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8月19日星期五

無因之因

Kandinsky, Deepened-Impulse

(上一篇:〈孩童之問〉)
小孩追問「點解」,常令成年人抓狂,因為每個因總還有因,任何涉及「為什麼」的問題,都可無限挖掘下去,像玩接龍遊戲般,永沒止境;而越往下挖,問題便越宏大,有時演化成權威、社會價值、生活模式、是非對錯的「點解」問句,令滿腦子只有「點樣」的成年人,無力招架。

正如我存在的原因,可上溯至父母邂逅、相戀、結合,父母存在又可再上溯至更古老祖先的邂逅、相戀、結合......層層回溯,終歸會追問到世上第一個人存在的原因;就算簡單如「十萬個為什麼」的問題,諸如「人為何會肚餓?」、「花為何會綻放?」,只要遇上持之以恒、不滿足於點到即止答案的發問者,也總可無限追溯、觸碰到最終極的問題:「這個世界為什麼會存在?」、「為什麼宇宙充滿物質,而非一切皆空?」

很多人認為宇宙起源問題,是一條宗教問題,應該由宗教家回答。中世紀神學家阿奎那(Thomas Aquinas, 1225-1274)便認為,基督教的神,是宇宙存在的原因。他給的其中一個理由是:「因-果」這鏈條不可能無窮後退(an infinite regress),總必會有第一個因,作為整個因果串的「起點」,而神就是最理所當然的「第一因」。

第一因論證(First Cause Argument),是極貼近常識的想法──我們無法接受無中生有,宇宙怎可能「叮」一聲,沒有任何因由便突然出現?所謂事必有因,宇宙的誕生也不可能無因──直至今天,還有很多人視它為神存在的理由。不過,很多哲學家已指出第一因論證的謬誤。

羅素在《為甚麼我不是基督徒》裡便言簡意賅地點出問題所在:

某天我讀到穆勒自傳這句話:「父親告訴我,『我是誰創造的?』這個問題是沒答案的,因它牽連到進一步的問題,即『上帝是誰創造的?』。」自傳中這句話,使我猛然悟出第一因論證的謬誤:假如萬事萬物都必須有因,那麼上帝也必須有因,假如無因事物可以存在,則宇宙和上帝都可以無因。

如果有一物創造宇宙,那麼誰創造此一物?若果萬事萬物皆必有因,為何獨獨此物可以無因(所謂「uncaused cause」)?當代美國哲學作家Jim Holt在某場TED talk便開過如此玩笑:「如果神存在, 他可能會質疑:我是永恆的,也是萬能的,但我是從哪來的?」一方面說萬事必有因,另方面說世上有一物無因(並以此結束整個詢問),是自相矛盾,自打嘴巴的。就算非要安排一「無因之物」來作宇宙的因,我也寧願是老子所講的「道」:無形無相、無善無惡、無以名狀、渾沌恍惚。

認為「因」不可能無限回溯,然後設想出一個「無因」形象,作為宇宙最後的因;「第一因論證」某程度上還犯了「循環論證」謬誤(前題暗含了部分結論):基於個人偏見而認為無窮後退不應存在,最後得出神是終止後退者的結論。但為何因不可無窮回溯?為何「無因之因」必然是宗教家的神?

一個從不思考宇宙起源的人,若不是極愚蠢,很可能就是被現實生計折磨太甚。

另一方面,一個輕易將宇宙起源歸因於「無因」的人,若不是極聽話溫馴,則很可能是:難耐沒有確切答案與意義、經常焦灼不安的生存狀況。他是受不了無窮後退所帶來的虛無感。

如此說來,「第一因論證」長期被人們援引,也是一種人性的表現。

2016年8月8日星期一

習慣

豐子愷,「今夜故人來不來, 教人立盡梧桐影。」
(上一篇:〈Hea活〉
生活平淡乏味時,我們總是寄望某個巨大的轉變,或某種全新的環境,會令隨後的人生變得幸福、美好。搬屋、創業、辭工去流浪、組織家庭、生育小孩、建立新嗜好等等,我們總想在巨大變動之後,脫胎換骨,從此活得富足快樂,幹勁衝天,每晚含笑入夢。

這種瞬間的「transformation」,當然也是有的;不過更常見的情況卻是:大變過後,很快打回原型,然後再渴望變,再打回原型......

據說,大部分贏得巨額彩票的人,經過幾個星期狂喜後,心情便會回復未中獎前那樣,悲觀的繼續悲觀,自在的繼續自在。可見巨大突變只能改變人所處的環境,卻不能改變人看事物的方法。與其寄望於環境的改變,倒不如關注那些長期影響人行為和思想模式之物,譬如我們向來最不在意的:「習慣」。

滴水穿石。這世上,沒什麼東西的力量強大得過習慣。走路時腳掌用力不均的人,幾個月便可將鞋底磨出傾斜的平面,那斜面就仿如腳掌的延伸,鞋和腳融為一體。同樣道理,日復日地做同一件事,這件事亦將會成為我們生命的一部分,與我們融為一體。這就是「習慣」的威力。

經常長嗟短嘆的人,不消幾年,便會養成嗟嘆習慣,繼而成為嚕蘇王,或負能量發放站。
經常委過於人的人,不消幾年,便會養成卸膊習慣,繼而成為暗箭王,或神憎鬼厭分子。
經常挑剔的人,不消幾年,便會養成奄尖習慣,繼而成為無法開心的負面王。
經常提不起勁的人,不消幾年,便會養成消沉習慣,繼而成為一堆爛泥。

當壞的看待事物「習慣」落地生根,其摧毀力驚人。另一方面,若能養成好的看待事物「習慣」,轉變亦同樣巨大:

經常掂記著生命美好段落的人,不消幾年,會養成微笑感念的習慣,繼而變成快樂富足的人。
經常看淡得失的人,不消幾年,會養成豁然的習慣,繼而變成收放自如的人。
經常試著向目標走多一步的人,不消幾年,會養成矢向明確的習慣,繼而變成自己想變成的人。

合抱之木,生于毫末。宏偉始於微小,逐少逐少積累,看來比突變更能產生龐大深遠的影響。只要想想每晚都不刷牙的人牙齒最後會爛到什麼程度,便可明白箇中道理。而刷牙卻是一點也不刺激浪漫的事,甚至是很悶很煩的。但它卻可令你的牙齒幸福、快樂。

十九世紀德國哲學家尼采,曾長期受疾病煎熬。他在箴言集《曙光》便以治病來闡述「逐少地積累」的重要性,茲錄如下:「一個人的呼吸一天天變弱,即使這種變化的單位極其微小,最終也會因肺部長期得不到足夠運動而患上慢性肺病。治療這病的唯一方法,是朝相反方向,作無數次簡單的鍛煉,如每一刻鐘深呼吸一次。......希望治療靈魂疾病的人,也要注意改變他最微小的習慣。」(《曙光》,第462條)

與其突然做一百次仰臥起坐,不如每天做十次。與其盼望突變帶來希望,不如不厭煩瑣地建立良好「習慣」,成為幾時也能察見幸福的人。

2016年7月24日星期日

Hea活


Edvard Munch, Melancholy,1894.
(上一篇:〈誘惑〉
有人但求開心與享樂。有人期盼在世上留痕。有人希望發揮最強小宇宙。有人想改變社會不公。有人只專注當下與過程........我們活在一個非常包容的時代。對於別人認為怎樣的活法才算「不枉此生」,怎樣的人生才算得上「幸福」,我們通常不作置喙。若危害到他人,則另當別論。

這時代的信念:自己活得「值」還是「枉」,活得「幸」還是「不幸」,只能以他本人的感受作準。你追逐你的幸福,我追逐我的快樂,各有各精彩,各有各活法。以改變社會為己任的人或會暗暗鄙視享樂主義者對社會毫無貢獻,一如享樂主義者會暗暗取笑社會改革家在自討苦吃,但他們卻皆尊重對方,因為大家都同樣忠於自己──按自己相信的一套,過著想過的人生。

唯一令享樂者和改革家皆憎厭和鄙夷的,是「無所謂」或「是但」地活的人,又名「hea活」者。

「hea活」者,對一切都無所謂,對一切皆興趣缺缺。他們對任何事物的熱情只能維持三分鐘。大部分時間,他們沒特別想幹的事,沒特別著緊的觀點,無愛也無憎,對一切無感。「人生皆不外如是。」「做人就係咁。」這是他們的口頭禪。一切選擇,於「hea活」者看來都沒有分別。

「hea活」者也是典型犬儒者,愛用懷疑和不屑目光看待一切,嗜好是蕩平他人的熱情。譬如遇上享樂者,他們斥:「浪費金錢」。遇上改革家,他們笑:「癡人說夢」。遇上積極實踐理想者,他們皺眉批道:「需時太久,划不來」。他們很奇怪這些人竟對生活充滿激情。他們從來無法理解激情為何物。世上沒任何東西值得投放精力,「hea活」者如是認為。他們覺得活著真沒趣,卻沒發現沒趣的其實是自己。

因為對什麼都提不起勁,「hea活」者通常過著被動人生。有些會以日常雜務來填塞生活。掃地洗碗丟垃圾、到銀行入賬、到超市購置食物、繳交水電煤費、收拾家中雜物......這些日復日又不得不幹的事情,他們慢條斯理地做,讓腦袋永遠有事在忙。其實他們並不特別愛做雜務,只想大條道理掃開內心的不安,無需思考自己到底想過什麼生活,想有什麼目標。

另有些則會以工作來填塞日子。上司交托的工作,他們完成得漂漂亮亮,毫不在乎超時加班。他們被同事視為「好好先生」或「好好小組」,因為他們竟然願意被沒完沒了的公事佔滿所有時間。其實他們並不特別愛工作,只是不願有人看穿他們毫無所謂與激情的人生。

還有一些,為求掩飾自己的無目標無方向無主見,便按著別人說好的方式來生活。人們說旅行好他們便去旅行,人們說進修好他們便去進修,人們說某行業好他們便做某行業。其實他們對旅行進修行業什麼的,皆談不上愛或恨。別人忠於自己內心,他們卻像空心人。

「hea活」者的時間總是太多,要用各種方法去消磨掉。當其他人在想方設法,用最短時間處理掉瑣碎又纒身的「生活雜務」,或工作崗位所必須面對的「該做的事」,「hea活」者卻是盡量攤長它們,以填滿人生。當其他人正為目標而奮鬥,「hea活」者卻為沒有目標而發愁。你身邊可有如此的「hea活」者?

2016年7月16日星期六

誘惑


Edvard Munch, Evening on Karl Johan ,1892.
(上一篇:〈Happy Moment〉
「做人最緊要開心。」仔細想想,這種「快樂主義」哲學之所以會廣受現代人歡迎,根本是勢所必然,因為我們活在有史以來「誘惑」最密集的時代。

「誘惑」挑動人追逐「快樂感覺」,而當四周圍看來只有「誘惑」,沒有其他時,人很容易誤判,以為「誘惑」和「快樂感覺」就是他應該關注的全部。這是「誘惑」障目的時代。

「飲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孔子這話,多少總括了遠古時代的「誘惑」種類──不外乎食欲和性欲的滿足。今天,食與色依然穩佔「誘惑」兩大席位,但在高度商品化和網絡化的廿一世紀,「誘惑」已是種類繁多、無處不在之物,一如城市背景般,緊緊包圍我們。尤其是那些只有一個指頭距離的「誘惑」──隨便click一click,捽一捽,快樂即可到手,門檻極低,不花分毫。臉書和手機遊戲,絕對是這個世代最有特色、且最難抗拒的咫尺「誘惑」。

而能夠跟「網絡誘惑」平分春色,恐怕非「零食誘惑」和「消費誘惑」莫屬。薯片一打開,很難不把整包吃完.....走進超市或商場,很難空手而回.....你或會說,這些平常日子的「誘惑」,列出來實在太小兒科。人們心目中所想像的「誘惑」,是足以教人身敗名裂,或像蛇引誘夏娃般帶來嚴重後果的東西。因此,對於上網、吃零食、亂消費之類,我們總是掉以輕心,甚至根本從沒視它們為「誘惑」,有任何抗拒的必要。「不過是生活的基本樂趣吧!」你大概會說。

在這個隨心而行的年代,誰會為常上臉書而感到愧疚?但看來微不足道的「誘惑」,實足以蠶食滿腔志氣。當你每天用了四、五個鐘頭在網絡輕鬆閒逛,等於每天少了四、五小時光陰,去完成其他對你更重要的事。當你一口氣吃完整排朱古力,等於破壞了你曾許下的健康生活承諾。當你忍不住買下大堆奢侈品,等於要延擱未來的進修計劃......一旦滿足「誘惑」變成習慣,我們竟不知不覺放棄建構自己未來的主導權。逗留在「誘惑」泥沼裡的時日越久,意志便越散煥。惰性取代積極,最後墜進「越快樂,越墜落」的圈套。小「誘惑」可以導致的大「惡果」。

如果不願過墜落日子,或許是時候開始認真對待「誘惑」,學習自制。

有些人認為自制能力是天生的,不可能學。譬如那個著名的「棉花糖」心理學實驗便發現:那些能夠控制自己不吃掉眼前那粒棉花糖、好等待十分鐘後獲得兩粒棉花糖的四歲小孩,長大後仍是非常自律的人,能夠抗拒各種誘惑,專注達成自己的目標。至於心急吃掉一粒棉花糖的孩子,長大後很多都上不了大學,甚至會吸毒、犯事。

「棉花糖」實驗結果,跟我們一貫相信的「三歲定八十」民間智慧很相似。難道自制能力確是天生的,而且會決定畢生命運?但「天性說」忽略了一個重要的社會文化因素:西方崇尚自由發展、反對限制孩子行為,因此四歲時不太自律的孩子,根本不會有學習自制能力的土壤,唯有天生自律的孩子,才會繼續保留這個性格特徵。

一個更加貼近我們日常觀察的理論是:自制力像游泳般是一種技巧,多作練習,自必熟能生巧。而「棉花糖」實驗裡自制小孩的一些做法,正好提示我們如何練就「自制力」。

實驗裡,忍著不即時吃掉棉花糖的小孩,其實擁有兩種能力:在腦海比較「即時滿足欲望」和「延緩/拒絕滿足欲望」所導致的兩種未來(一粒棉花糖VS兩粒棉花糖)的能力,和積極拒絕當下誘惑的能力。據實驗者的觀察,自制小孩都會各施各法,去避開當下誘惑,做法包括:用雙手遮蓋眼睛(看不到棉花糖,便不那麼難受......),和分散注意力(看看房間裡其他陳設,便可暫時忘記棉花糖......)

「不要看」,和「想想別的事」,不就是最好的抵抗「誘惑」方法嗎?小孩如此,大人也一樣。而比起實驗室小孩,我們可以「想」的「別的事」更多,包括曾為自己訂立的大大小小目標。下一回,當你又心癢癢想打開臉書之際,且嘗試離得電腦和手機遠遠的,和認真想想近來最希望達到的目標。

2016年7月13日星期三

上帝的石頭


Michelangelo, The Creation of Adam
(上一篇:〈無因之因〉)

1.

古往今來,任何關於創世的理論,若涉及「善良」的「創世者」,便必然會面對「惡為何存在?」的反詰。

一個「全知、全能、全善」的「創世者」尤其令人不解:他既然全知,理應在創造宇宙萬物之前,已曉得一切的發展、變化和終局。他既然全知又全善,則為何忍心世界在發展的過程裡充滿天災、人禍、仇恨、殺戮,使他創造的蒼生飽受痛苦折磨?況且,他還是全能的,他設計的宇宙藍圖應該是最好的......

基督教神學家很早已發現他們必須解決「the problem of evil」,否則信仰無從說起。生於公元354年的奧古斯丁(Augustine)是早期認真思索「惡」的神學家,他尤其關心人類作的「惡」。奧古斯丁給的答案屬典型的「free will defense」模式:因為上帝賜給人類自由意志,人類卻沒好好使用,才導致「惡」的出現。

我們可以將奧古斯丁的論點加以引伸:全善的創世者,其實早知世界會變成如今這般糟糕(他是全知的,一定料到人類會誤用自由),但因為他相信再糟糕的世界,都勝於人類全沒抉擇能力、像機械人分毫不差地依照預設「程式」行動的世界(他是全善的,一定會選出最好的宇宙設定),所以權衡輕重後,他還是決定保留人類的「自由」,同時附送「惡」── 一個不太討人喜愛的「贈品」。

雖然進化論早已指出人不是被創造出來,而是進化而來的,但這跟「free will defense」的觀點並不抵觸,因神學家仍可假設,由猿進化成人,乃上帝預早的安排,〈創世紀〉寫六日造世,只是文學象徵手法。

但奧古斯丁的解答,對現代人來說仍是非常欠說服力,因為如今世上的「惡」,比奧古斯丁所能想像的要多得多,甚至瀕臨失控地步:兩次世界大戰、奧斯威辛集中營的猶太滅絕屠殺、日軍的南京大屠殺、中國的十年文革、兩伊戰爭、八九民運、九一一世貿恐襲、巴黎連環恐襲、伊斯蘭國勢力急速擴張、歐洲難民流離失所......試問一個「全善」的創世者,怎可能同意這麼多「惡」皆是必需的?眼前的世界,怎可能是最好的設定?難道我們都要接受Richard Swinburne一類宗教哲學家的說法:「If my suffering is the means by which the creator can give you that choice, I too am in this respect fortunate(如果我的痛苦能成就你的自由抉擇,我很幸運)」?

「惡」在蓬勃滋長,令「全善創世者」的想法顯得荒謬可笑。我便寧願相信科學家霍金(Stephen Hawking)的宇宙創生假設:宇宙之初,只是一個點(稱為「奇點」,也是時間的起點)。這個非常熱和密度無限的點,因某些原因開始膨脹,於是星系漸漸形成,它們之間的距離越拉越大;但宇宙不會無限膨脹,去到某個階段,她會開始收縮,星系之間的距離亦越縮越細,最後,宇宙變回一個點,然後再膨脹.......

宇宙重複地漲大縮細再漲大縮細......宇宙若有「創造者」,他肯定不是善類;創造於他,只是過癮好玩而已。

2.

「全知、全能、全善的創世者」無法解釋世界的「惡」為何存在,那麼「全知、全能,但不太善良的創世者」會較好?但單單是「全能」這個概念其實已內含邏輯矛盾。譬如我們應如何回答:「上帝能否造出一塊自己無法舉起的石頭?」

「石頭問題」是個全能悖論(omnipotence paradox)。「全能者」若不能造出該石頭,代表他並非「全能」;「全能者」若能造出該石頭,但因為他不能舉起石頭,因此他並非「全能」。換句話,無論造不造得出那塊石頭,他都不可能是「全能」的。

「石頭問題」是最常被引用的全能悖論例句,但我們亦可以將問題換上不同內容,而不改其矛盾本質,譬如我們可以問:「全能者能否造出一件他吃不完的芝士蛋糕?」、「全能者能否造出一座他無法摧毁的大廈?」、「全能者能否造出一條他無法跨越的水溝?」、「全能者能否造出一本他自己看不懂的書?」等等。

所有這些問句,都暗含了兩個相互矛盾的項目:「X能做所有事」(全能)和「X有做不到的事」(舉不起石頭)。假如X是受邏輯規限的生命體,他肯定不能同時符合此兩項目,因為它們邏輯上矛盾。但若X不是普通人,而是上帝,他仍受邏輯律限制嗎?「全能」是否包括邏輯上不可能的行為?

小時候我們都聽說過「自相矛盾」的成語故事。故事中的小商販聲稱「我的矛無堅不摧」,同時又說「我的盾可擋萬物」,好事者於是問:「假若以子之矛攻子之盾,有何後果?」我們知道,後果一定是其中一方會被摧毀,因為「無堅不摧」和「可擋萬物」不可能同時為真,小商販的「商品說明」純屬吹噓。但上帝呢?他是否能超越邏輯,在邏輯之外?

這等於問:如果宇宙真有「創造者」,他除了創造天地萬物,是否還創造了自然定律、數學定律、邏輯律?如果答案是肯定的,那麼他應該不受邏輯律限制?但人類一直視邏輯律為永恒真理之一,創造者怎可能在「真理」之外?如果真有「創造者」,在他世界裡,2+2還是否等於4?三角形的三隻內角,還是否等於180度?

關於「全能」的討論,似乎不比「全善」問題更易處理。

2016年7月9日星期六

Happy Moment


Miro,"The beautiful bird deciphering the unknown to a loving couple"
(上一篇:〈強權奪不走的微笑〉)
1.

雖然很多哲學家看來不愛吃人間煙火,但並非所有哲學家都對俗世幸福不感興趣。假若我們花點時間,開列出不同時代的哲學家對「幸福」的看法,會發現這份列表非常奇特。它看來就像兩個敵對陣營,在陳述著截然矛盾的觀點,怎樣看也不像同類。

首先是甲陣營。

孔子說:「不義之財,於我如浮雲。在陋巷裡,吃著冷飯,喝著清水,別人看來貧賤,自己卻樂在其中,這就是幸福。」
老子說:「看透世情,過著平淡知足的簡樸生活,這就是幸福。」
孟子說:「在必要的時候,捨棄生命,換取公義,這就是幸福。」
愛比克泰德說:「外在環境和欲念絕不影響我,徹底自由地作出抉擇,這就是幸福。」

然後是乙陣營。

伊壁鳩魯(Epicurus)說:「幸福就是,盡量避開肉體的痛苦,達至舒適愉悅。」
休謨(Hume)說:「幸福就是,聰明地運用理性,達至欲望的滿足。」
邊沁(Bentham)說:「幸福就是,獲取盡量多的愉悅,避開盡量多的痛苦。」
穆勒(Mill)說:「幸福就是,獲取盡量多的愉悅,避開盡量多的痛苦。雖然我較喜歡知性性活動帶來的愉悅。」

甲陣營認為,「幸福」源於自我約束和品格完善。它跟外在環境毫無關係。

乙陣營認為,「幸福」源於滿足欲望所帶來的快樂。它直接受外在環境影響。

毫無疑問,現代人大多站在 「乙陣營」的隊尾,視「快樂感覺」為最有價值之物。無論當下在追逐的是愛情、事業、金錢、權勢或任何東西,大部分人所欲求的無非是快樂、開心。在「乙陣營」的成員眼中,世上唯一擁有內在價值(intrinsic good)的東西,只有「快樂」,其餘一切,都只是獲取「快樂」的法門。

這是一個高度肯定「快樂」的時代。就算不是極端的享樂主義者,我們也不可避免是「happy moment」的信徒:期望在短短幾十載人生,累積盡量多的「happy moment」。這樣,當生命走到盡頭,我們回顧一生時,那種種「happy moment」,將讓我們感到此生無悔。


2.

「做人最緊要開心。」這肯定是街頭巷尾最常聽見的philosophical statement。

其實「快樂至上」這種想法,就如病菌般,長期潛伏在生活每個角落,等我們接收。簡單如扭開電視,映入眼簾的便盡是宣示「happy moment」的華美影像:嘆一客早晨全餐,真快樂;穿流線型跑鞋跑步,太快樂;買個名牌手袋,極端快樂......

打開手機,情況也好不了多少。吃韓燒的「happy moment」、看電影的「happy moment」、學夏威夷小結他的「happy moment」、在主題公園一家共聚的「happy moment」......社交網絡上,盡是親朋戚友在圖文並茂分享的,盡皆是食嘆玩帶來的瞬間快樂感覺。

臉書,像一張我們樂於向他人展示的人生CV,而「happy moment」則是用來豐富CV的關鍵要素。臉書,呈現了這世代人們對「幸福」的主流看法:「happy moment」越多的人,其生活就越是美好。

將「快樂」視作人生最高追求,哲學家稱呼這種看法為:快樂主義(Hedonism)。

曾經,「追求快樂」被視為沒大志,可現在,「追求快樂」已成了很多人的大志。人們最常用作支持「追求快樂」的理由是:「求樂避苦,是人性嘛。壓抑天性,會黐線架!」在快樂主義者眼中,什麼都需要理由,唯獨快樂不需要理由,因為趨向快樂是人的本質,就像趨向陽光是植物本質一樣。因此對快樂主義者來說,「幸福」只是個「技術性問題」──既然人求的只是「快樂」,而大部分「快樂」可用金錢買得,那麼人生需要處理的問題其實只有一個:「如何賺取更多金錢?」

至於甲陣營所講的品格、美德、生命提煉之類,快樂主義者認為根本out of the question。「這些是宗教家的事務,怎可能跟我的快樂拉上邊?」他們會如此回答吧。

3.

人越快樂,便越幸福。這是現代最流行的幸福哲學。

回顧西方哲學史,最先想到系統化地「量度」快樂的,是十八世紀英國哲學家邊沁(Bentham)。邊沁本是牛津大學法律系高材生,他之所以對量度「快樂」感興趣,乃因他想改革當時英國法制。他問自己:「一個國家的政治結構和法制,到底想達到什麼目的?」但要回答此問題,卻必須先解答一條更根本的問題:「組成國家的人,所追求的生活目的又是什麼?」

邊沁想到的答案很簡單:人追求的是快樂感覺。求樂避苦,僅此而已。

為了準確量度每個行為可帶來的快樂量,邊沁還發明了「快樂微積分」(Felicific Calculus)。計算方法很簡單,只需將行為可能(為任何人)帶來的愉悅(pleasure)減去可能帶來的痛苦(pain)。愉悅和痛苦的強度、長度、肯定程度等,亦要計算在內。

邊沁將每個行為可帶來的快樂量稱為「效益」(utility),能帶來最大快樂(效益)的行為,就是對的行為。「It is the greatest happiness of the greatest number that is the measure of right and wrong.」如此說來,「累積」最多快樂的人生,就是選擇最正確的人生?不過邊沁構想這套理論時,最關心的並非那些只影響到一個人的行為,而是會影響整個社會的行為,包括政府的法令。譬如據當時英國法律,偷竊罪要判死刑,這令法官經常判偷竊者無罪。邊沁認為,若將偷竊判刑改為坐牢,想偷竊的人衡量過行為或會帶來的痛苦後,便不會輕舉妄動,這樣便可改善整體社會治安,提升所有人的快樂。

當日邊沁為關注整體社會幸福而構想的理論,現在卻成了很多人評斷個人幸福的標準。

4.

無可否認,快樂感覺真棒。在不太刺眼的太陽下,於大海暢游;在安靜的房間裡,讀一本好書;炎夏的冰凍啤酒;香氣四溢的牛肉麵;運動後的冷水花灑浴;睡到自然醒的假日;隨心所欲的長途旅行等等。如此種種快樂,誰不喜歡?而且人類DNA亦早已埋下對快樂的需求。

但人的本質是如此,卻不代表人只能跟從本質而行。一隻螞蟻不用思考便知道牠該怎樣活法,因為牠總是按著螞蟻的本質行動,牠沒得選擇。然而一個人卻必須經過思考,才能決定自己該怎樣活。人不像螞蟻,他是世界上唯一有能力偏離本質而行的物種。也就是說,我們有得揀。快樂主義卻誤解了人類與本質的關係。

快樂主義的另一嚴重理論缺憾,是它將人類一切行為,皆視為獲取快樂的手段或工具。但到底我們是因為想得到快樂,而去做某件事?還是因為做了某件事,而順道獲得了快樂?

曾經在電視看過一個街頭訪問。被訪女孩說:「點解拍拖?因為想開心囉。」她答得順口,我卻不免大吃一驚:從何時開始,戀愛不再是為了覓得互相扶持、一起生活的伴侶,只是純粹找樂的行為?若戀愛只求快樂,一旦對方發生嚴重意外,無法逗你快樂、送你禮物,豈不立時要分手?

假若一個運動員是快樂主義者,只為獎牌帶來的快樂而鍛鍊,當他失落獎牌時,豈不立時要改行?假若一個知識分子是快樂主義者,只為榮譽帶來的快樂而著書立說,當他的書無人問津時,豈不立時要封筆?假若一個普通人是快樂主義者,只為快樂的感覺而活,當他面臨重大困境時,豈不立時要了結生命......

快樂主義,實含有非常嚴重的認知偏差。人生於世,值得追求的豈止快樂感覺而已?突破自己、求取真理、跟所愛的人甘苦與共等,這些東西皆值得追求,皆不需理由。很多東西都擁有內在價值,它們有時也順道帶來快樂,有時卻不。

5.

當然,篤信「快樂主義」的人並不會輕易改變看法。他會反駁:「你可將真、善、美視為你的人生目的,為何我不可將快樂感覺視為我的人生目的?」

要回答這個問題,不妨想像一種極端情況:假如「happy moment」越多便越「幸福」,那麼腦袋長期處於「happy status」,應該便是最理想的人生吧?美國右派自由主義者Robert Nozick正正問了這個問題。

Nozick提出了著名的「experience machine」思想實驗:假設有一部機器,只要將它跟腦部連接,便可令人產生「我正在做最喜歡的事,同時感到異常快活」的感覺,譬如以為自己在「吃龍蝦大餐」、「跟夢中情人幽會」、「讀一本好書」、「和朋友談天說地」或「環遊世界」等。我們假定,這部機器設計精妙,使用者將完全無法察覺眼前所見是幻覺,所感受到的「happy moment」亦跟真實世界無異,你願意一生一世和這部機器連在一起,永遠「happy」嗎?

Robert Nozick於三十年前提出這個思想實驗,其時尚未有virtual reality科技,現在「experience machine」隨時可以成真,問題可以改成:你願意一世戴著VR眼鏡享受極端真實的幻覺提供的快樂感覺嗎?

如果你感到猶豫,那麼「幸福」或許不僅只是「快樂感覺」的堆積了。比起感覺,你更著緊自己是一個行動者吧?你會期望自己能對世界產生或大或小的影響,而不是純粹「自我感覺良好」地走過一生?

事實上,若「求取快樂」是人與生俱來的本能,「求取意義」又何嘗不是?Happy moment令當下一刻明媚燦爛,渾身舒暢,但若若沒有統攝整個人生的目標,你又如何投入於每個快樂時刻?零零碎碎的happy moment,如何能夠安頓人對自我主體和創造力的關切?(修改於2016年8月7日)

2016年7月1日星期五

從心所欲不逾矩:專訪阿殊堅納西(Vladimir Ashkenazy)


1.

有些音樂家,未必是你一生中最愛,卻很可能曾在最初引領你跨進古典殿堂、懵懂感知何謂音樂之美。

記得多年前初聽古典時,我跟很多人一樣由討人喜愛的柴可夫斯基入手。那時買了一張廉價翻版CD,裡面的鋼琴協奏曲彈得燦然生輝,於是順藤摸瓜聽了Mussorgsky、Rimsky-Korsakov等俄國作品。很多年後,我才留意到那張CD的演奏者,原來是阿殊堅納西(Vladimir Ashkenazy)。

阿殊堅納西堪稱「錄音等身」(三年前Decca推出「50 Years On Decca」Box Set,紀念跟他半世紀的合作),以鋼琴家和指揮家身份灌錄過無數唱片。但相信不少中年古典迷跟我一樣,習慣將Ashkenazy歸入「導論式」音樂家。曾經遇上,卻非終極觸動。

不過正如黎明化解「關公」危機後令人刮目相看,2014年,很多香港樂迷也對阿殊堅納西有了新看法。當年十月,正值雨傘運動之際,阿殊堅納西本擬來港擔任「第四屆香港國際鋼琴大賽」(蕭邦社主辦)的評判團主席及決賽音樂會指揮(由香港管弦樂團伴奏)。其後主辦者臨時取消比賽,阿殊堅納西竟主動提出不收酬金,與「港樂」舉行兩場免費音樂會。這兩場「獻給香港的禮物(A gift for HK)」音樂會,當時被媒體詮釋為「大師撐傘運」之舉。

近日,阿殊堅納西再度訪港,趁此良機,我訪問了這位年屆七十八的巨匠,順道了解兩年前的事。指揮家身型矮細但說話有力,講到著緊處還會捏著我手臂。雖然兩度忘記細節要離座「找太太問清楚」,但他清楚表明:「當時,我只是想顯示樂團的生命力。It was simply to help the orchestra, to show that they can still do something in spite of the cancellation of the competition.」

如此說來,我們是自作多情了?音樂家關心的始終是音樂。不過大師卻透露了一件令他氣憤至今的事:「鋼琴比賽主辦者得知我和港樂舉行免費音樂會,竟生氣了,她說:we no longer welcome you to be the jury head!」其後雖有評審欲挽留,但這位性情中人已心淡,再無興趣和蕭邦社拉上任何關係。(蕭邦社今年的評審名單,已找不到阿殊堅納西的名字)

古典江湖的恩怨,小薯如我沒資格評論,但阿殊堅納西的處事方式,卻足以反映其人之坦率。

2.

雖然有些樂評人不喜阿殊堅納西的演繹風格(「欠缺個性」是常見用語),但他早年的鋼琴錄音其實不俗。譬如我曾擁有的那張翻版「柴記」CD,應是1963年他赴倫敦演出並決定不再返回蘇聯祖國後,由Decca推出的錄音。他彈其他俄國浪漫派作品也值得一聽。法國鋼琴家Jean-Efflam Bavouzet曾經憑Prokofiev協奏曲全集奪得「2014 Gramophone Award(concerto category)」。他便說過,Ashkenazy和Richter的版本,是他最推崇的。

阿殊堅納西這次來港,帶來的正是Prokofiev(第三鋼琴協奏曲)。擔任獨奏的年輕鋼琴家Behzod Abduraimov,七年前憑此曲贏得倫敦鋼琴大賽,早被視為「浦羅哥菲夫達人」,加上阿殊堅納西這老一輩「達人」擔任指揮,令人期待。

回溯歷史,阿殊堅納西能夠成為古典界長青樹,跟「時機」不無關係,因他是最早期「投奔西方」的一批蘇聯藝術家,這亦成了他的永久印記。1962年,他(在共產政權脅逼下)參加了第二屆柴可夫斯基鋼琴大賽,獲得冠軍(與美國的John Ogdon共享冠軍銜),翌年卻突然跟冰島裔妻子出走西方;在美蘇冷戰年代,此事的震撼性可想而知。

提起「出走」往事,大師仍歷歷在目。不過跟我們對「變節」的想像不同,他的出走,原來是一次「臨時」決定,「主謀」則是妻子Thorunn。「收到倫敦的演出邀請後,我向文化部提出,讓妻子陪我一同前往,因她曾長居倫敦,熟識情況,況且前一年也曾隨我到美國演出。」然而成行之日,當局卻只肯發出鋼琴家的出境visa。「你知道嘛,妻子跟我結婚時,當局迫她放棄原來的冰島國籍,宣誓成為蘇聯公民,否則我的演奏生涯便完蛋。那時政府向她保證:『放心,蘇聯是全世界最自由的國家!』」最終妻子的visa獲批,可趕及看丈夫的倫敦debut,但她已對共產政權信心已失。她憤然跟丈夫說:「我們不要回去!」

妻子這句話,改變了阿殊堅納西往後的命運。

或許因Thorunn是外國人,「出走」事件後當局沒擺出強硬態度,阿殊堅納西還曾返蘇演奏,「直至某次演出後我的visa被拖延,才下決心不再回國。」是的,這種對共產黨的恐懼,我們都懂。「連蘇聯附近的東歐國家我也不敢去!譬如波蘭吧,我雖贏過蕭邦鋼琴大賽第二名(1955年),但卻絕不敢踏足波蘭開音樂會。」1972年,阿殊堅納西正式入籍冰島,現居瑞士。說起如煙往事,音樂家眼角有淚,以手掌掩臉......


Itzhak Perlman和Ashkenazy合作的
貝多芬《第九號小提琴奏鳴曲》,是至今聽過的最佳版本。
3.

近廿多年,阿殊堅納西以指揮為主,鋼琴演出為副,近年則只在兩個兒子(Vovka是鋼琴家,Dimitri是單簧管演奏家)的音樂會上演奏。觀眾再無緣得見他彈大型協奏曲的風采。

在古典界,由鋼琴家過度到指揮家的有好幾位,Ashkenazy、Mikhail Pletnev、Daniel Barenboim,都是難得的「兩棲」音樂家。鋼琴家是如何變成指揮的呢?原來阿殊堅納西從小便熱愛管弦樂,「小時候,我聽的樂團音樂會比鋼琴獨奏會還多!很多曲目都了然於胸。」

移居冰島後,因丈人(也是指揮家)擁有一隊小樂團,他順理成章試著指揮,沒想到效果甚佳。「由始至終,我都沒真正學過指揮。但我有很多指揮家朋友,會教我一些竅門。」彷彿命中註定,八十年代初,其經理人Jasper Parrott同時也是New Philharmonia(即現時的Philharmonia Orchestra)的經理人,他因而獲得更多指揮機會。如是這般,「指揮家阿殊堅納西」慢慢冒起,曾任捷克愛樂樂團、NHK交響樂團、悉尼交響樂團的音樂總監,也和多國際樂團保持緊密關係。

姑勿論阿殊堅納西是否你喜歡那杯茶,他對音樂的熱誠,確令人動容。他在訪問裡講過:「我喜歡音樂,但最初並沒想過自己會成功。音樂是我生命的一部分,我不能沒有它,比起事業什麼的,這才是我最重視的東西。」不禁想起孔子的「七十而從心所欲不逾矩」。喜歡便去做,我想,阿殊堅納西已邁進這種化境。十分期待他的指揮演出。

2016年6月20日星期一

強權奪不走的微笑


Portrait of Epictetus
(上一篇:〈得意失意〉)
什麼才是人最值得追求的幸福快樂?面對失意與歹運,如何是好?這本是哲學家最應關注的問題。古往今來,並非只有中國哲人才察覺到俗世「幸福」有多變幻莫測和不可恃,在古羅馬,也有兩位哲學家思考過歹運與幸福問題。他們親歷過最悲慘和峰迴路轉的人生,對此問題的回應,絕非紙上談兵。

其中一位是活躍於羅馬和希臘的愛比克泰德(Epictetus,公元50至130年)。他的母親是名奴隸,所以他自出娘胎也是奴隸(主人Epaphroditus,也曾經是奴隸)。他的人生充滿悲苦,譬如因遭受主人毒打而變成跛子,跟饑餓與痛楚經常為伍。後來,主人賞識其才智,安排他跟隨斯多噶派(Stoicism)哲學家Musonous學習,厄運終得以逆轉。獲得人身自由後,他開始教哲學,未幾,羅馬國君卻下令將所有哲學家驅逐出境,愛比克泰德也在其列。他遊歷到希臘的Nicopolis後,安頓下來開辦學校,繼續教授哲學,直至老死。

斯多噶派哲學認為人雖不能控制外在環境,但採取什麼態度面對,卻有絕對自由。誰可以阻止我用微笑跟厄運打招呼?他在《Discourses》談話錄裡講過,人生中最美麗的東西,就是「不受情緒和欲望牽制的自由」。

愛比克泰德告誡門生,不要傷神去擔憂不能控制的事,「天氣不適合出海,我們會心急地追問風向,但這是風神而非我們作主的事呀!倒不如做好控制範圍內的事,其他一切,便順從上天安排(We must make the best of those things that are in our power, and take the rest as nature (God's will) gives it.)。」

愛比克泰德對「厄運」的思考尤其多。他認為,就算被強權暴政脅逼,失去自由,甚至有斷送性命之虞,人還有「意志」可供差遣。他想像了這樣的對答:

「快說出秘密!」
「我不會說的。說與不說,權力在我。」
「我可以用鐵鍊鎖起你!」
「你說什麼?鎖起我?你可以鎖起我的腳,但你永不能鎖起我的意志。連宙斯也不能征服它。」
「我會囚禁你!」
「你指我的身體吧。」
「我會砍你頭!」
「什麼?我有告訴過你,我是世上唯一不可能被砍頭的人嗎?」

這段對答,完美展示了他對「幸福」的看法。肉體的舒適愉悅,是可以拋棄的「有待的幸福」,不假外求的意志,才是值得珍視的「無待的幸福」。強權可以囚禁你的身體,但不能囚禁你的意志。如果不能改變厄運,便不要讓它影響自己情緒。越戰時期,美國空軍James Stockdale就是靠著大學時唸過的愛比克泰德,熬過四年被虐待和單獨囚禁的牢獄生涯。

另一位思索過厄運和幸福問題的是波愛修斯(Boethius,公元475至525年)。這位羅馬望族之後,本來過著優裕生活,且官運亨通,廿五歲便當上元老院議員,之後擔任東哥德王國的執政官。可惜好境不常,任執政官時,皇帝認為他意圖謀反,將他收進牢獄,一年後被處絞刑而死。

當得知死亡逼近,波愛修斯開始在獄中寫作,最後完成《哲學的慰藉》(The Consolation of Philosophy)一書。書的形式獨特,是作者和名為「哲學」的女郎的獄中對談。波愛修斯以自己的不幸遭遇為起點,跟「哲學」女郎探討何為真正的幸福快樂。

他不忿為何自己多行義事,力抗奸臣,愛惜百姓,卻不得善終,失去一切幸福。「哲學」女郎於是告訴他,世人心目中的幸福快樂,如財富、名聲、權力或肉體的歡悅,全皆憑運氣才可獲得,但運氣卻變幻不定。她模仿命運之神的語氣說道:「大地既有豐年,也有凶年;海洋既可波平如鏡,也可巨浪滔天;我也同樣變幻莫測,而這正是我力量之所在!我喜悅地轉動著『命運之輪』,將底的轉到頂,頂的又轉到底。」

女郎告誡波愛修斯,將快樂寄托在如此變動不居之事物上,甘心被命運巨輪舞弄,只會令人患得患失、擔驚受怕,甚至陷進無止盡的欲望中。真正的幸福快樂,應該是人能完全控制、厄運卻不能摧毀之物。那是什麼?女郎指出,那就是上帝或至善(the highest good),亦即以意志實踐美德。行所當行,展現人的理性之光,就是人生最值得追求的幸福快樂。因此在「哲學」女郎眼中,厄運並非慘事,因為它可磨練人的意志,成就勇敢、堅毅、撕破虛偽謊言等美德。

波愛修斯對早期基督教思想影響頗深。教會吸收了他對世俗幸福的想法,鄙視物質享受,將死後靈魂的救贖推崇為人類最大幸福。然而當教徒依照誡命實踐美德只為得到永生獎勵時,美德的內在價值便慢慢消亡。西方人不能理解為何「泰山崩於前而色不變」的自若也可算作真正幸福。

但哲學的思索,實在奇妙。兩位西哲提倡的,竟跟中國古哲人的看法異常相似。「反求諸己」,「唯志不可移」,「威武不能屈」,「天將降大任於斯人,必先苦其心志,勞其筋骨,餓其體膚」......假如愛比克泰德或愛波修斯跟孔子遇上,相信他們會暢談甚歡。

其實幾位哲學家看來一脈相承,乃因他們皆力求解決同一問題:若果將依賴外在偶然性的「幸福」視作人應追求之物,那麼人是否能獲得幸福,是永遠沒有保障的;真正的智慧,因此在於從「偶然性」中解放出來,追求一己可以把握之物──至於那是理性、意志、德行、良知還是其他名目,則視當時的社會傳統與風尚而定。

儒家和斯多噶派,皆是著重「意志力」或「內在德性」的理論。有些人認為這類理論很「阿Q」:面對苦難,逆來順受,將它「合理化」為上天賜予的磨練,卻不去積極改變時局,這種做法,豈非自欺欺人?羅素在《西方哲學史》也如此調侃愛比克泰德:「他提出的道德觀是高尚和出塵的;當人處身於反抗暴政的時代,也實在很難想出更有用的東西。」他甚至認為,那些表示對環境與物質全不在乎的哲學家,根本就是虛偽。

羅素的話,也不無道理。人若全然不在乎環境與命運順逆,的確很容易滑入不問世事的「自私隱士心態」:「改變不到的事,想它幹嘛?」「我並不在乎外在世界,那又何必去管社會的不公義?」

事實上,一個重視意志力或自我制約的理論,若然完全「唯心」,那麼按此理論來生活的社群,誓必遲早陷入公共事務無人處理的境況,最後唯有由野心家來接管。可見,提倡個人要拋開「有待幸福」之執迷的論理,若要成為一個全面的論理,還必得建立一套社會公義的價值標準。

我可以不在乎一己的欲念與喜好有否獲得滿足,但我卻必然要關注,身處的社會是否讓每個人皆可自由發言、行動、改變現況等,因為這樣我才可以自由追逐我所喜歡的生活方式(和宣揚這種方式)。欠缺了以上外在環境的配合,任何自主選擇的生活方式,根本無從談起。可見,所謂全然不在乎外在環境變化的哲學理論,只是針對個人而言;去到社會層面時,人必定對環境有所關懷,有所要求。

2016年5月15日星期日

靈感這回事


1.

以寫作為職業或志向的人,大多經歷過靈感枯竭的慘況:交稿時限逼在眉睫,但修改來修改去,文章總像未雕琢成形,只是一團暗啞無光、毫無靈魂的雞肋。

遇上這種狀況,寫作人通常會嘆口氣,並自我安慰:「唉,最近無乜靈感......」但靈感到底是什麼回事?腦袋能否併發出創意,純然是一種運氣嗎?若果繆思女神眷顧我,我便會靈感源源不絕,否則只好繼續等待?抑或靈感更像一部「攪拌機」,需要不斷「input」,才能有「output」?

長久以來,人們愛將寫作靈感和運氣掛勾。倪匡便曾提出「寫作配額論」:人做任何事情都有一定配額,配額用盡便要停止,抽煙飲酒如是,寫作也如是,當靈感枯竭時,唯有乖乖投降,擲筆輕嘆。

但除了天份,外在環境的刺激對寫作同樣重要。寫作就像長期的燃燒過程,必需不斷添加燃料,火才能燒得旺、燒得紅。一流的大作家,絕不會呆等繆思賜予他靈感。他往往是一個勤勞的觀察者或閱讀者,不斷收集新的柴枝助燃。譬如俄國作家杜斯妥也夫斯基(Dostoyevsky),便是極厲害的「觀察者」。

杜斯妥也夫斯基生於沙俄時代,廿多歲時(1849年)因參與反農奴制的青年進步組織「Petrashevsky小組」被政府拘捕,幾乎死於刑場,但在最後一刻,當局改變主意,將他發配西伯利亞。杜斯妥也夫斯基因而歷經了四年牢獄和苦役生涯。

坐牢,是苦不堪言的事,但對寫作人來說,監獄卻是「觀察」人間世的好地方。杜斯妥也夫斯基在獄中認識了很多性格獨特鮮明的囚犯,學懂了很多民間諺語和俗語。他將這些「材料」都一一記在筆記本裡(這筆記被保存下來,名為《西伯利亞筆記》),出獄後,發表了自傳味甚濃的小說《死屋手記》。個人認為,這是被嚴重忽略的Dostoyevsky作品。書中刻劃了各式各樣的監獄人物,描述了諸多獄中細節(譬如用牛腸偷運酒入監倉,再轉手賣給其他犯人賺錢),那種真實與血肉感,只有坐過牢的人才寫得出來。事實上,如果沒有被捕、被判死刑(又獲特赦)、被流放西伯利亞等「刺激」,杜斯妥也夫斯基其後所關注的寫作題材肯定很不一樣,亦不可能寫出《白癡》、《罪與罰》、《卡拉馬佐夫兄弟們》等名著。

2.

杜斯妥也夫斯基生於亂世,自身經歷足夠他寫很多本書。但活在太平年代的作家,便要借助大量閱讀來「加添柴薪」了。很多作家因而都是勤勞的「閱讀者」,包括日本小說家村上春樹。

村上春樹是個嚴格遵守紀律的作家。他早睡早起,每天在固定時間寫作(通常是清晨),不會等靈感到才工作。村上特別強調專注力:「把自己所擁有的有限才能,專注到必要的一點......這種能力若能有效運用,某程度可彌補天份的不足或不均」。

對村上來說,靈感並非憑空出現的神奇東西。它只是專注創作時達至的自如狀態。而這自如狀態,需由大量生活和閱讀經驗支撐起。

換句話,寫作最需要的是積累。在《作為職業小說家》裡,村上形容自己的腦袋是一個擁有無數抽屜的巨型資料庫。他會將平日觀察和閱讀所得,在腦海裡分門別類收藏好,當寫作進入狀態時,一隻無形之手便會從適當的抽屜取出合用素材,寫進小說裡。

這種寫作方法,其實跟村上是「第六感型」作家互有關連。他曾經在訪問提到,寫作時他從不預先設定故事結構,譬如寫《1Q84》時,最先想到的只是「青豆」和「天吾」兩個名字。抽屜裡的大量片段,正好讓他的第六感有厚重的憑藉吧。

3.

寫作要積累。但要做到像村上春樹那樣,甫坐下即進入狀態,談何容易?所謂有才華的作家,是能夠從大量積累的data裡,輕易提煉出恰當素材與文字的人罷,但什麼狀態最有利於「提煉」,卻是各師各法。

法國思想家盧梭(Rousseau)便絕不可能像村上春樹般,每天定時定候寫作,「靈感」一call即到。盧梭寫道:「當我拿著筆,對著書桌和紙張時,是從來寫不出什麼來的。我是在巨石和森林之間散步徘徊之時,或夜半無眠之際,在腦海寫下文章。」(《懺悔錄》)

盧梭喜歡在散步時獲取靈感。事實上,假使1755那年他沒有在聖日耳曼(St. Germain)森林散步一整個星期,或許便無法寫出那篇影響深遠的《論人類的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礎》。他在《懺悔錄》回憶道:「我盡情在森林裡探尋,找到原始時代的面貌。藉著這些面貌,我大膽描繪出那個時代的歷史。」在森林裡,盧梭靈光閃動,構想出善良的原始人形象,駁斥之前霍布爾等哲學家對原始人的殘暴想像。

盧梭有關散步和寫作的看法,我甚有同感。散步時,有趣意念會源源不絕湧現。我總是在步行回家途中,或坐在公共交通工具之際,想通某篇文章應如何起筆,如何呈現。以科學的觀點看,移動中的風景、行進中的腳步,令大腦處於活躍狀態,自然勝過血液循環較慢的寫作姿勢罷。

或者,寫作的人都應像村上春樹般多多跑步,保持運動員般的體質,那麼當坐著寫作時,也可保持步行時的良好血液循環了。

2016年5月2日星期一

從容


Paul Cézanne, The Card Players, 1892–95.
(上一篇:〈良辰〉)

城市人什麼享受都不缺,唯獨欠了一份從容。

跟幾百年前相比,現代人的壽命更長,一生擁有的時間遠比古人多。按道理,我們應比古人活得從容。但實情是我們比古人有野心得多,永遠有一整個list的事情想完成。時間總像不夠用。

越不夠用,便越想慳儉,所以我們的時代,最講究「善用時間」。時間被我們切成盡量細的方塊,每一方塊都塞進一大堆需要完成的事項。

「在最少時間內,完成最多的事。」這是不少人的行動座右銘。日常schedule因而都排得密密麻麻。工作、會議、加班、進修、興趣班、運動、聚會、飯局、消遣、打機、煲劇、旅行、上網、whatsapp......大家都很忙,都很晚才睡,因為這個時代的共識是:夠忙才算得上「善用時間」,夠「善用時間」才算得上「不枉此生」。

今人對待時間的態度,就跟對待錢銀的態度一樣,錙銖必較。

然而,當我們貪心地把太多東西塞進schedule,有時會適得其反。我們每天追追趕趕,像被時間主人鞭打著前行的可憐推磨奴隸,必須在每個時間方塊消逝前勤快完成指令。焦慮感因而不斷上升,最後,我們或趕及做很多件事,卻沒有做好幾多件事。為了量,犧牲了質,因為欲速則不達。

但更嚴重的後果是:一旦習慣了如此緊密和欠缺彈性的schedule,我們將漸漸遺忘,人是可以按自發的、內在的、從容不迫的速度,去完成每件事的。我們本來柔軟的內心,變得僵硬。就像「邯鄲學步」故事裡的主角,我們特意去學他國的步行方法,最終忘記自己本來也是懂得走路的,且走得更符合本性。我們丟失了從容。

要重新尋回從容不迫的感覺,最佳方法,莫如走進大自然懷抱,或去一趟自助旅行。關掉手機,帶備糧水,就可出發。在山水風景裡,或陌生的街道上,隨興漫行。不用依賴鐘錶時間去分配當天的行程,因為你根本不需要在什麼特定時間到達什麼特定地點。你只需順著內心的韻律,去決定何時前行、何時休息。

拋開一成不變的鐘錶時間,按著事情自身的規律前進,不焦躁也不懶散,就是從容。這才是真正的「善用時間」。

對於嚴重依賴鐘錶時間來規劃日常的人,不按schedule過活,實在難以想像。但回想一下,在農業社會,老百姓都懂得如何「按著事情自身的規律前進」。農民雖卑微,但他們會用眼睛、鼻子和皮膚,去感受氣候變化,在最適當的時候才會播種、插秧或收割,絕不死板跟從曆書。

有人每天要睡十小時才精神,有人六小時都嫌多。有人愛緩慢散步,有人愛高速飛奔。與其勉強將自己fit進時鐘框條裡,設定過多目標,倒不如按自己的韻律與喜好過生活吧。一天若能做好一件事,比趕起五十件事更加稱心愉快。

說起來,世上最懂得從容的,當是嬰孩。他們總是按身體發出的訊號行動:餓了吃,累了睡,完全無視什麼鐘點,什麼時間表。雖然在城市裡生活,沒可能完全不看時鐘,但當你被排得滿滿的schedule趕得喘不過氣時,且想像自己是個嬰孩,重拾從容不迫的感覺。

2016年4月28日星期四

良辰


Van Gogh, Blossoming Almond Tree, 1890
(上一篇:〈活在當下(二)〉)

時間最弔詭之處是:當你越意識到它,往往越無法享受或親近它。

在電影院裡,最能體會此種弔詭。看一齣精彩萬分的電影,九十分鐘,直如一瞬,觀者完全投入進影像世界,從沒想過要偷瞧手錶。相反,看一齣言之無物的爛片,九十分鐘,就如無眠夜晚般難熬漫長,觀者難以專注,頻頻看錶,意識到時間正汨汨地流逝,暗自叫苦。

時間就是如此奇妙。當你意識到其存在,那通常是一瓣枯燥乏味、沒什麼看頭的時光。當你全情投入、渾然忘卻置身何時何方,反能獲得一瓣精緻、燦爛而且足堪保存的時光。

心理學家Mihaly Csikszentmihalyi稱呼這種「失去時間意識」的美好狀態為「flow」。他研究過一些畫家、運動員的心理,發現他們會經歷一種「完全不需花費精力的專注狀態(a state of effortless concentration)」。於此狀態下,人們會全然忘卻時間流逝,甚至忘卻自身存在,徹底沉浸於當下活動,經歷暢快淋漓的時光。

Csikszentmihalyi所講的「flow」,就是很多人都經歷過的「忘我境界」。看電影讀小說時沉浸其中的觀賞經驗、玩音樂或搞創作時的美感經驗、跟情人甜蜜共對的愛戀經驗,甚至在公司全情投入的幹活經驗,全皆是「flow」。「flow」,是最高層次的「活在當下」,不單忘記過去未來,也忘記自我,只剩下純然的專注。

能夠忘乎時間之中,可謂人生中最美好、最值得紀念的「高質時光」。不過「flow」的出現,不是單有好戲、好書、好伴等等便可以。要忘記時間,先要有充足時間去清空腦袋,進入專注狀態。「做A想B」或「一心N用」,是最大禁忌。

銀幕上的電影就算精彩萬分,但若然你不願關上手機,心思仍在whatsapp群組停駐,又如何投入到電影之中?

可惜現代城市人,已視「一心多用」為常態。打開書本閱讀,同時看臉書新留言;在家晚飯,同時煲著韓劇大結局......忙亂的腦袋,總有無數項事情想盡快完成,因而神思恍惚,心浮氣躁,食而不知其味。我們過著徹底的「低質時光」,跟「flow」的狀態,可謂完全相反。

古人愛說「良辰美景」,似乎有「美景」,便必有「良辰」。但仔細想想,要擁有「良辰」,又豈止需要風與月這些「美景」?天空湛藍,白雲舒卷,但若然正趕搭巴士,這美景是不會附送你良辰。鳥兒啁啾,滿樹繁花,但若然正趕著接孩子放學,這美景你壓根兒看不見。「良辰」的先決條件,是一顆閒心。

「若無閒事掛心頭,便是人間好時節。」慧開禪師說得好。沒有N件事情趕著辦,沒需要緊盯時鐘,我們才有餘裕渾忘時間,渾忘自身,感受「flow」的美好。

懂得放下雜多,專注於一,便是良辰,便是好時節。

2016年4月13日星期三

一個人

Vincent van Gogh, The Sower (after Millet), 1881
1.

一個人,常被歸類為負面悲情的形象。譬如在體面館子看見一個人獨自在吃飯,其他食客總會用異樣眼光盯著他/她看,彷彿自斟自吃是見不得光的羞事般。又譬如聽說某人是獨自居住,其朋友常會想像他/她是孤伶地過生活的,既沒有纒綿溫存的甜蜜時刻,還要獨力處理所有家中細務,連想找個傾訴快樂與哀愁的對象,也是不得要領的,委實寂寞之極。

然而這種對「一個人」的想像,未免片面。

將「一個人」與「寂寞」劃上等號,該是流行曲和愛情小說作的好事。「寂寞」兩字在流行文化的濫用下,可謂聲名狼藉,已被視為一種必須遠遠逃離的悲慘狀況。寂寞,就是失戀的心情,撫摸舊情人留下的毛衣,蕭瑟寒霧裡孤身走我路,俊美臉蛋上流下的兩行清淚......諸如此類,總之大概就是沒人可戀、沒人關愛的意思。潛移默化下,人們很自然地以為一個人是「寂寞」的主場。那裡只有苦澀,沒有欣喜。

這實在是對「一個人」和「寂寞」的極大誤解。

先說「寂寞」。寂寞並不只限於指涉愛情狀況,也可以是深具哲學意味的人生感觸。唐代詩人陳子昂的《登幽州台歌》是絕佳示範:「前不見古人,後不見來者,念天地之悠悠,獨愴然而涕下。」放眼滿目河山,忽感宇宙蒼茫、寂寞難耐。每讀此詩,我都像從極高遠處回看自己有如微塵的一點身影,隱沒在浩瀚宇宙之中,其寂兮寥兮,莫可名狀,難以言詮。

這一種寂寞,乃因人忽爾念及他終不過是一個人赤條條地來、一個人赤條條地走,而在他消失後,宇宙將依舊運轉,四季將繼續更迭。此中透露的是人終必和宇宙世界相忘的寂寞。

我喜歡稱呼這為深層次寂寞。雖然它也是在獨自一人時浮現,但它跟失戀時的自憐自傷、痛苦失落截然不同,它是對存在的洞明與頓悟。這種寂寞,能夠將人由當前紛擾的現實拉拔到廣濶無垠的時間軸,使人放下某些執念。當站得足夠高,便能看得化。

2.

還有一種寂寞,存在於人群裡。

在人群中,身邊卻盡是話不投機者、嘲弄你所珍視的價值者,那麼場所縱然熱鬧,笑話正是喧囂,內心卻會異常孤寂。

這是一種被摒絶於門外、不被理解的孤寂感。

這種寂寞,比流行曲所描述的要難排解得多,因為它關注的不是身體與身體的距離,而是心與心的距離。這種「寂寞」,最常徘徊於熱鬧的飲宴、唱K聚會、舊同學聚餐、農曆新年的拜訪活動、家庭成員的政見碰撞、年輕人與父母的對話,以至同床異夢的夫妻之間。這是在「空虛寂寞凍」和「念天地悠悠」之外的第三種寂寞,也是現代人最常感受到的寂寞。可見,一個人並非寂寞的主場。他人的存在有時反令人更寂寞。

事實上,一個人的時候,既可以是苦悶的,但也可以是酣暢舒坦的,全看當時人的心境。雖然獨自一人,但若心懷世界,或自得其樂,或相信遠方總有志同道合者時,其實隨時比身處人群更加志氣昂揚、舒心自在。

「一個人」常被等同為欠缺:欠交流對象,欠親密關係等等。但喜歡獨處的人通常不覺得一個人是欠缺,他視之為一種享受。思維和創意可無拘無束地飛翔,行動可徹底隨興之所至。正如林振強在流行曲《三人行》寫的那句歌詞:「漫長漫長路間,我伴我閒談;漫長漫長夜晚,從未覺是冷。」

3.

「一個人」所蘊含的豐富內涵,原不是很難理解的事,不過我卻足足用了1220個字才把事情說得清楚。我想這是因為,在中文語境裡,幾乎所有和一個人相關的字詞都是負面的:寂寞、孤單、孤獨、孤零零、孤苦伶仃......選擇好像很多,實則全都從負面角度理解「一個人」(唯一比較中性的詞只是「獨處」,但都不免沾染了點苦味)。

反觀英語,當要表達「一個人」的相關情狀時,你可選擇強調悲哀面向的loneliness,復可選擇較正面或中性的solitude。獨自一人而內心感到痛苦,是loneliness。獨自一人卻心境澄明,是solitude。

語境常反映一個民族的思維偏見(或所謂傳統)。古代中國,以氏族家庭和倫理關係為社會核心,所以一個落單的人,定必是苦的。古代歐洲,落單的人卻正好可和上帝對話,直面內心,獨處因而帶有正面價值。(或許基於此偏見,香港的體面餐廳至今不設單人位,但外國和日本卻有?)

想起猶太裔政治學家漢娜.阿蘭特(Hannah Arendt)在《極權主義的起源》提過:「The lonely man finds himself surrounded by others with whom he cannot establish contact or to whose hostility he is exposed. The solitary man, on the contrary, is alone and therefore "can be together with himself." 」

孤單者,是處身人群卻不被理解。獨處者,是單獨一人卻怡然自得。所言甚是。

2016年3月24日星期四

臉孔


Modigliani, "Jeanne Hebuterne with Necklace"
在米蘭 . 昆德拉的小說《不朽》裡,女主角Agnes跟丈夫Paul說:「想像你活在一個沒有鏡子的世界。你從來沒見過自己的臉,但你相信它就是你『內在的自己』的反映。然後,在四十歲生日那天,有人送給你一面鏡子作禮物。你第一次看見自己的容貌。可想而知會多驚訝!因為你看見的是一張陌生人的臉。」

打從孩提時代觀看鏡子中的自己時,我們已體會到臉孔跟那個『內在的自己』,落差可以有多大。心地善良者,有時反倒惡形惡相;剛毅堅執者,臉上卻不一定找到分明菱角。臉孔所呈現的氣質,和臉孔擁有者本身的性情,很多時互不相干。成長的其中一個艱難任務,就是學懂如何適應自己那張臉。

縱然知道自己的臉孔跟自己的內在氣質不掛勾,奇怪的是,我們絕大部分人並未減少對自己或他人臉孔的在意,反而經常僅憑別人的臉,便去想像其性情與為人。我稱之為「臉孔的偏見」。

往時,這種「臉孔的偏見」影響並不大,因為我們仍會不時提醒自己「人不可以貌相」;而且經過一段時間深入交往後,自會摸索出朋友的真實性情。隨著友誼深化,對方的臉,漸漸退隱、模糊 ,取而代之的是一個總體印象。當初因臉孔而獲得的錯誤觀感,成了日後聊天時的笑談。

但現在「臉孔的偏見」卻日趨猖獗。與其勞神深入交往,很多人寧願依賴first impression來斷定初相識者的氣質性情──若然第一眼覺得對方面目可憎,便立時斷定對方性格可憎。他們已懶得深入探究這個人的外觀和內在是否吻合,索性直接了當,推斷這段友誼無發展的必要。

當然,他們不是不曉得好眉好貌可以生沙虱,三尖八角反或是老好人,但「臉孔的偏見」已強烈到難以抗拒的地步。因著這種偏見,多少或許肝膽相照的友誼被扼殺掉?又因著這種偏見,多少追慕「love at first sight」愛情的人,幾十年後才發現容貌並非白頭偕老的必要條件?

臉孔的偏見,展現了人類最膚淺可笑的思維謬誤:You are what you look like。我們像無知小孩般,相信糖紙越紛繽,糖果便一定越好吃。

今人對臉孔的執迷,令我想起英國廣播人兼哲學作家Bryan Magee與失明大學教授Martin Milligan合著的一本書信集《Sight Unseen》。兩人在書中討論失去視覺所引伸的哲學問題。Magee其中一個觀察是,開眼人通常認為看過一個人的臉,才算真正「認識」這個人,而與人初相識時,腦海裡常會將那人的特質黏附於其臉孔形像上。但失明人卻從來不會藉臉孔來「認識」一個人,他們對初相識者的理解,也與臉孔無關,而是對方言談、想法等的綜合。

想像在某個平行時空,人類全部沒有視覺感官,誰也看不見誰的臉孔。也許在如此時空裡,「臉孔的偏見」才能徹底消失?

2016年3月15日星期二

人生,是場修練


Vincent Van Gogh, "Wheatfield with Crows", 1890
1.
半年裡超過二十名學生輕生,政府的反應是:成立專責委員會、分析自殺成因、加強宣傳珍惜生命等等;社會的反應是:敦促媒體不要再大肆報道個別自殺事件,以免出現連鎖效應。

面對年輕人自殺,成年世界的回應總是充滿忌諱。譬如我們很少會坦誠的跟青年人說:「其實我們也年輕過,也曾有過輕生的念頭」。我們也絕少主動跟年輕人認真討論:「生是否一定可戀?尋死是否一個選擇?」我們很害怕也不懂得該如何跟年輕學子談論死。我們尤其擔心,說得太多會令他們思想變得負面,產生難以逆料的後果.....大部分的成年人於是三緘其口,只抬出一堆堆諺語格言(螻蟻尚且偷生、留下比離開更難之類),和努力宣講正面積極訊息。但避而不談真是最好方法?

年輕人熱血衝動,卻非欠缺思考能力(情緒病患者另當別論)。總認為,真誠地和他們討論,說出我們也曾有過的思想掙扎,和掙扎之後得出的想法,應該比閃爍其詞、故作正面要好。

所以,且容許我負面一點,直接一點,談談對人生困境和自尋短見的看法。

2.
除非你是個絕頂好運的人,否則人生難免煩惱痛苦多。尤其今時今日的香港,激烈的考試競爭、節節上升的生活指數、專跟人民作對的當權者......全部都令人笑唔出。我不會安慰你說,人生一定會否極泰來,痛苦之後必可收獲甜美果實。就像托爾斯泰所講:「世上的幸福大抵只有一種,但不幸卻有千百種。」

但當你感到路很難走,想一了百了時,我提議你不妨想像人生是一場電腦遊戲。

當打機時遇到很難過的關,你會心煩氣悶,但絕少會自行拔掉插頭,讓這局game就此煙消雲散。無論打得幾差,半途放棄的念頭就是不會浮現。何解?我想是因為打機者都有一個宏大的vision。他們明瞭,每一局game其實都是一次「修練」。他們在乎的不是當刻的順逆,而是希望通過一局接一局的鍛鍊,累積更多經驗與實力,這樣最後才有打爆機的一天。

我不是打機迷,但我越來越相信,人生,其實就是一場曠日持久的「修練」。

打機者不知何時有打爆機的一天,但他們總是全情投入,因為他們能感受到「修練」過程中的美好與充實。那種第二天總比第一天更有經驗和技巧、更明白自己優缺點、更擅於操控手制的感覺,很棒。

人生不也一樣?困境令人心煩,但當跨過一局又一局難關,驀然回首,會發現自己在各方面都成熟了,無論處理問題或安身立命的能力,都進步了。那種感覺,也很棒。就如希臘先哲亞里士多德的名言:「to do the right thing to the right person, to the right extent, at the right time, with the right motive, and in the right way」隨著歲月推移,達至游刃有餘的境界,是種美好。

當然,不同人對人生目標想法不一。有人恨發達,有人想改變社會,有人但願無風無浪,有人希望發揮所長。無人可保證你有達到目標的一天,so what?也無人可保證你有打爆機的一天呀,咁你仲打機?看通這一點,不死盯著目前一刻的痛苦,視人生為一場有延續性的「修練」,活著,其實好好玩。同意嗎?

2016年3月4日星期五

得意失意



Vincent Van Gogh, Noon: Rest from Work(After Millet), 1890
1.

人皆追求幸福。此六字,大概已道盡世上絕大部分人每日逼車逼船忙碌趕急或不辭勞苦捱更抵夜卻仍甘之如飴的原因。我們甘願為未來的幸福付出汗水或心力,因為「幸福地生活著」看來是那麼理所當然的人生終極追求,就如所有童話結局所寫的那樣。

追求幸福的意向人皆相同,但每個人對「幸福」的理解,卻千差萬別。有人認為覓得有所發揮的工作是幸福。有人視組織溫馨小家庭是幸福。事業、愛情、財富、相貌、享樂、刺激、健康、家庭、自由、浪蕩、名譽、權位......不同人有不同側重點,組成各式各樣的「幸福清單」。在自由至上的現代社會裡,施政者是不會干涉每個人如何詮釋「幸福」的,學校也不會教學生如何選擇;人們想把什麼名目放在清單上都可以,只要追求幸福時,他不損害到別人便可。

「幸福清單」看來五花八門,不過認真細察,會發現它們萬變不離宗:清單的項目,絕大多數是一些「有待的幸福」。

所謂「有待」,即依因待緣──要得到這些東西,必須有外在環境和天賦條件配合,否則多麼努力也是枉然。認為可以過上安穩日子就是幸福?但若正好遇上金融風暴,那便可能陷入失業的艱苦困境。認為不斷創作即幸福?但若天生欠缺藝術天賦,那便可能浪擲半生也一無所成。社會經濟是蕭條或繁榮昌盛,個人資質是平庸或超凡,人生際遇是曲折或一帆風順......如此種種,皆不在人自身的控制之內。這正是有待的幸福最教人困惱之處。

當天時地利人和,幸福很快到手,人便志得意滿,笑逐顏開;一旦際遇不暢,幸福無望,人便傷心失意,垂頭喪氣。得或失意,皆繫於外。求而未必可得,這使現代人的情緒,恒常如過山車般起伏不定。然而,這樣的幸福,是否「真 . 幸福」?我們是否必須仰賴無法掌握或改變之物,來獲取幸福?我們是否無可避免,要隨機遇和環境飄盪,如大海裡的一葉孤舟?

2.

古之哲人,對「有待」之苦早有體會,且有精彩洞見。譬如莊子便主張「無待」勝「有待」。

莊子在《齊物論》裡,以「人籟、地籟、天籟」來解釋「無待」。故事開首,老師子綦形如枯木死灰地坐著,弟子向他請教是什麼回事。子綦答曰:「今者吾喪我,汝知之乎?汝聞人籟而未聞地籟,汝聞地籟而不聞天籟夫?」(語譯:我已進入出神的狀態,你懂得嗎?你有聽過人籟,但未必聽過地籟,即使聽過地籟,也未必聽過天籟!)

子綦所講的人籟,即人製造的聲音,如樂器聲,地籟,則是風吹動大地孔穴而生的聲音,如刮風時樹木的呼嘯聲。至於天籟又是什麼?子綦沒有直接回答,只反問道:「咸其自取,怒者其誰邪?」

據牟宗三的解說,莊子的意思是:各個孔竅因條件不同而發出不同聲音,但令它們發聲的又是誰呢?沒有風便沒有地籟,沒有樂器便沒有人籟,換言之,此兩籟皆是「有待」的,依因待緣而生。唯有天籟,並不依待於外物,它象徵著一種「無待」之境。

道家的天籟之說,不易理解,套用於幸福的追尋上,便較好懂。大部分人終其一生,皆處身人籟地籟之境,亟亟於追求依因待緣的「幸福」;只有少數人在歷經生命的高低起跌後,赫然覺醒,於是反求諸己,在自己可全盤控制的範圍內尋求無待的「幸福」,是為天籟之境。

3.

「無待的幸福」到底是什麼?說穿了,就是「修養」──無論際遇順逆,皆保平常心,得意不忘形,失意也不忘形。

得意時不露出一幅「得戚相」,這不太難做到,畢竟大家都怕鋒芒太露,但失意時不露出一幅「喪家犬相」,卻需有一定修為。中國文化學者南懷瑾對「喪家犬相」有過傳神的描述:「我們都常聽說『得意忘形』,但是據我個人幾十年的人生經驗,還要再加一句『失意忘形』。有人本來蠻好的,當他發財、得意的時候,事情都處理得很得當,見人也彬彬有禮;但是一旦失意之後,就連人也不願見,一副討厭相,自卑感,種種煩惱都來了,人完全變了──『失意忘形』。」(《論語別裁》)逆境就像照妖鏡,將一個人對「幸福」的潛在想法原原本本映照出來。在逆境前變得頽廢、討厭、自卑的人,乃因內心深處確信失去世俗「幸福」的人生,已沒任何價值可言。

有一首年代久遠的流行曲提到過「失意不忘形」的生活態度:「得者莫喜,輪流轉,風光變;失者莫憂,仍能等那一天。」(《那一天》,主唱曾路得,填詞鄭國江)得意失意,皆無用太過上心或激動。但仔細想想,歌詞所認同的還是一種「有待」心態:希望終歸風水輪流,失意者得以翻身。這比較像賭徒的不服輸心態,而非像哲學家般,從根本上看透世俗「幸福」的依待性。老子告訴我們,人生的高低順逆,是正常不過的宇宙韻律,莊子提醒我們,有所依待必然喪失自主性,那麼當逆境來到面前時,且嘗試放開胸懷,「小休」片刻,靜待變化吧。

看透世情、豁達恬淡,是道家所推崇的「真. 幸福」。不過要真正做到道家式的「失意不忘形」,殊不容易。不經一番寒徹骨,那得梅花撲鼻香。「化境」,通常要經歷過種種逆境困阻後才會參透。相比起來,儒家的「大無畏」進路,更易把握。

儒家對人世間最深刻的觀察是「義命分立」──做了好事,不一定有好報,因為這屬於「命」的範疇;但好事還是必須要做,因為這屬於「義」的範疇。「義」與「命」,沒有因果或從屬關係,是兩個毫不相干的範疇。(這跟基督教追求「德福一致」,認為人若做了好事死後必上天堂的想法,剛好相反。)儒者認為,既然「命」不由自己控制,那麼命運順逆,是一概不用理會的,重點是:按原則而行,做應做的事,全力以赴,鞠躬盡瘁。「世事豈能盡如人意?但求無愧於心。」無愧於心,是儒者心目中的「真. 幸福」。

不過,對於積極進取的現今世代,無論是道家的豁達透徹,還是儒家的無愧於心,皆像外星語般陌生。他們從來只知追逐「有待的幸福」,未有聽聞過「幸福」可由自己主宰。為了得到欲求的「有待幸福」,為了盡早在「幸福清單」上劃個剔號,每個人都必須努力盤算和爭取,創造對自己最有利的環境,這才是現代人最流行的「幸福哲學」。修養,可以當飯吃嗎?可以當錢駛嗎?不可以的話,沒時間也沒興趣。

2016年2月20日星期六

欠缺

豐子愷,《人散後,一彎新月天如水》
因「比較」而生起「欠缺」,因「欠缺」而生起「欲望」,這是現代人的生活寫照。而我們彷彿帶著兩副眼鏡生活:一副是放大鏡,專用來看別人所擁有的;一副是柔焦鏡,專用來淡化自身所擁有的。不平衡的觀察方式,使人對「欠缺」總是份外留神,對「擁有」卻麻木無感。

別人的幸福,看來光彩奪目;自家的幸福,簡直不值一哂。兩副眼鏡,一加一減,扭曲影像;人卻茫然不覺,陷進無必要的失落。

去除比較心(參〈比較〉一文),眼不見為乾淨,可免除跟「欠缺」正面交鋒;認清「欠缺」的本質,則可刀槍不入,秒殺「欠缺」。仔細察看,人們在日常生活裡無限放大的「欠缺」,其實大多是「偽欠缺」。譬如:你的衣櫥明明有好幾件保暖又好看的大衣,但當旁人都穿起新衣時,你便覺得尚「欠」今個冬季最流行的顏色和風格;你的手機明明去年才添置,但當人人都在述說最新型號的優點時,你便覺得尚「欠」一個容量足放下千個應用程式的新機;在小公司裡打工明明給你極大滿足感和學習機會,但當朋友都進了有名氣的國際機構工作時,你便覺得尚「欠」一份更高貴的工作。然則,你需要每年換新大衣嗎?你需要玩那麼多應用程式嗎?你需要大樹好遮蔭嗎?

關於「偽欠缺」,當代哲學家Peter Singer舉過一個甚有「味道」的有趣例子,值得引述:想像某個時代某個地方,居住著一群人,他們對於人的汗味從來不覺得反感,也不特別在意。某天,有人發明了一種可克制汗腺分泌的藥物。本來在這個社群,沒什麼人會想買止汗藥,但這不甘心的發明家卻想到一個辦法。他以舖天蓋地的廣告宣傳,著力散播「汗臭很令別人困擾」的訊息。宣傳推出後,止汗藥迅即由滯銷變成暢銷,發明家發了大財。

本來尋常不過、毫不惹起注目的汗味,當有心人刻意將之和市井、低俗掛勾,使「出汗」由「正常生理分泌」變成一種必須去除的缺憾時,「我想止汗」的「偽欲望」於焉誕生。

故事看來面善?皆因我們正活在「偽欠缺」當道的年代,天天被類似的「偽欲望」洗腦,稍不留神便會照單全收。我不敢說止汗劑未成為流行商品前,人們對汗臭的想法是否真和Peter Singer說的一樣(即毫不在意),可以肯定的是,今人視為indecent之物,很多都是媒體與廣告長年累月植進我們腦海的「偽欠缺」觀念。例子不勝枚舉:女子腋下與大腿出現體毛是indecent的(體毛只是長在皮膚上的毛,但激光脫毛店誓要你視露毛為「優雅」的欠缺)、情人節不向女伴送花送禮共晋浪漫晚餐是indecent(愛本來不可量化,但花店與餐廳誓要你視不慶祝情人節為「愛意」的欠缺)、身為中產卻沒車沒樓是indecent(中產應該是種心境和修為,但車行和地產商誓要你視沒車沒樓為「尊嚴」的欠缺)、老來退休但沒有幾百萬積蓄,更是indecent(人求的不過三餐一宿,但保險和基金公司誓要你視不買退休保險為「安享晚年」的欠缺)......

媒體和廣告是製造「偽欠缺」的大本營,每天扭轉各種舊有觀念,激發「偽欲望」,但還得有專家學者進言,才滴水不漏──經濟學家總愛聲稱,越多欲望得到滿足,代表越多的交易成交了,而越多交易成交了則是社會富裕、人們快樂的象徵;雖然他們從不關心那些被填滿的「欠缺」與「欲望」,到底是真是偽。

回想在遠古時代,原始人要處理無盡困境:食不裹腹、受傷骨折、雨雪酷暑、兇猛動物來襲......他們必須對「欠缺」特別敏感,才能存活下來。但我們卻是活在物質豐饒、資源過剩的廿一世紀。按道理,我們更應放大「擁有」,好克制過度的消費和無止盡的野心。然這個時代,從不提醒我們擁有著幾多美好。

馬克思的金石良言:一個社會的意識形態由擁有生產工具與手段的階級所決定。商人和資本家,靜悄無聲將「欠缺」塑造成首要關注,將「欲望的滿足」塑造成人生的至樂。如何抗衡?時刻認清「欠缺」的本質,和經常調換兩副眼鏡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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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較

2016年2月6日星期六

比較


喜多川歌麿,Arm-wrestling between two beauties
1.
除非身處極大困厄,如惡疾、窮困、至親離世等,否則尋常日子的憂愁,十有八九源於「比較」而生起的焦慮或嫉妒。

比較心之浮現,不限年齡。孩子看見父母寵愛弟妹多於自己時會大哭大鬧,這跟成年人看見老闆器重同事多於自己時會妒忌一樣,皆因為「比較心」浮現而導致的極端情緒。只是孩子不曉得隱藏,所以焦慮與嫉妒,皆坦然外露,絕無虛飾,而成年人縱使被嫉妒煎熬得五內翻騰,仍會堆起滿臉笑容,顯得落落大方,因為他不欲被人取笑心胸狹窄,更不願被人發現自己對身份地位是那麼在意。

人為何愛比較?從人類進化史的角度看,不愛比較的人欠缺爭勝心,在遠古蠻荒時代,如此人種的生存機會相對較低──追捕獵物不夠狠,爭奪物資慢人一步,部族開戰時迅間淪為俘虜......可以想像,他們很快會被好勝心強的人種淘汰掉。因此我們這些現代人,極有可能都是好勝者的後代,遺傳了愛比較的特質。

不過若從哲學的角度看,人之所以愛比較、愛爭勝,乃因我們欲從他人的讚賞言辭或羨慕目光中,獲得認同感,肯定自身的存在價值。就算不經意如街頭小販的一句「靚女」,別人的稱讚與認同總有著神奇力量,可使人通體舒暢、步履輕盈;真心誠意的讚賞,更連陽光看起來也份外燦爛,自己生存於世的價值,忽然玲瓏剔透。我們甚至聰明地將「比較」制度化,變成各式各樣的「比賽」──只需看看那些明星歌星在毫無公信力的年度頒獎禮裡表現有多激動,便會明白人們對他人的認同有多執著。

比較心人皆有之,而適量的比較心,也確實有激發人動力的作用;否則人人就像「沙發薯仔」或「大食懶」般放軟手腳,他人負評毫不在乎,比賽包尾不為所動,人類社會變成一池死水。

但比較心太強,誠非好事。無論何時何地都習慣拿自己和別人比較的人,內心總是忐忑不安,無法輕鬆自在地生活。因為著緊比較,他們的心情,總是建築在別人的狀況之上。本來很滿意自己的職業,當得知舊同學賺得比自己多時,即時心情逆轉;本來很滿意自己的伴侶,當見到朋友的另一半內外兼備事業有成時,便即時懷疑自己眼光。人比人,比死人。比較心特強的人,要不成為朋友圈裡最頂尖的人物,要不便是長期陷於患得患失心情的緊張大師。

但「比較心」對人的最大壞處還不止於此。當人過份熱衷比較,他很容易「異化」成追求勝利的「形式」──著緊得勝後的歡呼聲,多於著緊自己做得是否夠好。

《小王子》故事裡有一位「脫帽先生」,是這類「異化」的經典列子。「脫帽先生」見到小王子,不由分說便命令他拍掌,因為當有人拍掌,他便能脫帽致意,享受飄飄然的快感。「脫帽先生」已全然忘記了掌聲只是一種形式或一種象徵。他沉迷於追逐他人的鼓掌聲,好讓他可以不停帽脫謝禮,毫不在乎掌聲到底有沒有實質內容和意義。

「脫帽先生」問小王子:「你很崇拜我嗎?你認為我是這行星上最英俊瀟灑、最懂打扮、最有錢和最聰明的人嗎?」但行星上其實只有他一個人。「脫帽先生」的行為滑稽可笑,愚昧不堪,但仔細想想,世人盲目追逐財帛、終日沽名釣譽者為數不少,他們其實也忘記了追逐這些「形式」的初衷。這又何嘗不滑稽愚昧兼荒謬?

人之求名、利、權、位,本來只是尋求別人認同的「變奏」。我們需要的只是愛與認同,一旦迷乎其中,便會陷進名、利、權、位綿綿無盡的抓索和搶奪,營營役役,忘卻初衷。

2.
比較心古已有之,但於今尤烈。

有學者指出,講求平等的民主社會,特別容易挑動人的比較心,產生焦慮和嫉妒的情緒。法國貴族托克維爾(Alexis de Tocqueville)曾於1831年乘船到美國,深入考察當地社會及政經制度,寫成《民主在美國》一書。書中有一章探討美國人為何過著極度豐足的生活,卻又總是躁動不安(Why the Americans are often so restless in the midst of their prosperity)。托克維爾指出,在階級牢固的中世紀歐洲,窮苦農民絕無可能改變自己的身份地位,所以他們不會和貴族比較,也不會嫉妒他們,只安份守己地過日子。但在美國,社會瀰漫著一種「只要努力,任何人都有機會致富/成功」的信念。民主社會是公平的,以能力論英雄,所以理論上任何人都有可能成為企業家、法官、科學家、總統等等。這種對「階級無限流動性」的憧憬,令美國人對自己有特別大的期望;但一旦醒覺期望無法實現時,便會被史無前例地巨大的焦慮包圍。簡言之,就是「期望越大,失望越大」的道理。

托克維爾的觀察和分析,放諸今天美國以至所有民主社會,仍然適用。當代英國作家Alain de Botton在《身份的焦慮》(Status Anxiety)一書裡也曾點出:「十八世紀前西方社會有著牢不可破的層級制度,在很多方面來說都是不公平的,但它卻容許低下層擁有一種自由──他們不需以社會大多數人的成就,作為比較時的參考。」

社會流動性,令所有人成為所有人的潛在比較對象。這多少解釋了現代人特別喜好比較的原因。不過我認為還有另一深層因由:我們所生活的社會,無時無刻不在鼓吹大家多去比較、多去爭勝。

好勝者無論處身何地,都會力爭上游,所以在競爭激烈的社會,通常較快取得世俗認可的成就,因而常被讚賞為「具有上進心」。安貧樂道、知足常樂者,因為在什麼狀況下都過得開心,世俗成就通常不太高,所以常被暗地譏為「不思進取」之輩。如是這般,此消彼長,某種社會風氣漸漸形成;好勝愛爭、熱衷比較,成了社會default的、推許的思維模式。

而推動比較的,還有無處不在的商品廣告。資本主義依靠商品流動以推動經濟發展,當民眾越愛比較、越怕比不上別人時,商品經濟便會越興旺,GDP便能年年高升。大小商家,又怎不曉得這前因後果?因此他們總是硬銷軟銷雙管齊下,催谷民眾的比較心,燃起他們的購物欲望。

當我們按社會遊戲規則,努力爬上更高社會階梯,過上物質富饒的生活時,比較心、好勝心也相應增加,而嫉妒與焦慮感,則如影隨形。

就像水裡的魚難以察覺水的存在,我們也很難察覺這「好勝愛爭」思維的存在。如何才能跳出無處不在的「水」,看穿所處時代的意識型態?如何在比較心熾烈時,仍保持平和心境?那可得向古人借鑑。

明白「比較」是虛的,是關鍵一步。老子說得好:「有無相生,難易相成,長短相形,高下相傾,音聲相和,前後相隨。」所有的比較,皆依「相對性」來顯現。相比起蜉蝣只有一天壽命,人很長命;相比起千年古木,人不過一瞬。你固然可以阿Q地專挑弱勢者作比較,令自己永處上風,但有大智慧者,必會灑脫地放下比較的執念。因為他知道,執著於以為「比較」是一種實相的話,必會陷入無窮無盡的煩惱中──就算你賺得一百億,也總有人賺一百零一億,你永遠有被「比下去」的可能,亦即有焦慮嫉妒的可能。能看通這一點,就有機會走出「比較」的困籠。

事實上,在物質富裕的現代,對大多數人來說,一個人有多快樂,根本跟他擁有多少無關,反而由他有多著緊旁人擁有多少來決定。明白這個道理,自可將過量的比較心化於無形,立足於自身,以精進自己為要務,不會再用他者的眼光來評價自己。抽身而出,對「比較遊戲」一笑置之,不當作一回事,自可遠離焦慮的煎熬。

老子又云:「我有三寶,持而保之。一曰慈,二曰儉,三曰不敢為天下先。」儉指的是寡欲,當然也包括比較之欲。「儉」令 人聯想到慳儉或事事計較,但老子卻認為「儉,故能廣」。這是因為,當去除了比較之欲,眼界和心胸自會開濶起來,不會只看見自己所缺少的,同時也看見自己所擁有的。視野從此不一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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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1月28日星期四

是非


喜多川歌麿,Oshichi the greengrocer's daughter, Kichisaburô the boy-servant and Dozaemon Denkichi
1.
唐君毅先生嘗言:「人有是非判斷,則不能對人無毀譽。」(《人生之體驗續編》)

以往生物學家認為人和動物的最大分別,是人懂得使用工具而動物不。但自從六十年代Jane Goodall發現黑猩猩懂得以樹枝來「釣」蟻穴裡的白蟻後,工具一說便無法成立。人和動物的分別,或許還是哲學家看得透:人類會建立價值標準,而動物不。動物世界裡沒有所謂對與錯、應與不應;狼餓了便吃羊,羊見到狼便逃命,羊不會指責狼吃羊是錯誤或低下的行為,因為大自然的食物鏈便是如此運作。動物如實接受周遭一切,沒有應然/實然的分野;只有人類,腦袋裡不斷進行是非判斷,用自己的一套標準來衡量周遭,尤其是周遭的人。

這裡所指的「是非判斷」,不是「殺人放火是有罪的」那種關乎大是大非或公義正義的道德判斷,而是三兩朋友聚首,或一群同事碰頭時,總不免熱衷於議論和評價他人言行舉止的瑣碎judgement。廣東話稱呼此種人類特有活動為「講是非」,白話文稱為「道人是非」,皆甚貼切。

「誰人背後無人說?那個人前不說人?」若果披上一件隱身衣,遊走於親友圈,你會發現他們不時在議論和評價你。而反觀自身,你每天所說的話,也夾雜了大量議論他人的內容。正如唐君毅言:「人通常是依他自己的是非標準,而撒下他的毀譽之網,去囊括他人;而每一個人,又為無數他人之毀譽之網所囊括。」你說人,人說你,每個人都在吐出是非蜘蛛絲,每個人都無可避免活在一張超級巨大而無處不在的毀譽之網中。

好說是非,道人長短,通常源於生命無所憑藉,或比較心太強。

生命無所憑藉者,日子就是返工放工,過得枯燥乏味,是非八卦,猶如糖鹽醬醋,為他們生命調味,久而久之,就變成寄托,仰賴它來排遣無所事事的時光。以「講是非」為樂的人,對別人的事如數家珍,更愛充當「判官」的權威感覺。點評明星失婚、名人折墮,其樂無窮,欲罷不能。其實這些明星名人的人生起伏,不過是「風乍起,吹縐一池春水」,跟其他人有又何干?然而社會裡總是生命無所寄托的人佔多數,八卦雜誌,因此永遠有銷路,而讀者則只對明星名人的負面新聞有興趣。

比較心強烈者,說是非的因由和對象,跟無寄托者截然不同。

喜與人比較者,自尊心極強,常仰賴優越感來安頓自己的存在。不論財富、能力、職業、權位、家庭幸福、嗜好玩物等,皆可順手拈來作比較。薪金比別人多、妻子/丈夫比別人俊美、座駕/寵物比別人名貴、孩子的成績比別人好.....重重優越感,成為他們生命的支柱,一切處於四平八穩的狀態;然而一旦發現有人比自己優秀,生命的支柱危危乎時,一種「自我保護機制」便會啟動──有意無意間,或明或暗地,講講對方是非,議論對方的不是,盡量放大其缺點,貶低其「光環」,以挽回自己失去的優越感。好比較者的是非對象,通常是身邊的朋友、同事或同行;因背景相若者的成功,對優越感的衝擊總是最大。

2.
人之好講是非,幾成慣性,但若反過來成為別人講是非的對象時,又會非常難受。同理心強的人,因而慎於批評,遠離gossip。而觀察一個人如何面對他人毁譽,則可探知他的內心實況。

有人對毀譽特別在乎,無時無刻,都著意迎合別人的價值標準,以求得到所有人的「正評」,否則內心便惴惴不安。這類人彷如活在他人眼光的枷鎖中,經常疑心別人在談論他,舉手投足 ,都先考慮別人看法,天天「飾演」別人眼中的自己。說穿了,就是內心惶惑不安,欠缺自信,只能人云亦云,隨波而流。如此人生,猶如舉著千斤面具做人,甚哀矣。

其實,所有價值與取態,必包含對反的一面,如莊子言:「彼亦一是非,此亦一是非」。世上每個人的評價皆異,有人說黑,必有人說白,黑白互倚共生,想取悅全世界,等於想黑白「通吃」,豈有可能?最後只會落得失卻自我。

俄國大文豪托爾斯泰,便曾飽受毀譽之網的束縛,迷失自己。五十一歲時,托爾斯泰已是知名作家,寫了《戰爭與和平》和《安妮卡列妮娜》兩本巨著,名成利就,卻突然陷入嚴重的心理失衡,因為他發現自己一直只是依從上流社會的價值觀而活:窮奢極侈地生活、追逐名氣帶來的虛榮、享受世人的崇拜......而這些根本不是他想要的,他只是在飾演別人眼中的「大文豪」角色。

過猶不及,另一極端,是認為他人的毀譽全皆愚笨之見,唯有自己的看法才高明,因而對毀譽極之不屑。德國哲學家叔本華是這種取態的代表人物,他曾說:「當我們知悉凡人的思想是多麼膚淺和無謂、看法是多麼狹隘、情感是多麼無足輕重、意見是多麼執拗時......我們便會明白到,賦予他人之意見太高價值的話,其實是太褒獎他們了。」不過如此自大狂妄地對待他人毀譽,難免跟叔本華一樣下場:幾乎無朋友。

是非毀譽,令人不勝其煩,尤其在網絡盛行的時代。但旁觀者清,他人的看法,偶然也有洞明的時候。如何能不被毀譽之網操弄干擾,以至迷失自我,同時又擁有足夠分辨能力,從世人無數的毀譽之中,撿拾出有見地的批評?這絕對是現代人最需要修習的人生功課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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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12月29日星期二

操控與自由


關於自由,還可說得深入一點。

想像有一班瘋狂科學家,發明了一種能夠完全操控人腦思想內容的遙控機器。他們在其他人毫不知情的情況下,操控著國家所有人的腦電波,令他們不會有任何挑戰政府、權貴和長輩的想法;他們永遠只想做順從聽話的人,絕不會有作奸犯科的念頭。可以想像,這些被操控了腦電波的人,任何時候都覺得自己很「自由」,因為他們總是按著自己意欲而行動。奈何,他們意欲的所有內容,其實皆由外在力量所操控。

這是一個令人毛骨悚然的例子(靈感來自Aldous Huxley的《Brave New World》和B. F. Skinner的《Walden Two》,雖然它活脫脫像強國現況)。沒有任何人會想成為被擺布的木偶,被他人manipulate,被「洗腦」。我們絕對不能接受,人活著,純粹只是作為展示他人(某些瘋狂科學家)意志的工具而已。

但這恐怖例子,同時巧妙區分了「自由」的兩種層次:一是「按意欲而行」的自由,二是「選擇意欲內容」的自由。平日這兩種「自由」纒在一起,難以辨識,但當它們被清楚劃分後,相信任何人都會毫不猶豫地認同:只擁有前一種自由的人生,是有所欠缺、甚至不值得活的;人必須有能力決定自己想些什麼,欲求些什麼,才稱得上擁有真正的自由。

可以說,我們是本能地拒當「棋子」──無論「奕棋者」是瘋癲的科學家,還是上帝或命運之類。而這也解釋了徹底命定論為何令我們如此渾身不自在:它不容許人擁有任何「選擇意欲內容」的自由。如果徹底命定論是真的話,我們每一刻會欲求什麼,其實早由命運之神安排好。我們活著,不過是在展示這神秘力量的意志而已。第二種意義的自由,變成純粹的幻覺。

當然,人怎樣思考和判斷,得出怎樣的意欲內容,在某程度上是被外力操控了的。學校教育、政治制度、經濟環境、媒體和政府倡導怎樣的價值觀,「操控」某個世代的思維方式;家庭背景、遺傳基因、性格等,「操控」某個人的思想傾向。不過這些操控不是滴水不漏的。我們總可在種種「操控」以外找到空間,行使真正自由。

這種真正自由,最常以如此方式出現:以抽離的眼光反觀自己,以意志來扭轉固有習性。一個天生購物狂,若意識到自己的奢侈,以意志力改變亂花錢的習慣,他便是自由的。這種自由,就像有一個更「內在」的自己在視察著「外在」的自己般。中國人有時稱之為「良知」,西方人會稱為「inner self」或「second-order desire」之類,名異而義近。

不過再仔細思量,這種自我反觀和行動能力,也不一定是「自由」的體現,因為反對者大可以說:「擁不擁有自我反觀力,其實也是命定的!」你能反觀,不代表你自由,只代表你是被命定「能夠反觀」,被命定「意志堅定」而已。 「人擁有自我反觀能力」,既可用來證明「人擁有真自由」,也可用來證明「人是命定的」,因此它什麼也證明不了。

去到最後,也許只能歸結為一個「信」字。我不能證實什麼,但我確信自我反觀力來自我本人;我不能證實什麼,但我確信我的意志強大,是自己努力的成果。信有自由,撐起一個人繼續前行。

不過悲涼的是,現今世代,以意志來彰顯自由已不是人們那杯茶。他們自動放棄「自由」,樂於向「命運」靠攏。星座說我是處女座完美型嗎?那我務必要對事情更挑剔,才配合我的星座。堪輿大師說我明年才有事業運嗎?那我暫時便不用太認真辦事了,留力到明年吧。九型人格說我是自我型嗎?那我盡管繼續自我沉溺,因為反正別人都不會怪我的......

會否有那麼一天,我們甚至乎已不介意瘋狂科學家來操控我們的腦電波呢?

不需擁有,但可熱愛的《小王子》


飛機師兼作家安東尼.聖修伯里(Antoine de Saint-Exupéry , 1900–1944)的成人童話《小王子》(Le Petit Prince)面世逾七十年,依然是無數人的最愛。哀傷時讀,快樂也讀;青春時讀,老了也讀。

《小王子》一書長期暢銷,被譯成超過二百五十種文字和方言,最近同名電影登場,再度掀起熱潮。為何小王子的故事歷久不衰?清新稚拙的作家自繪插畫,自然要記一功,不過令這本童話不朽的始終是文字部分。

聖修伯里借助小王子童稚之眼,刻劃成年人追名逐利的荒謬相,和忘卻生命真諦的失重感;比起很多用深奧言詞寫成的人生哲理書,《小王子》用最平易近人的方式,便回答了最深邃的人生問題。
「但他們的答案都是:『那是一頂帽子。』於是我不再跟對方談大蟒蛇、原始森林或星星之類。我把自己降低到他們的層次,和他談橋牌、高爾夫球、政治和領帶。」
在故事裡,飛機師主角「我」喜歡用那幅看來像草帽、實情是蟒蛇吞大象的「手繪作品一號」,來測試誰人適合做交心朋友。

現實世界裡,《小王子》這本薄薄經典,也成了一些人用來識別知交的「暗號」:新結識的朋友,如果也喜愛讀《小王子》的話,那麼他很大機會和自己擁有相近的生命領悟,值得深入交往。

對喜歡《小王子》的人來說,這本書的地位就是如此超然。它是朋友辨別器、人生指南、憂傷時的慰藉、快樂時的良伴、需要提振士氣時的拉拉隊隊長......

當然,隨著「小王子」日漸商品化,不少「小王子迷」根本從未讀過原著,令自稱「小王子粉絲」多少變得淺薄可笑。我便永遠記得多年前第一次看見小王子出現在一隻手錶上時,感到多麼彆扭和失望。小王子不是最最看不過眼那位宣稱自己「擁有」星星的商人嗎?將小王子圖案繪在手錶上,然後「擁有」他,這不是很「反小王子」嗎?
小王子說:「假使我有一條圍巾,我會把它圍在脖子帶走,假使我有一朵花,我會把它摘下帶在身邊,但你不能把星星摘下來......」
小王子其實跟星星一樣,無法握在手裡,否則只不過自欺欺人。熱衷於擁有小王子的皮相,只關注金黃色麥浪頭髮的小人兒有多可愛,但忘記了作者所寄寓的生命體會,豈不變成小王子口中「古怪到極的大人」?

越來越多人首先從商品認識《小王子》,委實諷刺也無奈。不過當年輕一代越來越不願翻書,借助商品作糖衣包裝讓經典留傳下去,或許是必要的惡?幸好《小王子》作者的遺產繼承者甚有遠見,將銷售小王子商品所得撥給聖修伯里青少年基金會(Saint-Exupéry Youth Foundation),在世界各地進行青少年計劃,總算保存一點作者的人道精神。到基金會網站一看,發現香港原來是基金會的行動地點之一,曾資助「成長之音」計劃,為香港及內地貧窮學生提供音樂學習機會。



如果將世上的人分為兩類,其中一個分類應該是:熱愛《小王子》VS對《小王子》全無感覺的人。後一類人中,有些認為這是一本多愁善感女孩才喜歡的小書,總是在講寂寞、愛、玫瑰......但這恐怕是捉錯用神的看法。

書中使用的某些字詞或許已被流行文化濫用,變得俗不可耐,但若回到《小王子》的context,極其簡單的用詞、對話和情節,其實也有著異常豐富的涵意或指涉。至少,我相信任何仍保有柔腸與熱血的人,讀到小王子造訪不同星球那幾章時,都會心頭一凜。

小王子因為生玫瑰花的氣,離開自己星球到處遊歷。他首先遇上獨居於小行星的國王,然後是一位聽聞掌聲便會脫帽的自負先生......不需太多聯想力也會發現,六個小行星上碰到的六個人,是從成人世界揪出的六種典型「人格陷落」:熱愛權力的「國王」、貪戀虛榮與掌聲的「自負先生」、時刻忙著計數和執迷於擁有的「商人」、只懂借酒醉來逃避現實的「酒鬼」、躲在象牙塔自說自話的「地理教授」,和只懂得聽令而行的「點燈人」,分別對應著迷戀權力、聲譽、金錢,以及自我逃避、自傲狂妄、營營役役的人生陷落相。讀到小王子跟他們的睿智對答,懷抱夢想卻總被人取笑癡傻的sensitive souls,能不被深深觸動嗎?

就像《國王的新衣》裡小孩一句話便將圍著國王的重重謊言敲碎,小王子亦是用最童稚純真的心思,KO成年人的煞有介事。所謂「非常重要」的事,通通變得蒼白可笑。

雖然聖修伯里在《小王子》的獻詞明言此書「是寫給孩子看的」,但很明顯,這是給成年人的寓言,小孩那會看得懂?弔詭的是它經常被歸類為「兒童文學」。叙述的腔調和作品的對象,被搞混了。最近香港的「童書權威」新雅文化,推出繁體版《小王子》立體書(經法國聖修伯里基金會獨家授權),定位也是兒童圖書。這或許也是後一類人對《小王子》無興趣的原因?
小王子離開地球前說道:「我必須對我的花負責。她很脆弱、天真,她只有四根一無是處的刺......」
小王子對玫瑰矢志不渝的愛情,是很多人迷上《小王子》的原因,不過這也是最被庸俗化的部分。如果小王子關心的只是愛情,那他只是一個cute版情聖。但他跟玫瑰和狐狸的交往,可以指向更廣義的人倫關係。

小王子對地球上眾多的玫瑰花說:
「唯獨我的玫瑰最重要,因為我曾為她澆水,為她罩上玻璃罩,為她圍上屏風......」
當我們越來越喜歡網絡上easy come easy go的人際關係,當我們越來越害怕付出與收回不相稱,當我們只剩下臉書朋友,也許,是時候捧起《小王子》,明白有give才有take,明白刻骨銘心需要時間經營,明白急不得、快不來的道理。

BOX

「四十四次」還是「四十三次」日落?

《小王子》是全球最暢銷書籍之一,單是台灣發行的中譯本便超過五十種。雖然《小王子》用簡樸文字寫成,其中卻有一兩處耐人尋味的「誤譯」。

喜歡《小王子》的一定記得,小王子在自己星球上曾一天看了「四十四次日落」。寫這篇文章時,在網上找出法文原版和手邊兩個中譯本並讀,卻發現法文版寫的竟是「四十三次(quarante-trois fois)日落」!再看新雅文化最新出版的《小王子》立體書(譯者黃葒),仍譯為「四十四次」。到底是四十三,還是四十四?如果是四十三,何解會出現「持之以恆」的錯譯?

上谷歌查找,發現背後大有文章。《小王子》最先是在美國出版的。1943年,Reynal & Hitchcock 出版社推出英譯本《小王子》 ,幾天後,推出法文原版(其時由納粹佔領的法國禁止出版聖修伯里的著作)。當時英文版寫的是「四十四次」,而法文版寫的是幾多卻有不同說法。但肯定的是,Gallimard出版社其後在法國出版的《小王子》版本,1947年開始變成「四十三次」。(資料來自此網站)自此,日落次數便有兩種版本,搞不清哪個才對......

那麼「四十三」對作者有沒有特別意義?1940年5月10日,納粹德國開始進攻法國及低地國家,6月22日,法國投降;兩個日子,正好相距四十三天。換句話,經過四十三次日落,祖國淪陷了。「一個人在哀傷的時候,特別喜歡看日落。」如果這解釋是真的,小王子的哀傷,並非文青式傷春悲秋。

除了日落次數,另一重要但常被「亂譯」的詞語是「馴化」。狐狸見到小王子時說:「請馴化我。」小王子問馴化是什麼?狐狸答曰:「建立關係。」「馴化」的原文是動詞apprivoiser,有些中譯本採用「馴服」、「眷顧」以至「訓練我聽話」等字眼,皆有失此詞蘊含的象徵意義和想像空間。 (原文刊於2015年12月24日《U Magazine》,此為修正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