《小夜曲》。看著他們以破鐵罐忘情的演奏,能不感動嗎?


古典音樂真的不一定是有錢人專利,它還可以走進社會最低層,走進人的內心,甚至更進一步,成為人們對抗貧窮和邪惡的動力。早於上世紀七十年代,在南美委內瑞拉,便有人發現古典音樂是防止貧窮孩子行差踏錯的「良方」。這道良方的名字是El Sistema,最初由委內瑞拉經濟學家及音樂家José Antonio Abreu創立,不久便遍及全國,並改由委內瑞拉政府主理,每年投入大量資源。

El Sistema的理念,是以音樂作為改變社會的力量:本來可能變成吸毒者或罪犯的低下層孩子,因得到學習音樂的機會,而免於行差踏錯,甚至找到自己的生命意義。現時El Sistema在委內瑞拉有102個 youth orchestras和55 個children orchestras,並於270多個音樂中心,為30多萬個孩子提供學習樂器的機會。2007年,由El Sistema青年組成的Simon Bolivar Symphony Orchestra,在委內瑞拉年輕指揮Gustavo Dudamel帶領下,在英國BBC Proms音樂節演出,大受好評,也令全世界認識到這個計劃。最令人津津樂道的是指揮Dudamel,因他本人也是El Sistema「出品」,而今天已貴為美國洛杉磯愛樂的音樂總監。

2008年,El Sistema創立者José Antonio Abreu獲得Glenn Gould Prize及其他不少獎項。作為一個減少年青罪犯的計劃,El Sistema的成績是肯定的,但在我看來,El Sistema更精彩的地方是:它證明了古典音樂不只是附庸風雅,也可以改變人生命,而且不論富人窮人。古典不一定曲高和寡。它也可以很入世,很革命。

The Recycled Orchestr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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