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1月12日星期四

天擇(natural selection)與累進選擇(cumulative selection)



這個星期五(13/1/2017),香港中文大學將舉行一場「宗教與科學」思想沙龍,講者包括最近合著《宗哲對話錄》的哲學教授王偉雄與劉創馥,以及兩位有基督教背景的本地學者關啟文與陳文豪。關於宗教和科學的討論,離不開由「無神論」代表駁斥「智慧設計論」(intelligent design argument),和由「有神論」代表駁斥「進化論」(theory of evolution),相信這場講座也定會觸及這些內容。

數年前,因對進化論產生強烈興趣,我曾認真讀過幾本關於進化論的著作,牛津大學教授Richard Dawkins寫的《The Blind Watchmaker》(1986)印象尤其深刻。Dawkins是二、三十年來積極向公眾推廣進化論學說的英美學者之一,擅長以輕快流暢文字,解釋複雜概念,在此書中,他不但疏理了一般人對進化論的誤解,還深入淺出介紹了一些進化論基本概念和不同門派,至今仍是最受歡迎的進化論入門書。

Dawkins是無神論者,經常批評基督教創世論和智慧設計論,該書便有不少直接反駁智慧設計論的觀點。事實上「盲眼手錶匠」這書名,就是作者對十八世紀神學家William Paley的手錶匠理論(watchmaker argument)開的玩笑。

手錶匠理論是最常被引用的設計論(設計論是智慧設計論的「前身」):假如我們在荒野拾到一隻袋錶,它擁有精密的結構,零件之間有複雜互動關係,那麼我們必會認為,這錶是由一設計者或工匠創造出來,而非本來存在於荒野之中;按此類比,大自然生物的結構,遠比袋錶精密,它們理應也是由設計者──上帝──創造出來的。

Dawkins卻認為,沒必要用神來解釋生物的複雜設計,因為進化論本身已足夠解釋一切。他認為,若真的要為大自然強加一個「設計者」的話,那就是「天擇」這個「blind, unconscious, automatic process」。

Dawkins在書中多翻強調,一般人對進化論存有誤解,以為它是一個偶然和隨機(chance and random)的機制,因此不可能產生複雜結構的生物,但他們其實忽略了進化論中最重要的組成部分:「累進選擇」(cumulative selection)。他曾如此講過:「Chance is a minor ingredient in the Darwinian recipe, but the most important ingredient is cumulative selection, which is quintessentially non random.」

「累進選擇」是什麼意思?要了解它,需先了解天擇(natural selection)。

「物競天擇,適者生存」,嚴復的翻譯很精簡,但卻容易令人誤解,以為生物都很主動的去競爭,以求生存,但其實這並非進化論的原意。生物從來不是主動的,牠們只能被動的等,等基因突變。

當某一生物因偶然發生的基因突變,令牠比同類較能適應環境(譬如毛色與周圍樹林接近一點,令牠較不易被其他動物吃掉;頸長一點,令牠在缺食物的冬天較易吃到樹頂葉子),牠和其後代將有更大生存機會。而那些沒有突變的同類,則會因競爭力較弱,而數量日減,甚至被淘汰。這個過程,就是「天擇」。

Dawkins強調基因突變是「偶然」的,而天擇是「必然」的,意思是:大自然不是隨機地進行淘汰,而是據生物適應環境能力的多寡來作出淘汰。而「累進選擇」,就是「累進的天擇」:在數以十億年裡,物種不斷重複「突變-天擇-突變-天擇-突變-天擇……」的過程,在此過程中,有利物種存活的一些特徵不斷得到「積累」和「強化」(譬如毛色會越來越近環境,頸會越來越長……),經過很長時日,本來結構簡單的物種,便很大機會變成結構複雜的物種。

Dawkins曾經撰寫一電腦遊戲程式,來展示「累進選擇」的威力。程式裡,有九個「基因」控制著一樹狀圖案的九個變項(包括樹枝的長度、樹丫叉的角度、分叉的次數等)。樹狀圖案每「繁殖」一次便有十八個「後代」,每個後代各有一基因與母樹不同(基因變項可加一級或減一級)。譬如「基因九」是控制分叉次數的,所以基因九突變了的後代,會比母樹多一層或少一層樹丫叉。玩程式遊戲的人,需從每次「繁殖」的十八後代中選出樣子最像動物的那一後代,再用這後代繁殖下一代,如此類推。最後Dawkins發現,大約只需要二十九代,圖案已相當像動物,跟原初的樹狀圖案大相逕庭。(見上圖)

「累進選擇」很大程度解決了「複雜設計如何隨機演化出來?」的爭議,但反對者通常仍會有所質疑。書中引述了典型的反對說法:「如果一個生物的角膜是朦朧的,或瞳孔不能放大,或晶體不透明,便不能產生清晰影像。眼睛要麼是一個整體地運作,要麼是完全不能運作,它怎可能是逐少逐少地進化而成?無數偶然的突變,怎可能令晶體和視網膜這秤不離砣的兩大部件同一時間『進化』出來?」

人的眼睛或鳥的翅膀,看來是如此渾然天成,若說它們是進化而成的,那「半隻眼」或「半隻翅膀」又如何可能呢?這是對進化論不太了解的人常有的疑問。但Dawkins指出,在眼睛的例子裡,晶體和視網膜不一定要同時出現。

假若有一生物,牠沒有晶體,只有一個如針孔攝影機(pinhole camera)般的器官,牠看到的影像質素會很差,但卻已比一個全盲生物有更大生存機會。在漫長的歲月裡,若剛好出現基因突變,而令一丁點透明的東西生在牠的「針孔」上,令影像變得較為清晰的話,則在「天擇」原則下,這丁點東西將會被後代保留下來,再經過無數的突變/天擇,演化成晶體,最後成為「渾然天成」的眼睛。

今天我們都知道,人和黑猩猩的基因有98.77%相同,此外還有很多證據支持進化論。以「智慧設計者」(intelligent designer)來解釋自然生物的精密、複雜結構,顯得越來越沒必要。然而,這並不代表進化論可完全取代宗教,因我們仍可以問:宇宙第一個生命體,也是偶然「爆」出來的嗎?為何某些自然元素加起來,竟會成為生命?關於科學和宗教、進化和創造,相信還可以討論好幾個世紀。

2017年1月7日星期六

院長開口要,林鄭怎敢說不?


圖片來源:明報新聞網

西九文化區這場大夢,一造就是十多年。由最初Norman Foster憑超巨型天幕設計贏得比賽開始,這場夢,越做越走樣。先是天幕造價太高和單一招標問題惹起爭議,促使整個計劃推倒重來;繼而是贏得第二回比賽的「城市中的公園」計劃造價太高,需分階段處理,導致「肥前瘦後」,第三階段的三個音樂場地和一個劇院極可能無錢「上馬」;再來就是西九文化區董事局主席林鄭月娥在北京「知會」我們,要在西九土地上建北京故宮「分館」,取代原來的「大型表演場地」構思。

本來華麗完整的夢,最後變得甩頭甩骨。我嘗試到網上查找當年夢的遺痕,費了一番努力,才終於找到2011年4月《明報》通識版一段文字和圖片
「西端的圓形表演場地和展覽中心,將率先在第一期興建,讓西九文化區日夜都有足夠人流。」
2011年4月《明報》介紹「大型表演場地」構思
原來當年管理局曾打算「先建這個可容納一萬五千人的大型表演場地連地下展覽中心,配合餐飲商場設施吸引人流,以營運收入補貼其餘場地的建築費」。不過,西九的高層人事不斷更替,建築成本又不斷上漲,幾年前的夢,誰還去管?2014年5月,林鄭便暗示這座計劃中最龐大的建築物,政府是不會主動斥資興建的,要視乎有沒有私人資金投入。

到2016年12月,「圓」終變成「方」,「表演」變成「展覽」,「日夜多姿」變成「愛國教育基地」。那個曾長時間是西九文化夢中最巴閉的地標建築(規劃圖裡最養眼的大橢圓形),嘭一聲消失了。

其實我並不反對建一所新的場所,擺放故宮打算「長借」給我們欣賞的藏品(暫且不論到底是故宮「借藏品」給我們還是我們「借地方」給它擺藏品),但我不明白為何那場所必須設於西九?直到今早(1月6日)聽林鄭在立法會上解畫,我才終於找到整個拼圖裡「消失的一塊」:2015年9月,北京故宮博物院院長單霽翔與林鄭閒談時,「主動」提到故宮很多文物無法展出,可否在西九興建展館展出?

原來,「一定要在西九」的原因是「故宮院長開口要」。怪不得公開諮詢會「非常尷尬」了。院長不是問可否在香港找個地方,供故宮作較長期的展覽,而是一口要求「在西九建館」。從院長的角度看,這要求並不過份。因為北京故宮的確長年面對「不夠空間放展品」的難題,而保存書畫一類藏品又要很好的設備,若可將部分藏品「暫放」香港,既可陶冶港人的愛國情懷,又可為這些藏品找到優質「迷你倉」,絕對一舉兩得。更進一步,就是希望在西九「插旗」,於這龐大文化區中佔一位置。事實上,《約紐時報》12月28日以「Planned Hong Kong Museum Will Showcase China’s Imperial Relics」為題報道此新聞時,著眼點就是故宮,並將事件解讀成「a sign of growing cultural ties between mainland China and Hong Kong」。

但從香港人的角度看,院長的要求根本就是「大陸式思維」。他完全沒想到,整個西九文化區的規劃,是經過多年諮詢和考慮,才成為現時這個「整體」的。所謂「整體」,就是文化區裡每個部件皆和其他部件互相關連,隨便拿走一個部件,或胡亂加進一個部件,都會影響文化區的整體格局和部件間的和諧。

院長不知道這些,我非常諒解,但林鄭竟一口答應對方要求,卻令我非常費解。我尤其想知,到底次序是怎樣的?是院長先拋出「西九故宮」概念,於是林鄭想盡辦法踢走「大型表演場地」的原設計?還是林鄭早就決定放棄搞「大型表演場地」,而院長又剛好拋出「西九故宮」概念,於是來個順水人情?兩個scenario都惡劣,第一個尤其嚇人,第二個也問題多多。林鄭若不作出仔細交代,必會落得一個「擅自以西九土地逢迎北京」的惡名。

2017年1月4日星期三

小王子的狐狸和英雄朋友(三)


聖艾修伯里筆下的小王子和狐狸
 上一篇:〈小王子的狐狸和英雄朋友(二)

《小王子》故事裡的狐狸,是舉足輕重的角色。如果沒有狐狸指點小王子,後者將不會知道他星球裡那一朵嬌氣玫瑰,為何對他別具意義,為何地球上千千萬萬朵玫瑰都不能取代其位置。

我一直奇怪,為何聖艾修伯里所畫的狐狸,樣子不太像狐狸,反而像兔子?直至讀了《風沙星辰》的「At the Heart of the Desert」章節(台灣萬象中譯版的「沙漠中的囚徒」章節),才明白那狐狸原來並非憑空杜撰,而是真實存在的沙漠狐狸,牠的名字是耳廓狐(fennec fox,維基上的介紹)。耳廓狐的最大特徵,就是有著長長的耳朵。

耳廓狐(fennec fox)的真身
聖艾修伯里於某次飛行意外和耳廓狐「相遇」。1935年12月,他駕駛飛機由巴黎飛越南西貢途中,在利比亞沙漠墜機。因偏離了航道,他和同伴Prevot被救援隊發現的機會極微,在別無選擇下,只能在酷熱的沙漠徒步前行,期盼遇上奇跡。第三天早上,快要渴死的聖艾修伯里卻於飛機殘骸附近發現一些神秘洞穴,和小動物的足印。「一定是耳廓狐──那些只有兔子般大、長著大耳朵的肉食性小狐。

好奇的他跟著足印走,最後來到一片枯乾的灌木林。每棵棕色的灌木上,都棲息著大量金黃色小蝸牛,很明顯這就是耳廓狐的「食物庫」。在渺無人煙的沙漠,居然潛藏這麼多生命的踪跡,令他暫忘口渴的痛楚:「I love these signs of life. And I forget my thirst for a moment」。

聖艾修伯里又發現小狐狸的進餐智慧:「我的小狐朋友……不但每餐到訪過百棵小灌木,而且從不吃掉同一枝幹上兩隻相鄰的蝸牛……因為如果牠毫無計謀地吃,很快便會把所有蝸牛吃光。」小狐狸聰明地延續著蝸牛和自己的生命,給聖艾修伯里帶來極大震撼。

他向躲在洞裡的動物朋友說:「小狐,我是沒希望的了,但奇怪的是,這無礙我對你產生極大興趣。……一個人知道他三十年後會死,並不會令他失去生活的樂趣。而三十年和三日……不過是觀點與角度的問題吧。」死亡就在眼前,但這位飛行員作家並沒像荷里活編劇般,記下當時的緊張與焦慮,反而詳細描述和一些生命的相遇。「小王子」本尊的視角就是與別不同。

聖艾修伯里和同伴最終在一個多星期後獲救。這場沙漠空難,是《風沙星辰》的高潮,而在絕望中與沙漠小狐的相遇(其實他們沒有真的碰面),無疑成了作者幾年後創作《小王子》的養份。說牠是書中第一男配角的「原型」,也不為過吧。事實上,讀《風沙星辰》就如在讀「The making of 《小王子》」。我現在是終於明白,狐狸的角色為何被塑造成智慧化身,和為何看來像兔子多於狐狸了。

2016年12月18日星期日

時間之瓶

Vincent van Gogh, Wheat Field with Cypresses, 1889.
上一篇:〈活在當下(二)

中世紀神學家聖奧古斯丁(St. Augustine)最懂得時間之玄妙。他曾這樣講過:「時間到底是什麼?當沒有人問我時,我清楚知道它是什麼;當有人要我解釋它時,我卻困惑了。」(What, then, is time? I know well enough what it is, provided that nobody ask me; but if I am asked what it is and try to explain, I am baffled.)

在「過去」、「現在」和「未來」三種時間形態中,「現在」是最奇妙的:如果「現在」一直存在著,它便成了「永恆」,再沒有我們所熟知的會流動變化的「時間」。也就是說,「現在」若要成為「時間」的一部分,它必須不斷消亡,變成「過去」。企圖觀察「現在」是十分困難的,因我們無法像觀察一個蘋果般觀察它。它沒有顏色、氣味、長濶高、形狀。它總在逃遁。我們所能觀察到的,通常是已滅亡的它(記憶),或還未出現的它(展望)。

我們很難觀察時間,更難擺脫時間。小說《愛恩斯坦的夢》(Einstein’s Dream)裡,描述了一些有著稀奇古怪「時間」的世界。在某個世界,海拔越高的地方,時間運行便越慢(跟今天科學家的觀察正好相反),人們為了保持青春,紛紛走到山顛建屋,甚至在山顛插上長桿子再在其上建屋,居所看來就像「一群肥鳥蹲踞在細長的木腿上」。在另一個世界,時間是走走停停的(像熟悉的叮噹故事)。人們會突然被定格,停止活動,過一會又再接續下去。

但在地球這個世界,我們所感知的時間卻是從來不會停下。

我們一出生便在於時間之內,之後永遠都無法丟開時間或抽離於時間。我們不曉得沒有時間的存在方式,是怎樣的存在方式。就如德國哲學家康德在《純粹理性批判》對「時間」的領悟:「我們可以想像不包含『世間萬物』的『時間』(即抽象的時間概念),卻不能想像被抽走了『時間』的『世間萬物』(即沒有時間維度的世界)。」(We cannot take away time from phenomena in general, though we can well take away phenomena out of time.)

依據康德的看法,「時間」(以及「空間」和「因果關係」)並不是客觀的,而是人類先驗地擁有的一套框架或模具。人從經驗世界感知之一切,必然要經過這模具的模鑄,就如順產嬰必然要經過母親的產道。若康德是對的,人永遠不能逃離「時間」的巨掌。它是人類不能脫下的有色眼鏡。

或許人無法想像沒有時間的世界,就如深海裡的魚無法想像沒有海洋的天地罷。「時間」令我們擁有「先後」的概念,繼而有「因果」、「變化」、「生命始終」的概念。沒有「時間」,如何理解「存在」?我們對「沒有時間的世界」的想像,頂多就是一片灰暗渾沌。

一刻鐘、廿四小時、一個月、五十年。自從工業革命,人類設定了越來越實在、精確的量度時間單位。有趣的是,我們並不真的在「量度」時間。

古代初民,以太陽月亮的運動、潮汐四季的固定變化,大略地感知一種稱為「時間」的流動。幾千年後,科學家以銫原子內部變化所釋出輻射的周期,去精確定義「秒」。但我們真的在量度「時間」嗎?不,我們其實是在量度事物的變化。或許「時間」就存在於「變化」之中?或許「變化」就是「時間」本身?

愛恩斯坦的狹義相對論指出,運動速度越接近光速,時間便走得越慢;對於不同的觀測者,時間流逝速度並不一樣……科學家的時間理論越來越深奧,漸漸變成一般人沒法明白的東西。但回到最基本的日常生活,「時間」仍然充滿實感。我們執拗地相信「時間」實實在在地流動著,因為我們明明看見:肌肉變得鬆弛、額角浮現縐紋;新的嬰兒出生、衰老的人步向死亡;過去的不能改變,未來充滿變數。

如歌者Jim Croce寫的《Time in a Bottle》:「If I could save time in a bottle/The first thing that I'd like to do/Is to save every day/Till eternity passes away/Just to spend them with you.」我們將「時間」想像成可以捧在手裡的寶貝,因為它和生命如此緊密相連。

試想像有一個世界,那兒的人感覺不到時間流逝,一切與時間流動相關的詞彙都不存在,他們將如何描述和確立自己呢?他們不能再說:「我是個畫家,我習畫三十年了」;「我曾經擁有一段美好的愛情,如今孑然一身」;「我年輕時是賽跑高手,現在則舉步維艱」;「十年後,我會離開此地,到處流浪」;「請相信,我會愛你一萬年」等等。一個沒有時間流逝的世界,應該是非常沉悶沒趣的地方吧。

下一篇:〈良辰

2016年12月16日星期五

小王子的狐狸和英雄朋友(二)


Antoine de Saint-Exupéry in cockpit of Lockheed F-5B
上一篇:〈小王子的狐狸和英雄朋友(一)〉

1926年,聖艾修伯里開始在法國Latécoère民航公司擔任郵件飛行員,負責法國南部至西非塞内加爾航線。那時候駕駛飛機是極危險的工作,因引擎常會毫無徵兆失靈,死亡近在咫尺。聖艾修伯里便曾多次在撒哈拉沙漠急降,面對死亡,也面對蒼茫大地。

他在《風沙星辰》的「The Plane and the Planet」章節裡,寫到某次降落在撒哈拉渺無人煙的沙漠台地,文字如詩般美:
I was the first to let that dust made of shells stream from one hand to another like a  precious gold. The first to disturb that silence...I was the first evidence of life, like a seed brought by the winds.(1995企鵝版英譯本,譯者 William Rees)
我是世上第一個,將此地的細沙從一隻手流瀉到另一隻手的人,宛若流瀉著珍貴的金子。我是第一個打破寂靜者。......我是這裡最初始的生命徵兆,像風帶來的一粒種子。 
(然而此優美段落,在Galantiere的舊英譯本及台灣萬象的中譯本,皆不見影踪。相信應是作者在終極版本才加入的文字。)
《風沙星辰》的兩個英譯本,右為1995年的William Rees譯本。
 那沙漠高地一片純白,乃是大自然經年累月地打磨貝殼岩層造成的。在此純白世界裡,作者卻發現了一粒拳頭大的、黑色淚滴狀石頭。這存在於世上不知幾千年的從天空降下的小隕石,深深觸動著聖艾修伯里的心,因為它在此高地裡躺了不知多少歲月,此刻才終被第一個人類感知得到。聖艾修伯里之後在附近又找到不少黑色隕石。這高地,就像星星的收集儀(starry rain gauge)般,收集了不同時候掉下來的黑色小星屑。

文章最後一句,Rees的英譯極其迷人:「But the most wondrous thing was that there on the planet's curved back, between that magnetic sheet and those starts, stood a human consciousness in which that rain could find reflection as in a mirror.」我試譯如下:
最奇妙的事情是,於這地球弧形的背上,在此磁性地表和天上星群之間,竟挺立著一人類意識。那些隕石如雨墜落時的情境,皆映照於此意識之中,就如被鏡子映照一般。
我非專業譯者,但相信也比以下台灣萬象版的譯文好:「最最奇妙的是:在這行星的圓形山脊上,在這塊有磁力的土地和那些星星之間,人類的知覺呈現了,好像呈現在一面能使雨反射的鏡子裡。」譯者似乎沒有搞懂作者所講的「人類的知覺」,其實是指他自己。至於「使雨反射的鏡子」這樣的文字,實在是怪誕、難明和不通順到極點吧?

真的,要摧毀一本偉大作品,一個譯者已足夠。(之二)

2016年12月15日星期四

小王子的狐狸和英雄朋友(一)


說來慚愧,雖然視《小王子》為人生最愛的書,但一直以來,都沒讀過作者聖艾修伯里(Antoine de Saint-Exupery)的其他作品。或許是害怕破壞了內心的小王子聖殿罷。直至最近在舊書攤購得台灣萬象出版的《風沙星辰》(Wind, Sand and Star),才知自己錯過了幾多。

我買的這個版本,其實譯得很爛(譯者蘇白宇,見圖)。古怪的錯譯、聱牙累贅的句子,嚴重妨礙閱讀,但神奇的是,我一翻開此書,便無法放下。

這是一本關於飛行的自傳式散文集,但在聖艾修伯里筆下,無論是夜間長途飛行、撒哈拉沙漠、安第斯山脈的雲層、閃爍不定的遥遠星群、足堪致命的飛行意外等等,都充滿著詩意與睿智。細意咀嚼著書中句子,腦袋就像被清澈河水洗刷著一樣。

已經多少年沒碰上這種「捨不得讀完」的感覺?我甚至興冲冲跑到大學圖書館,借了兩種英譯本,對照著讀。這才發現,這中譯本之所以爛,或許是因為它以1939年出版的舊英譯本(譯者Lewis Galantiere)作為藍本。其實企鵝出版社於1995年出版了《風沙星辰》的新英譯本(譯者William Rees),不單譯筆較詩意,內容也有很大分別。

據Rees介紹,當年Galantiere在聖艾修伯里同意下,於英譯本中加入了很多原作者在終極版已刪去的內容,又將文中的present tense變成past tense,更奇怪的是,他連作者的「前言」也刪掉。

因為Galantiere的英譯本流傳甚廣,所以有很長時間,英語讀者讀到的《風沙星辰》都和法國原版不同。其實就連《風沙星辰》(Wind, Sand and Stars)這個名字也是「錯」的。此書的法文原名是《Terre des hommes》,應是「人類的土地」之意吧。當然這又是Galantiere先生做的「好事」 。至於中譯本則是「錯上加錯」,連逗號和連接詞也省掉,令人以為「風沙」是用來形容「星辰」的呢。(之一)

相關文章:〈不需擁,有但可熱愛的小王子

2016年12月5日星期一

卡斯特羅之死和馬克思的歷史預言


Che Guevara (left) and Castro, photographed by Alberto Korda in 19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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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巴前領導人卡斯特羅(Fidel Castro),終以九十歲高齡撒手塵寰。

這位於上世紀五十年代末領導游擊隊、推翻美國扶植獨裁者巴蒂斯塔(Batista)而奪得古巴政權的革命家,最終可笑地也成了另一獨裁者,獨攬大權五十多年。但與此同時,他為世界保留了可謂最後一塊不受資本主義侵擾的「淨土」,一個烏托邦式的「社會主義示範單位」。那裡既不像北韓般餓死者眾,相反還有高水平的全民免費醫療及教育,在不少左派知識分子眼中,簡直是「反美帝霸權」的奇跡。卡斯特羅的死,因而激起非常極端的反應:一邊廂,是數以萬計古巴民眾湧到首都夏灣拿革命廣場,向他作最後致敬;另邊廂,在一海之隔的邁阿密,無數流亡古巴人欣喜若狂地慶祝獨裁者去世。到底應如何評價這位傳奇人物及其共產王國?

若果你像我一樣,不是純粹的「後果論者」(consequentialist)的話,相信你亦跟我一樣,無法認同任何真正信仰馬克思共產主義的政權。

「後果論者」 只著重後果的好,對於用什麼方法達到後果毫不在乎 ;「非後果論者」則相信世上有些東西比「後果」更重要,是擁有內在價值之物,不容拋棄。在我眼中,比「後果」更重要的東西包括:言論自由、出版自由、結社自由、挑選國家管治者的自由、遷徙與出入境的自由等等。無論某種政體所帶來的「後果」看來多麼理想迷人,但假若實踐它的條件是必須犧牲具內在價值之物的話,我不認為值。但一個真心信仰馬克思主義的政權,卻是必然會走上一黨專政的獨裁之路,用各種方法排除異己,並剝奪人民的各種自由。究其原因,是馬克思理論裡所包含的歷史發展觀,早已「預告」了這個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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誠然,卡斯特羅不是最可惡的共產領袖。他沒有像其他共產領袖般大搞個人崇拜(他很聰明,搞的是已逝者哲古華拉「Che」的崇拜,英俊、瀟灑、追逐理想的「革命者」形象鮮明,連帶令人們對「古巴」也滿有好感,成為發展「革命旅遊」的重要資產),或竭力搗毀傳統文化(古巴文化藝術發展蓬勃,最著名的Buena Vista Social Club音樂是懶洋洋的,毫無「進步」色彩),或鼓動瘋狂的全民批鬥(西班牙風味的革命還是比較浪漫吧,通常是啣著雪茄在吞雲吐霧);但他始終脫不了一黨專政、打壓異己的共產黨路線。

直至2011年,卡斯特羅一直緊握黨政軍大權,據說他會將異見者關進集中營毒打,甚至秘密處決(雖然他本人聲稱「從沒任何古巴人因異見而受罰」)。至於平民百姓,長年過著六十年代水平的配給生活,不能反對政府,不能步出國境(2013年才可用護照自由出境旅行),過往偷渡到美國的古巴人數以十萬計。

香港學者雷競璇曾三度到訪古巴,追尋曾在古巴謀生的父親足跡。他在《遠在古巴》裡提到當年古巴革命的一些細節,那是年輕一代聽了會倒抽一口涼氣的、「做生意也犯法」的純粹共產:「古巴革命後......進行企業國有化,將原本由美國資本控制的公司收回來,最後一波國有化在1968年推行,一口氣將餘下五萬八千多個中小企業收歸國有,中國華僑原本經營的雜貨店餐廳洗衣館等,就在此時全部被充公。從此,古巴再無私人企業、私人資本,法律也禁止僱傭關係。」

然而一切都在悄悄變化。卡斯特羅弟弟勞爾接手政權後,古巴經濟逐步開放,與美國關係也在解凍,資本主義的五光十色商品,誓將如潮水湧入。卡斯特羅的死,彷彿在宣告一個夢幻的共產時代的終結,同時也提醒我們,哲學家的理論可以多「離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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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history of all hitherto existing society is the history of class struggles.”

「一切社會的歷史,皆是階級鬥爭的歷史。」翻開《共產黨宣言》或《資本論》讀讀,你必會嘆服於共產主義創始人馬克思(Karl Marx)以經濟和社會結構解釋人類歷史的睿智,以及他視階級鬥爭為歷史變遷動力的創見。然而馬克思對歷史發展的「預言」,卻是受時代限制的書生之見,最終亦令「馬克思主義」變成大胡子哲學家送給世人的一份惡作劇般的悲慘「禮物」。

馬克思的「歷史預言」是這樣的:當資本集中在越來越少的大資本家手裡,壟斷資本主義便會出現,屆時工人將飽受欺凌和壓迫,不得不反抗,最後爆發階級鬥爭,「資本家私人財產的喪鐘敲響,剝削者終被剝削。」(《資本論》第一卷)也就是說,資本主義具有「自我毁滅性」。馬克思預告,當資本主義崩潰消亡,除了無產者,一切階級將會消失(classless society),「國家」(state)將不復存在,一個沒有剝削的社會主義(socialism)理想境界於焉出現。

今天,任誰都可輕易看出這個「預言」的流弊:由1917年的蘇聯始,行共產主義的國家,談不上沒有階級分野,相反,歷史告訴我們,無產階級的「均富」(稱為「均貧」或更適合),往往是由國家的獨裁者來維持。

回看百年歷史,「共產」和「獨裁者」根本是一對雙生兒:蘇聯的史大林、中國的毛澤東、北韓的金日成、羅馬尼亞的壽西斯古(Ceauşesc).....顯而易見,當共產革命家掌權後,他們便成為新的統治者、剝削者。史上最出力鞭撻共產主義的哲學家波普爾(Karl Popper),在其名著《開放社會及其敵人》便有以下一針見血的批評:

「當兩個階級(指資產階級bourgeois和無產階級proletariat)最後剩一個,不見得會導致『無階級社會』的出現。…….最有可能的發展是:那些在革命勝利時手握實權者 ────即是在革命領袖們的權力鬥爭和政治清洗下仍能倖存的人 ──── 他們會形成一個『新階級』:新社會裡的新統治階級。這是新的精英管治和官僚體制,縱然他們極有可能嘗試掩飾真相。」

(From the fact that of the two classes only one remains, it does not follow that there will be a classless society….The most likely development is...those actually in power at the moment of victory--those of the revolutionary leaders who have survived the struggle for power and the various purges, together with their staff--will form a New Class: the new ruling class of the new society, a kind of new aristocracy or bureaucracy; and it is most likely that they will attempt to hide the fact.)

緊抓權力的卡斯特羅及其弟弟,不就是波普爾所講的「新階級」嗎?馬克思雖有學者的智慧,卻對人性卻似乎了解不足。他以為資本主義「爆煲」後,「結局」必然是一個「沒有階級分野」的社會,然而「沒有階級分野」的社會又怎可能是個穩定的人類社會結構?野心、權力欲、自我膨漲、自以為是等等,總會來荼毒勝出的革命家;又或者,勝出的革命家通常都要擁有以上特質罷。

當然,波普爾也沒全然否定社會主義出現的可能性,但前設條件是:人民要夠團結,促使當權者即時立法,防止任何剝削和濫用權力的情況發生。波普爾的意思,是在革命後訂立民主選舉機制。可惜,世上的共產黨掌權後,無一例外是「一黨專政」的,並無真正的民主選舉(譬如中國共產黨執政初期,容納了「民盟」的存在,但五十年代時「民盟」多名成員被劃為大右派,收場慘淡,最後只是裝點門面的所謂反對派)──── 然而這亦只能怪馬克思自己,因為據其理論,當無產階級革命成功後,已沒有其他階級存在,那又何需代表其他階級利益的黨呢?

馬克思對歷史的看法,可謂反映了那個時代的理想主義氛圍,以為世界歷史終有美好的結局。然而現實和理想,從來是兩碼子事。

2016年11月30日星期三

似曾相識


甫看完新海誠的《你的名字。》,字幕還在滾動之際,朋友已提出她的見解:「導演說了一個如此複雜的故事,或許只是想表達愛情裡的似曾相識感?」

電影的最後一場:早已失去對方記憶的三葉和瀧在樓梯相遇,心底湧現的似曾相識感,迫使他們齊聲開腔問:「你的名字是?」故事於此嘎然而止。

身份互換、時間旅行、隕石襲地球、歷史的改寫......或許就像張愛玲以(我們最熟悉的)城市的傾覆來成就白流蘇和范柳原的愛情般,新海誠亦意圖用最大「陣仗」的情節,來鋪陳最難跟別人言說清楚的私密愛情感覺?我和朋友甚至斷言,這就是整齣電影的構思起點。

導演本意如何,我後來沒去深究,但「déjà vu」之類的感覺,確是很多愛戀故事的起點。「好像認識了這個人很久似的......」是一種很奇妙的喜悅感。因為熟悉,所以覺著安全自在,因為熟悉,所以以為緣定N生;世間男男女女的愛情,不知有幾多假此熟悉感而展開?

然而,人的心念是善變的。當一對戀人相處下來,發覺志趣並不相投,看法總針鋒相對,終至分手收場、各走各路,便知當初那份所謂「似曾相識」感,不過是兩廂情願的美化。「嘿,所謂feel這東西,信不過。」當失戀了幾次,當年歲漸長,「似曾相識」之說顯得多麼虛幻。畢竟,喜歡對方時腦袋自會順著此思緒炮製故事,「我們上一世曾經相愛罷」,反之,腦袋又會炮製出全然相反的故事,「我是上一世欠了他罷!」而人若想戀愛,總可說出一萬個理由,沒有似曾相識感,也會搬出其他東西來穿鑿附會......

由是覺得,談愛情感覺的《你的名字。》(假若我們的斷言正確)真是一齣極年輕的電影。

2016年11月2日星期三

佛瑞、巴哈和 jet lag:專訪大提琴家Steven Isserlis

Steven Isserlis十月在港大李兆基會議中心舉行了一場演奏會。(圖片由港大Cultural Management Office提供。)
馬友友、Steven Isserlis、Mischa Maisky,這三位仍然活躍的中生代大提琴名家,最近陸續來港演出,喜歡大提琴的樂迷相信都樂滋滋的掏了腰包,躬逢其盛。雖然九月那場馬友友跟港樂的開幕音樂會,令人頗有「雷聲大雨點小」之感,但幸好英國大提琴家Steven Isserlis十月中在港大的演出極具水準,鋼琴伴奏Connie Shih更是意料之外的精彩。

演奏會前一天,有幸跟一頭標誌性卷髮、說話又輕又快的Isserlis作簡短訪問。(「有幸」的還包括香港樂迷。Isserlis十月的亞洲巡演本來包括首爾、香港、上海、東京等城市,但他因私人理由臨時取消了後半部行程(中國和日本),香港因而變成巡演尾站。)睡眠不足的Isserlis不如想像中健談,但總是語帶幽默,跟他寫童書的筆調一致。

這次亞洲巡演的主題是「普魯斯特和音樂」(Proust and Music)。不過Isserlis非常坦白,「我絕不是他的書迷。我恐怕要用十八個月才可能讀完他整本小說!」法國作家普魯斯特的《追憶似水年華》(À la recherche du temps perdu),無疑是「談的人多於讀的人」的不朽巨作(這部意識流經典全長七大卷),但普魯斯特跟音樂有不少淵源。除了年輕時跟委內瑞拉裔作曲家Reynaldo Hahn是同性戀人外,普魯斯特也很欣賞當時活躍於巴黎的作曲家如德彪西(Debussy)、佛瑞(Fauré)、弗朗克(Franck)等。在《追憶似水年華》裡,他虛構了音樂家Vinteuil這個人,每逢Vinteuil的小提琴奏鳴曲響起,便會勾起主角Swann不少傷感回憶。據說Vinteuil正是多個真實音樂家的「綜合體」。

這次演奏會的曲目來自Hahn、佛瑞、弗朗克等,還有從普魯斯特獲得靈感的英國當代作曲家Thomas Adès的《Lieux retrouvés》。雖然個人較喜歡Isserlis當天演繹的弗朗克《A大調奏鳴曲》,但原來演奏家自己最愛佛瑞的《D小調第一號奏鳴曲》。

「我太愛佛瑞了。跟他的《第二號奏鳴曲》不同,這是一首很難『進入』的作品,因它的音樂語言很獨特。我二十多年前曾灌錄過它,但年歲漸長後有新的領悟。此曲就像個害羞的人,你不易跟他熟稔,但他卻是有趣的。」他透露,即將第二度灌錄此曲。

佛瑞在香港未必是很熱門的音樂選擇,但法國人至今對他仍相當傾心。記得半年前訪問法國鋼琴大師Michel Dalberto,他也對佛瑞情有獨鍾。跟佛瑞相識的普魯斯特,更想過寫一本談佛瑞音樂的書。佛瑞為何如此吸引?Isserlis在他為兒童寫的作曲家故事集《Why Handel Waggled his Wig》中如此形容佛瑞:「He wasn't the type to draw attention to himself. ...He is a major musical figure, simply because he wrote some of the most angelically beautiful, pure, touching and ecstatic music that has ever been written.」

佛瑞早年就讀的Ecole Niedermeyer,重視對位法和教會音樂,對他的風格影響深遠。晚年,他在恩師聖桑的大力促使下,當上法國音樂學院院長,銳意改革學院守舊風氣,與此同時,他的耳朵卻漸聾了,高低音聽起來都是扭曲的。身份和身體的變化,令他晚年作品既富衝勁,又飽含生命的痛苦與焦慮。《D小調第一號奏鳴曲》正寫於他七十二歲耳朵已聾之時。

除了浪漫派作品,Isserlis拉的巴哈《無伴奏大提琴組曲》(Six Cello Suites)也極受歡迎。我打趣問:「為何這次亞洲巡演不拉Cello Suites?年初你才剛在倫敦Wigmore Hall拉過第一、四和五號組曲呀。」沒想到有驚人答案:「我永遠不會在香港拉奏巴哈Cello Suites的。」何解?「我在時差狀態下不能拉奏它們,因為這樣我會緊張到想死!其他地方如紐約也不例外。我常在紐約演出,但絕不拉Cello Suites。」

沒有耳福,唯有聽唱片。十年前他為Hyperion灌錄的Cello Suites雙CD,使用羊腸弦線拉奏,琴音甜美,情感表達則趨近現代,澎湃激烈。Isserlis對樂譜版本頗有研究,在唱片裡收錄了第一組曲〈前奏曲〉的三個手抄本 (Magdalena版、Kellner版和Christoph Westphal版)。「我以前練習時常參考不同手稿,將它們通通錄出來,便不用傷腦筋選擇跟隨哪個版本了!」他開玩笑說。通常,他的演繹和Anna Magdalena (巴哈第二任妻子) 手抄本最接近。「不過三個版本我沒有全部拉對......後來我想,若能加上史上第一個印刷版本便更圓滿。」該版本dynamics豐富,跟手抄版對比顯著。

巴哈的六首《無伴奏大提琴組曲》,作曲家本人沒留下手稿,而Magdalena手抄本又沒任何interpretation markings,演繹者因而擁有極大自由,去展現他眼中的巴哈世界,以及自身修為。這六套樂曲彷如大提琴家的「較量場」。

雖然個人始終較喜歡Pablo Casal版本( 譬如聽慣他第一組曲〈前奏曲〉較緩慢的節奏和莊嚴的味道,多少會被Isserlis的速度和輕快嚇一跳 ),但Isserlis的版本自成一個世界,穩佔江湖地位。他還說,有朝一日或許會為六套組曲拍點錄像,「我對它們有深刻體會。 (I feel it very deeply)」樂迷且拭目以待。

2016年10月31日星期一

自選的理由

Paul Klee, Castle and Sun
(前一篇:〈必然與偶然〉)

宿命論如果是真,自由意志便是徹底的虛妄。無論你多麼強烈地覺得是「自己」在作選擇,終歸也走不出早已寫好的結局。但今天會毫無保留地相信宿命的人並不多,畢竟「在劫難逃」的想法太過神秘,和科學掛帥的世界格格不入。現在,人們更傾向以「決定論」(determinism)來言說世事的「必然」。

「決定論」的看法很簡單:凡事皆由前因決定,人的行為亦然,因為前因又會有前因,所以人的所有行為,早由遙遠的過去決定。人以為自己在作選擇,不過是幻覺。

今天,我們都很容易理解「決定論」的意思。遺傳基因有無變異,決定我會否患遺傳病,腦化學物的平衡,決定我是否容易抑鬱或自閉,腦部某些不可知的內容,決定我的性傾向……似乎很多關於我的事,都一早被決定了,我並不如想像中「有得揀」。而假若檢視我在某一刻作的某個行為(譬如我在雪糕店吃朱古力雪糕),它定必是由某些前因決定的,譬如信念、喜好、欲望等(天氣很熱而朱古力味是我最喜歡的),而這些信念、喜好、欲望,又一定其來有自(我的味覺神經元對朱古力味反應特別強)……前因又前因,人似乎只是長長因果串的一環,如此的話,哪還有空間讓人展示自由意志?

假如自由意志是假的,那麼人類世界將會出現非常嚴峻的道德困境:我們再不能指責殺人犯殺人,也不用稱讚做善事的好人了,因為他們所做的一切都不由自主。我們不能再要求人對自己的行為負責,法律、法院、監獄等等,通通都沒有道理了。

決定論和自由意志之間的矛盾,如何化解?不同派別的哲學家有不同回應。有人認為人「決定論」是真的,人確沒有自由意志可言(他們被稱為hard determinist);有人認為「自由意志」才是真的,決定論並不適用於人的行為(他們被稱為incompatibililists);另有人認為「決定論」和「自由意志」兩者可兼容(他們被稱為compatibililists)...... 各種學說,以屬於「不兼容派」的康德最接近常人看法。他認為:唯一可以「拯救」人的自由意志,令道德責任變得可能的,就是將人視作「超越時間、不受因果律控制」的物自身。

我們都知道,由物質組成的世界,受因果律主宰,只要知道齊全的「因」,便可推算準確的「果」。譬如球A被球B撞到,向前滾動,假若我們知道球B的速度、方向、地面磨擦力等,便可預知球A被撞後的動向。但人的行為是否也純粹由這樣的因果律決定?知道因,便可推出果?假若我們知道Z君在某一刻的信念、喜好、欲望,以至他體內細胞的詳盡數據,和外界的相關狀況,是否便可準確預知Z君的行動?強硬決定論者會回答是,但不兼容派則會提出反駁。

譬如他們會指出,人的行為固然也「由因決定」,但卻跟一塊石頭的「由因決定」卻有顯著分別。一塊石頭的狀況全然由外在環境決定,當我踢它一腳,它便滾動,它沒辦法忽略任何施於它身上的「因」(我的一腳)。但人卻不同。人擁有意識,有判別和取捨能力,並不是所有「因」,他都必須照單全收。這是因為,決定人行為的「因」,不是純物理性的,而是浮現於人的意識層的「理由」(reason)。一塊石頭會直接對物理變化作出反應,但人的意識卻會在接收外界變化後,將這些和自身的感受及意欲混和,得出各種「理由」,衡量、分析、取捨後,選出認為最好的一個。

人可自主決定接受某些「因」,忽略別些「因」,不同的「因」還可能是相互矛盾的。譬如我可能同時意識到兩個指向相反行動的因(理由):「我應好好享受一下,看場電影」和「我應對抗享樂的本能,先完成工作」。前者是順本能而行,後者相反。當代哲學家Harry Frankfurt將後一種「理由」(對本能欲望加以制約),稱為「第二序欲望」(second-order desire)。事實上,正正因為人能夠擁有「第二序欲望」,所以他的行為是難以預測的。我或許有很強烈的享受欲望,但並不代表我必然會跟隨此欲望行動。而「第二序欲望」有時雖然很微弱,只要它出現了,便抹殺不了被我採納的可能。事實上,人在某個情境裡會選擇受哪個「因」影響,根本不可預知。

就算一位科學家在我準備行動時仔細察觀我,分析我腦袋的腦電波和神經元活動,他所見到的亦僅只是對應各個「理由」的神經元脈衝在閃來閃去,卻無法判斷哪個脈衝最終會導致我行動。他可能會有一個大概的機會率估算(七成去看電影,三成繼續工作),但卻不可能作百分百準確的判斷。(這無法判斷的部分,就是人的「自由」。)科學家只能在我作出行動後,去找出影響我的「理由」,即是由「果」溯「因」。譬如看見我看電影,便會指出:「她因為忙了幾個晚上,想好好享受一下,所以去看電影。」

死物純粹受物理因果律影響(A狀態遇上B能量,必引致C狀態),所以它的動向是可預測的。動物複雜一點,但也是純粹物理化學反應(A事件引發B身體狀況,必引致C行為反應),牠的行為也是可預測的。至於人類,因為他能夠反觀自己的意識內容,這令其行為變得難以預測。這就是康德說的「人是在因果律之外」的意思。我們的腦海會浮現什麼「理由」,的確受因果律影響,但我們最終由芸芸「理由」中拾取哪個,卻是在「黑盒」般的意識裡進行。這mental event的結果,用純物理性因果律是無法預估的。

2016年10月29日星期六

必然與偶然


Jean-Auguste-Dominique Ingres, Oedipus and Sphinx, 1808
(上一篇:〈沙特的初始計劃 〉)

1.

人無法掌握他的際遇,但如何理解這些際遇,卻可由他決定。

「必然」與「偶然」,正是兩種截然不同的詮釋際遇的進路。它們亦通向截然不同的人生。

相信「必然」者,認為他之所以過著如今模樣的生活,是早已註定的(在起作用的可能是星座、基因、性格,以至上帝)。「乜都係整定。」這是必然派的口頭禪。他們愛將一切都解釋為必然,譬如當他因為讀到一本書/遇到一位好老師/聽了朋友的忠告,而決定作出改變時,他會說:「整定我要咁做。」又譬如當他得知伴侶當年是幼稚園同學時,他會說:「我哋整定要做夫妻。」

對無神論的存在主義者來說,世上卻沒任何事是必然如此的。人生,充滿變數;際遇,永遠unpredictable。「一切都是巧合。」這是他們的口頭禪。一個人雖然連性格也可改變,但他之所以生起改變的念頭,卻是純粹的偶然。他們會這樣說:「我只是偶然讀到一本書/遇到一位好老師/聽到朋友的忠告,才生起改變的決心。我也很有可能碰不上這些偶然,沒作出任何改變的。」而當他得知伴侶當年是幼稚園同學時,他會說:「這實在巧合。我們很可能在幼稚園畢業禮上便永遠分道揚鑣,卻又偶然地遇上了。」

同樣的遭遇,有人說是「必然」,有人說是「偶然」,哪個才真確?未來是早已註定的(像個入口和出口極窄而中間很闊的迷宮)?抑或人的意志可起決定性作用(像一個路線會不斷生長變化、有很多出口的迷宮,人在每個岔路作的決定,皆會影響整個迷宮布局)?這是一條非常引人入勝的問題,只可惜,我們永遠無法取得神手上的命運之書(如果有神或命運的話)來參詳比較,因此永遠無法得知答案。大部分人會直觀地採納一方的看法,不過,我們也大可嘗試仿傚法國哲學家Pascal當年思考宗教信仰時用的方法──以「避開最惡劣的可能結果」為首要考慮──去決定相信「必然」還是「偶然」較好。

想像以下四種情境組合:
1. 你相信「必然」,而世事又確實是註定的。結果是:你參透世情,無所執著。 
2. 你相信「必然」,但世事原來是偶然隨機的。結果是:你陷入「劃地自限」的悲劇。
3. 你相信「偶然」,而世事又確實是偶然隨機的。結果是:你對世界充滿熱情與好奇,因為勇於嘗試而活得豐盛充實。
4. 你相信「偶然」,但世事原來是註定的。結果是:你一生耗掉大量精力,奮力反抗根本反抗不了的命。 
顯而易見,四個選擇,以(2) 最為惡劣。世界本來寬廣,你卻劃地自限,在可作出改變時自動放棄機會,臣服於並不存在的「必然」之下。人若選擇相信「必然」,便有可能跌進這最惡劣的結果。

2.

在各種抱持「必然」觀點的生命哲學裡,「宿命論」應是最徹底的一種。五十年代英文老歌《Que Sera, Sera》有一句歌詞,言簡意賅道出宿命論的觀點:「What ever will be, will be」。所謂宿命,就是無論你拼盡全力,還是放軟手腳,假若命運早已安排如此,便怎也躲不過。你若註定成為百萬富翁,那麼就算天天賴在床上發呆,也終歸會成為百萬富翁。聽起來似乎不錯?躺著也發達。但當人相信自己所作的一切努力皆只會是徒然(要成為富翁的,固然會成為富翁,要窮困潦倒的,卻也是必然會窮困潦倒),無論怎樣都擺脫不了這個「命」時,他會被龐大的無力感圍困,甚至喪失行動的動力。

當代英國哲學教授Simon Blackburn在《Think》一書引述過一個軍官朋友的戰場故事:一次大戰,這軍官在戰場指揮士兵打仗,卻總是無法說服他們於上陣時戴上頭盔,因為士兵都相信「bullet have your number on it」;戰場上,若有寫著某士兵「號碼」的子彈(即命定會射中他的子彈),那麼就算他戴了頭盔也是必死無疑,相反,若沒有這顆「號碼」子彈,那麼不帶頭盔也絕對死不了。生死有命,既然如此,又何必戴那又重又笨拙的東西?What ever will be, will be,相信「必然如此」的人,在生死悠關的狀況,會連作出自我保衛的動力也消失殆盡。

士兵在炮火面前感到生命的脆弱,完全可以理解,但當他們放棄盡力保命,便等於在不肯定「宿命」是否為真前,已徹底「認命」──若「命」確實存在,那也沒什麼;但若世上並無「命」,士兵卻信有「命」且自我放棄,那麼本來不存在的「命」便很可能會「自我實現」了(士兵本來不會死,卻因沒戴頭盔,被炸彈碎片擊中頭部而亡)。這正是上節提及的四種情境中的(2)號。

當A君相信「我註定是毒男」,他便再提不起勁參與社交活動,久而久之,「毒男」的「命」自動實現。當B君相信「我註定是失敗者」,他便再提不起勁積極幹活和尋找機會,久而久之,「失敗者」的「命」自動實現。或許,真有一位天神預設了他們的「命」,但如果是另一可能性呢?事情本來可以不那麼糟,他們未必需要一世做「毒男」或「失敗者」,只因他們放棄了,才陷入「劃地自限」的悲劇──如果是這樣,選擇相信「必然」便愚笨無比。

跟輕易向「命」投降的人相反,有些人就算得知自己的「命」也會負隅頑抗,不信自己無力改變未來。希臘悲劇《伊底帕斯王》(Oedipus Rex)的主角伊底帕斯,採取的就是如此態度。

故事開初,伊底帕斯在神殿得到聖諭,知道自己將來會「弒父、娶母」。為阻止聖諭成真,他決定遠走他方,離開父親科林斯國王。他輾轉浪流到底比斯,期間殺死一個擋路的老人,又憑著聰敏才華,娶得底比斯國王遺孀為妻。一切看來十分美滿,伊底帕斯也滿以為自己已成功避過「弒父、娶母」的宿命。然而故事來到尾聲,伊底帕斯才發現科林斯國王只是他養父,之前被他殺死的老人,才是親生父親,他所娶的國王遺孀,則是親生母親......他從沒走出命運的陰影,卻在沾沾自喜。伊底帕斯悲痛欲絕,最後刺盲雙目,懲罰自己的罪孽。

伊底帕斯面對宿命,卻絕不認輸、奮戰到底,這是第(4)號情境。雖然奮戰的下場,仍擺脫不了「命」,但我們對伊底帕斯卻尊敬有加。他沒有因為預早得知自家「命運」而自暴自棄。他盡其所能爭取最好的人生。他最後雖然走不出「命運」股掌,仍願意為自己行為負責。我們尊敬他,因為他活得有尊嚴,有希望。

若世事確是註定的,我寧選取「不信命,但奮力反抗根本反抗不了的命」的(4)號情境,也不想選「信命,因而參透世情、無所執著」的 (1)號情境。至少,(4)號一生都享受著「自主」的感覺,生活得積極、樂觀,而那看透世情的(1)號宿命論者,卻長期拖曳著無能為力感前行,鬱鬱寡歡。你又會選擇第幾號情境?

2016年10月8日星期六

沙特的「初始計劃」

Vincent van Gogh, Landscape with Ploughed Fields, 1889
(上一篇:〈一刻. 一生〉)

沙特認為人可自由地選擇他的人生,因為他沒有什麼必然的、不可改變的本質。人是一齣沒有劇本的戲。不過這種無所憑藉的「自由」,對很多人來說是匪夷所思的。尤其是「沒有本質」、「什麼也可能」這些「人」的述描,與他們向來理解的「人」實在相去太遠。他們會說:「人可以天馬行空地構想很多未來『計劃』,不過最終能落實什麼『計劃』,還不是由天生的性格決定?」

存在主義者認為人沒有本質,性格決定論者則認為性格就是最明顯不過的本質。

性格決定論可用兩句說話總括:「性格決定人生,而上天決定性格。」這種樸素的「命定論」認為:當人作抉擇時,性格其實會產生決定性的影響,但性格卻是天生的、不可改變的,所以抉擇也是必然如此、沒有alternatives的。譬如,悲觀者遇上困難,必然是滿眼憂傷世界一片昏暗,因為於他而言這是理所當然的反應;樂觀者遇上困難,必然是積極向上發掘到正面之處,因為於他而言這也是理所當然的反應。一個人就算多麼努力嘗試改變他的性格,最終也會故態復萌,打回原形,因為性格就像刻在人身上的印記,永遠都揮之不去,會伴陪我們終老。所謂「青山易改,本性難移」,抱持這種看法的人,絕不可能贊同沙特所述描的「人的自由」。

對於「性格是否天生」這個問題,沙特在《存在和虛無》裡有清晰的回答:否。只要我們認為性格可以變,便可以變,縱然這並非易事。

沙特以一個有趣的「爬山」例子作說明:沙特和朋友到山區遠足,道路崎嶇陡峭,但他都堅持着,直至某一刻他突然耐不住疲累了,於是卸下背包,攤坐路邊,放棄走下去。至於與沙特同行的朋友,身體狀況跟他相若,卻沒有放棄,堅持走到終點。沙特問:「為何只有他無法堅持到尾?」

沙特認為,這要追溯到他和朋友最初的自我想像的分別。彷如一種底色,每個人都有一種初始的對應世界的方式,亦即他初始的對「未來自己」的想像。沙特稱此為「初始計劃」或「基本計劃」(initial project/fundamental project)。

這個「初始計劃」就像一部國家憲法,是一個人行動時的基本指引。假若沙特選擇了「不強忍任何困難」這種對應世界方式或「初始計劃」,遠足時便很容易會放棄,下一次再走亦很可能半途而廢。但假若他反思到自己「初始計劃」的缺失,他是可以改變它,並訂出新的對應世界的方式的;如此的話,那個總是走不完山路的沙特,便有可能變成耐力十足的毅行者。就如沙特在書中所講:「唯有激烈地改變我的初始計劃,我才可能拒絕(在山路上)停下......換句話,就是選擇另一個『我』和另一個『我的目標』。」(I can refuse to stop (hiking) only by a radical transformation of my being-in-the-world, that is, by abrupt metamorphosis of my initial (fundamental) project – by another choice of myself and my end.)

沙特挖空心思,創出「初始計劃」這個詞來代表他所理解的「性格」,可見他的看法跟主流有多不同。沙特式的「性格」是flexible的,完全由人自行決定和取捨內容,就像畫家可任意改變心裡底稿般。世上並沒有「三歲定八十」這回事。而這也是沙特哲學最奧妙之處:只要你願意去想像自己是個怎樣的人,你便會成為怎樣的人。就算你過去曾是個暗黑的悲觀者,你也一樣可以蛻變成為光明的樂觀者。沙特的存在主義,就是如此強悍的生活哲學。

沙特認為人可自由地選擇他的人生。當明白了沙特對「性格」的看法,便會明白他所宣稱的「自由」,其實以「改變初始計劃」這一種最為徹底,也最難做到。因為,邁向一個「計劃」或「可能性」,只需「出力」對抗身體好逸惡勞的習性,涉及的只是「身」的惰性;但改變最底層的「初始計劃」,卻需「出力」對抗「我作為我」的習性,涉及的是「心」的惰性。心比身,更難駕馭。

2016年9月29日星期四

一刻 . 一生


Van Gogh, Green Wheat Field
(上一篇:〈不能拒絕的自由〉)

1.

「想點就點。」這是今天大部分人對「自由」的直觀理解。想玩便玩。想食好西便食好西。想幹什麼便立刻行動,不用因為種種顧慮(如金錢、責任、工作、健康等)而退卻──人們通常認為這種「不受束縛 」、「今朝有酒」的狀態,就是「自由」的體現。(參看〈活在當下〉)

但今人嚮往的所謂「自由」,是藉由扔掉對未來的考量、來獲得的短暫輕盈感。存在主義者所描述的「自由」(參看〈不能拒絕的自由〉),恰恰跟這看法相反:人非但不丟棄未來,還要緊抱它,才體會到自由。因為當人將意識投射到未來,奮力邁向他所構想的可能性時,才會發現這只是個可能性──於是他在焦慮中意識到自由。

輕與重。拋棄與擁抱。逃避與投入。兩種「自由」看法徹底相反,因為抱持兩種看法的人,對生活有著截然不同的關懷,會問兩款截然不同的問題。前一類人愛問:「下一刻我想做什麼?」;後一類人則問:「這一生我能成為什麼?」

「一刻」看的是眼前,重視當下內心翻動的意念,「一生」看的是以後,重視達至某種理想狀態。「一刻」與「一生」,形成兩種極端對立的生活模式。

「一刻」分子,說穿了就是想任由身體當下的本能去作抉擇。但這種「自由」毫絲不費力,而且是幻變不定的。試想像,正在寫《存在與虛無》的沙特,若遵照這種「自由」來行動,將會是什麼光景?他將不再因偶爾浮現「不想寫」的念頭而焦慮浮躁。不想寫時,他便乾脆掉低筆、走出咖啡店(他通常在巴黎左岸的Les Deux Magots啡咖店寫作),找他的精神伴侶西蒙波娃閒聊扯或調情去也。正正因為沙特所理解的「自由」不是「想點就點」,所以他在浮現「不想寫」的念頭時,必須「出力」對抗它。

當我們關注「一生」,而非「一刻」,我們所體現的必定是要「出力」的自由。假若我希望這生人成為音樂家,那麼當我懶散地躺沙發吃薯片看劇集時,我會提醒自己「出力」,行使自由,拿起樂器練習。假若我希望這生人成為勇於改變世界的先鋒,那麼當我為免麻煩而順從於主流價值觀時,我會提醒自己「出力」,行使自由,去做合乎公義的事。必須「出力」,必須主動去「揀」,因為總有很多不用「出力」的選項在誘惑我們。

現代人所傾心的、讓身體本能去拿主意的「自由」,毫不費力,倒不如稱之為「謝絕自由」更為恰當。

2.

關注「一生」者,意識經常投向未來,為自己構想出各式各樣可能性,沙特稱這些可能性為未來「計劃」(project)。這些「計劃」可以是極端雞毛蒜皮的(如「下個月要減三磅」),或極偉大的(如「下一屆要做特首」),但無論計劃大小,最終目的只有一個:使自己成為自己所認為的最精彩的人。

但每個人的氣質、喜好、識見、經歷等,皆會影響他對「精彩」的理解。一個人所能構想出什麼「計劃」,畢竟很有限。沙特便曾舉過一個例子:一個1830年代的法國工人,知識和反思力皆不足,根本無法想像未來會有「過著像樣生活」的可能性。他因此只能一直照老樣子悲慘過活。環境和教育,嚴重削弱他構想未來的能力。

慶幸的是,今天我們已進入互聯網世紀,當構想可能性時,我們有著一整個世界可供借鑑,大大開濶了眼界和膽量。沙特也彷彿預想到今天的處境,因為他說:每個人作選擇時,其實也同時在為其他人作選擇。每個人想出的新穎「計劃」,都像為人類世界添上新的行為範例般(一個形象化的比喻:就像電腦加入了新template般),之後其他人作抉擇時,便可將這一款「計劃」列入考慮範圍。「當我們存在時,我們也在創造我們的形象。」他如是說。他甚至認為,人因意識到其選擇將成為他人範例,而感到焦慮。

香港人尤其容易理解沙特所講的「既塑造自己,也塑造別人」的意思。回想2014年雨傘運動前,沒任何港人想像得到「佔領街頭七十九天,表達對政權的不滿」這種未來可能性,因為它看來是如此超現實......然而雨傘運動真的發生了,它便成了所有香港人腦海裡的一個「新template」。每個人都可以由此得到新靈感,去構想更多更多關於個人、社群或這個城市的未來可能性。在如此世代,我們再沒有任何理由小看自己的每一個抉擇。這絕對是沙特送給我們的最貼地的忠告。

2016年9月19日星期一

不能拒絕的自由


Jean-Paul Sartre, by Henri Cartier-Bresson
(上一篇:〈輕快的薛西弗斯〉)

1.

假若卡繆和沙特說得對,人活著的「意義」全憑自己決定,並沒什麼「預定答案」的話,那麼我們根本不需要憂傷地「追尋」什麼,反而應該樂天地「創造」未來。再不用慨嘆生命了無意義,或感到鬱鬱寡歡,因為人自己就是意義的「訂立者」,不假外求。「人徹底自由,有無限可能性。」一旦明白這句話的意思,我們便可以突破往日思維的局限:由被動的等待者,一躍而變成主動的開創者;由唯唯諾諾、沒精打采的「小職員」,成為制定長遠政策方針的「董事長」,從此氣象一新。

不過當存在主義者說「人是徹底自由」時,他們所指的「自由」,並非什麼輕鬆之物。它永遠跟焦慮(anguish)緊緊相連。

在《存在與虛無》一書,沙特以「寫作」為例,解釋這種既自由又焦慮的狀況:「譬如我一直很想寫成《存在與虛無》這本書......我甚至將自己建構成這樣一個人:要明白我,必須知道這書曾是我必不可少的『可能性』......然而,世上並沒任何東西可以強迫我繼續寫下去,就連一直以來的寫作欲望也不可以。我最終發現,『現在的我』和『未來的我』之間,相隔著『虛無』。『放棄寫』這個恒久存在的可能性,是『繼續在寫』這個可能性能之所以能存在的條件;它同時體現了我的自由。」

沙特在書中經常使用「虛無」(nothingness)一詞,來指涉人所想像/構想的自己的未來。譬如,正在奮筆疾書的沙特,腦海會投射出一個「繼續在寫」的未來自己,但這「繼續在寫」的未來沙特,只是一個可能性。這個可能性,跟所有未來可能性一樣:它們永遠是尚未存在的,於未來會否成真也未可知的。未來可能性是虛的,沙特因此稱之為「虛無」。

在「寫作」這例子裡,縱然此刻的沙特的確在寫,他卻無法肯定自己下一刻是否仍在寫,因為他是自由的。就算曾立下宏大的寫作決心,也擁有強烈的寫作欲望,但上一刻的決心和欲望,卻是無法保證未來行動的。我們可以想像,假若某天沙特遇上無法解決的寫作瓶頸,或發現比寫作更吸引的事,或純粹心情欠佳,他是有可能改變主意,放棄寫下去的。毫無疑問,「繼續在寫」是他此刻渴望成為事實的未來可能性,但「放棄寫」這另一可能性卻如一徘徊不去的陰影,懸於其頭上,時刻提醒他「繼續在寫」這個可能性不一定會成真(未來可能性是虛無的)。他因而深感焦慮。

沙特認為:當人覺察到其自由使未來充滿變數時,他會感到焦慮;但又正正因為他感到焦慮,才意識到自己是自由的。在存在主義者眼中,「自由」與「焦慮」,就如同一物事的兩個名稱。

2.

當人勇於成為「意義」的訂立者,他會因天大地大的自由而感到焦慮。「我能完成這個寫作計劃嗎?」、「我會否半途而廢?」、 「這次我是否又會任性地改變主意?」這些焦慮,很大程度是對自身毅力的懷疑。但相比起這種焦慮,還有一基本的難題,是「意義」自訂者必得面對的:我如何可以肯定,這就是我的「意義」?我會不會搞錯了?「可能我只是平庸至極的人,卻在妄想救國救民?」、「可能我比自己想像的更有才幹,不應只當享樂份子?」、「我自以為有毅力,但可能我只是固執己見,在做著最不適合自己的事?」......但自由總是撲面而來,就算多麼疑惑,也必須去作選擇。我們可以謹小慎微地徵詢他人意見,參考指導人生抉擇的著作,但最終決定怎樣行動的,仍然只能是自己,一切責任全由自己肩負,沒有誰可供諉過。

沙特在〈存在主義是一種人文主義〉還舉了一個真實例子:1940年代的法國,一位年輕學生面對「加入盟軍,為遭納粹殺害的兄長報仇」還是「留在家裡,照顧年邁獨居母親」的兩難,於是來找老師沙特,尋求解決方法。沙特最後給了如下忠告:「你是自由的,選擇吧!」

沙特知道講什麼也多餘,最終還得由學生自己拿定主意和行動。

人被拋擲到這世界,了無憑藉,卻要不斷對未來作出選擇;這種不安的狀態,就是存在主義所要揭示的人的處境。在存在主義者眼中,「自由」不是輕飄飄、樂呵呵的,所以沙特宣稱「人是註定自由」(Man is condemned to be free)。我們無法拒絕自由,我們沒有拒絕自由的自由。

舊約《創世紀》的亞伯拉罕獻子故事,最能表達這份自由的沉重感:上帝命令年老的亞伯拉罕,將兒子獻給祂作祭品。當亞伯拉罕遵照上帝的話去做,揮刀要殺兒子時,天使突然出現喝停,告訴他試練完畢了,羔羊已經準備好。

對於殺子這種違反常理的要求,任何人都肯定會懷疑:「那聲音會否是魔鬼在假扮的?」如果亞伯拉罕是現代人,則更會擔心:「我是否有幻聽?」但沒有誰可幫亞伯拉罕作判斷,在那一刻,他必須自行決定是否相信,是否揮刀。亞伯拉罕無法逃避由他來作決定的「自由」。

3.

存在主義所講的自由,就是帶著如許悲情和沉重。當此套學說於上世紀四、五十年代在法國流行起來時,這種悲情和沉重,很易產生共鳴,因二戰才剛結束,炮火、死亡、屠殺、背叛、出賣、堅持、忠誠等等仍歷歷在目,人們都非常關心「為何一些人會墜落?」、「自由與抉擇到底是什麼回事?」

然而,當六十年代存在主義傳到美國,孕育出嬉皮文化時,這種悲情面向便漸漸丟失了。嬉皮士希言責任,「自由」於他們就是無拘無束;「註定自由」於他們就是狂歡、縱酒、性解放、閒散、放空等等都被允許的意思。而這也促成了今天人們普遍對「自由」的理解:隨心所欲,跟著當下感覺走。

沙特的哲學,經常強調人和時間的關係:人的意識會投向未來,構想出各種計劃,並運用自由實現之。今人的所謂「自由」,卻將人變成沒有時間維度的存在。再沒有對未來的計劃,也沒有「可能性」所帶來的焦慮。

沙特稱呼人為「being-for-itself」,因為人的意識總是超越於當下,有別於沒有意識的物「being-in-itself」(譬如一塊石頭、一張桌子),當下就是其全部。假使沙特活在廿一世紀,他應會為人們甘於自貶為物而臉露鄙夷罷?

2016年9月12日星期一

輕快的薛西弗斯


Sisyphus being punished, attic black-figure amphora,
attributed to the Achelous Painter; late 6th century BC
(上一篇:〈幸與不幸〉)

1.

面對歹運時,我們會試圖將它放進可理解的框架。不過極度惡劣的歹運,畢竟只佔人生很小部分。大多數時候,我們過得不特別精彩、也不特別惡劣;但在最最日常、最最普通的情狀裡,人們乃會忽然若有所感,起念自問:「生存於世,所為何事?」。

比起「我為何運氣不濟?」、「我為何咁命苦?」、「何必偏偏選中我?」等關乎苦難意義的問題,關乎存在意義的問題更具哲學意味,因它具有普遍性,是任何人都可能問的問題。

總有那麼一個尋常日子,你如常下班,如常擠進沙丁罐頭般的地鐵車廂,如常急步趕回家,卻忽然對這日復日的重複感到無比倦弛,內心彷彿跟周遭一切都掛搭不上。你鮮有地收起手機,無心理會裡面熙來攘往的whatsapp訊息或臉書update。你閉起眼睛,回想這一天的工作,回想這幾十年的自己,卻突然升某種疑惑:這半生人,就是不斷地建立和增加,由呱呱墜地時的空無一物,慢慢建立起家庭、事業、身份地位等等,增加了雜物、書本、衣服、模型藏品、私家車、紅酒、音響器材、手機電腦等等;然而這些建立和增加,最終會怎樣?隨著我生命終結,不就像熒幕拔掉插頭般,一切都會歸零、消散?簡直是一場徒勞。此刻的忙忙碌碌,又是為了什麼?

任何人都有可能遭遇類似的「閃念」。這種閃念的出現,源於人知道死亡的存在。當代西班牙哲學教授Fernando Savater在其著作《The Questions of Life》便這樣講過:小孩不知道有死,他們認為自己會永恒地存在著,所以眼睛總閃著神采;但在那些遭戰火蹂躪的國度,幼兒因已懂得有死這回事,所以他們的眼神是極其倦怠的,就像飽歷風霜的老人。

死亡如一道淡淡陰影,當你注意到它時,便很難再無視它。每一天,我們花費大量精力活著,但我們的結局卻無一倖免是軀體的腐朽和自我意識的消亡。而這兩者,卻是讓我們感知和擁有一切的原點。在海灘堆沙砌城堡,沙堡註定會在潮水湧至時消失無踪,所以成年人對堆沙總是興趣缺缺;但我們為何又願意繼續堆人生的城堡?

2.

人追求意義,卻無法尋獲意義,這構成人的困局。法國小說家兼存在主義哲學家卡謬(Albert Camus)因此問:「人為何不自殺?」在《薛西弗斯的神話》(The Myth of Sisyhus)的開首,他這樣寫道:「判斷人生是否值得活,就是在回答最根本的哲學問題。(Judging whether life is or is not worth living amounts to answering the fundamental question of philosophy.)」這無疑是古往今來哲學家提出的最有意義問題。

卡謬借用了希臘神話中受天神懲罪的薛西弗斯,來形容人類的處境:每天將大石推到山頂,然後眼巴巴看著它滾落山腳,然後再將大石推上山,看著它滾落山......重複、徒勞、荒謬,意義安在?

但卡謬沒有試圖化解人的荒謬,相反,他認為就算人生是荒謬的,也仍然值得活。卡謬的看法是,當薛西弗斯把石推到山頂,見證它滾下,然後緩步下山時,他終於有閒暇反觀自身,並意識到所作的一切勞動,都是徒然;他會感到巨大的荒謬感,但同時,他也可以嘲笑或輕蔑這種荒謬,不把它當作一回事。卡謬沒有詳細解釋這一點,但我們不妨這樣演繹──薛西弗斯邊下山邊想:「管他的!老子就是愛運動。」又或者伸著懶腰說:「能夠感受太陽的熱力、滴汗的快感,這是天神也不能剝奪的美好。」意義不用由外界賦予,存在著,感受著,就是意義。

卡謬的提問和回答,多少帶著書生的抽離,他本人亦未必想過要了結生命。但俄國大文豪托爾斯泰,則對「自殺」有切膚之痛。1879年,當寫作事業如日中天之際,托爾斯泰突然陷進「不知生命為何」的精神崩潰危機。他在《懺悔錄》詳細記錄了當時的想法:「除了死亡之外,前面什麼也沒有。......那時的我,是個被幸運之神眷顧的人:我還不到五十歲,有善良和我愛著的妻子,還有聰穎的孩子,和良田萬畝......但我卻認為我活不下去了。......也許明天,疾病和死亡便會降臨到我或我喜歡的人頭上,那時除了屍體和蠕蟲,還剩下什麼?我的事業,無論成功與否,將來都會被忘記,或早或晚,我再不存在。到底為了什麼辛苦?為了什麼忙?人們怎麼能不認識這一點?怎麼能繼續活下去?這實在是最不可思議的事。」無法找到生的意義,令他精神非常痛苦,多次想過自殺,「整整一年,幾乎每一刻我都在問自己:是否應該用繩索或子彈來了結自己?」

托爾斯泰最終藉著遠離貴族縱情玩樂的糜爛生活,以簡樸、寡欲及努力完善道德生命等行動,來確立他活著的意義,擺脫自殺陰影。他憎厭俄國上流社會的驕奢淫逸,並極度同情貧苦農民。雖然妻子大力反對,他最終決定捐出自己的財產,又放棄作品的版權,提倡財產公有。他開設大量賑濟食堂幫助饑荒災民,又積極從事農民教育。及後,因經常批評東正教儀式和教義,得罪教廷和沙皇,而被逐出教會.....托爾斯泰身體力行他所相信的人道主義,吸引了大批跟隨者(開展成一場「托爾斯泰主義」運動),徹底改變了他的人生。

存在意義,對托爾斯泰來說,是要靠自己尋求的。由痛恨自己的貴族身份和作為,變成一名熱血的社會改革者,他按著自己對理想世界的想望,來建構全新的自己。

3.

閃念,令托爾斯泰的人生有了天翻地覆的改變,但改變需要莫大勇氣。大多數人遇上閃念,通常很快淡忘,轉眼便重投柴米油鹽的世界。另一些人則會把疑問交托宗教,由上天來決定其生命的意義。「既然造物者創造了宇宙,自會安排每個人的角色和意義,我要做的是交托、禱告、等待天啟等等,而非問問題。」他們不是忘記問題,而是抹走問題,從根本上否定有問的需要。

選擇將「意義」歸結於「創造者」,無疑是人類的思維習性。看看「意義」是什麼回事便會明白。任何由人類創造出來的東西,它的「意義」來自人類的「意圖」(intention)。譬如一個鎚仔、一座樓房、一條天橋、一塊巧克力,當未被創造出來前,首先會存在於創作者(工匠、建築師、工程師、廚師)的腦海裡。若工匠希望造個鎚仔釘釘子,這個「意圖」便成了鎚仔的「意義」。 若建築師希望建一座鐘樓報時,這個「意圖」便成了鐘樓的「意義」。將存在意義交托給宗教的人,正是按著同一理路思考:人若是由神創造的,人的「意義」不就存在於神的「意圖」裡嗎?

然而,每個人的存在理由,怎可能預早被安排?又為何需由他者賦予?

法國存在主義大師沙特(Jean-Paul Sartre)喜歡以開信刀為例,指出問題所在。一把開信刀的存在意義(開信)一早由工匠構想好(意圖)。但人的存在卻截然不同。人沒有預先被設定的存在意義或目的,他是「存在先於本質」的──首先存在著,在世界碰到各種起伏不定的際遇,再三思量,然後才慢慢界定自己。「人除了自我塑造之外,什麼也不是。這是存在主義的第一個原則。」因為人沒有什麼本質,他因此是完全自由的,既決定他人生的一切計劃,也對這些計劃負有全責。

沙特是無神論者,理所當然否定「人的意義由神的意圖決定」這種看法。但無論造物者是否存在,沙特的形容,不是更貼近我們的經驗嗎?人來到世上,他的「意義」不可能是清晰、確切、早已預備之物,像預先畫好的箭靶紅心那般。歷史偉人或許會滿有使命感,堅信他們有某種天命,但普通人如你和我,於匆匆數十載裡常是迷茫地揣摩著,有時亢奮、熱情,有時失望、惶恐。我們像用手握著一枝巨大鉛筆,從生命之初,一直沿路繪製人生軌跡。漸漸,這些彎彎曲曲的墨跡開始顯出某種輪廓,而藉著這些歪斜飄忽的輪廓,我們得到鼓舞,試著畫出再清晰一點的輪廓。就是這樣一邊畫,一邊修正......好彩的話,輪廓會越來越明晰,但更多時候,直至我們老死它仍帶著一點模糊和不確定性。

所謂存在的理由,或許就是如此回事?不是預先設定、清楚玲瓏,而是在無數trail and error的過程中,漸趨明確。更重要的是,每個人的存在意義,並不需由上帝的「意圖」來決定,而是由人自己界定。你覺得有意義,就有意義。一如卡謬在《薛西弗斯的神話》的最後一句話:「石頭的每粒原子、山上每顆礦石碎片,各自都是一個世界。薛西弗斯奮力向山上走去的過程,已足夠令他內心充實富足。我們應該認為薛西弗斯是快樂的。」

2016年8月28日星期日

心計


Henri Rousseau, The Dream,1910
(上一篇:〈人生市場學〉)

花盡心思計算「市場」的人,害苦的是自己,其恐怖程度遠不如將周遭所有人都都矮化為「物」的工心計者。

工心計者令人憎厭,因為他跟別人說的每句話、做的每個行為,都已算準對方的反應,並且意欲利用這些反應,來舖排事情之發展。譬如他們若想炫耀自己的新工作,總是先以閒聊口吻問你:「近來工作可好?」當你感激他的關懷,準備推心置腹地回答,「還算不賴,只是經常要加班......」,他卻是一副心不在焉的表情,甚至不耐煩地打斷你的話,然後便侃侃大談自己的新工作有多精彩、多過癮。

你的工作情況如何,其實他絲毫不關心,他發問的目的,只是想要一個「反應shot」,好讓他可名正言順,高談闊論他真正感興趣的題目。聊天如是,工作如是,生活如是。所有人(除了自己),於工心計者都只有工具價值,都只是可供任意利用以達至擬定目標的「物」而已。

「我本將心托明月,奈何明月照溝渠。」無心計者以為對方一片真誠,最後發現自己的天真被利用了,情感被欺騙了──這是工心計者最令人感到痛恨和被出賣之處。

世上絕大部分罪惡的出現,乃因有人視他人的性命、情感、好惡等等為草芥,隨意玩弄之,以達到自己欲望。工心計者,同樣視他人為可玩弄之「物」,肆意利用。造成的實質傷害雖然不大,但鄙夷他人內在價值的心態,卻跟殺死、欺凌、傷害他人是相同的。

作為「人」,誰都不希望被別人視作「物」或「工具」。一如哲學家康德所講:「將他人視作有意義的存在,而非只有工具價值的手段」(treating others as ends, not means)的倫理觀,才是最合符道德的待人之道。我關心你,因為你是我的朋友,因為我想了解你更多,想跟你拉近距離,想在你高興時陪你分享,在你憂傷時跟你分擔。我關心你,並非因為想藉關心取得好處,或達到某個目的。我的關心,沒有背後的agenda,我關心,只因為我想關心。

人與人的溝通,本就應該是如此一種無附帶條件的關懷。我們眼中的他人,應該是有血有肉的個體,而非一疊疊會移動的銀紙,或一條條過完可抽的橋。

但現實的情況是:我們活在「心計」無處不在的社會。視他人為手段不但很少被指斥,反而被看作一種工作技能。環顧四周,很多職業需要有「表面一片真誠,而內心在盤算別人反應」的能力:公關、保險從業員、樓宇經紀、商店的售貨員。甚至街頭的寬頻promoter,若不懂得一點心計,不以甜言蜜語來取悅顧客,也是很難在這些行業裡立足的。

事實上,任何和商業交易拉得上邊的事,無可避免會沾染「心計」思維。人們習慣帶著心計度日,不再認為這樣的互動有問題:校長說一大堆為學生好的話,只為加強學校競爭力;政客說一大堆為選民好的話,只為討好當權者......

堆起笑臉,隱藏意圖,一切行為只為自身利益的最大化,一切他者只是實現利益的工具。當這種思維日漸普遍,那些內心極不願意加入工心計行列的人,也唯有陪著堆起笑臉,收藏自己的本性,以免自家的天真,成為別人的利用對象。

心計,學校雖然沒教,卻已無聲無息地腐化著人們的赤子心。

2016年8月19日星期五

無因之因

Kandinsky, Deepened-Impulse

(上一篇:〈孩童之問〉)
小孩追問「點解」,常令成年人抓狂,因為每個因總還有因,任何涉及「為什麼」的問題,都可無限挖掘下去,像玩接龍遊戲般,永沒止境;而越往下挖,問題便越宏大,有時演化成權威、社會價值、生活模式、是非對錯的「點解」問句,令滿腦子只有「點樣」的成年人,無力招架。

正如我存在的原因,可上溯至父母邂逅、相戀、結合,父母存在又可再上溯至更古老祖先的邂逅、相戀、結合......層層回溯,終歸會追問到世上第一個人存在的原因;就算簡單如「十萬個為什麼」的問題,諸如「人為何會肚餓?」、「花為何會綻放?」,只要遇上持之以恒、不滿足於點到即止答案的發問者,也總可無限追溯、觸碰到最終極的問題:「這個世界為什麼會存在?」、「為什麼宇宙充滿物質,而非一切皆空?」

很多人認為宇宙起源問題,是一條宗教問題,應該由宗教家回答。中世紀神學家阿奎那(Thomas Aquinas, 1225-1274)便認為,基督教的神,是宇宙存在的原因。他給的其中一個理由是:「因-果」這鏈條不可能無窮後退(an infinite regress),總必會有第一個因,作為整個因果串的「起點」,而神就是最理所當然的「第一因」。

第一因論證(First Cause Argument),是極貼近常識的想法──我們無法接受無中生有,宇宙怎可能「叮」一聲,沒有任何因由便突然出現?所謂事必有因,宇宙的誕生也不可能無因──直至今天,還有很多人視它為神存在的理由。不過,很多哲學家已指出第一因論證的謬誤。

羅素在《為甚麼我不是基督徒》裡便言簡意賅地點出問題所在:

某天我讀到穆勒自傳這句話:「父親告訴我,『我是誰創造的?』這個問題是沒答案的,因它牽連到進一步的問題,即『上帝是誰創造的?』。」自傳中這句話,使我猛然悟出第一因論證的謬誤:假如萬事萬物都必須有因,那麼上帝也必須有因,假如無因事物可以存在,則宇宙和上帝都可以無因。

如果有一物創造宇宙,那麼誰創造此一物?若果萬事萬物皆必有因,為何獨獨此物可以無因(所謂「uncaused cause」)?當代美國哲學作家Jim Holt在某場TED talk便開過如此玩笑:「如果神存在, 他可能會質疑:我是永恆的,也是萬能的,但我是從哪來的?」一方面說萬事必有因,另方面說世上有一物無因(並以此結束整個詢問),是自相矛盾,自打嘴巴的。就算非要安排一「無因之物」來作宇宙的因,我也寧願是老子所講的「道」:無形無相、無善無惡、無以名狀、渾沌恍惚。

認為「因」不可能無限回溯,然後設想出一個「無因」形象,作為宇宙最後的因;「第一因論證」某程度上還犯了「循環論證」謬誤(前題暗含了部分結論):基於個人偏見而認為無窮後退不應存在,最後得出神是終止後退者的結論。但為何因不可無窮回溯?為何「無因之因」必然是宗教家的神?

一個從不思考宇宙起源的人,若不是極愚蠢,很可能就是被現實生計折磨太甚。

另一方面,一個輕易將宇宙起源歸因於「無因」的人,若不是極聽話溫馴,則很可能是:難耐沒有確切答案與意義、經常焦灼不安的生存狀況。他是受不了無窮後退所帶來的虛無感。

如此說來,「第一因論證」長期被人們援引,也是一種人性的表現。

2016年8月8日星期一

習慣


豐子愷,「今夜故人來不來, 教人立盡梧桐影。」
(上一篇:〈懶活〉
生活平淡乏味時,我們總是寄望某個巨大的轉變,或某種全新的環境,會令隨後的人生變得幸福、美好。搬屋、創業、辭工去流浪、組織家庭、生育小孩、建立新嗜好等等,我們總想在巨大變動之後,脫胎換骨,從此活得富足快樂,幹勁衝天,每晚含笑入夢。

這種瞬間的「transformation」,當然也是有的;不過更常見的情況卻是:大變過後,很快打回原型,然後再渴望變,再打回原型......

據說,大部分贏得巨額彩票的人,經過幾個星期狂喜後,心情便會回復未中獎前那樣,悲觀的繼續悲觀,自在的繼續自在。可見巨大突變只能改變人所處的環境,卻不能改變人看事物的方法。與其寄望於環境的改變,倒不如關注那些長期影響人行為和思想模式之物,譬如我們向來最不在意的:「習慣」。

滴水穿石。這世上,沒什麼東西的力量強大得過習慣。走路時腳掌用力不均的人,幾個月便可將鞋底磨出傾斜的平面,那斜面就仿如腳掌的延伸,鞋和腳融為一體。同樣道理,日復日地做同一件事,這件事亦將會成為我們生命的一部分,與我們融為一體。這就是「習慣」的威力。

經常長嗟短嘆的人,不消幾年,便會養成嗟嘆習慣,繼而成為嚕蘇王,或負能量發放站。經常委過於人的人,不消幾年,便會養成卸膊習慣,繼而成為暗箭王,或神憎鬼厭分子。經常挑剔的人,不消幾年,便會養成奄尖習慣,繼而成為無法開心的負面王。經常提不起勁的人,不消幾年,便會養成消沉習慣,繼而成為一堆爛泥。

當壞的看待事物「習慣」落地生根,其摧毀力驚人。另一方面,若能養成好的看待事物「習慣」,轉變亦同樣巨大:

經常掂記著生命美好段落的人,不消幾年,會養成微笑感念的習慣,繼而變成快樂富足的人。經常看淡得失的人,不消幾年,會養成豁然的習慣,繼而變成收放自如的人。經常試著向目標走多一步的人,不消幾年,會養成矢向明確的習慣,繼而變成自己想變成的人。

合抱之木,生于毫末。宏偉始於微小,逐少逐少積累,看來比突變更能產生龐大深遠的影響。只要想想每晚都不刷牙的人牙齒最後會爛到什麼程度,便可明白箇中道理。而刷牙卻是一點也不刺激浪漫的事,甚至是很悶很煩的。但它卻可令你的牙齒幸福、快樂。

十九世紀德國哲學家尼采,曾長期受疾病煎熬。他在箴言集《曙光》便以治病來闡述「逐少地積累」的重要性,茲錄如下:「一個人的呼吸一天天變弱,即使這種變化的單位極其微小,最終也會因肺部長期得不到足夠運動而患上慢性肺病。治療這病的唯一方法,是朝相反方向,作無數次簡單的鍛煉,如每一刻鐘深呼吸一次。......希望治療靈魂疾病的人,也要注意改變他最微小的習慣。」(《曙光》,第462條)

與其突然做一百次仰臥起坐,不如每天做十次。與其盼望突變帶來希望,不如不厭煩瑣地建立良好「習慣」,成為幾時也能察見幸福的人。

2016年7月24日星期日

懶活


Edvard Munch, Melancholy,1894.
(上一篇:〈誘惑〉

這個時代又忙又急,它唯一的優點是:每個人都可以按照自己的想法過生活。這時代的信念是:各自各精彩,河水不犯井水,你追逐你的幸福,我追逐我的快樂。只要不是作奸犯科、有違法紀,或影響到整體社會福祉,對於別人怎樣過他的人生,我們通常懶理。

社會改革家或會暗暗鄙視享樂主義者無貢獻,享樂主義者也會暗暗取笑改革家自討苦吃,但他們都尊重對方的選擇,從不置喙或批評一句。但有一種人,卻是改革家或享樂者或一般人都同樣看不過眼,會對他極度憎厭和鄙夷的。那就是嘴裡常說著「無所謂」或「是但」、生活得極度乏味的人。我們且稱這類人為「懶活者」。

懶活者,對一切都無所謂,因為他們對什麼皆興趣缺缺,連浩瀚宇宙在他們眼中也是沉悶得要死的東西。他們對任何事物的熱情頂多維持三分鐘。大部分時間,他們沒特別想幹的事,沒特別關注的問題,對一切皆置身事外,對一切皆無感,無愛,也無憎。「嚟嚟去去,咪又係果啲嘢。」這是他們的口頭禪。

表面看來,他們有如看透世情的高僧,但實情他們只是內心空洞無物的犬儒族:習慣以懷疑和不屑的態度看待一切,嗜好是蕩平他人滿腔的熱與火,從中獲得一點安慰。譬如遇上享樂者,他們斥:「浪費金錢。」遇上改革家,他們笑:「癡人說夢。」遇上積極實踐理想者,他們皺眉狠批:「需時太久,划不來!」他們奇怪這些人為何對生活充滿激情。「世界上哪有什麼東西值得投放這麼多的精力?」他們視激情為珍寶,捨不得花在不夠恰當、不夠偉大的事情上,結果他們的激情全都埋進泥土裡,一丁點都沒動用過。

懶活者覺得活著很沒趣,卻從來沒發現沒趣的是他們自己。

因為對什麼都提不起勁,懶活者總是有太多時間,不知如何利用。

有些懶活者會以日常雜務來填塞生活,諸如掃地、洗碗、丟垃圾、到銀行入賬、到超市購置食物、交水電費、收拾家中雜物......這些一般人視為厭惡性的、不得不幹的活兒,他們總是慢條斯理地做著。其實他們並不特別愛做雜務,只是害怕靜下來時,便無法避免要思考自己到底想過怎樣的生活,想達成什麼目標與夢想。

另有些懶活者,則喜歡以工作來填塞日子。上司交托的事項,他們件件都完成得漂漂亮亮。他們是同事眼中的「好好先生」或「好好小姐」,因為他們很樂於超時加班。其實他們並不特別愛工作,只是不願被看穿他們毫無激情的苦悶人生。

還有一些懶活者,為求掩飾自己的無目標無方向無主見,便按著別人稱道的方式來生活。人們說旅行好,他們便去旅行,人們說進修好,他們便去進修,人們說某行業好,他們便做某行業。其實他們對旅行進修行業什麼的皆談不上愛或恨。別人忠於自己內心,他們卻是空心人。

當世間大部分人都在想方設法,攢下最多時間來做熱愛的事情,懶活者卻正好相反。所以人們會說「利用」時間,而他們卻總是說「消磨」時間。你身邊可有如此的懶活者?

2016年7月16日星期六

誘惑


Edvard Munch, Evening on Karl Johan ,1892.
(上一篇:〈Happy Moment〉
「做人最緊要開心。」仔細想想,這種「快樂主義」哲學之所以會廣受現代人歡迎,根本是勢所必然,因為我們活在有史以來「誘惑」最密集的時代。

「誘惑」挑動人追逐「快樂感覺」,而當四周圍看來只有「誘惑」,沒有其他時,人很容易誤判,以為「誘惑」和「快樂感覺」就是他應該關注的全部。這是「誘惑」障目的時代。

「飲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孔子這話,多少總括了遠古時代的「誘惑」種類──不外乎食欲和性欲的滿足。今天,食與色依然穩佔「誘惑」兩大席位,但在高度商品化和網絡化的廿一世紀,「誘惑」已是種類繁多、無處不在之物,一如城市背景般,緊緊包圍我們。尤其是那些只有一個指頭距離的「誘惑」──隨便click一click,捽一捽,快樂即可到手,門檻極低,不花分毫。臉書和手機遊戲,絕對是這個世代最有特色、且最難抗拒的咫尺「誘惑」。

而能夠跟「網絡誘惑」平分春色,恐怕非「零食誘惑」和「消費誘惑」莫屬。薯片一打開,很難不把整包吃完.....走進超市或商場,很難空手而回.....你或會說,這些平常日子的「誘惑」,列出來實在太小兒科。人們心目中所想像的「誘惑」,是足以教人身敗名裂,或像蛇引誘夏娃般帶來嚴重後果的東西。因此,對於上網、吃零食、亂消費之類,我們總是掉以輕心,甚至根本從沒視它們為「誘惑」,有任何抗拒的必要。「不過是生活的基本樂趣吧!」你大概會說。

在這個隨心而行的年代,誰會為常上臉書而感到愧疚?但看來微不足道的「誘惑」,實足以蠶食滿腔志氣。當你每天用了四、五個鐘頭在網絡輕鬆閒逛,等於每天少了四、五小時光陰,去完成其他對你更重要的事。當你一口氣吃完整排朱古力,等於破壞了你曾許下的健康生活承諾。當你忍不住買下大堆奢侈品,等於要延擱未來的進修計劃......一旦滿足「誘惑」變成習慣,我們竟不知不覺放棄建構自己未來的主導權。逗留在「誘惑」泥沼裡的時日越久,意志便越散煥。惰性取代積極,最後墜進「越快樂,越墜落」的圈套。小「誘惑」可以導致的大「惡果」。

如果不願過墜落日子,或許是時候開始認真對待「誘惑」,學習自制。

有些人認為自制能力是天生的,不可能學。譬如那個著名的「棉花糖」心理學實驗便發現:那些能夠控制自己不吃掉眼前那粒棉花糖、好等待十分鐘後獲得兩粒棉花糖的四歲小孩,長大後仍是非常自律的人,能夠抗拒各種誘惑,專注達成自己的目標。至於心急吃掉一粒棉花糖的孩子,長大後很多都上不了大學,甚至會吸毒、犯事。

「棉花糖」實驗結果,跟我們一貫相信的「三歲定八十」民間智慧很相似。難道自制能力確是天生的,而且會決定畢生命運?但「天性說」忽略了一個重要的社會文化因素:西方崇尚自由發展、反對限制孩子行為,因此四歲時不太自律的孩子,根本不會有學習自制能力的土壤,唯有天生自律的孩子,才會繼續保留這個性格特徵。

一個更加貼近我們日常觀察的理論是:自制力像游泳般是一種技巧,多作練習,自必熟能生巧。而「棉花糖」實驗裡自制小孩的一些做法,正好提示我們如何練就「自制力」。

實驗裡,忍著不即時吃掉棉花糖的小孩,其實擁有兩種能力:在腦海比較「即時滿足欲望」和「延緩/拒絕滿足欲望」所導致的兩種未來(一粒棉花糖VS兩粒棉花糖)的能力,和積極拒絕當下誘惑的能力。據實驗者的觀察,自制小孩都會各施各法,去避開當下誘惑,做法包括:用雙手遮蓋眼睛(看不到棉花糖,便不那麼難受......),和分散注意力(看看房間裡其他陳設,便可暫時忘記棉花糖......)

「不要看」,和「想想別的事」,不就是最好的抵抗「誘惑」方法嗎?小孩如此,大人也一樣。而比起實驗室小孩,我們可以「想」的「別的事」更多,包括曾為自己訂立的大大小小目標。下一回,當你又心癢癢想打開臉書之際,且嘗試離得電腦和手機遠遠的,和認真想想近來最希望達到的目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