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4月5日星期三

《沉默》裡的兩種選擇


看完馬田史高西斯近三小時長的《沉默》(Silence),胸口如壓著很多鉛塊,久久不能釋懷。平實緩慢的敍事風格、極少的血腥、抽離平淡的刑罰和殺人場面,這些非荷里活式處理,反使影片充滿沉鬱張力。一個人為內心相信的真理豁出性命,本是極莊嚴偉大之事,但電影裡殉教的鄉民全都死得如螻蟻般輕賤;史高西斯之厲害,正在於以電影語言逼出這種輕,使影片有著揮之不去的沉重感。

《沉默》改編自遠藤周作同名小說,說的是三百多年前外國傳教士在日本被迫棄教、娶日本妻子並老死異鄉的故事,探討的是「在苦難跟前,神為何沉默」的信與疑問題,但影片的感染力卻不限於教徒。我這不可知論者,一樣看得糾結難過,我想是因為,《沉默》的故事也大可理解成具普遍性的兩難問題:當周遭環境逼迫人放棄一直堅守的信念,該怎樣選擇才恰當?

電影中兩個年輕神父揀選了截然不同的答案(一殉教,一棄教)。有人堅持到底,有人委曲求全。恰如現實世界的縮影。

《沉默》發生於十七世紀正實行「禁教令」的日本。幕府嚴禁百姓信仰天主教,地下信徒被捕後會遭極刑。兩名葡萄牙神父為調查恩師費雷拉棄教的傳聞,偷渡來到長崎。影片初段,兩人給觀眾的印象是:卡爾倍(Adam Driver飾)膽小謹慎,不講大道理,也不願冒風險,看來是個現實傢伙;洛特里哥(Andrew Garfield飾)則滿有理想,似乎甘願為信眾犠牲一切。這明顯是「一個平凡一個偉大」的角色配搭。就連卡爾倍也不看好自己──當兩人分途躲藏時,他跟洛特里哥說的唯一一句話是:我多麼希望如你般信念堅定。

不過諷刺的是,當脅迫來到跟前,毫不退縮地殉教的,竟是不起眼的卡爾倍。

卡爾倍神父(左)和洛特里哥神父
難忘電影這一幕:為懲罰卡爾倍不願棄教,幾個裹上草席的信徒被官吏逐一拋下海,在岸邊的卡爾倍忍不住了,高舉雙手奔向海中。「浪花濺起,他向小舟游過去,邊游邊喊著:『請聽......我們的祈禱!』那聲音分不出是哀叫或怒吼,隨著黑色的頭沒入波浪中而消失。」(括號內容引自原著)

至於洛特里哥,一直沒想過凜然就義。是貪戀生命?是認為在世間使命尚未完成?影片沒詳細交待。最後,他不忍信徒為他受「穴吊」之刑而選擇棄教,踏在耶穌畫像上。他相信耶穌一定會認同他為憐惜信眾生命而棄教這個做法。

遠藤周作無疑是同情棄教者的,認為他們長年被教會歷史所漠視和輕蔑。電影在最後一個畫面亦刻意點明洛特里哥只是表面棄教,內心從沒叛離上帝。然而我想大部分人都會覺得,洛特里哥的抉擇,是軟弱和自我欺騙。就如小說裡通譯以鄙夷語氣對洛特里哥所說的話:「卡爾倍還很純潔。可是你呢......你是最卑怯的人,不配稱作神父!」如果連神父也認為保存性命(不論是自己還是別人的)最重要,那麼鄉民和卡爾倍的殉教,豈不顯得可笑?

卡爾倍的勇氣,令人動容,但他在電影裡卻不是主角,現實世界裡又何嘗不是如此?為信念一往無前的人,總是最先成為「炮灰」,剩下來的,大多是夸夸其談的洛特里哥:無事無幹時說得慷慨激昂,遇上阻滯時則左閃右退,且自我安慰:「我只是策略性地作出讓步,總有一天,我那一套信念會反敗為勝……」、「我存在的使命還未完成,不能這麼快犧牲……」、「我是憐惜別人受苦而讓步......」等等。

今天我們或很少機會遇上性命攸關的抉擇,但類似《沉默》裡的兩難處境,並不少見。是忍氣吞聲、委屈求全?還是義無反顧、大步向前?這是活在世上最艱難的選擇罷。

(順帶一提:小說《沉默》的寫作靈感來自一真實歷史人物。據遠藤在小說後記介紹,主角洛特里哥的「原型」是岡本三右衛門,其本名是鳩傑貝. 凱拉,生於西西里亞,1643年偷渡到日本傳教,受「穴吊」之刑棄教後,娶日本人為妻,1685年死於日本。)

2017年4月3日星期一

我的新書《浮生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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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3月17日星期五

蘇東坡的「很計較、不上心」理財法


「窮」是自由業者經常要面對的問題。柴米油鹽、水電上網、交通住宿,哪件事不需錢?不過真正磨人的,卻往往不是物質匱乏本身(畢竟還未至於三餐不繼的地步。「絕對貧窮」則是另一議題),而是當事人對「窮」的抗拒、恐懼和因而導致的困擾。當「缺錢」的念頭終日如魅影盤踞腦海,恒常惆悵著怎樣張羅下個月的使費時,便變成極不自由的自由業者了。那倒不如返回市場打工去更好。

非常幸運,「窮」這問題並沒怎樣令我心煩過。經濟負擔不大(樓奴任務去年剛完成)、物欲很低(日常嗜好如讀書行山寫作彈琴,所費豐儉由人,可多可少)固然是原因,但關鍵我想應是:我習慣對「金錢」採取很計較但不上心的態度。



聽起來很矛盾?計較不就是上心?不上心又何來計較?這本來有點難解釋,但最近讀到中國學者康震寫的蘇東坡傳記,發現蘇於謫居黃州、生活極度艱困之時,原來也是用類似態度對待金錢:

(蘇軾)現在雖然沒有正常的薪水,不過積蓄還是有一點的,於是他做了精心的計劃,規定今後每天花費不超過一百五十文錢。每月初一取出四千五百文錢,分為三十份,掛在屋樑上,每早用叉子挑一份,然後將叉子藏起來。當天剩餘的錢另外存在大竹筒裡,作為接待客人的費用(事載於蘇軾〈答秦太虛書〉)。
蘇東坡予後世的印象是瀟灑豪邁、不拘小節,照說應該「千金散盡」也不在乎才對?但實情卻是:錢多時他會隨便花用,錢少時則仔細計算安排,甚至可說是到了「錙銖必較」的地步。也就是說,蘇東坡是個理財能力和自我控制力極佳的人。

而這正正是我所說的「很計較、不上心」態度。蘇東坡預早想好怎樣分配使用手上的錢,知道在某段時間內都不再需要擔憂錢銀問題,因而便可輕鬆把錢銀事放低,享受生活樂趣(譬如買價賤如泥的豬肉,煮自家發明的「東坡肉」作早點......),不用終日被「窮」字弄得心緒不寧。

當然,我沒有偶像蘇東坡那般嚴謹,自訂「一天一百五十文錢」的規則。但我也是會預早計算好未來一兩年可容許的每月使費,然後按此budget過活的。因早已「計較」好,便不用「上心」了。我常暗自稱之這為「窮風流」生活法。

2017年3月15日星期三

豁出去,開一間出版社


雖然長期過著極不穩定的「自由文字工」生涯,但過去幾年只要手腳夠「勤快」,採訪、寫文、翻譯、編輯等job輪著做,還是足夠糊口的,日子也過得充實愉快。不過這種「入可敷支」的極簡約生活模式,自去年竟是日漸難行。先是我長年參與採訪和編務的綠色雜誌,因出資團體欲減省開支而突然要停刊;幾個月後,向來合作無間的某份周刊,為縮減開支而全盤停止邀freelancer寫採訪稿;再幾個月後,我有份「掛單」的某報藝評版,改版後大刀濶斧削去超過一半版面......

傳統媒體刮起寒風,幾乎把我所有收入都吹走,而媒體關門大吉或準備轉型的消息仍陸續有來(最新的自然是九龍倉撤資,有線電視面臨倒閉這一單了)。有朋友戲言,freelance writer的黃金歲月經已過去,但或許情況比這更差。不單美好日子過去,freelance writer得以存活的條件亦正消失;也就是說,freelance writer這「工種」或很快會滅絕。

我並非想悼念或懷舊之類。畢竟,當人人都只從手機接收資訊,紙媒/傳統媒體出現倒閉潮,其實也是早晚的事(連我自己也極少買報紙雜誌看了),而且網媒反應快,流傳廣,文章字數亦不像舊媒體般受版面限制,這些都是寫作人夢寐以求的。我也在摸索著如何過渡到網絡世界,但卻總是想不明白兩個問題:人們看網媒,卻不準備付出費用,這種心態幾已成型,長遠來說網媒能夠支撐下去?另一方面,媒體和文章提供者的關係,又將變成什麼模樣?

現時,好些網媒經營者為了盡量壓縮開支,並不會向文章作者支付稿費,但從文章得來的點擊率卻收歸為自己的「資產」,借此賺得廣告收入。從舊式媒體生態的角度看,這是一種剝削;不過當傳統刊文平台急劇消失,大部分作者為求繼續有寫的機會,並沒有什麼「議價」能力。網媒的現況就是如此。文章百花齊放,因為有一大堆人由傳統媒體湧進來,尋求發表之地。問題是,如此發展下去將是什麼景況?我的推測是:絕大部分純粹靠寫作維生的人,將很快消失(沒有收入,轉行去了),剩下來繼續寫的,極少量是名家,其他都是另有正職者,他們有些或為興趣而寫,但更多是想借網絡作自我宣傳的人。也就是說,媒體與作者,很可能滑入純粹互相利用的關係,而文章水準也將大不如前。

網媒最需要優質content,但卻養不起content provider,我實在看不透網媒的未來。不過擺在眼前最急切的問題,卻是我這個自由文字工,如何面對即將「滅絕」的現實。照常理,我應該開始思考轉行問題,因為繼續待在「寫字界」,環境只會日趨惡劣。然而我卻是個不按常理行事的人,也無法割捨與文字日夕相對的生活。

每逢遇上選擇的時刻,Robert Frost的詩句「Two roads diverged in a wood, and I— / I took the one less traveled by」便會自然在腦裡響起。與其為了生計重投全職打工行列,做著未必是自己有興趣的事,我倒寧願試著用更少的錢過活,然後豁出去,做一直以來最想做的事:寫書、出版。

過去幾年,以freelance性質寫或編,始終是一種「on-demand」模式,雖會盡量選自己喜歡的題材,但文章比較零碎駁雜。現在既無「on-demand」需要,雖是危,卻也是機:一個讓我可以專注地書寫某些蘊釀已久題材的時候。如果你是此blog常客,應會發現過去一年來,我寫了一系列哲學散文。是的,這就是我準備自行出版的《浮生誌》。

在幾乎已無人看書的年代,仍選擇寫書和做出版,有人或覺得這是固執和守舊的表現。但我卻真心覺得,總有些人會繼續愛書、讀書、買書,關鍵是出版社如何接觸到他們。看見「眾籌」近年成了人們籌集資金實現理念的良方,令我靈機一動:何不參照「眾籌」方式,來出版書籍?換句話,就是「先預購、後出版」,當收集了一定數量的預購訂單後,書籍才正式付梓。這個做法,既保證書有一定銷售,出版方也不用太擔心虧本問題。是否真的可行,仍是未知數,但不去試的話,誰又知道答案?

如果你認同我的看法,不妨到我剛成立的出版社「毫末書社」臉書專頁上按個like吧!好讓我知道這條林中路,還有一些同行者。

更歡迎你試閱《浮生誌》:http://tippublish.blogspot.hk/

2017年3月1日星期三

「一起吃飯」的抗爭策略 ──《709人們》觀後記


《709人們》的其中兩位被訪者:李文足(左)和王峭嶺。
1.

這幾年,我們被數字重重包圍。689、831、928、79、150、326。假若數十年後孩子或孫兒問起這些數字,你應可以道出一個個壯懷激烈或哀傷不已的長篇歷史故事吧。

那麼你又是否知道「709」的故事?

2015年7月9日凌晨,中國政府發起一連串抓捕維權律師及維權人士行動。一個月之內,全國至少三百人被約談、傳召、逮捕等。這場被稱為「709大抓捕」的事件,規模之大,令人側目。一年半過去,事情至今仍未完結:多名律師仍被羈押等待審訊,羈押的日子裡曾遭各種酷刑;家屬被限制出境;孩子被剝奪上學權......

然而,這場史無前例地龐大及明目張膽針對「維權人士的保護者」的搜捕行動,在香港卻沒引起幾多討論,很多人可能連「709」也沒聽過。是什麼原因造成我們的無感?

或許是因為,這強權國家的無法無天我們已知之甚詳,最粗暴惡劣的行事也不再能引起我們的情緒反應,一如在烏黑畫紙上再塗幾多黑色顏料也沒人在乎?或許是因為,活在今日香港,天天都在發生顛倒是非的咄咄怪事,早教人接應不暇,哪有餘裕理會彼方權力機器的張狂?或許是因為,近年我們都在建構本土叙述,有意無意間將「香港」設想成一個文化與歷史發展可跟中共完全切割的獨立體系,因而使中國的人和事看來非常遙遠?

或許這些都是原因。但「709大抓捕」引不起港人關注,應該還有一特殊原因:它牽涉太廣。一大串被捕律師名字,之前多未有所聞,也不知道他們曾協助過什麼人,為公義作過怎樣的犧牲。

新聞都是故事。當故事的主角只有模糊面目,便很難令讀者留下印象。

相信「中國維權律師關注組」也明白這一點。今年一月,一齣名為《709人們》的紀錄片開始陸續在香港各個社區作巡迴放映及座談會。這正是由「關注組」促成、力求還「709」人物以清晰及立體面目的90分鐘紀錄片。

影片由資深記者江瓊珠作文字採訪、有線電視前資深記者盧敬華負責拍攝及剪輯。(江瓊珠同時將採訪內容寫成《中國維權律師及其一伙》一書,於放映會上派發。)兩人分毫不收,為製作影片四度到中國,親身採訪了十四位受牽連的律師、家屬及維權人士。影片採直白叙事風格,沒任何旁白,僅由被訪者談話、交待背景的字幕及一些血紅色版畫構成叙述骨幹。在受限的製作環境下(包括資金、人手、採訪次數等),這種處理很恰當──既能簡潔勾勒出事件始末,又可展現受訪者各自的性格氣質,使「709事件」變得有血有肉。

2.

看影片前,我曾想像《709人們》是一條極其沉重、充滿哀傷與眼淚之作,沒想到最後深印腦海的,卻是三個笑容可掬的女子:李文足、王峭嶺與陳桂秋。她們是被當局拘捕的維權律師之妻。之前她們皆極少介入丈夫的維權事務,主力照顧家庭或忙自己的工作,「709」事件後,也經歷過哭哭啼啼、懦弱畏縮的日子,及後相互認識,「抱團取暖」,才漸漸強大起來,甚至懂得用笑聲與幽默感跟強權對撼。

我尤其難忘王峭嶺。她是李和平律師之妻,外表看來圓臉笑眼,十足福相的肥師奶,卻是被捕家屬團伙的領導者(她本人亦擁有律師牌),以其強大精神力量感染其他家屬。影片中她提到被「國保」跟蹤。這本來是一種精神折磨,她卻以極其風趣幽默的語言表述,使之變成一個玩笑或鬥智遊戲。譬如想法擺脫「國保」也是十足好笑的事:若想知道有沒有人跟踪,可在地鐵車廂關門前一刻跳出車門,任何跟著自己跳的人必是「國保」,之後再在關門前跳回車廂,便可甩掉對方。「我這個身型,要這樣跳也不容易!」王峭嶺樂呵呵的說道。

李文足也深懂笑的強大。她們幾個家屬曾經每人拿著一個紅色膠水桶,上用白漆寫著丈夫名字和「我愛你」、「支持你」等,結果被派出所拘留了一天,公安說「紅桶是作案工具」,她因而笑得沒法停下來......

的確,當政權就是希望你活得傷心絕望畏懼,彷彿理虧的是自己時,你再繼續哭啼,就等於為對方增加「籌碼」。相反,笑與從容,則是最強大的抗爭者武器,因為它們傳遞的訊息是:我們過得好好。我們沒有心理失衡。我們理直氣壯。我們絕不示弱。

就如王峭嶺在片中的「金句」:「我們一起玩一起吃飯,就是抗爭。」相信放映時每場觀眾都會被這句話的表層意思逗得大笑。但細味其意,實代表了一種強悍的抗爭姿態:繼續玩繼續吃飯,代表家屬並沒按政權所期望的被悲傷和無助擊倒,而是像過往般繼續過尋常日子;一起玩一起吃飯,更代表家屬沒理會政權的要脅,沒各自躲起來淡化事件,反而聯合成一股力量。

影片中另一受訪家屬陳桂秋,是「一起」的最佳註腳。她是謝陽律師之妻,於大學教書。最初她曾選擇沉默,嚴守當局的「四不」規條(不准與其他家屬接觸、不准出境、不准網上發布消息、不准接受境外訪問),但去年三月,她再也無法忍受孤單,聯絡上其他家屬。「你太配合,反換來如此結果。」她如是說。

3.

當然,再多的笑聲,也沒法令《709人們》變成一齣輕快的紀錄片。被牽涉入「709」的所有人,也是會感到悲傷、孤單、迷茫的,只不過,就如維權律師江天勇(其後於2016年11月被捕)在片末拭著淚所講的話:「中國當局太殘忍了,眼淚對它沒有作用。」笑聲,或許已是一種策略,多於內心情感的宣洩。
哭泣的江天勇
有人或會覺得,《709人們》是一齣跟香港人距離很遠的紀錄片,為何還要關心?何不緊貼特首選情呢,那才是影響未來五年香港的大事。但仔細想想,中國三百多名維權律師相信他們是在法律容許的框架內爭取弱勢者應有權益,公義在己方,卻被共產政權安插「顛覆國家政權」等罪名──這跟香港人以為自己是在「一國兩制」框架下爭取普選權益,公義在己方,卻被共產政權硬生奪走選票,僭建額外的831框架,不是同樣理路的事?

維權律師與香港人,本就在同一強權的陰影下生活。我們只是離陰影遠一點,還有最多三十年的喘息時間。

(如欲舉行《709人們》社區放映會,可聯絡「中國維權律師關注組」。讓更多人知道事情,引起迴響,是對律師家屬的最大鼓舞)

相關文章:

 盧敬華: 拍《709人們》的所思所感

《709人們》宣傳片段:

2017年2月12日星期日

旅人小感 之二


九份一景。
旅人覓食,多習慣選有名氣的食店,因為這麼多人吃過又讚好的,按道理應該較有保障。但吃名店後真的大感滿意的,不知又有幾人?很多時食店成名後變質走樣,特地去拜訪,反失望更甚。

像這次,家人從各式途徑得悉永康街的「老張牛肉麵」甚佳,極欲一試。到永康街逛那天,它正好休假,但她念兹在兹就是想一啖「老張」,於是第二晚我們遊完淡水,便專程再到永康街。進店後卻立感不妙:客人固然稀少,店內也毫無人氣食店的熱鬧與嘈切,人們都木無表情地吃麵。負責下單的嬸嬸,一直站在旁邊等我們點菜,點完後又咄咄的問是否要添一份粉蒸排骨 (後來知道她每桌客人也如此對待),甚有壓迫强制的況味。待牛肉麵來到,只覺湯頭平淡,牛肉也平常得很,卻是盛惠240台幣 (約62.5港元)。當了羊牯,家人怏怏不快了一個晚上。

及至翌日,我們到名氣響噹噹的阜杭吃豆漿燒餅早餐。這次人龍繞到市場外面,場内也人聲鼎沸,初步印象甚好。但半小時後買得早點時,卻發現厚燒餅和油條皆是冷的 (幸好薄餅還熱),油條也是空洞無物那種製法(而非舊港式有嚼頭較飽肚的製法) 。我這豆漿燒餅迷大失所望......

事實上,當食店太紅,客人遠越其負荷,變成流水作業,想保持水準豈是容易?相反,剛起步的店,急待伯樂賞識,每個細節都認真處理。如此說來,旅人還是忘記旅遊書與推介,隨興一點,去到哪裡吃哪裡,然後挑那些客人不太多也不太零落的食店,或許反能享受到更多意外的吃趣?畢竟,旅遊的本意,不就是要越出schedule滿滿、什麼也預早安排妥當的日常嗎?

2017年2月10日星期五

旅人小感 之一


茉莉二手書店 (師大店)
一個城市看來十分吸引,我想往往是因為她能給旅人展現一些其家鄉所缺之事物。

譬如我這香港人來到台北,會見到這些:一間現造現賣的葱抓餅店,味道特佳、人氣極盛,但只售25元台幣 (約7港元) 一個,並不趁旺加價;一地方不大的麵店,但無論擔擔麵、串燒與燉湯皆做得一絲不苟 (串燒雞肉的皮既脆且入口即溶;擔擔麵味道更勝詠藜園);窗明几净的二手書店,營業至夜深,讓已吃飽晚飯的人還可再啖一場精神盛宴,且總有不錯收穫......

很多人愛台北的咖啡店或所謂「文青」感覺,但我眼睛反而離不開台北人的質樸、專注作好每件事、不太容易利祿薰心等等特質。因這些在香港幾乎都要算「特異功能」了。

2017年1月19日星期四

小王子的狐狸和英雄朋友(四)


那年代,一架飛越Casablanca的飛機。
上一篇:〈小王子的狐狸和英雄朋友(三)

在聖艾修伯里當飛機師的年代,「飛」是一種帶著必死決心而作的冒險活動,整個行業都瀰漫著強烈的英雄主義,視人命犧牲為尋常事。事實上,聖艾修伯里自己也曾多次在高空和死神擦身,並最終在1944年7月的一次飛行中失踪,從此消失世上。

在飛機設備極為簡陋、無線電通訊不常有的年代,選擇以飛行作終身職業的人,相信都有點「盼望當上英雄」的情意結。而在《小王子》作者眼中,圭羅莫(Henri Guillaumet)肯定是英雄中的英雄。

Henri Guillaumet
圭羅莫是極優秀的飛機師,曾跟聖艾修伯里效力同一間法國航空郵遞公司Latécoère──一間致力開拓由法國至非洲/南美法屬殖民地航線的民間公司。圭羅莫曾參與開發多條長途航線,創過橫越南大西洋的飛行紀錄,後來還出任法國航空(Air France)的總經理。他是聖艾修伯里的前輩、mentor,教曉他很多飛行竅門,甚至對待生死的態度。

在上世紀初,「飛行航線」是個新鮮名詞。譬如法國南部Toulouse至北非摩洛哥Casablanca的航線,於1919年才由Latécoère公司首次開通,並於1925年延伸至塞內加爾Dakar。至於法國至南美的航線,於三十年代前並未通行,由法國寄出的郵件皆必須經由Dakar以輪船運送。據企鵝版《風沙星辰》的介紹,1930年,法國至智利的航線開通,其時因飛行意外而死去的Latécoère機師和乘客超過120人。可見那年代無論駕駛或乘坐飛機,皆生死悠關。

在《風沙星辰》裡,聖艾修伯里以充滿虔敬的心,描述了他的英雄如何在一次安第斯山脈飛行意外中,憑著頑強鬥志奇跡生還。這次奇跡,無疑是聖艾修伯里自己後來於沙漠遇險時的一大精神支柱。

圭羅莫的意外發生於1930年冬。

當時他正由智利駕駛郵件飛機至阿根廷,但起飛後卻沒按預期抵達目的地。失踪五十多小時後,熟悉當地形勢的人都認為圭必已凍死山頭,但聖艾修伯里不願放棄,駕著飛機在安第斯山脈一帶搜索。一個星期很快過去了,當大家都已絕望時,圭羅莫卻奇跡地被獲救。聖艾修伯里在書中記下獲救後他說的第一句話:「I swear to you, no animal would have done what I have done.」
1930年,在安第斯山脈尋回圭羅莫駕駛的飛機。
原來圭羅莫因遇上大風雪和下降氣流,被迫降落在安第斯山上某個湖泊。在零下二十度氣溫等了兩晚後,他決定徒步落山求救。

沒有糧食,沒有裝備,在高海拔冰雪中跋涉前行,使圭羅莫筋疲力盡。某日,滑了一跤後,仆倒雪地的他想就此放棄,卻因一微小的念頭而重提起腳步。

「我想到我的妻子。保險金可令她免於貧困,但那間保險公司……」法律上,失踪者要經四年才算死亡。圭羅莫想到,如果他以臉朝下躺在雪地的姿勢死去,待來年夏季溶雪時,他的屍體將被沖到山縫裡,難以尋獲;但如果他能再使一點力,走到前方那塊突出的石頭,將身體楔入石頭和地面的縫隙,那麼夏季時人們很容易便可找到他的遺體……

正是這個念頭,令他重新站起來,然後繼續走了三天兩夜……

推動圭羅莫前進的,不是生存下去的欲望,而是將自己屍身擺放得宜的欲望。為了死在適當位置,反而令圭羅莫有力量繼續走並最終獲救,這是多大的諷刺?當然,全都因為圭羅莫心中有愛,記掛著妻子未來的生活,才會去思考屍體位置的問題吧。但這應可稱為「一種英雄式的視死如歸態度」吧。在死亡跟前,沒有哭啼,沒有不捨,但絕不忘記為留下來的人帶來溫暖。

不知當聖艾修伯里在咽最後一口氣時,心裡所想的又是什麼?會是他真實生活中的那朵「玫瑰」(Consuelo de Saint-Exupéry)嗎?

2017年1月12日星期四

天擇(natural selection)與累進選擇(cumulative selection)



這個星期五(13/1/2017),香港中文大學將舉行一場「宗教與科學」思想沙龍,講者包括最近合著《宗哲對話錄》的哲學教授王偉雄與劉創馥,以及兩位有基督教背景的本地學者關啟文與陳文豪。關於宗教和科學的討論,離不開由「無神論」代表駁斥「智慧設計論」(intelligent design argument),和由「有神論」代表駁斥「進化論」(theory of evolution),相信這場講座也定會觸及這些內容。

數年前,因對進化論產生強烈興趣,我曾認真讀過幾本關於進化論的著作,牛津大學教授Richard Dawkins寫的《The Blind Watchmaker》(1986)印象尤其深刻。Dawkins是二、三十年來積極向公眾推廣進化論學說的英美學者之一,擅長以輕快流暢文字,解釋複雜概念,在此書中,他不但疏理了一般人對進化論的誤解,還深入淺出介紹了一些進化論基本概念和不同門派,至今仍是最受歡迎的進化論入門書。

Dawkins是無神論者,經常批評基督教創世論和智慧設計論,該書便有不少直接反駁智慧設計論的觀點。事實上「盲眼手錶匠」這書名,就是作者對十八世紀神學家William Paley的手錶匠理論(watchmaker argument)開的玩笑。

手錶匠理論是最常被引用的設計論(設計論是智慧設計論的「前身」):假如我們在荒野拾到一隻袋錶,它擁有精密的結構,零件之間有複雜互動關係,那麼我們必會認為,這錶是由一設計者或工匠創造出來,而非本來存在於荒野之中;按此類比,大自然生物的結構,遠比袋錶精密,它們理應也是由設計者──上帝──創造出來的。

Dawkins卻認為,沒必要用神來解釋生物的複雜設計,因為進化論本身已足夠解釋一切。他認為,若真的要為大自然強加一個「設計者」的話,那就是「天擇」這個「blind, unconscious, automatic process」。

Dawkins在書中多翻強調,一般人對進化論存有誤解,以為它是一個偶然和隨機(chance and random)的機制,因此不可能產生複雜結構的生物,但他們其實忽略了進化論中最重要的組成部分:「累進選擇」(cumulative selection)。他曾如此講過:「Chance is a minor ingredient in the Darwinian recipe, but the most important ingredient is cumulative selection, which is quintessentially non random.」

「累進選擇」是什麼意思?要了解它,需先了解天擇(natural selection)。

「物競天擇,適者生存」,嚴復的翻譯很精簡,但卻容易令人誤解,以為生物都很主動的去競爭,以求生存,但其實這並非進化論的原意。生物從來不是主動的,牠們只能被動的等,等基因突變。

當某一生物因偶然發生的基因突變,令牠比同類較能適應環境(譬如毛色與周圍樹林接近一點,令牠較不易被其他動物吃掉;頸長一點,令牠在缺食物的冬天較易吃到樹頂葉子),牠和其後代將有更大生存機會。而那些沒有突變的同類,則會因競爭力較弱,而數量日減,甚至被淘汰。這個過程,就是「天擇」。

Dawkins強調基因突變是「偶然」的,而天擇是「必然」的,意思是:大自然不是隨機地進行淘汰,而是據生物適應環境能力的多寡來作出淘汰。而「累進選擇」,就是「累進的天擇」:在數以十億年裡,物種不斷重複「突變-天擇-突變-天擇-突變-天擇……」的過程,在此過程中,有利物種存活的一些特徵不斷得到「積累」和「強化」(譬如毛色會越來越近環境,頸會越來越長……),經過很長時日,本來結構簡單的物種,便很大機會變成結構複雜的物種。

Dawkins曾經撰寫一電腦遊戲程式,來展示「累進選擇」的威力。程式裡,有九個「基因」控制著一樹狀圖案的九個變項(包括樹枝的長度、樹丫叉的角度、分叉的次數等)。樹狀圖案每「繁殖」一次便有十八個「後代」,每個後代各有一基因與母樹不同(基因變項可加一級或減一級)。譬如「基因九」是控制分叉次數的,所以基因九突變了的後代,會比母樹多一層或少一層樹丫叉。玩程式遊戲的人,需從每次「繁殖」的十八後代中選出樣子最像動物的那一後代,再用這後代繁殖下一代,如此類推。最後Dawkins發現,大約只需要二十九代,圖案已相當像動物,跟原初的樹狀圖案大相逕庭。(見上圖)

「累進選擇」很大程度解決了「複雜設計如何隨機演化出來?」的爭議,但反對者通常仍會有所質疑。書中引述了典型的反對說法:「如果一個生物的角膜是朦朧的,或瞳孔不能放大,或晶體不透明,便不能產生清晰影像。眼睛要麼是一個整體地運作,要麼是完全不能運作,它怎可能是逐少逐少地進化而成?無數偶然的突變,怎可能令晶體和視網膜這秤不離砣的兩大部件同一時間『進化』出來?」

人的眼睛或鳥的翅膀,看來是如此渾然天成,若說它們是進化而成的,那「半隻眼」或「半隻翅膀」又如何可能呢?這是對進化論不太了解的人常有的疑問。但Dawkins指出,在眼睛的例子裡,晶體和視網膜不一定要同時出現。

假若有一生物,牠沒有晶體,只有一個如針孔攝影機(pinhole camera)般的器官,牠看到的影像質素會很差,但卻已比一個全盲生物有更大生存機會。在漫長的歲月裡,若剛好出現基因突變,而令一丁點透明的東西生在牠的「針孔」上,令影像變得較為清晰的話,則在「天擇」原則下,這丁點東西將會被後代保留下來,再經過無數的突變/天擇,演化成晶體,最後成為「渾然天成」的眼睛。

今天我們都知道,人和黑猩猩的基因有98.77%相同,此外還有很多證據支持進化論。以「智慧設計者」(intelligent designer)來解釋自然生物的精密、複雜結構,顯得越來越沒必要。然而,這並不代表進化論可完全取代宗教,因我們仍可以問:宇宙第一個生命體,也是偶然「爆」出來的嗎?為何某些自然元素加起來,竟會成為生命?關於科學和宗教、進化和創造,相信還可以討論好幾個世紀。

2017年1月7日星期六

院長開口要,林鄭怎敢說不?


圖片來源:明報新聞網

西九文化區這場大夢,一造就是十多年。由最初Norman Foster憑超巨型天幕設計贏得比賽開始,這場夢,越做越走樣。先是天幕造價太高和單一招標問題惹起爭議,促使整個計劃推倒重來;繼而是贏得第二回比賽的「城市中的公園」計劃造價太高,需分階段處理,導致「肥前瘦後」,第三階段的三個音樂場地和一個劇院極可能無錢「上馬」;再來就是西九文化區董事局主席林鄭月娥在北京「知會」我們,要在西九土地上建北京故宮「分館」,取代原來的「大型表演場地」構思。

本來華麗完整的夢,最後變得甩頭甩骨。我嘗試到網上查找當年夢的遺痕,費了一番努力,才終於找到2011年4月《明報》通識版一段文字和圖片
「西端的圓形表演場地和展覽中心,將率先在第一期興建,讓西九文化區日夜都有足夠人流。」
2011年4月《明報》介紹「大型表演場地」構思
原來當年管理局曾打算「先建這個可容納一萬五千人的大型表演場地連地下展覽中心,配合餐飲商場設施吸引人流,以營運收入補貼其餘場地的建築費」。不過,西九的高層人事不斷更替,建築成本又不斷上漲,幾年前的夢,誰還去管?2014年5月,林鄭便暗示這座計劃中最龐大的建築物,政府是不會主動斥資興建的,要視乎有沒有私人資金投入。

到2016年12月,「圓」終變成「方」,「表演」變成「展覽」,「日夜多姿」變成「愛國教育基地」。那個曾長時間是西九文化夢中最巴閉的地標建築(規劃圖裡最養眼的大橢圓形),嘭一聲消失了。

其實我並不反對建一所新的場所,擺放故宮打算「長借」給我們欣賞的藏品(暫且不論到底是故宮「借藏品」給我們還是我們「借地方」給它擺藏品),但我不明白為何那場所必須設於西九?直到今早(1月6日)聽林鄭在立法會上解畫,我才終於找到整個拼圖裡「消失的一塊」:2015年9月,北京故宮博物院院長單霽翔與林鄭閒談時,「主動」提到故宮很多文物無法展出,可否在西九興建展館展出?

原來,「一定要在西九」的原因是「故宮院長開口要」。怪不得公開諮詢會「非常尷尬」了。院長不是問可否在香港找個地方,供故宮作較長期的展覽,而是一口要求「在西九建館」。從院長的角度看,這要求並不過份。因為北京故宮的確長年面對「不夠空間放展品」的難題,而保存書畫一類藏品又要很好的設備,若可將部分藏品「暫放」香港,既可陶冶港人的愛國情懷,又可為這些藏品找到優質「迷你倉」,絕對一舉兩得。更進一步,就是希望在西九「插旗」,於這龐大文化區中佔一位置。事實上,《約紐時報》12月28日以「Planned Hong Kong Museum Will Showcase China’s Imperial Relics」為題報道此新聞時,著眼點就是故宮,並將事件解讀成「a sign of growing cultural ties between mainland China and Hong Kong」。

但從香港人的角度看,院長的要求根本就是「大陸式思維」。他完全沒想到,整個西九文化區的規劃,是經過多年諮詢和考慮,才成為現時這個「整體」的。所謂「整體」,就是文化區裡每個部件皆和其他部件互相關連,隨便拿走一個部件,或胡亂加進一個部件,都會影響文化區的整體格局和部件間的和諧。

院長不知道這些,我非常諒解,但林鄭竟一口答應對方要求,卻令我非常費解。我尤其想知,到底次序是怎樣的?是院長先拋出「西九故宮」概念,於是林鄭想盡辦法踢走「大型表演場地」的原設計?還是林鄭早就決定放棄搞「大型表演場地」,而院長又剛好拋出「西九故宮」概念,於是來個順水人情?兩個scenario都惡劣,第一個尤其嚇人,第二個也問題多多。林鄭若不作出仔細交代,必會落得一個「擅自以西九土地逢迎北京」的惡名。

2017年1月4日星期三

小王子的狐狸和英雄朋友(三)


聖艾修伯里筆下的小王子和狐狸
 上一篇:〈小王子的狐狸和英雄朋友(二)

《小王子》故事裡的狐狸,是舉足輕重的角色。如果沒有狐狸指點小王子,後者將不會知道他星球裡那一朵嬌氣玫瑰,為何對他別具意義,為何地球上千千萬萬朵玫瑰都不能取代其位置。

我一直奇怪,為何聖艾修伯里所畫的狐狸,樣子不太像狐狸,反而像兔子?直至讀了《風沙星辰》的「At the Heart of the Desert」章節(台灣萬象中譯版的「沙漠中的囚徒」章節),才明白那狐狸原來並非憑空杜撰,而是真實存在的沙漠狐狸,牠的名字是耳廓狐(fennec fox,維基上的介紹)。耳廓狐的最大特徵,就是有著長長的耳朵。

耳廓狐(fennec fox)的真身
聖艾修伯里於某次飛行意外和耳廓狐「相遇」。1935年12月,他駕駛飛機由巴黎飛越南西貢途中,在利比亞沙漠墜機。因偏離了航道,他和同伴Prevot被救援隊發現的機會極微,在別無選擇下,只能在酷熱的沙漠徒步前行,期盼遇上奇跡。第三天早上,快要渴死的聖艾修伯里卻於飛機殘骸附近發現一些神秘洞穴,和小動物的足印。「一定是耳廓狐──那些只有兔子般大、長著大耳朵的肉食性小狐。

好奇的他跟著足印走,最後來到一片枯乾的灌木林。每棵棕色的灌木上,都棲息著大量金黃色小蝸牛,很明顯這就是耳廓狐的「食物庫」。在渺無人煙的沙漠,居然潛藏這麼多生命的踪跡,令他暫忘口渴的痛楚:「I love these signs of life. And I forget my thirst for a moment」。

聖艾修伯里又發現小狐狸的進餐智慧:「我的小狐朋友……不但每餐到訪過百棵小灌木,而且從不吃掉同一枝幹上兩隻相鄰的蝸牛……因為如果牠毫無計謀地吃,很快便會把所有蝸牛吃光。」小狐狸聰明地延續著蝸牛和自己的生命,給聖艾修伯里帶來極大震撼。

他向躲在洞裡的動物朋友說:「小狐,我是沒希望的了,但奇怪的是,這無礙我對你產生極大興趣。……一個人知道他三十年後會死,並不會令他失去生活的樂趣。而三十年和三日……不過是觀點與角度的問題吧。」死亡就在眼前,但這位飛行員作家並沒像荷里活編劇般,記下當時的緊張與焦慮,反而詳細描述和一些生命的相遇。「小王子」本尊的視角就是與別不同。

聖艾修伯里和同伴最終在一個多星期後獲救。這場沙漠空難,是《風沙星辰》的高潮,而在絕望中與沙漠小狐的相遇(其實他們沒有真的碰面),無疑成了作者幾年後創作《小王子》的養份。說牠是書中第一男配角的「原型」,也不為過吧。事實上,讀《風沙星辰》就如在讀「The making of 《小王子》」。我現在是終於明白,狐狸的角色為何被塑造成智慧化身,和為何看來像兔子多於狐狸了。

2016年12月18日星期日

時間之瓶

Vincent van Gogh, Wheat Field with Cypresses, 1889.
上一篇:〈活在當下(二)

中世紀神學家聖奧古斯丁(St. Augustine)最懂得時間之玄妙。他曾這樣講過:「時間到底是什麼?當沒有人問我時,我清楚知道它是什麼;當有人要我解釋它時,我卻困惑了。」(What, then, is time? I know well enough what it is, provided that nobody ask me; but if I am asked what it is and try to explain, I am baffled.)

在「過去」、「現在」和「未來」三種時間形態中,「現在」是最奇妙的:如果「現在」一直存在著,它便成了「永恆」,再沒有我們所熟知的會流動變化的「時間」。也就是說,「現在」若要成為「時間」的一部分,它必須不斷消亡,變成「過去」。企圖觀察「現在」是十分困難的,因我們無法像觀察一個蘋果般觀察它。它沒有顏色、氣味、長濶高、形狀。它總在逃遁。我們所能觀察到的,通常是已滅亡的它(記憶),或還未出現的它(展望)。

我們很難觀察時間,更難擺脫時間。小說《愛恩斯坦的夢》(Einstein’s Dream)裡,描述了一些有著稀奇古怪「時間」的世界。在某個世界,海拔越高的地方,時間運行便越慢(跟今天科學家的觀察正好相反),人們為了保持青春,紛紛走到山顛建屋,甚至在山顛插上長桿子再在其上建屋,居所看來就像「一群肥鳥蹲踞在細長的木腿上」。在另一個世界,時間是走走停停的(像熟悉的叮噹故事)。人們會突然被定格,停止活動,過一會又再接續下去。

但在地球這個世界,我們所感知的時間卻是從來不會停下。

我們一出生便在於時間之內,之後永遠都無法丟開時間或抽離於時間。我們不曉得沒有時間的存在方式,是怎樣的存在方式。就如德國哲學家康德在《純粹理性批判》對「時間」的領悟:「我們可以想像不包含『世間萬物』的『時間』(即抽象的時間概念),卻不能想像被抽走了『時間』的『世間萬物』(即沒有時間維度的世界)。」(We cannot take away time from phenomena in general, though we can well take away phenomena out of time.)

依據康德的看法,「時間」(以及「空間」和「因果關係」)並不是客觀的,而是人類先驗地擁有的一套框架或模具。人從經驗世界感知之一切,必然要經過這模具的模鑄,就如順產嬰必然要經過母親的產道。若康德是對的,人永遠不能逃離「時間」的巨掌。它是人類不能脫下的有色眼鏡。

或許人無法想像沒有時間的世界,就如深海裡的魚無法想像沒有海洋的天地罷。「時間」令我們擁有「先後」的概念,繼而有「因果」、「變化」、「生命始終」的概念。沒有「時間」,如何理解「存在」?我們對「沒有時間的世界」的想像,頂多就是一片灰暗渾沌。

一刻鐘、廿四小時、一個月、五十年。自從工業革命,人類設定了越來越實在、精確的量度時間單位。有趣的是,我們並不真的在「量度」時間。

古代初民,以太陽月亮的運動、潮汐四季的固定變化,大略地感知一種稱為「時間」的流動。幾千年後,科學家以銫原子內部變化所釋出輻射的周期,去精確定義「秒」。但我們真的在量度「時間」嗎?不,我們其實是在量度事物的變化。或許「時間」就存在於「變化」之中?或許「變化」就是「時間」本身?

愛恩斯坦的狹義相對論指出,運動速度越接近光速,時間便走得越慢;對於不同的觀測者,時間流逝速度並不一樣……科學家的時間理論越來越深奧,漸漸變成一般人沒法明白的東西。但回到最基本的日常生活,「時間」仍然充滿實感。我們執拗地相信「時間」實實在在地流動著,因為我們明明看見:肌肉變得鬆弛、額角浮現縐紋;新的嬰兒出生、衰老的人步向死亡;過去的不能改變,未來充滿變數。

如歌者Jim Croce寫的《Time in a Bottle》:「If I could save time in a bottle/The first thing that I'd like to do/Is to save every day/Till eternity passes away/Just to spend them with you.」我們將「時間」想像成可以捧在手裡的寶貝,因為它和生命如此緊密相連。

試想像有一個世界,那兒的人感覺不到時間流逝,一切與時間流動相關的詞彙都不存在,他們將如何描述和確立自己呢?他們不能再說:「我是個畫家,我習畫三十年了」;「我曾經擁有一段美好的愛情,如今孑然一身」;「我年輕時是賽跑高手,現在則舉步維艱」;「十年後,我會離開此地,到處流浪」;「請相信,我會愛你一萬年」等等。一個沒有時間流逝的世界,應該是非常沉悶沒趣的地方吧。

下一篇:〈良辰

2016年12月16日星期五

小王子的狐狸和英雄朋友(二)


Antoine de Saint-Exupéry in cockpit of Lockheed F-5B
上一篇:〈小王子的狐狸和英雄朋友(一)〉

1926年,聖艾修伯里開始在法國Latécoère民航公司擔任郵件飛行員,負責法國南部至西非塞内加爾航線。那時候駕駛飛機是極危險的工作,因引擎常會毫無徵兆失靈,死亡近在咫尺。聖艾修伯里便曾多次在撒哈拉沙漠急降,面對死亡,也面對蒼茫大地。

他在《風沙星辰》的「The Plane and the Planet」章節裡,寫到某次降落在撒哈拉渺無人煙的沙漠台地,文字如詩般美:
I was the first to let that dust made of shells stream from one hand to another like a  precious gold. The first to disturb that silence...I was the first evidence of life, like a seed brought by the winds.(1995企鵝版英譯本,譯者 William Rees)
我是世上第一個,將此地的細沙從一隻手流瀉到另一隻手的人,宛若流瀉著珍貴的金子。我是第一個打破寂靜者。......我是這裡最初始的生命徵兆,像風帶來的一粒種子。 
(然而此優美段落,在Galantiere的舊英譯本及台灣萬象的中譯本,皆不見影踪。相信應是作者在終極版本才加入的文字。)
《風沙星辰》的兩個英譯本,右為1995年的William Rees譯本。
 那沙漠高地一片純白,乃是大自然經年累月地打磨貝殼岩層造成的。在此純白世界裡,作者卻發現了一粒拳頭大的、黑色淚滴狀石頭。這存在於世上不知幾千年的從天空降下的小隕石,深深觸動著聖艾修伯里的心,因為它在此高地裡躺了不知多少歲月,此刻才終被第一個人類感知得到。聖艾修伯里之後在附近又找到不少黑色隕石。這高地,就像星星的收集儀(starry rain gauge)般,收集了不同時候掉下來的黑色小星屑。

文章最後一句,Rees的英譯極其迷人:「But the most wondrous thing was that there on the planet's curved back, between that magnetic sheet and those starts, stood a human consciousness in which that rain could find reflection as in a mirror.」我試譯如下:
最奇妙的事情是,於這地球弧形的背上,在此磁性地表和天上星群之間,竟挺立著一人類意識。那些隕石如雨墜落時的情境,皆映照於此意識之中,就如被鏡子映照一般。
我非專業譯者,但相信也比以下台灣萬象版的譯文好:「最最奇妙的是:在這行星的圓形山脊上,在這塊有磁力的土地和那些星星之間,人類的知覺呈現了,好像呈現在一面能使雨反射的鏡子裡。」譯者似乎沒有搞懂作者所講的「人類的知覺」,其實是指他自己。至於「使雨反射的鏡子」這樣的文字,實在是怪誕、難明和不通順到極點吧?

真的,要摧毀一本偉大作品,一個譯者已足夠。(之二)

2016年12月15日星期四

小王子的狐狸和英雄朋友(一)


說來慚愧,雖然視《小王子》為人生最愛的書,但一直以來,都沒讀過作者聖艾修伯里(Antoine de Saint-Exupery)的其他作品。或許是害怕破壞了內心的小王子聖殿罷。直至最近在舊書攤購得台灣萬象出版的《風沙星辰》(Wind, Sand and Star),才知自己錯過了幾多。

我買的這個版本,其實譯得很爛(譯者蘇白宇,見圖)。古怪的錯譯、聱牙累贅的句子,嚴重妨礙閱讀,但神奇的是,我一翻開此書,便無法放下。

這是一本關於飛行的自傳式散文集,但在聖艾修伯里筆下,無論是夜間長途飛行、撒哈拉沙漠、安第斯山脈的雲層、閃爍不定的遥遠星群、足堪致命的飛行意外等等,都充滿著詩意與睿智。細意咀嚼著書中句子,腦袋就像被清澈河水洗刷著一樣。

已經多少年沒碰上這種「捨不得讀完」的感覺?我甚至興冲冲跑到大學圖書館,借了兩種英譯本,對照著讀。這才發現,這中譯本之所以爛,或許是因為它以1939年出版的舊英譯本(譯者Lewis Galantiere)作為藍本。其實企鵝出版社於1995年出版了《風沙星辰》的新英譯本(譯者William Rees),不單譯筆較詩意,內容也有很大分別。

據Rees介紹,當年Galantiere在聖艾修伯里同意下,於英譯本中加入了很多原作者在終極版已刪去的內容,又將文中的present tense變成past tense,更奇怪的是,他連作者的「前言」也刪掉。

因為Galantiere的英譯本流傳甚廣,所以有很長時間,英語讀者讀到的《風沙星辰》都和法國原版不同。其實就連《風沙星辰》(Wind, Sand and Stars)這個名字也是「錯」的。此書的法文原名是《Terre des hommes》,應是「人類的土地」之意吧。當然這又是Galantiere先生做的「好事」 。至於中譯本則是「錯上加錯」,連逗號和連接詞也省掉,令人以為「風沙」是用來形容「星辰」的呢。(之一)

相關文章:〈不需擁,有但可熱愛的小王子

2016年12月5日星期一

卡斯特羅之死和馬克思的歷史預言


Che Guevara (left) and Castro, photographed by Alberto Korda in 19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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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巴前領導人卡斯特羅(Fidel Castro),終以九十歲高齡撒手塵寰。

這位於上世紀五十年代末領導游擊隊、推翻美國扶植獨裁者巴蒂斯塔(Batista)而奪得古巴政權的革命家,最終可笑地也成了另一獨裁者,獨攬大權五十多年。但與此同時,他為世界保留了可謂最後一塊不受資本主義侵擾的「淨土」,一個烏托邦式的「社會主義示範單位」。那裡既不像北韓般餓死者眾,相反還有高水平的全民免費醫療及教育,在不少左派知識分子眼中,簡直是「反美帝霸權」的奇跡。卡斯特羅的死,因而激起非常極端的反應:一邊廂,是數以萬計古巴民眾湧到首都夏灣拿革命廣場,向他作最後致敬;另邊廂,在一海之隔的邁阿密,無數流亡古巴人欣喜若狂地慶祝獨裁者去世。到底應如何評價這位傳奇人物及其共產王國?

若果你像我一樣,不是純粹的「後果論者」(consequentialist)的話,相信你亦跟我一樣,無法認同任何真正信仰馬克思共產主義的政權。

「後果論者」 只著重後果的好,對於用什麼方法達到後果毫不在乎 ;「非後果論者」則相信世上有些東西比「後果」更重要,是擁有內在價值之物,不容拋棄。在我眼中,比「後果」更重要的東西包括:言論自由、出版自由、結社自由、挑選國家管治者的自由、遷徙與出入境的自由等等。無論某種政體所帶來的「後果」看來多麼理想迷人,但假若實踐它的條件是必須犧牲具內在價值之物的話,我不認為值。但一個真心信仰馬克思主義的政權,卻是必然會走上一黨專政的獨裁之路,用各種方法排除異己,並剝奪人民的各種自由。究其原因,是馬克思理論裡所包含的歷史發展觀,早已「預告」了這個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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誠然,卡斯特羅不是最可惡的共產領袖。他沒有像其他共產領袖般大搞個人崇拜(他很聰明,搞的是已逝者哲古華拉「Che」的崇拜,英俊、瀟灑、追逐理想的「革命者」形象鮮明,連帶令人們對「古巴」也滿有好感,成為發展「革命旅遊」的重要資產),或竭力搗毀傳統文化(古巴文化藝術發展蓬勃,最著名的Buena Vista Social Club音樂是懶洋洋的,毫無「進步」色彩),或鼓動瘋狂的全民批鬥(西班牙風味的革命還是比較浪漫吧,通常是啣著雪茄在吞雲吐霧);但他始終脫不了一黨專政、打壓異己的共產黨路線。

直至2011年,卡斯特羅一直緊握黨政軍大權,據說他會將異見者關進集中營毒打,甚至秘密處決(雖然他本人聲稱「從沒任何古巴人因異見而受罰」)。至於平民百姓,長年過著六十年代水平的配給生活,不能反對政府,不能步出國境(2013年才可用護照自由出境旅行),過往偷渡到美國的古巴人數以十萬計。

香港學者雷競璇曾三度到訪古巴,追尋曾在古巴謀生的父親足跡。他在《遠在古巴》裡提到當年古巴革命的一些細節,那是年輕一代聽了會倒抽一口涼氣的、「做生意也犯法」的純粹共產:「古巴革命後......進行企業國有化,將原本由美國資本控制的公司收回來,最後一波國有化在1968年推行,一口氣將餘下五萬八千多個中小企業收歸國有,中國華僑原本經營的雜貨店餐廳洗衣館等,就在此時全部被充公。從此,古巴再無私人企業、私人資本,法律也禁止僱傭關係。」

然而一切都在悄悄變化。卡斯特羅弟弟勞爾接手政權後,古巴經濟逐步開放,與美國關係也在解凍,資本主義的五光十色商品,誓將如潮水湧入。卡斯特羅的死,彷彿在宣告一個夢幻的共產時代的終結,同時也提醒我們,哲學家的理論可以多「離地」。

3
“The history of all hitherto existing society is the history of class struggles.”

「一切社會的歷史,皆是階級鬥爭的歷史。」翻開《共產黨宣言》或《資本論》讀讀,你必會嘆服於共產主義創始人馬克思(Karl Marx)以經濟和社會結構解釋人類歷史的睿智,以及他視階級鬥爭為歷史變遷動力的創見。然而馬克思對歷史發展的「預言」,卻是受時代限制的書生之見,最終亦令「馬克思主義」變成大胡子哲學家送給世人的一份惡作劇般的悲慘「禮物」。

馬克思的「歷史預言」是這樣的:當資本集中在越來越少的大資本家手裡,壟斷資本主義便會出現,屆時工人將飽受欺凌和壓迫,不得不反抗,最後爆發階級鬥爭,「資本家私人財產的喪鐘敲響,剝削者終被剝削。」(《資本論》第一卷)也就是說,資本主義具有「自我毁滅性」。馬克思預告,當資本主義崩潰消亡,除了無產者,一切階級將會消失(classless society),「國家」(state)將不復存在,一個沒有剝削的社會主義(socialism)理想境界於焉出現。

今天,任誰都可輕易看出這個「預言」的流弊:由1917年的蘇聯始,行共產主義的國家,談不上沒有階級分野,相反,歷史告訴我們,無產階級的「均富」(稱為「均貧」或更適合),往往是由國家的獨裁者來維持。

回看百年歷史,「共產」和「獨裁者」根本是一對雙生兒:蘇聯的史大林、中國的毛澤東、北韓的金日成、羅馬尼亞的壽西斯古(Ceauşesc).....顯而易見,當共產革命家掌權後,他們便成為新的統治者、剝削者。史上最出力鞭撻共產主義的哲學家波普爾(Karl Popper),在其名著《開放社會及其敵人》便有以下一針見血的批評:

「當兩個階級(指資產階級bourgeois和無產階級proletariat)最後剩一個,不見得會導致『無階級社會』的出現。…….最有可能的發展是:那些在革命勝利時手握實權者 ────即是在革命領袖們的權力鬥爭和政治清洗下仍能倖存的人 ──── 他們會形成一個『新階級』:新社會裡的新統治階級。這是新的精英管治和官僚體制,縱然他們極有可能嘗試掩飾真相。」

(From the fact that of the two classes only one remains, it does not follow that there will be a classless society….The most likely development is...those actually in power at the moment of victory--those of the revolutionary leaders who have survived the struggle for power and the various purges, together with their staff--will form a New Class: the new ruling class of the new society, a kind of new aristocracy or bureaucracy; and it is most likely that they will attempt to hide the fact.)

緊抓權力的卡斯特羅及其弟弟,不就是波普爾所講的「新階級」嗎?馬克思雖有學者的智慧,卻對人性卻似乎了解不足。他以為資本主義「爆煲」後,「結局」必然是一個「沒有階級分野」的社會,然而「沒有階級分野」的社會又怎可能是個穩定的人類社會結構?野心、權力欲、自我膨漲、自以為是等等,總會來荼毒勝出的革命家;又或者,勝出的革命家通常都要擁有以上特質罷。

當然,波普爾也沒全然否定社會主義出現的可能性,但前設條件是:人民要夠團結,促使當權者即時立法,防止任何剝削和濫用權力的情況發生。波普爾的意思,是在革命後訂立民主選舉機制。可惜,世上的共產黨掌權後,無一例外是「一黨專政」的,並無真正的民主選舉(譬如中國共產黨執政初期,容納了「民盟」的存在,但五十年代時「民盟」多名成員被劃為大右派,收場慘淡,最後只是裝點門面的所謂反對派)──── 然而這亦只能怪馬克思自己,因為據其理論,當無產階級革命成功後,已沒有其他階級存在,那又何需代表其他階級利益的黨呢?

馬克思對歷史的看法,可謂反映了那個時代的理想主義氛圍,以為世界歷史終有美好的結局。然而現實和理想,從來是兩碼子事。

2016年11月30日星期三

似曾相識


甫看完新海誠的《你的名字。》,字幕還在滾動之際,朋友已提出她的見解:「導演說了一個如此複雜的故事,或許只是想表達愛情裡的似曾相識感?」

電影的最後一場:早已失去對方記憶的三葉和瀧在樓梯相遇,心底湧現的似曾相識感,迫使他們齊聲開腔問:「你的名字是?」故事於此嘎然而止。

身份互換、時間旅行、隕石襲地球、歷史的改寫......或許就像張愛玲以(我們最熟悉的)城市的傾覆來成就白流蘇和范柳原的愛情般,新海誠亦意圖用最大「陣仗」的情節,來鋪陳最難跟別人言說清楚的私密愛情感覺?我和朋友甚至斷言,這就是整齣電影的構思起點。

導演本意如何,我後來沒去深究,但「déjà vu」之類的感覺,確是很多愛戀故事的起點。「好像認識了這個人很久似的......」是一種很奇妙的喜悅感。因為熟悉,所以覺著安全自在,因為熟悉,所以以為緣定N生;世間男男女女的愛情,不知有幾多假此熟悉感而展開?

然而,人的心念是善變的。當一對戀人相處下來,發覺志趣並不相投,看法總針鋒相對,終至分手收場、各走各路,便知當初那份所謂「似曾相識」感,不過是兩廂情願的美化。「嘿,所謂feel這東西,信不過。」當失戀了幾次,當年歲漸長,「似曾相識」之說顯得多麼虛幻。畢竟,喜歡對方時腦袋自會順著此思緒炮製故事,「我們上一世曾經相愛罷」,反之,腦袋又會炮製出全然相反的故事,「我是上一世欠了他罷!」而人若想戀愛,總可說出一萬個理由,沒有似曾相識感,也會搬出其他東西來穿鑿附會......

由是覺得,談愛情感覺的《你的名字。》(假若我們的斷言正確)真是一齣極年輕的電影。

2016年11月2日星期三

佛瑞、巴哈和 jet lag:專訪大提琴家Steven Isserlis

Steven Isserlis十月在港大李兆基會議中心舉行了一場演奏會。(圖片由港大Cultural Management Office提供。)
馬友友、Steven Isserlis、Mischa Maisky,這三位仍然活躍的中生代大提琴名家,最近陸續來港演出,喜歡大提琴的樂迷相信都樂滋滋的掏了腰包,躬逢其盛。雖然九月那場馬友友跟港樂的開幕音樂會,令人頗有「雷聲大雨點小」之感,但幸好英國大提琴家Steven Isserlis十月中在港大的演出極具水準,鋼琴伴奏Connie Shih更是意料之外的精彩。

演奏會前一天,有幸跟一頭標誌性卷髮、說話又輕又快的Isserlis作簡短訪問。(「有幸」的還包括香港樂迷。Isserlis十月的亞洲巡演本來包括首爾、香港、上海、東京等城市,但他因私人理由臨時取消了後半部行程(中國和日本),香港因而變成巡演尾站。)睡眠不足的Isserlis不如想像中健談,但總是語帶幽默,跟他寫童書的筆調一致。

這次亞洲巡演的主題是「普魯斯特和音樂」(Proust and Music)。不過Isserlis非常坦白,「我絕不是他的書迷。我恐怕要用十八個月才可能讀完他整本小說!」法國作家普魯斯特的《追憶似水年華》(À la recherche du temps perdu),無疑是「談的人多於讀的人」的不朽巨作(這部意識流經典全長七大卷),但普魯斯特跟音樂有不少淵源。除了年輕時跟委內瑞拉裔作曲家Reynaldo Hahn是同性戀人外,普魯斯特也很欣賞當時活躍於巴黎的作曲家如德彪西(Debussy)、佛瑞(Fauré)、弗朗克(Franck)等。在《追憶似水年華》裡,他虛構了音樂家Vinteuil這個人,每逢Vinteuil的小提琴奏鳴曲響起,便會勾起主角Swann不少傷感回憶。據說Vinteuil正是多個真實音樂家的「綜合體」。

這次演奏會的曲目來自Hahn、佛瑞、弗朗克等,還有從普魯斯特獲得靈感的英國當代作曲家Thomas Adès的《Lieux retrouvés》。雖然個人較喜歡Isserlis當天演繹的弗朗克《A大調奏鳴曲》,但原來演奏家自己最愛佛瑞的《D小調第一號奏鳴曲》。

「我太愛佛瑞了。跟他的《第二號奏鳴曲》不同,這是一首很難『進入』的作品,因它的音樂語言很獨特。我二十多年前曾灌錄過它,但年歲漸長後有新的領悟。此曲就像個害羞的人,你不易跟他熟稔,但他卻是有趣的。」他透露,即將第二度灌錄此曲。

佛瑞在香港未必是很熱門的音樂選擇,但法國人至今對他仍相當傾心。記得半年前訪問法國鋼琴大師Michel Dalberto,他也對佛瑞情有獨鍾。跟佛瑞相識的普魯斯特,更想過寫一本談佛瑞音樂的書。佛瑞為何如此吸引?Isserlis在他為兒童寫的作曲家故事集《Why Handel Waggled his Wig》中如此形容佛瑞:「He wasn't the type to draw attention to himself. ...He is a major musical figure, simply because he wrote some of the most angelically beautiful, pure, touching and ecstatic music that has ever been written.」

佛瑞早年就讀的Ecole Niedermeyer,重視對位法和教會音樂,對他的風格影響深遠。晚年,他在恩師聖桑的大力促使下,當上法國音樂學院院長,銳意改革學院守舊風氣,與此同時,他的耳朵卻漸聾了,高低音聽起來都是扭曲的。身份和身體的變化,令他晚年作品既富衝勁,又飽含生命的痛苦與焦慮。《D小調第一號奏鳴曲》正寫於他七十二歲耳朵已聾之時。

除了浪漫派作品,Isserlis拉的巴哈《無伴奏大提琴組曲》(Six Cello Suites)也極受歡迎。我打趣問:「為何這次亞洲巡演不拉Cello Suites?年初你才剛在倫敦Wigmore Hall拉過第一、四和五號組曲呀。」沒想到有驚人答案:「我永遠不會在香港拉奏巴哈Cello Suites的。」何解?「我在時差狀態下不能拉奏它們,因為這樣我會緊張到想死!其他地方如紐約也不例外。我常在紐約演出,但絕不拉Cello Suites。」

沒有耳福,唯有聽唱片。十年前他為Hyperion灌錄的Cello Suites雙CD,使用羊腸弦線拉奏,琴音甜美,情感表達則趨近現代,澎湃激烈。Isserlis對樂譜版本頗有研究,在唱片裡收錄了第一組曲〈前奏曲〉的三個手抄本 (Magdalena版、Kellner版和Christoph Westphal版)。「我以前練習時常參考不同手稿,將它們通通錄出來,便不用傷腦筋選擇跟隨哪個版本了!」他開玩笑說。通常,他的演繹和Anna Magdalena (巴哈第二任妻子) 手抄本最接近。「不過三個版本我沒有全部拉對......後來我想,若能加上史上第一個印刷版本便更圓滿。」該版本dynamics豐富,跟手抄版對比顯著。

巴哈的六首《無伴奏大提琴組曲》,作曲家本人沒留下手稿,而Magdalena手抄本又沒任何interpretation markings,演繹者因而擁有極大自由,去展現他眼中的巴哈世界,以及自身修為。這六套樂曲彷如大提琴家的「較量場」。

雖然個人始終較喜歡Pablo Casal版本( 譬如聽慣他第一組曲〈前奏曲〉較緩慢的節奏和莊嚴的味道,多少會被Isserlis的速度和輕快嚇一跳 ),但Isserlis的版本自成一個世界,穩佔江湖地位。他還說,有朝一日或許會為六套組曲拍點錄像,「我對它們有深刻體會。 (I feel it very deeply)」樂迷且拭目以待。

2016年10月31日星期一

自選的理由

Paul Klee, Castle and Sun
(前一篇:〈必然與偶然〉)

宿命論如果是真,自由意志便是徹底的虛妄。無論你多麼強烈地覺得是「自己」在作選擇,終歸也走不出早已寫好的結局。但今天會毫無保留地相信宿命的人並不多,畢竟「在劫難逃」的想法太過神秘,和科學掛帥的世界格格不入。現在,人們更傾向以「決定論」(determinism)來言說世事的「必然」。

「決定論」的看法很簡單:凡事皆由前因決定,人的行為亦然,因為前因又會有前因,所以人的所有行為,早由遙遠的過去決定。人以為自己在作選擇,不過是幻覺。

今天,我們都很容易理解「決定論」的意思。遺傳基因有無變異,決定我會否患遺傳病,腦化學物的平衡,決定我是否容易抑鬱或自閉,腦部某些不可知的內容,決定我的性傾向……似乎很多關於我的事,都一早被決定了,我並不如想像中「有得揀」。而假若檢視我在某一刻作的某個行為(譬如我在雪糕店吃朱古力雪糕),它定必是由某些前因決定的,譬如信念、喜好、欲望等(天氣很熱而朱古力味是我最喜歡的),而這些信念、喜好、欲望,又一定其來有自(我的味覺神經元對朱古力味反應特別強)……前因又前因,人似乎只是長長因果串的一環,如此的話,哪還有空間讓人展示自由意志?

假如自由意志是假的,那麼人類世界將會出現非常嚴峻的道德困境:我們再不能指責殺人犯殺人,也不用稱讚做善事的好人了,因為他們所做的一切都不由自主。我們不能再要求人對自己的行為負責,法律、法院、監獄等等,通通都沒有道理了。

決定論和自由意志之間的矛盾,如何化解?不同派別的哲學家有不同回應。有人認為人「決定論」是真的,人確沒有自由意志可言(他們被稱為hard determinist);有人認為「自由意志」才是真的,決定論並不適用於人的行為(他們被稱為incompatibililists);另有人認為「決定論」和「自由意志」兩者可兼容(他們被稱為compatibililists)...... 各種學說,以屬於「不兼容派」的康德最接近常人看法。他認為:唯一可以「拯救」人的自由意志,令道德責任變得可能的,就是將人視作「超越時間、不受因果律控制」的物自身。

我們都知道,由物質組成的世界,受因果律主宰,只要知道齊全的「因」,便可推算準確的「果」。譬如球A被球B撞到,向前滾動,假若我們知道球B的速度、方向、地面磨擦力等,便可預知球A被撞後的動向。但人的行為是否也純粹由這樣的因果律決定?知道因,便可推出果?假若我們知道Z君在某一刻的信念、喜好、欲望,以至他體內細胞的詳盡數據,和外界的相關狀況,是否便可準確預知Z君的行動?強硬決定論者會回答是,但不兼容派則會提出反駁。

譬如他們會指出,人的行為固然也「由因決定」,但卻跟一塊石頭的「由因決定」卻有顯著分別。一塊石頭的狀況全然由外在環境決定,當我踢它一腳,它便滾動,它沒辦法忽略任何施於它身上的「因」(我的一腳)。但人卻不同。人擁有意識,有判別和取捨能力,並不是所有「因」,他都必須照單全收。這是因為,決定人行為的「因」,不是純物理性的,而是浮現於人的意識層的「理由」(reason)。一塊石頭會直接對物理變化作出反應,但人的意識卻會在接收外界變化後,將這些和自身的感受及意欲混和,得出各種「理由」,衡量、分析、取捨後,選出認為最好的一個。

人可自主決定接受某些「因」,忽略別些「因」,不同的「因」還可能是相互矛盾的。譬如我可能同時意識到兩個指向相反行動的因(理由):「我應好好享受一下,看場電影」和「我應對抗享樂的本能,先完成工作」。前者是順本能而行,後者相反。當代哲學家Harry Frankfurt將後一種「理由」(對本能欲望加以制約),稱為「第二序欲望」(second-order desire)。事實上,正正因為人能夠擁有「第二序欲望」,所以他的行為是難以預測的。我或許有很強烈的享受欲望,但並不代表我必然會跟隨此欲望行動。而「第二序欲望」有時雖然很微弱,只要它出現了,便抹殺不了被我採納的可能。事實上,人在某個情境裡會選擇受哪個「因」影響,根本不可預知。

就算一位科學家在我準備行動時仔細察觀我,分析我腦袋的腦電波和神經元活動,他所見到的亦僅只是對應各個「理由」的神經元脈衝在閃來閃去,卻無法判斷哪個脈衝最終會導致我行動。他可能會有一個大概的機會率估算(七成去看電影,三成繼續工作),但卻不可能作百分百準確的判斷。(這無法判斷的部分,就是人的「自由」。)科學家只能在我作出行動後,去找出影響我的「理由」,即是由「果」溯「因」。譬如看見我看電影,便會指出:「她因為忙了幾個晚上,想好好享受一下,所以去看電影。」

死物純粹受物理因果律影響(A狀態遇上B能量,必引致C狀態),所以它的動向是可預測的。動物複雜一點,但也是純粹物理化學反應(A事件引發B身體狀況,必引致C行為反應),牠的行為也是可預測的。至於人類,因為他能夠反觀自己的意識內容,這令其行為變得難以預測。這就是康德說的「人是在因果律之外」的意思。我們的腦海會浮現什麼「理由」,的確受因果律影響,但我們最終由芸芸「理由」中拾取哪個,卻是在「黑盒」般的意識裡進行。這mental event的結果,用純物理性因果律是無法預估的。

2016年10月29日星期六

必然與偶然


Jean-Auguste-Dominique Ingres, Oedipus and Sphinx, 1808
(上一篇:〈沙特的初始計劃 〉)

1.

人無法掌握他的際遇,但如何理解這些際遇,卻可由他決定。

「必然」與「偶然」,正是兩種截然不同的詮釋際遇的進路。它們亦通向截然不同的人生。

相信「必然」者,認為他之所以過著如今模樣的生活,是早已註定的(在起作用的可能是星座、基因、性格,以至上帝)。「乜都係整定。」這是必然派的口頭禪。他們愛將一切都解釋為必然,譬如當他因為讀到一本書/遇到一位好老師/聽了朋友的忠告,而決定作出改變時,他會說:「整定我要咁做。」又譬如當他得知伴侶當年是幼稚園同學時,他會說:「我哋整定要做夫妻。」

對無神論的存在主義者來說,世上卻沒任何事是必然如此的。人生,充滿變數;際遇,永遠unpredictable。「一切都是巧合。」這是他們的口頭禪。一個人雖然連性格也可改變,但他之所以生起改變的念頭,卻是純粹的偶然。他們會這樣說:「我只是偶然讀到一本書/遇到一位好老師/聽到朋友的忠告,才生起改變的決心。我也很有可能碰不上這些偶然,沒作出任何改變的。」而當他得知伴侶當年是幼稚園同學時,他會說:「這實在巧合。我們很可能在幼稚園畢業禮上便永遠分道揚鑣,卻又偶然地遇上了。」

同樣的遭遇,有人說是「必然」,有人說是「偶然」,哪個才真確?未來是早已註定的(像個入口和出口極窄而中間很闊的迷宮)?抑或人的意志可起決定性作用(像一個路線會不斷生長變化、有很多出口的迷宮,人在每個岔路作的決定,皆會影響整個迷宮布局)?這是一條非常引人入勝的問題,只可惜,我們永遠無法取得神手上的命運之書(如果有神或命運的話)來參詳比較,因此永遠無法得知答案。大部分人會直觀地採納一方的看法,不過,我們也大可嘗試仿傚法國哲學家Pascal當年思考宗教信仰時用的方法──以「避開最惡劣的可能結果」為首要考慮──去決定相信「必然」還是「偶然」較好。

想像以下四種情境組合:
1. 你相信「必然」,而世事又確實是註定的。結果是:你參透世情,無所執著。 
2. 你相信「必然」,但世事原來是偶然隨機的。結果是:你陷入「劃地自限」的悲劇。
3. 你相信「偶然」,而世事又確實是偶然隨機的。結果是:你對世界充滿熱情與好奇,因為勇於嘗試而活得豐盛充實。
4. 你相信「偶然」,但世事原來是註定的。結果是:你一生耗掉大量精力,奮力反抗根本反抗不了的命。 
顯而易見,四個選擇,以(2) 最為惡劣。世界本來寬廣,你卻劃地自限,在可作出改變時自動放棄機會,臣服於並不存在的「必然」之下。人若選擇相信「必然」,便有可能跌進這最惡劣的結果。

2.

在各種抱持「必然」觀點的生命哲學裡,「宿命論」應是最徹底的一種。五十年代英文老歌《Que Sera, Sera》有一句歌詞,言簡意賅道出宿命論的觀點:「What ever will be, will be」。所謂宿命,就是無論你拼盡全力,還是放軟手腳,假若命運早已安排如此,便怎也躲不過。你若註定成為百萬富翁,那麼就算天天賴在床上發呆,也終歸會成為百萬富翁。聽起來似乎不錯?躺著也發達。但當人相信自己所作的一切努力皆只會是徒然(要成為富翁的,固然會成為富翁,要窮困潦倒的,卻也是必然會窮困潦倒),無論怎樣都擺脫不了這個「命」時,他會被龐大的無力感圍困,甚至喪失行動的動力。

當代英國哲學教授Simon Blackburn在《Think》一書引述過一個軍官朋友的戰場故事:一次大戰,這軍官在戰場指揮士兵打仗,卻總是無法說服他們於上陣時戴上頭盔,因為士兵都相信「bullet have your number on it」;戰場上,若有寫著某士兵「號碼」的子彈(即命定會射中他的子彈),那麼就算他戴了頭盔也是必死無疑,相反,若沒有這顆「號碼」子彈,那麼不帶頭盔也絕對死不了。生死有命,既然如此,又何必戴那又重又笨拙的東西?What ever will be, will be,相信「必然如此」的人,在生死悠關的狀況,會連作出自我保衛的動力也消失殆盡。

士兵在炮火面前感到生命的脆弱,完全可以理解,但當他們放棄盡力保命,便等於在不肯定「宿命」是否為真前,已徹底「認命」──若「命」確實存在,那也沒什麼;但若世上並無「命」,士兵卻信有「命」且自我放棄,那麼本來不存在的「命」便很可能會「自我實現」了(士兵本來不會死,卻因沒戴頭盔,被炸彈碎片擊中頭部而亡)。這正是上節提及的四種情境中的(2)號。

當A君相信「我註定是毒男」,他便再提不起勁參與社交活動,久而久之,「毒男」的「命」自動實現。當B君相信「我註定是失敗者」,他便再提不起勁積極幹活和尋找機會,久而久之,「失敗者」的「命」自動實現。或許,真有一位天神預設了他們的「命」,但如果是另一可能性呢?事情本來可以不那麼糟,他們未必需要一世做「毒男」或「失敗者」,只因他們放棄了,才陷入「劃地自限」的悲劇──如果是這樣,選擇相信「必然」便愚笨無比。

跟輕易向「命」投降的人相反,有些人就算得知自己的「命」也會負隅頑抗,不信自己無力改變未來。希臘悲劇《伊底帕斯王》(Oedipus Rex)的主角伊底帕斯,採取的就是如此態度。

故事開初,伊底帕斯在神殿得到聖諭,知道自己將來會「弒父、娶母」。為阻止聖諭成真,他決定遠走他方,離開父親科林斯國王。他輾轉浪流到底比斯,期間殺死一個擋路的老人,又憑著聰敏才華,娶得底比斯國王遺孀為妻。一切看來十分美滿,伊底帕斯也滿以為自己已成功避過「弒父、娶母」的宿命。然而故事來到尾聲,伊底帕斯才發現科林斯國王只是他養父,之前被他殺死的老人,才是親生父親,他所娶的國王遺孀,則是親生母親......他從沒走出命運的陰影,卻在沾沾自喜。伊底帕斯悲痛欲絕,最後刺盲雙目,懲罰自己的罪孽。

伊底帕斯面對宿命,卻絕不認輸、奮戰到底,這是第(4)號情境。雖然奮戰的下場,仍擺脫不了「命」,但我們對伊底帕斯卻尊敬有加。他沒有因為預早得知自家「命運」而自暴自棄。他盡其所能爭取最好的人生。他最後雖然走不出「命運」股掌,仍願意為自己行為負責。我們尊敬他,因為他活得有尊嚴,有希望。

若世事確是註定的,我寧選取「不信命,但奮力反抗根本反抗不了的命」的(4)號情境,也不想選「信命,因而參透世情、無所執著」的 (1)號情境。至少,(4)號一生都享受著「自主」的感覺,生活得積極、樂觀,而那看透世情的(1)號宿命論者,卻長期拖曳著無能為力感前行,鬱鬱寡歡。你又會選擇第幾號情境?

2016年10月8日星期六

沙特的「初始計劃」

Vincent van Gogh, Landscape with Ploughed Fields, 1889
(上一篇:〈一刻. 一生〉)

沙特認為人可自由地選擇他的人生,因為他沒有什麼必然的、不可改變的本質。人是一齣沒有劇本的戲。不過這種無所憑藉的「自由」,對很多人來說是匪夷所思的。尤其是「沒有本質」、「什麼也可能」這些「人」的述描,與他們向來理解的「人」實在相去太遠。他們會說:「人可以天馬行空地構想很多未來『計劃』,不過最終能落實什麼『計劃』,還不是由天生的性格決定?」

存在主義者認為人沒有本質,性格決定論者則認為性格就是最明顯不過的本質。

性格決定論可用兩句說話總括:「性格決定人生,而上天決定性格。」這種樸素的「命定論」認為:當人作抉擇時,性格其實會產生決定性的影響,但性格卻是天生的、不可改變的,所以抉擇也是必然如此、沒有alternatives的。譬如,悲觀者遇上困難,必然是滿眼憂傷世界一片昏暗,因為於他而言這是理所當然的反應;樂觀者遇上困難,必然是積極向上發掘到正面之處,因為於他而言這也是理所當然的反應。一個人就算多麼努力嘗試改變他的性格,最終也會故態復萌,打回原形,因為性格就像刻在人身上的印記,永遠都揮之不去,會伴陪我們終老。所謂「青山易改,本性難移」,抱持這種看法的人,絕不可能贊同沙特所述描的「人的自由」。

對於「性格是否天生」這個問題,沙特在《存在和虛無》裡有清晰的回答:否。只要我們認為性格可以變,便可以變,縱然這並非易事。

沙特以一個有趣的「爬山」例子作說明:沙特和朋友到山區遠足,道路崎嶇陡峭,但他都堅持着,直至某一刻他突然耐不住疲累了,於是卸下背包,攤坐路邊,放棄走下去。至於與沙特同行的朋友,身體狀況跟他相若,卻沒有放棄,堅持走到終點。沙特問:「為何只有他無法堅持到尾?」

沙特認為,這要追溯到他和朋友最初的自我想像的分別。彷如一種底色,每個人都有一種初始的對應世界的方式,亦即他初始的對「未來自己」的想像。沙特稱此為「初始計劃」或「基本計劃」(initial project/fundamental project)。

這個「初始計劃」就像一部國家憲法,是一個人行動時的基本指引。假若沙特選擇了「不強忍任何困難」這種對應世界方式或「初始計劃」,遠足時便很容易會放棄,下一次再走亦很可能半途而廢。但假若他反思到自己「初始計劃」的缺失,他是可以改變它,並訂出新的對應世界的方式的;如此的話,那個總是走不完山路的沙特,便有可能變成耐力十足的毅行者。就如沙特在書中所講:「唯有激烈地改變我的初始計劃,我才可能拒絕(在山路上)停下......換句話,就是選擇另一個『我』和另一個『我的目標』。」(I can refuse to stop (hiking) only by a radical transformation of my being-in-the-world, that is, by abrupt metamorphosis of my initial (fundamental) project – by another choice of myself and my end.)

沙特挖空心思,創出「初始計劃」這個詞來代表他所理解的「性格」,可見他的看法跟主流有多不同。沙特式的「性格」是flexible的,完全由人自行決定和取捨內容,就像畫家可任意改變心裡底稿般。世上並沒有「三歲定八十」這回事。而這也是沙特哲學最奧妙之處:只要你願意去想像自己是個怎樣的人,你便會成為怎樣的人。就算你過去曾是個暗黑的悲觀者,你也一樣可以蛻變成為光明的樂觀者。沙特的存在主義,就是如此強悍的生活哲學。

沙特認為人可自由地選擇他的人生。當明白了沙特對「性格」的看法,便會明白他所宣稱的「自由」,其實以「改變初始計劃」這一種最為徹底,也最難做到。因為,邁向一個「計劃」或「可能性」,只需「出力」對抗身體好逸惡勞的習性,涉及的只是「身」的惰性;但改變最底層的「初始計劃」,卻需「出力」對抗「我作為我」的習性,涉及的是「心」的惰性。心比身,更難駕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