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3月17日星期五

蘇東坡的理財法


窮是自由業者經常面對的問題。不過真正磨人的,往往不是物質匱乏本身,而是對「窮」的恐懼。當「錢快用光了」的念頭終日如魅影盤踞腦海,常常感到困擾和情緒低落,便變成極不自由的自由業者了。那倒不如返回市場打工更好。

非常幸運,過了這麼多年自由業生涯,卻甚少被「窮」影響心情。除了因為物質欲望低之外,我想最主要原因,是我習慣對錢銀「計較但不上心」。

「計較但不上心」聽來矛盾,也不易解釋清楚。不過近日讀《康震評說蘇東坡》時,發現蘇東坡謫居黃州、財政極度困難時,其處理方法竟和我的「計較但不上心」十分類近。引錄如下:
(蘇軾)現在雖沒有正常薪水,不過積蓄還是有一點的,於是他做了精心的計劃,規定今後每天花費不超過一百五十文錢。每月初一取出四千五百文錢,分為三十份,掛在屋樑上,每早用叉子挑一份,然後將叉子藏起來。當天剩餘的錢另外存在大竹筒裡,作為接待客人的費用(事載於蘇軾〈答秦太虛書〉)。
蘇東坡予後世的印象是瀟灑豪邁、不拘小節,但原來他是錢多時隨便花用,錢少時精打細算,甚至到了「錙銖必較」的地步。這做法的好處是,既然早已分配好每天使費,便可完全把錢銀事放低,好好享受生活,譬如買價賤如泥的豬肉,烹煮自家發明的「東坡肉」作早點……東坡居士不會被「窮」字弄得心緒不寧。這正正是我所說的「計較但不上心」。

「計較但不上心」,我視之為一種「在限制之內放鬆」的理財或生活態度。預早計較(或計劃)好了,之後只需按計較行事,便再也不用把它放在心上。此法因此既可應用在錢銀事上,也可用於任何上了心會令人心緒不寧之物。

雖然我不及蘇東坡嚴謹(訂下「一天一百五十文錢」規則),但也會預早分配好未來一兩年的每月使費,然後按此budget過生活。因已「計較」好,便不會「上心」。我常暗稱這為「窮風流」生活法。

2017年3月1日星期三

「一起吃飯」的抗爭策略 ──《709人們》觀後記


《709人們》的其中兩位被訪者:李文足(左)和王峭嶺。
1.

這幾年,我們被數字重重包圍。689、831、928、79、150、326。假若數十年後孩子或孫兒問起這些數字,你應可以道出一個個壯懷激烈或哀傷不已的長篇歷史故事吧。

那麼你又是否知道「709」的故事?

2015年7月9日凌晨,中國政府發起一連串抓捕維權律師及維權人士行動。一個月之內,全國至少三百人被約談、傳召、逮捕等。這場被稱為「709大抓捕」的事件,規模之大,令人側目。一年半過去,事情至今仍未完結:多名律師仍被羈押等待審訊,羈押的日子裡曾遭各種酷刑;家屬被限制出境;孩子被剝奪上學權......

然而,這場史無前例地龐大及明目張膽針對「維權人士的保護者」的搜捕行動,在香港卻沒引起幾多討論,很多人可能連「709」也沒聽過。是什麼原因造成我們的無感?

或許是因為,這強權國家的無法無天我們已知之甚詳,最粗暴惡劣的行事也不再能引起我們的情緒反應,一如在烏黑畫紙上再塗幾多黑色顏料也沒人在乎?或許是因為,活在今日香港,天天都在發生顛倒是非的咄咄怪事,早教人接應不暇,哪有餘裕理會彼方權力機器的張狂?或許是因為,近年我們都在建構本土叙述,有意無意間將「香港」設想成一個文化與歷史發展可跟中共完全切割的獨立體系,因而使中國的人和事看來非常遙遠?

或許這些都是原因。但「709大抓捕」引不起港人關注,應該還有一特殊原因:它牽涉太廣。一大串被捕律師名字,之前多未有所聞,也不知道他們曾協助過什麼人,為公義作過怎樣的犧牲。

新聞都是故事。當故事的主角只有模糊面目,便很難令讀者留下印象。

相信「中國維權律師關注組」也明白這一點。今年一月,一齣名為《709人們》的紀錄片開始陸續在香港各個社區作巡迴放映及座談會。這正是由「關注組」促成、力求還「709」人物以清晰及立體面目的90分鐘紀錄片。

影片由資深記者江瓊珠作文字採訪、有線電視前資深記者盧敬華負責拍攝及剪輯。(江瓊珠同時將採訪內容寫成《中國維權律師及其一伙》一書,於放映會上派發。)兩人分毫不收,為製作影片四度到中國,親身採訪了十四位受牽連的律師、家屬及維權人士。影片採直白叙事風格,沒任何旁白,僅由被訪者談話、交待背景的字幕及一些血紅色版畫構成叙述骨幹。在受限的製作環境下(包括資金、人手、採訪次數等),這種處理很恰當──既能簡潔勾勒出事件始末,又可展現受訪者各自的性格氣質,使「709事件」變得有血有肉。

2.

看影片前,我曾想像《709人們》是一條極其沉重、充滿哀傷與眼淚之作,沒想到最後深印腦海的,卻是三個笑容可掬的女子:李文足、王峭嶺與陳桂秋。她們是被當局拘捕的維權律師之妻。之前她們皆極少介入丈夫的維權事務,主力照顧家庭或忙自己的工作,「709」事件後,也經歷過哭哭啼啼、懦弱畏縮的日子,及後相互認識,「抱團取暖」,才漸漸強大起來,甚至懂得用笑聲與幽默感跟強權對撼。

我尤其難忘王峭嶺。她是李和平律師之妻,外表看來圓臉笑眼,十足福相的肥師奶,卻是被捕家屬團伙的領導者(她本人亦擁有律師牌),以其強大精神力量感染其他家屬。影片中她提到被「國保」跟蹤。這本來是一種精神折磨,她卻以極其風趣幽默的語言表述,使之變成一個玩笑或鬥智遊戲。譬如想法擺脫「國保」也是十足好笑的事:若想知道有沒有人跟踪,可在地鐵車廂關門前一刻跳出車門,任何跟著自己跳的人必是「國保」,之後再在關門前跳回車廂,便可甩掉對方。「我這個身型,要這樣跳也不容易!」王峭嶺樂呵呵的說道。

李文足也深懂笑的強大。她們幾個家屬曾經每人拿著一個紅色膠水桶,上用白漆寫著丈夫名字和「我愛你」、「支持你」等,結果被派出所拘留了一天,公安說「紅桶是作案工具」,她因而笑得沒法停下來......

的確,當政權就是希望你活得傷心絕望畏懼,彷彿理虧的是自己時,你再繼續哭啼,就等於為對方增加「籌碼」。相反,笑與從容,則是最強大的抗爭者武器,因為它們傳遞的訊息是:我們過得好好。我們沒有心理失衡。我們理直氣壯。我們絕不示弱。

就如王峭嶺在片中的「金句」:「我們一起玩一起吃飯,就是抗爭。」相信放映時每場觀眾都會被這句話的表層意思逗得大笑。但細味其意,實代表了一種強悍的抗爭姿態:繼續玩繼續吃飯,代表家屬並沒按政權所期望的被悲傷和無助擊倒,而是像過往般繼續過尋常日子;一起玩一起吃飯,更代表家屬沒理會政權的要脅,沒各自躲起來淡化事件,反而聯合成一股力量。

影片中另一受訪家屬陳桂秋,是「一起」的最佳註腳。她是謝陽律師之妻,於大學教書。最初她曾選擇沉默,嚴守當局的「四不」規條(不准與其他家屬接觸、不准出境、不准網上發布消息、不准接受境外訪問),但去年三月,她再也無法忍受孤單,聯絡上其他家屬。「你太配合,反換來如此結果。」她如是說。

3.

當然,再多的笑聲,也沒法令《709人們》變成一齣輕快的紀錄片。被牽涉入「709」的所有人,也是會感到悲傷、孤單、迷茫的,只不過,就如維權律師江天勇(其後於2016年11月被捕)在片末拭著淚所講的話:「中國當局太殘忍了,眼淚對它沒有作用。」笑聲,或許已是一種策略,多於內心情感的宣洩。
哭泣的江天勇
有人或會覺得,《709人們》是一齣跟香港人距離很遠的紀錄片,為何還要關心?何不緊貼特首選情呢,那才是影響未來五年香港的大事。但仔細想想,中國三百多名維權律師相信他們是在法律容許的框架內爭取弱勢者應有權益,公義在己方,卻被共產政權安插「顛覆國家政權」等罪名──這跟香港人以為自己是在「一國兩制」框架下爭取普選權益,公義在己方,卻被共產政權硬生奪走選票,僭建額外的831框架,不是同樣理路的事?

維權律師與香港人,本就在同一強權的陰影下生活。我們只是離陰影遠一點,還有最多三十年的喘息時間。

(如欲舉行《709人們》社區放映會,可聯絡「中國維權律師關注組」。讓更多人知道事情,引起迴響,是對律師家屬的最大鼓舞)

相關文章:

 盧敬華: 拍《709人們》的所思所感

《709人們》宣傳片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