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12月11日星期六

香港人,點解咁仇?

曾特首推出100億「關愛基金」以緩和社會仇富情緒,成效仍是未知數,卻肯定不是解除仇富心結的治本之道。

要找出港人點解咁仇的原因,最好由不公義的社會經濟結構入手。

有人認為,仇(地產)商情緒愈演愈烈,是傳媒煽風點火,但香港人都心照:是地產財閥咎由自取。試問,若非財閥抱著「著數要搲盡、錢要賺盡」心態,用盡每一分政府慷港人之慨送贈的「可寬免樓面面積」,將樓盤「發水」得愈來愈離譜來攫取巨利,令投入畢生積蓄的港人最後只得縮水樓一間,加大堆無謂的窗台工作台空中花園會所走廊大堂等,又甚會逼到最不問世事的中產港人也大叫:「有無搞錯,你哋有無企業良心」?

仇恨、憤怒不奇怪,奇就奇在,為何今年才突然無法忍受商家佬「賺到盡」?原因之一或許是有了新的參照系統。幾個月前,Bill Gates與畢菲特成功遊說四十名美國億萬富豪,承諾捐出一半身家做善事。原來賺到盡之後可回饋到盡,從此我們對「商家佬倫理觀」有了新的想像空間。

我們所熟知的商家佬是不太喜歡捐助窮人,因為他們想像發達是個人奮鬥不懈的成果,想生活好,必須自己努力,不應該做「伸手牌」。

但一個人真的可單靠個人努力發達嗎?畢菲特有句名言:「我認為在個人財富的累積上,社會才是真正的幕後功臣。」多謙卑的說法。雖然他指的是警隊、基建、銀行系統等社會資本(social capital),但「社會」的意思可以更廣:我們不否認嘉誠哥聰明、勤力和早著先機,但若非香港過去特殊的政治環境,及由英殖時期延續至今的傾斜商界政策,一個塑膠花廠老闆,怎可能在短短幾十年變身「工廈王」,繼而進軍住宅及地鐵上蓋物業、收購和黃港燈等大機構、壟斷各行各業,最後變成世界級首富?

這一年,我們已親睹政府如何傾斜商界:長期縱容地產商以建築面積計尺價,以發水邪法狂賺錢,直至民怨沸騰、樓價高到死,才願意出狠招;立法會設分組點票機制,商家佬不喜歡的議案如最低工資,經多年排除萬難才可通過......

不過令地產財閥富可敵國的另一「幕後功臣」,其實是政府、傳媒、學者經常聯合傳頌的「自由市場」信仰。潘慧嫻的《地產霸權》詳述了香港地產四大家族如何在取得第一桶金後,將觸鬚伸至交通、零售、電力、電訊各行業。她指出,地產商之所以能肆意壟斷,獲取巨利,乃因港府過去不敢干預所謂「自由市場」、「無形之手」,一直拖延規限寡頭壟斷行為。事實上,「公平競爭法」搞了十幾年,今年才進入立法審議階段。無奈寡頭局面已成,新的競爭者要加入,談何容易?

最近有朋友看不過眼地產商操控港人衣食住行的霸權行為,身體力行「一年唔幫襯大地產商」,網站至今有25,000人瀏覽,仇富指數高漲。跨行業壟斷的地產財閥,牢牢框限著我們的生活選擇和思維方式:每天由起床開燈一刻開始,我們無時無刻不在進貢財閥口袋,吃的、用的,已由財閥A、B、C替我們揀好,也等於無得好揀;最慘的是,為了層樓,不敢轉工、轉行或構想大膽的生涯規劃,生命「創意」被剝奪淨盡,恐怖!

記得幾年前,跟澳門一間馳名竹昇壓麵店的老闆聊天,得知他的生活日程如下:晨早到龍華飲茶、去公園打太極,然後上街市買新鮮食材;午後用大碌竹擀麵條四小時,至黃昏小店才開門營業。生意好極,但老闆從沒想過加長營業時間或擴展,非常滿足於每天一展手藝的寫意生活……想像老闆活在香港,能有如此餘裕譜寫生活嗎?早被貴租逼迫,由朝做到黑了。高樓價加寡頭壟斷,導致生命貧乏,這種深層次的「窮」,怎教港人不仇?政府以為讓財閥用錢「扶吓貧」就能回應、緩和大眾「仇緒」,實質如潘慧嫻所講,必須「徹底改革土地和稅收制度」,作結構性改變,才是出路。

譬如低稅率,一向被視為香港繁榮要素,但想深一層,低稅率在港可行,全靠英國人當年聰明,佔領香港後,旋即將所有土地據為官府所有;直到現在,高價賣地、補地價等非稅項收入,每年都「撐住」政府幾成開銷。因此當我們買樓、租樓時,其實已變相在繳納間接土地稅。(經濟學家稱此種「政府佔用社會公有的資產生財,以支付開支」的東西為任慕斯稅(Ramsey Tax))。普通三、四人家庭,住屋開支隨時佔總收入一半,如此說來,香港普羅市民繳的「稅」,幾可與歐洲福利國家看齊;而地產商則優先在此「稅」中抽水,出落成肥肥白白的寡頭巨獸……

一直以來,不少宗右派自由主義的經濟學家,是「低稅率配高地價」的忠實擁躉,幾年前,雷鼎鳴更提議,以賣地收入取代所有其他稅收,使香港成為無稅社會,令「自由市場」不受丁點「扭曲」。不過依我看,當市場不「扭曲」時,港人的心靈已被扭曲到面目全非了。

2010年10月1日星期五

務農有感


下田一個月,我開始相信,農夫和農作物的關係,跟母子關係同出一轍。每當有農友走到我塊小田旁邊,發出讚詞如「嘩,你啲莧菜生得好靚呀!」,或者「你呢棵日本蕃薯苗,長得好健康呢。」之類,心花怒放之感便油然而生,令我立時忘記田裡還有不少「失敗之作」。跟天下母親一樣,自家孩子的缺點,就是看不見。

在田裡勞動,雖然很熱很累,但看著自己一手打造出來的小園圃日漸成型,確有說不出的滿足和喜悅。我發現耕田和下棋一樣,都會「一指錯,滿盤皆落索」。由選種子、下種,到間拔、施肥,任何一個步驟都馬虎不得,否則受罪的是自己。譬如選種子,要挑時令作物,不違農時;種子還要夠新鮮,切勿是去年剩下的舊貨。(「時令」和「新鮮」,不也是最佳的飲食秘訣嗎?原來選種不過是選食的一例。)

工作有時,休息有時。發芽有時,開花有時。不違農時,真乃種田和生活的一大法門。現在是秋季,一早一晚已有涼意,若選種瓜類(如青瓜)的話,結出果實時已步入冬天;試問這種喜愛猛烈陽光的夏天作物,又豈會碩果累累?至於我親身示範的失敗例子,則是在秋天播上喜涼的Rosemary種子。因為之前沒看清楚種子包裝袋上的指示(20度以下才適合播種,種子發芽率偏低),以致空等一場,也浪費了土地資源。(後來老師教路,下種前先將種子放在雪櫃一晚,「欺騙」它已經天冷了,會令Rosemary較易發芽)

心裡埋怨「雜嘜」種子品質差,但實情是自己沒熟習農作物「時辰八字」,痴心錯「種」!

不過就算不違農時,反常氣候也會令收成一敗塗地。九月初,本來應該是清爽微涼的月份,偏偏第一周下種後,刮風兼下大雨,農田幾成澤國。加上陽光欠奉,那周所播的生菜、菜心種子,長出的葉片都變黃了,而且成長速度極慢,後來,更被眼尖的鳥兒看上,成為牠們的佳餚。

看著這些被咬至重傷的小苗,心痛之餘,只能努力補救:用筷子幫忙鬆開濕爛板結的泥土,以及開肥仔水(魚肚肥)給它們喝;但最最重要,是立即去吉之島十元店買一個防鳥網,如保護罩般罩著田,讓苗仔安享「晚年」。

2010年9月6日星期一

讀東坡的字


梁文道在《讀者》裡曾調侃過一種現象:太多人想偽裝「有文化」,所以一些專門濃縮介紹經典名著內容的雞精書,總不愁市場,而偽裝讀過大量名著的「本領」,更已躍身成為一門「書皮學」(book cover studies)。

「經典」確像千斤法碼,使閱讀變得沉重。記得以前金庸的武俠小說被視為「閒書」嗎?我們總是偷偷躲在被窩裡讀。可現在,金庸都已擠身「經典」,那份反叛快感,是否已已被「不讀不可」的壓力取代?

閱讀理應是一種不計較利益關係(disinterested)的活動。只要自己喜歡,根本無須向任何人交代。若把書看作飛甩雞毛外衣或Gucci皮包,只為營造「文青」image,生活豈不太累?

與其偽裝,不如誠懇。你從來提不起勁讀厚疊疊的《戰爭與和平》?沒有能耐看完《紅樓夢》?那又如何?其實很多人也沒有讀過或讀完。唯有當讀經典不再是「任務」,你才可以帶著輕鬆心情,隨意翻一本經典,或不翻一本經典。

其實經典曾幾何時也是一本新書。只因它感動了一批又一批讀者,才成經典。那麼,就像旅行時找個當地朋友領著玩總特別有得著,讀經典時也不妨找個合適的「領讀人」吧。「領讀人」當然不像書皮學作者般,會教唆你囫圇吞棗,亦不像電台「十本好書」的推介者,單說客套話。他們是要告訴你,某本書如何影響和介入他的生命。

台灣大塊文化最近推出的「經典3.0」,就是為一個「領讀人」出版計劃,當中由蔣勳導讀的《寒食帖》,最別出心裁,因他挑的不是書,而是蘇東坡的行草詩稿《寒食帖》。

蔣勳與《寒食帖》的因緣始於三十年前。當時他還是一名美術研究生,在台北故宮跟隨老師上「書畫品鑑」課時,第一次親睹此帖。蔣勳回憶,那時候並不覺得蘇東坡的字好看,反覺得黃山谷的跋文更有光芒。然而三十年來反覆地看,才漸漸感受到詩稿所蘊藏的不矯情、不賣弄境界。

《寒食帖》是蘇東城在黃州度過第三年寒食節時創作的詩作原稿。它被譽為繼王羲之《蘭亭序》、顏真卿《祭侄文稿》之後的「天下第三行書」。像不少名帖,它歷經多次災難,最後落在台北故宮博物館裡。蔣勳的《寒食帖》導讀,圖文並茂:左頁是導讀文字,右頁按導讀內容刊印相關《寒食帖》細部。除了蘇東坡的字,書還刊出不同朝代曾鑑賞或收藏此帖的人士(如乾隆)寫的跋和蓋的章。

若純以文學意境論,兩首《寒食詩》自不及蘇的其他經典(如氣勢迫人的《念奴嬌》、悼念亡妻王弗的《江城子》,或對生命變化顯出豁達風度的《前赤壁賦》),不過手稿卻讓我們看見一個更立體的蘇東坡,令詩作倍添蒼涼。譬如第二首詩:「空庖煮寒菜,破竈燒濕葦,那知是寒食,但見烏銜帋。」那個「帋」字的豎筆不成比例地長,壓在下面的「君」字。蘇東坡拿著毛筆無奈地宣洩心頭鬱悶的模,躍然眼前。

說來慚愧,我雖是東坡迷,但以前對他的書法幾乎毫無認識。回想起來,這或許不是個人識見淺陋的問題,而是香港教育制度如何看待「文學」與「藝術」兩者關係的問題。記憶所及,從來沒遇過老師會將文學和書法掛搭在一起教學生。隔周寫一篇大楷、一篇小楷,是例行公事,但老師從來不會在課堂上談論歷代書法名帖。中文課學過好幾篇蘇東坡詩詞,但並沒有任何老師曾在課上展示蘇東坡的筆跡。文學和書法之間的扭帶已完全斷裂,學生並不知道中國古代大文學家往往也是大藝術家。現在想來,不無遺憾。其實要真切感受古代文人的經典,豈能僅靠油印的新細明體?

2010年8月8日星期日

愛上檳城的粗服亂頭


回想我對於檳城的初始印象,應來自《檳城艷》歌詞:「馬來亞春色,綠野景致艷雅~~椰樹影襯住那海角如畫~~」

不過七月來到檳城,才發現這裡最美的不是綠野景致或婆娑樹影,而是一幢幢並不自覺其美、粗服亂頭的舊唐樓。

因為李安的《色.戒》曾在此地取景,檳城近年名氣漸響;但幸運的是,留意她的香港人暫時不多。有幾位朋友先後問我:「檳城喺邊架?」我尚可抓住機會,在一切未消失之前,親身感受作為居住城市的檳城所散發的慵懶、隨意和輕省。

檳城是位於馬來半島西面的小島嶼。一條跨海大橋,將她和內陸的Butterworth連結起來。Butterworth是個沒有景色可看的交通樞紐,火車站和長途巴士總站都設在此,但因長途巴士班次頻密,很多旅客都愛走「檳城-Butterworth-怡保-吉隆坡-馬六甲」這條路線。這次我和母親的旅遊路線正是香港飛檳城,再由檳城坐巴士到吉隆坡,然後馬六甲day trip回吉後返港。

檳城Old Penang Guesthouse
在檳城頭兩天,我和母親住在愛情巷 (Love Lane) 的 Old Penang Guesthouse。因為貪便宜選了12人的dormitory,所以私人空間有限,浴室廁所也要共用,不過幸好這由古老大宅翻新而成的旅店本身已是一道讓人愉快的「風景」,抵消了不足。大宅昔日的中庭被改作住客common area,母親最愛穿著睡衣,坐在中庭的藤椅和其他旅客閒聊,賓至如歸。

很欣賞這間舊式建築所蘊含的智慧。中庭沒冷氣,但因善用對流作用,中午也涼風習習,吹得人昏昏欲眠。由木階梯走上二樓,會見到走廊上一排敞開的木窗。右圖中這一款,只需以手指夾著中間直豎的木條,上下移動,便可以打開或關閉百頁,方便又美觀。後來聽「藍屋」的導遊說,這種木窗是南洋中國人發明的。

這次和母親、姨母、表弟四人一起到檳城旅行,並沒什麼特定景點要看,不外乎走走看看吃吃。母親和姨母兩人都是在東馬來西亞(婆羅洲)沙巴出生的中國華僑,十多歲時移居香港。這次選擇飛檳城玩樂,也算是她倆一種「鄉愁」的表現吧。畢竟,將馬來西亞視作自己第二故鄉的母親,雖然常會飛到東馬的沙巴辦事情和見朋友,但卻從來未踏足過西馬土地。(要知道,東西馬之間,隔著個南海呢)

當然,說是鄉愁有點美化了事情,實情是Air Asia有便宜機票,才促成了這次家庭大旅行。至於我這地道港人,來檳城非為鄉愁,只為可在大街小巷隨意駐足欣賞建築物。

檳城的古城區George Town地方很小,方向感極差的人,只要認得南北走向的主要大街Jalan Penang(即檳城大街),大概也不會迷路。

這條檳城大街,也是我們四人經過得最多次的地方,皆因姨母和她兒子住的旅店和我們住的Guesthouse相隔好幾條街,所以早上我們通常會約在檳城大街會合,才正式出發。大街上,有一循環線冷氣巴士行走於檳城主要景點之間,每逢走得大汗淋漓,快要中暑之時(七月的檳城,真的太熱!),我們便會跳上駛至的冷氣巴,隨便坐幾個站,圖個涼快。如是者,這次旅程,有不少時間消耗在冷氣巴之中,也令很多行程安排被打亂。事後回想,我和母親都覺得這做法太傻,但當時身處酷暑之中,確也沒有別的良方。

既然是一趟老建築之旅,我也多說無謂,大家看照片好了。留意最後一張照片並非攝於檳城,而是馬六甲的手信街。外牆花悄,應是剛裝修完畢,和檳城的老建築對比很大。
由檳城大街(Jalan Penang) 的佐達街市(Chowrasta Market)二樓往外望

麻石建築
「小印度」內的劉關張趙廟
深巷裡的「汕頭客棧」
馬六甲手信街唐樓

2010年7月1日星期四

7.1 走在民主黨隊伍中的一點感想

七一這天,我選擇以民主黨支持者的身份參與遊行。由維園出發,到中環置地離隊,沿途大部分時間,我右耳聽著民主黨的口號跟著喊,左耳聽到的卻是向民主黨喝倒采的人士大聲喊出的「出賣民主」、「無恥」等等。

其實我並非民主黨的忠心fan (一向只是支持泛民,並非鐵定投民主黨不可),但我對於那些夾在民主黨隊伍之中、然後在遊行途中刻意搞破壞的喝倒采者,真的非常不屑其作為。

我一直堅信,民主、自由的最精彩處,就是能夠包容跟你有不同觀點的人,而不是在別人提出觀點時,不斷的以謾罵、粗口、烏烏祖拉的噪音等等來「遮蓋」別人的聲音。讓別人說話,這是對別人的基本禮貌,也是民主社會的包容表現。我接受一些反對民主黨人士在人行道上做出「倒豎姆指」的動作,因為他也有反對的自由;但是若刻意發聲「遮蓋」不喜歡的人的聲音,請問這和獨裁者有何分別?

我不是什麼政治學者,只是個普通選民,但我絕對敢講,這種暴民政治,這種「有佢講無人講」的作為,很大程度是因社民連三子在議會內外的舉動而演變成的社會風氣。沿途,我曾仔細觀看反對民主黨人士的臉孔,佔大半數是三十歲以下的年輕人。我不知道,這當中有幾多人是曾經投了票給民主黨、卻因感到被民主黨背棄而喝倒采呢? (他們才是最有理由對民主黨喝倒采的人)但我見到的不少年輕臉孔,卻是一邊喝倒采,一邊露出一個「惡作劇成功了」的笑容;似乎他們只當這個七一活動是一次好玩的遊戲。泛民的內訌、分裂, 於他們是否也只是「隔岸觀火」看的一場過癮戲?

見到這些在「掟蕉」文化中長大的年輕人的行為,我真的很膽心,也很痛心。如果他們所理解的民主,就是長毛、毓民那種對所有人(除了自己)亂扣帽子的暴民民主的話,那將是很可怖的事。(今天我見到敢於「聲」援民主黨的public figures, 只有毛孟靜、余若薇等少數。我向她們致敬。)

2010年6月21日星期一

老實巴交的鄉居筆記

朋友 S 多年來跟丈夫居於天水圍,常抱怨郊區生活令她變成了鄉巴婆。她最大的心願,是「當回一個城市人」。後來,夫婦倆先後在市區覓得工作,繼而在港島置業,終於圓了她的「城市人夢」。

我一直難以認同和理解她對喧囂鬧市的偏愛,和對城市人身份的奮力追逐。小時候,家住維園附近,每天到公園替外公的汽水雪糕檔當「跑腿」是讓我最快活的差事,因為跑差事之餘,我還可以跑到公園的大草地,跑到「城市論壇」的大涼亭,甚至跑到涼亭後面的山仔,然後爬上那棵已經嚴重傾斜的樹上看風景。

大學畢業後遷居屯門,越發愛上車少樹多、人少蛙多的郊區生活。無論市區有多便捷多繁華,我還是更喜歡每天離開家門便有木棉、鳳凰、洋杉、橡樹、杜鵑、米仔蘭、雞蛋花相迎,走過魚池便能和魚仔、青蛙、烏龜和鴿子打招呼的日子。

因為討厭城市的擠和吵,所以特別愛讀他人歸隱田園的故事。美國作家梭羅(Henry David Thoreau)的《湖濱散記》(Walden),寫他自個兒跑到華爾登湖邊建屋、獨居、種田,曾是我羨慕不已的生活模式。雖然以我書生水平的體格,不太可能過上荷鋤理荒的鄉村生活,但得知有另一些都市人跟自己一樣,渴望走進鄉村,也還是會樂上好一陣子。所以聽說韓少功跑到鄉間種地,就有種「所見略同」的喜悅。

韓少功幾年前離開城市,到鄉間生活,《山南水北》是描述他七年鄉居生活的散文集。

文革時期,韓少功曾在湖南汨羅縣下鄉插隊,當時他只是個中學生。因為懷念勞動時的實在感,且厭倦城市人交往時的廢話連篇、言不及義(他是海南省作協和文聯的主席),所以幾年前,快五十的他,和親人在汨羅縣某水庫旁的窮鄉僻壤蓋了房子,每年有 6 個月時間到此生活、種田、和村民打交道,從此過著一種「半世俗、半隱居」的生活。

韓少功的文字風格,老實說,帶一點不好咀嚼的大陸「老餅腔」,但《山南水北》讓我覺得最精彩的地方,是他敢於「誠實」地寫出鄉村生活的彆扭。

城市人寫鄉村,常帶浪漫傾向,將田野、勞動甚至周遭鄉民都加以美化,但韓沒有掉進這個陷阱,反而將鄉下人那種有時並不討人喜愛的言行舉止,都老老實實的寫出來,讀得我大呼過癮。

你不會在書中找到諸如憨直、率真、可愛、平和等城市人愛用來形容鄉民的字詞,反而會讀到:韓少功家中的冰箱被鄉民「公有化」,人人用來放自家的鮮肉;韓少功種的田也被鄉民「公有化」,人人大模大樣採去瓜菜果實;村民為了面子,蓋上瓷磚牆鋁窗門的新款村屋,卻因解決不了燒柴養雞圈牛問題而另外蓋搭了木棚過生活,讓新樓白白丟空或變身「豪華倉庫」;鎮上年輕朋友來韓少功家裡上網,不到半天事情已傳到山另一邊的陌生鄉民口裡,原來人在鄉村是無可能當「隱者」的……

看《山南水北》,仿佛在讀湖南農村眾生相。它或許打破你對鄉村鄉民的美好想像,但有血有肉。陶淵明的《桃花源記》太有詩意,這是因為距離而帶來的美感,我反而更樂意被《山》中那篇〈天上的愛情〉牽動心緒:山頂上住著人,不過不是《桃花源記》裡的避秦遺民,而是多年前遷來的一對私奔男女,他們並非什麼俊男美女,而是背駝缺牙的叔叔和膀大腰圓的侄媳,因亂了大倫而逃避至此。他們在湖南汨羅老山的荒田和空房裡安身,絕不是貪圖過上神仙眷侶的日子,只是求個立錐之地,靜靜地討生活而已。

相關文章:〈韩少功,养鸡种地写小说

2010年6月7日星期一

兩面不是人:淪為二等公民的中國農民工


富士康「12連跳」事件轟動全球,老闆郭台銘在三鞠躬道歉後,宣布底層員工一律加薪三成,希望風波得以平息。然而事件反映的卻遠不止是工人薪酬太低的問題;農民工面對不公平的戶籍制度,面對整個國家的剝削,也許才是絕望之源。

大部分評論者認為,富士康的連環自殺現象,起因是有血有肉的工人被當作機器。把人視為機器,一天十多小時只重複處理單一工序,這種非人性化的大量生產方式脫胎自上世紀初亨利.福特發明的流水線(assembly line)運作模式。但今天的港、台商家比福特絕情多了。為了以超低價搶得國際品牌的代工訂單,他們比師奶更精打細算,為每個細無可細的瑣碎工序,訂下速度指標,務求用盡工人每分每毫的精力來提高生產效率。

工人被異化是事實,但在異化早已成為常態,工人和老闆同樣麻木的中國裡,為何偏偏是富士康出現「12連跳」?跟《南方周末》等內地媒體的臥底記者一樣,香港理工大學的潘毅多年前曾假扮「打工妹」,到深圳某港資電子廠打工(負責上螺絲),近距離了解女民工的生存狀況,寫成《中國女工》一書,也許能為我們提供一點線索。

在城市人的想像和認知裡,農民工總是純粹的被壓迫者,然而潘毅在工廠觀察到,工人其實很懂得「抗爭」。譬如當流水線的速度嚴重超出她們負荷時,線上所有工人會不約而同放慢手腳,任由已完成上個工序的產品,在自己面前堆積如山。潘毅認為,工人正是通過這類無言的反抗,獲得「間隙性的權力」。

潘毅這個觀察,對很多中年港人來說並不陌生。六、七十年代,香港遍地工廠,當時工廠妹可在車間聽收音機解悶。據說,她們都懂得以「癱瘓」流水線來迫使管工扭到她們喜歡的電台頻道。似乎,當工人仍有丁點自主空隙時,他們還是有辦法讓自己感覺良好,讓自己感到是自己身心的主人,從而不致精神崩坍。

然而可悲的是,在富士康,工人卻連半點空隙都找不到。富士康的工資,在未加薪前已比別廠優裕,工作環境亦一塵不染、井井有條,但「軍事式管理」令它成為不折不扣的精神虐待場,不論是上班時還是放工後。在車間裏嚴禁談話,嚴禁以手機發短訊,還勉強算是可接受的管理手法;但當工人在飯堂進膳時沒把飯菜吃乾淨也要受罰,在宿舍裡又不能與同鄉或同車間工友同房,難以藉聊天來宣洩情緒和結集力量時,人最基本的自主性與尊嚴已蕩然無存。打工,變得與「坐牢」非常接近。


不過,在工廠裏失去尊嚴,還不是農民工致命之痛。人是因為對生命感到絕望而尋死的,而除了感情或性格因素,沒出路的未來才最令人絕望。農民工的絕望感,正緣於中國的戶籍制度,不留情面地將他們要擠身城市人行列的美夢打碎,令他們在整個國度裡皆失去尊嚴。

中國於 1958 年實行城鄉二分的戶籍制度,這曾是當政者有效控制農村人口大量流到城市的良方。然而,戶籍制令農民和其後代被「釘死」在農民這個身份上,當他們因為學歷提高、外出打工等情況而希望變換身份成為城市人時,卻會發現城市難以容身。

城市戶口和農村戶口的最大分別,是前者有完善得多的社會保障,如養老金、醫療保障和失業救濟(如有上海戶籍的失業者,可連續兩年每月得到人民幣 300 元救濟金)。農民戶口沒這些保障,老來只能繼續在承包的土地上耕作、勞動。二元戶籍制,對上一代較低知識水平的農民,或許是個不錯的安全網;然而新一代農民工皆有初、高中學歷,又極少務農經驗,對未來的想像跟其他城市孩子無異;只因背著「農民」身份,無論他們在城市待多久,都不能轉為城市戶口,淪為二等公民。可以想像,當年紀大、手腳慢而被拒諸「世界工廠」的大門外時,這批農民工便「兩面不是人」:回鄉也不是,留在城市又得不到基本生活保障。就像英國《金融時報》中文網記者魏城在《中國農民工調查》所講,農民工是「青年進城賣苦力,中年進城賣破爛,老年進城去討飯」;如此未來,試問有何希望?

內地對是否廢除戶籍制這問題討論經年,但一直未達成共識。今年人大政協兩會之前,13 家內地媒體發表了促請戶籍改革的聯合社論,要求給予農民遷徙自由,然而很快被當局「河蟹」掉。事實上,溫鐵軍、曹錦清等強調「大局為重」的學者認為,必須先搞好全民社會福利,才能動戶籍制的刀,否則一定全國大亂。這講法無疑有點道理,但曹錦清在《中國農民工調查》的訪問裡卻又指出,農民工之所以能夠接受那麼低的工資,是因為他們還有種地收入;換句話,二元戶籍加上農村土地承包制,間接增加了「中國製造」的競爭力,豈容輕易廢除?

此觀點之冷酷,就跟郭台銘聲稱「12 連跳」與他沒關係一樣,令人頭皮發麻。一個不公義的社會制度,縱可帶來豐厚的經濟利益,卻永遠無法改變其不公義的本質。沒有城市戶口,農民工固然生活艱苦,但最可憐的還是下一代:留在鄉下會變成「留守兒童」;跟著父母身邊唸書,又要面對高昂的教育「贊助費」及無法在居住地報高考等問題。城鄉二元戶籍制,絕對是禍延下一代的身份標籤制。以剝削農民在城市生活的權利,來成就所謂「出口導向的經濟發展戰略」,不單划不來,到頭來還可能令整個國家得不償失。

有人說過,二億幾中國農民由鄉村流入城市,是一場「文化、知識的啟蒙運動」;然而當農民接受了城市生活模式的洗禮後,城市又有沒有給他們一個立錐之地?

2010年5月8日星期六

以消費改變世界:《綠色EQ》


貪平,是香港人死穴。我們明知街頭小販賣的是A貨,是珠三角某血汗工廠的「出品」,但當瞥見其價錢之抵款式之新時,總是甘願將良知放一旁,加入「掃貨」行列。

我們打心裡明白,「街邊貨」以剝削工資、抄襲設計、亂倒工業廢料來「減省」成本;買A貨,等於變相支持祖國龐大「老翻」事業,為奸商剝削民工、污染環境的惡行加柴添火。可是在進行消費活動時,我們就是會被廉宜貨價迷了心竅。

我一直以為,香港人不願多行一步,以消費改變世界,是因為我們愛撿便宜,愛講實際。直至讀到Daniel Goleman的《綠色EQ》(Ecological Intelligence)才恍然大悟:忽視消費者集體力量的現象,其實另有原因。

這個原因說來簡單,就是「商品資訊」的透明度不足。

不要誤會,我說的「商品資訊」,並非消委會每月公布的超市貨價大比併,而是每件貨品由採購原料、製造、使用到棄置的過程裡對地球帶來什麼破壞的「綠色資訊」。

綠色資訊,提醒我們產品的隱形成本與危害。試想像,小販攤檔旁,有一位樂施會義工向你播放血汗工廠的紀錄片,你還狠得下心腸去撿便宜嗎?

最近有網民在臉書發起「魚翅婚宴,人情七折」的罷吃魚翅運動,得到幾千人支持,連魚翅行商會也要急急登報反擊,可謂一反以往本土消費者運動的冷清場面。這一場網上罷吃運動之所以報捷,正因為關於魚翅的「綠色資訊」被社交網站廣泛流傳;看過小鯨鯊被生劏魚鰭等死的短片,目睹採魚翅者的殘暴,誰還嚥得下婚宴那碗翅?

Daniel Goleman是哈佛心理學博士,90年代風行一時的「情緖智商」(EQ)正是他創的詞。雖然身為關心購物倫理的美國一分子,高曼卻在書開首坦白承認,曾因貪平而買下一輛只售99美分的玩具車,作為孫兒禮物。買的當下很高興,回家即感後悔,因為他竟沒想到這輛made in China小車可能含有鉛毒!高曼的經驗正好提醒我們:消費的當兒,很多綠色資訊如碳足跡、致癌物含量、棄置時對環境生態的負面影響等,都被隱藏了。

購物的一剎,即場反應壓倒理性,只要包裝和價錢合意,很多人都會即時掏腰包。就算是綠色消費的支持者,當走進百貨店,亦很難分辨一大堆自稱「綠色」的貨品中,哪一件才是真的綠,哪一件是以綠色作銷售技倆的「漂綠」貨。要提高消費者的自覺,作者認為最好方法是令資訊徹底透明。

高曼舉了美國緬因州一間連鎖超市「Hannaford」作例子。超市幾年前為店內售賣的食品作營養評估,最佳者得3粒星,最差者沒有星。這些星星,被標示在貨品旁邊。一年後,有40%消費者改以星星作為購物依據,3粒星食品的銷量顯著上升。更有趣的是,星星制令一些標榜「健康」卻得不到星的廠商,自動改用較健康的原料或烹調方法,期望可以「加星」。

可以想像,綠色資訊若能普及,消費者將可適時作出最明智、最低碳的選擇,繼而倒過來影響商人的生產方式。高曼的構想,並非癡人說夢。柏克萊加州大學的Dara O’Rourke教授(揭發Nike越南血汗工廠的第一人)便已著手開發根據貨品條碼提供簡便綠色資訊的手機軟件。也許幾年後,惠康或百佳的貨架上,會有鼓勵綠色消費的星星標籤?

2010年3月28日星期日

《盛世》與失憶


直至把《盛世》看了差不多一半,我才恍然領悟書封上的艷紅底色配黃金pattern,到底是什麼回事。原來是兩個軍官領著一隊行進中的士兵。如果趨得太近的話,你只會看見書封上有一堆紅與金,兩種最喜慶的顏色。唯有帶點距離,才會發現另一種意味。

這也許是書封設計師在讀完《盛世》後跟讀者開的玩笑?我們需要距離。這跟書裡所述描的2013年中國盛世有點相似:如果趨得太近,甚至活於經濟一片繁華的「盛世」之中的話,我們極可能像故事中人一樣,整天被「幸福感」籠罩著,總是有小小嗨(high),並為中國在全球陷入經濟低迷期時仍然一片好景而感到好不高興......

《盛世》無疑是好看的,現今北京文化圈的一些符號(萬聖書店、《讀書》雜誌、三聯韜奮中心、三里屯等)被安放在小說裡,到過北京的香港人如我,讀來特別覺著好玩。而且陳冠中在北京待了十年,對老中青北京知識分子有著細致入微的觀察。譬如他寫韋國這個角色,便很能反映現今某類大陸精英的心態(上一輩的苦,還提來幹嘛?我們現在不是活在中國最好的年代嗎?)。更重要的是,陳冠中有深厚西方社會學、經濟學、政治學和哲學根底,可由多種角度切入,看中國未來。不過我想說的是,我並不喜歡這本書。

很多人都說,讀完《盛世》會冷汗直流,因為陳冠中所預言的中國未來,實在恐怖。直至讀畢全書,我才搞懂陳冠中所想「預言」的,原來並非專制政府對人民進行思想嵌制的那一種恐怖,而更多是一種更根源性的恐怖:集體失憶。故事結尾,幾個主角發現一直所要尋找的謎團(由世界進入經濟冰火期至中國踏進盛世之間,那消失了的28天,到底是什麼回事?),原來並不是由政府官員牽頭「拿掉」的,而是人民自動忘卻,政府只是順水推舟......

老實說,這個結局很反高潮。感到無癮之餘,我還非常不認同。先不談論故事犯駁之處(譬如在消失的28日裡,總有人會寫點日記或網誌什麼的,私人的文字證據處處都是,不可能一兩年後幾乎人人都忘記那28日曾存在)。陳冠中曾表示,這個故事其實是在說「現在的中國」,作者只是把時間推遲了一點,「用放大鏡把現在的事放大一點 」而已。

如果陳描述的是現在的中國,那我認為,他未免太少看現在的中國人;或者說,是太少看互聯網年代中國網民的威力。的確有很多人選擇忘記,很多人好嗨,但只要仍然有少數人選擇良知(如現今的維權人士),全民失憶是不可能的。

沒錯,中國政府的確出盡全力打擊人們在互聯網上的言論空間,甚至連谷歌都被搞得好煩。 但大陸網民總有過牆梯。對政府的封殺,他們已習為以常,沒有甚麼大不了,但只要他們心裡仍有問號,便會想出方法「翻牆」,到外面的虛擬世界找出事情真相。除非政府真發狠,將一個個網民都拉進監獄,否則在互聯網世代,還會有全民集體失憶這回事嗎?

在《讀書好》訪問裡,陳冠中說這本小說並沒什麼特別的「定論」在裡頭:「(我)讓各種人將自己的觀點說出來。那會比較能夠說出中國的複雜性。」或者,《盛世》令我感到難受的,正是這種意欲呈現多元視角、卻變成事不關己的抽離風格。它沒有嘗試批判一個專制政權,反而將事情的發展歸咎於人性的軟弱。我想,以陳冠中的識見和批判力,應該可以寫出更精彩的東西來。

2010年3月20日星期六

在電子書當道的世界,你還在乎翻書的感覺嗎?




Amazon總裁Jeff Bezos去年底接受《紐約時報》訪問時表示,一本兼有傳統紙本版和Kindle電子版的圖書,Amazon每售出100本實體版,便同時售出48本Kindle版。看來,隨著ipad於下月加入戰圈,電子書閱讀器的戰國時代勢將來臨。

Ipad雖非採用不發光和較省電的e-ink技術,但它將上網聽歌看戲睇書讀報等消閒活動「共冶一機」,相信會令ebook熱潮升溫。據美國出版商協會數字,去年全美電子書銷售總額達1.69億美金(佔美整體書市3.31%),大膽的華爾街分析員甚至預言:到了2015年,電子書銷售額將超越20億美元。

Amazon、蘋果,和正密鑼緊鼓欲搶攻餘下市場份額的Google Edition(出售無格式規限、可在任何電腦、電子書閱讀器或手機閱讀的ebook),被媒體視為瓜分未來美國電子書市場的三巨頭。英語電子書勢不可擋,大中華情況又如何?雖然Kindle國際版仍不支援中文,但民間自有「漢化」土法,加上國產牌子如漢王及其他山寨機的出現,中文電子書市場的冒起,應該只是時間問題。

Ebook前景一片大好,奇怪的是,若問身邊愛書人:你打算使用電子書閱讀器嗎?得到的答案通常是:電子書很好,但我還是喜歡翻書的感覺......

首先申明,我是愛翻書分子,對電子書不抗拒,但有保留。先不說部分電子書閱讀器在翻頁設計上有多笨拙(譬如Kindle閱讀器本身不能touch screen揭頁,要按掣續頁page down),就算將來電子書閱讀器設計大為改善,對我來說,電子閱讀模式仍不可能取代傳統紙本閱讀模式,因為觸摸紙張的感覺,是無可替代的。

IT熱衷者自然會反駁:喜歡觸摸書頁、欣賞書本裝幀、感受書香,這些都是很形式化的東西吧,跟閱讀所要達到的目的不太相干。況且紙本書的普及,不過是工業革命後的事,紙本閱讀模式很可能只是過渡事物,既省紙張又便捷的電子書,才適合追求環保和速度的未來新人類!

台灣出版界紅人郝明義持的就是以上觀點。在《越讀者》談網路與書的較量時,他引述民國時期作家夏丏尊的話:「太古時代沒有書,將來也可不必有書」、「供給知識其實並不一定要靠書」。

然而愛翻書分子提出的理由,卻非純粹的感情用事。我想,世界上或者存在著兩種愛書人:第一種,因為書本讓他增廣知識和解決問題而愛上它,所以他們是實務的、功能主義的愛書者;第二種,不單愛書的功能,更享受尋書、買書、讀書、劃書整個過程,更重要的是,他珍惜書與生命的互動,視書為有機體。

想像某天收拾書房時,你翻開微微發黃、滿是摺角的《蘇菲的世界》,見到上面寫著蠅頭小字「97年購於洪葉」;你立時勾起很多回憶,想起購書時對西方哲學的滿腔熱誠,想起洪葉時代二樓書店的美好,想起當年的心願和夢想......然後,當書中掉落一張同窗舊友所贈的書籤時,你會想,他今天還好嗎?

紙本書,就是如此和書的主人一起譜寫生命。但電子書卻只有內容,沒有記憶。當我順手click幾click就能買下一大堆ebooks(認為紙本書必死的梁文道說:「用kindle買書只是手指間的事」)然後隨手存進電子盛器裡,書已不再和我的生命發生錯綜複雜的關係。書不過是書,它不再有自己的歷史。縱然我可以在電子書上寫筆記和做highlight,但一個電子書file得來太易,且不會發黃,無歲月痕跡,十年、二十年後,它仍只是新簇簇、不含回憶的電子檔。

龍應台在《大江大海》裡,講過一個感人的書故事。1948年底的中國,戰火紛飛,河南南陽縣五千多名中學師生集體亡命天涯。隊伍進入湖南後,女生馬淑玲決定離隊,將身邊的《古文觀止》送給同學趙連發。五千師生於顛沛流離後只剩三百人,被關進越南集中營。那本《古文觀止》,成了營內學生的唯一教材,由校長奮力守護著......

六十年後,趙連發回到河南,將書雙手奉還馬淑玲。這一本《古文觀止》,和幾百人的生命緊扣著,所以它是獨一無二、不可取代的。你能想像未來的電子書有這種充滿血肉的故事嗎?

第二種愛書人還有一個拒絕電子書的理由。電子書的特點是可隨時download、隨時delete,不像紙張或石碑印刻般,有著盛載恆久知識的象徵意義。這是作家陳雲抗拒電子書的理由。

他說:「一種媒介的本身,已經是一種文化意義。」(《讀書好》第27期)這句話,可視為傳播學宗師麥克魯漢(Marshall McLuhan)的名句「medium is the message」的變奏。麥克魯漢曾指出,媒體的重要性,在於媒體本身的特性,而非傳遞的內容。

新的媒體,肯定會帶來新的思維模式和社會互動。以往,在紙本書主導的世界裡,人們傾向線性(linear)思維。而互聯網帶來的,則是嶄新的「關鍵字搜尋」模式。想想平日我們怎樣用搜尋引擎輕鬆游走於大量網頁間,以及年輕人如何藉facebook、twitter等號召大規模運動,便明白這種模式多麼異於往日。

意大利文化評論家艾可(Umberto Eco)幾年前談到書的未來時,稱這為「超文本(hypertext)模式」。不過對於實體書會否被殺死,艾可很樂觀:「書籍仍是不可或缺的,不僅僅是在讀文學作品時,而是在任何需要仔細閱讀的時候;在我們不僅想接收訊息,還想思索和考量它們的時候。」

艾可的講法很有意思,也解釋了為何各牌子的電子書閱讀器都力求炮製接近紙本閱讀的經驗。但問題是,電子書因為字體可隨意縮放和沒有排版,總令人有在閱覽word文件的感覺,有時不免想盡快速讀掉它。也就是說,電子書努力「扮」紙本書,其媒體特點卻是速讀速棄、無需專注;對於需要反覆閱讀和感受的好書,醜樣兼沒個性的電子版,始終不及裝幀優美、紙香撲鼻的紙本版。

艾可認為,在人類文化史上,新技藝的出現從不會殺死我們本來珍視的舊事物,反而會「讓老東西起深刻變化」。我則相信,只要世上還有第二種愛書人,紙本書是不會死的。

2010年2月21日星期日

不甘寂寞的歐巴桑

星期天早上,趁著天氣暖和多了,便到市中心的健身房做點運動。

市中心這間P字頭健身中心,常藉信用咭公司作推廣活動,送出短期免費會籍,所以來做健身的多數是歐巴桑級人馬。我特別喜歡在運動時偷聽歐巴桑們的對答,因為她們說話總是那麼率直,很多時更是妙語如珠。這天,在桑拿房裡,就碰見幾個歐巴桑一邊享受蒸氣浴,一邊肆意聊天。歐巴桑甲正投訴,有人稱呼她為「婆婆」,還要特別加個「靚」字在前面,越發教她感到不是味兒。各歐巴桑對此大表贊同,齊聲慨嘆,身型走樣乃不變定律,為何會被丈夫兒子當作笑柄?

話鋒一轉,歐巴桑甲說道:「星期天到健身房,我還是頭一遭呢。我不喜歡星期天來,因為這天來的多數是後生女和職業女性(按:這健身房只接待女賓),年輕又好身材;像我這把年紀和這種身型,不好意思來嘛。今天因為老公加班,才過來呢。」

歐巴桑乙隨即接口說:「我就最喜歡星期天來,因為我寂寞。」

一陣短暫的dead air。聽到「寂寞」兩字由歐巴桑的口中吐出,在旁邊躺著偷聽的我,不由得嚇一跳。能夠大膽承認自己「寂寞」,果真是有碗話碗毫不掩飾的歐巴桑本色。

及後想到,「寂寞」真不是十八廿二的專利。它其實也是很多行將進入花甲之年的歐巴桑(大嬸)、歐卡桑的(大叔)心理狀態。老年寂寞,是很可以理解的。或許是喪偶,或許是離異,更多時候是兒女長大離家,剩下老人守著偌大房子,因而特別覺得孤單。不過,已經歷盡人間世的歐巴桑,面對寂寞時又怎會像後生仔女般手足無措呢?果然,剛才自稱「寂寞」的歐巴桑乙,在半秒dead air後,已經滔滔不絕的在述說星期天的節目,繼而大力向同伴稱讚《阿凡達》的3D有幾勁……

中學和大學時期,我曾經很討厭自己的性別。因為我對女性普遍喜歡談論的話(如化妝扮靚行街shopping等)總是興趣缺缺。那時真的很希望自己是個男孩,因為那樣就可以談論一些大氣的話題,做些大氣的活動。不過近年我開始發現,身為女性其實是幸運的,因為女性柔韌如水的本性和相互傾訴心中鬱結的良好習慣,令她們比男性較易度過人生中的寂寞和低潮── 譬如像歐巴桑乙般,大刺刺向友人表露自己的「寂寞」,相信就不是歐卡桑敢於作的事吧!

我家樓下的公園常有很多老人聚集,他們總是自動分為男女兩組,河水不犯井水。公公通常在下棋、打牌九或看報,婆婆則三三兩兩坐著聊天。我猜,男性來到人生的最終站,仍然不減「向外」探索的本性,愛比拼、愛勝利;而女性,就像年輕時愛裝扮自己般,仍然最愛觀察自身,不過已昇華至察看自己心靈了。

2010年1月29日星期五

孩子來牽我的手

這個月,見了不少朋友和朋友們的孩子。大學同學萍和麗,各有一個小孩,歲幾兩歲人仔,是剛開始牙牙學語的趣致階段。兩周前,趁著麗由遙遠的中東返回香港,便相約吃飯;大人盡情聊天,兩個小人兒也正好學習如何和同齡孩子相處。而兩天前,海景大學研究院裡最要好的雲南同學Y太太,則因丈夫和孩子由雲南過來,而邀我跟他們一道逛博物館和吃晚飯。Y太太七歲的獨生子大毛,剛唸小一,最喜歡看圖則拆機器(在博物館工作的父母慨歎,為何沒有遺傳他們的人文素質),雖長得黝黑瘦小,卻聰明樂天,一頓飯逗得大家真開心。

小孩子沒機心,這是人皆知曉的常識,不過當親身體會孩子對我的無條件信任時,還是覺得頗amazing。萍的孩子寧川,跟我才一共見過兩次面(包括剛剛出生時和去年秋到鳳園看蝴蝶),談不上對我這「阿姨」有何印象;然而那天,當三個大人兩個小孩吃飽飽步出咖啡館準備到公園散步時,站在我旁邊、左手拖著媽媽的小寧川,卻突然主動用小手牽著我,然後拉著我倆興致勃勃的大踏步向前走!

當時還以為,是寧川性格特別豪氣和開朗,所以喜歡主動拖成年人的手。但當兩天後我跟Y夫婦和大毛到科學館玩耍,初相識的大毛竟也主動來牽著我的手時,我恍然發現:信任,其實是健康成長的孩子對別人的最自然反應。

他們伸出軟綿綿的小手牽你,就如餓了吃、累了睡那麼自然和不假思索。被牽的那一刻,我有點意外和受寵若驚,第一個內心反應是「哈哈,同你唔係好熟落咋喎」,不過隨即我便被小手軟化了。原來被人信任,是一件愉快的事。

也許我太少機會接觸孩子的世界,所以會對孩子伸來的手感到如此震撼。想想,自從成年之後,除了情人、伴侶或摰愛親人,有誰曾經主動來牽你的手?就算有,都會被你視為瘋子吧。在華人社會,新相識的朋友,你會和他握手,而這一秒鐘的接觸,或許就成了你和這個人曾經有過的最「親密」的接觸了。不過在小孩子的世界裡,牽手是平常事,當一個大人喜歡他時,總會來牽他的小手,孩子於是亦順理成章認為,當自己喜歡別人時,縱然只是初相識,也應該主動去牽他的手。

及至慢慢長大,為了孩子的安全,成年人不得不告訴孩子,別人的手,是不能隨便亂牽的。於是孩子被逼學懂不可對陌生人展露笑容,不可牽有可能是拐子佬拐子婆的陌生的手。然後某天,孩子長大成人,對朋輩孩子伸出來的手大吃一驚……無奈,卻無法避免故事重複發生。

驀地想起:那天和Y夫婦一家逛博物館,正巧走到一幅巨大的歷史老照片前面。照片拍的是百年前的石板街,幾個馬姐牽著小孩下階梯,Y和我於是貪玩學著照片中人,手牽著手拍合照;而這竟是我認識Y兩年多以來第一次牽她的手。

2010年1月13日星期三

反西九高鐵的理由

高鐵撥款,看來本周無可避免會獲立法會大多數通過。但還是想略盡綿力,說說應該暫緩高鐵撥款的理由。

來到這個關口,最惹人關注的問題有三:(1)西九方案造價過高,是否值得?(2)建成後,會否因載客量不及預期,而需要政府大量補貼,甚至如台灣高鐵般出現嚴重虧損、瀕臨破產?(3)一地兩檢問題應該如何解決?在此只討論前兩個問題。

首先是造價過高的問題。

以669億港元建一條26公里長(西九站至香港邊界)的鐵路,平均每公里成本接近26億。就算運輸及房屋局長鄭汝樺等官員安慰我們,將通脹計算在內的話,這實在不算是全球造價最貴的鐵路,我也會說,雖不中,亦離「最貴」不遠矣。

十五年前英法隧道高鐵的成本,是每公里約16億5千萬港元,將通脹計算在內,確比香港高鐵貴(政府給出的英法隧道連通脹成本是每公里4.9億美元,即38億港元),但近年才建成的台北高雄高鐵,每公里平均成本只需3億幾港元,而港深廣高鐵的「廣深段」,每公里平均造價更只需約1億6千萬港元;對比之下,香港段的造價屬非常高。

當然,價錢是否合理,視乎高鐵是否能令大部分港人「大提速」。而能否「大提速」這問題,要分兩部分討論:第一,高鐵是否真的很「高(速)」?第二,由全港各區接駁到西九站,是否方便快捷?

有關速度問題,議員在財委會上亦已多番追問,最後得出「實情」:一般來說,當火車的車速達至200公里以上,才有「資格」被稱為「高鐵」;國內的武廣高鐵最高時速是350公里(試車時達394公里,比法國TGV鐵路的320公里快得多),是真正的高鐵,但香港段因路程太短,來不及起動和提速,且處於地底隧道,速度有很大限制,所以最高平均時速只是170多公里[由西九坐至深圳福田的話,路程是30公里,需時14分鐘,所以平均時速只是128.5公里(30除14乘60 ) ;由西九坐至廣州石壁總站的話,路程為140公里,需時48分鐘,平均時速才達174公里],根本談不上是真正的「高鐵」!

至於建於西九的高鐵站,是否對各區港人都方便快捷這個問題,相信也不用我多言。這條鐵路,只需48分鐘便抵達廣州新站(其實是番禺石壁),但新界的居民卻要先花30多分鐘前往西九站。政府一直強調不會在新界多設一站,原因是會令總車程增加10分鐘;換句話,新界300萬人口的30分鐘,因為九萬九千名高鐵乘客(政府估計的最低高鐵日乘客量)的10分鐘,而被犧牲了。

好了,就算不理會新界人,單從港島和九龍居民角度看,西九站也是個「吊腳」的車站。由尖沙咀站至西九站,其路程之長,相信比現時尖沙咀站與尖東站之間的接駁地道有過之而無不及。介時,大家肯定也是一邊在行人電梯上趕路、一邊咒罵「點解條路咁長」吧。

政府不願意在新界設中間站,同時又不願意放棄以西九為總站。對於專業聯盟提出的「錦上路方案」,政府最強烈的反對理由是:不將總站設於市區的高鐵,將來一定「無運行」,蝕入肉。不過有趣的是,廣深港高鐵廣州段的總站石壁,正正位於郊區。由石壁到廣州天河要坐50分鐘地鐵。

廣州石壁,是大家都不熟悉的郊區,卻可以做總站,何解?根據支持西九方案人士解釋,是因為「石壁在當地政府未來規劃藍圖中,是重要的新綜合商業發展區」,未來會成為「貫穿華南的交通樞紐」。雖然石壁未來會否成功被打造成新發展區,仍是未知數,但廣州市當局的做法,是有遠見的。當城市核心地帶已發展至某個程度,實在很有必要人為地開拓郊區,作為新的核心帶,不然就會出現嚴重塞車、租金高昂、環境污染等問題。但港府卻一心一意要將高鐵站擠進西九,無視將來會加重油尖區一帶的嚴重塞車問題。

根據政府聘請顧問進行的交通評估報告,西九站建成後,估計將在繁忙時間為附近道路帶來12,000架次新增汽車流量。報告建議實施多項疏導措施,包括在彌敦道三個主要路口實施改道(如佐敦道車輛不能轉入彌敦道,彌敦道車輛也不能轉入佐敦道及窩打老道),車輛要改經橫街行走;但政府並沒有主動在公開給大眾的文件中提及這些措施對油尖區的影響。

事實上,現時彌敦道的塞車情況已極為嚴重,行車如蟻步,將來會變成甚麼樣子,真是天曉得。

討論完造價等問題,現在來討論第二個問題:會否因載客量不及預期,而需政府補貼?此問題,涉及高鐵未來載客量。以往港府對鐵路載客量的估計差到「無譜」,譬如西鐵通車前,預計每日乘客量至2011年會增至50萬人次,但實情現時每日仍只得20多萬人次;也就是說,估算比實際多一倍有多。那麼,一個經常「計錯數」的政府提出的載客量預測,是否值得我們取信?

政府預計廣深港高鐵在2016年通車後,客流量每日達九萬九人次,預計營運收益達11多億元。對於「九萬九」這神奇數字,我很有保留,我最不明白的地方是,為何政府以陸路跨境旅客量作為計算基礎。

據政府文件解釋:過去20年,香港的陸路跨境旅客量,由1998年每日9萬5千人次,激增至去年每日45萬人,即差不多每10年增長一倍,若增長保持,而高鐵能吸納當中一半人次,則可輕易達到每日九萬九人的客量。

相信大部分選擇乘坐廣深港高鐵的人,都是為了方便接駁國內其他高鐵路段,前往武漢、上海等大城市,只有小部分是為了前往廣州、深圳;也就是說,未來高鐵的主要target passengers是現時乘飛機回中國大城市的人,而非乘火車回深圳、廣州的人;那麼計算載客量時,亦不應以陸路的跨境人次來為自己助威吧?

一如以前香港的各種大型基建,高鐵西九方案,有太多太多問題未能妥當解決,卻急急要撥款了。唯一令人安慰的是:一向慢熱的香港社會,這次終於在撥款通過一樁大project之前,認真作出討論,而不是在一切已塵埃落定之後,才如夢初醒、恨錯難返。

2010年1月9日星期六

誰來為楊衢雲翻案?

楊衢雲
如果不是電影《十月圍城》,相信沒幾個香港人知道楊衢雲(張學友飾)是誰。

去年逝世的史家唐德剛,曾如此評價這位革命烈士:「一部『中國近代革命史』,是應該從楊衢雲開始寫的。」事實上,假若他和孫文於1895年發起的首場革命能成功的話,楊氏作為興中會會長,很可能成為新政府的「伯理璽天德」(president),名留青史。可惜,歷史沒有如果。

十九世紀末至廿世紀初,連場推翻滿清的革命活動裡,有不少香港人的身影。除了楊衢雲,富商李煜堂、李紀堂(電影裡的李玉堂是兩人的「混合體」)、律師何啟等等,於財力、物力、政治關係網都曾為革命作出巨大貢獻。不過直到百多年後的今天,這些本土革命先驅的事跡,仍鮮為人知。就如楊衢雲在跑馬地的墓碑,只刻有一組編號(6348),卻沒有名字般。

楊衢雲在《十月圍城》裡甫出場便死掉。電影的第一幕:中環結志街,楊衢雲遭刺客槍殺身亡。楊生於1861年,比孫文年長五年,祖籍福建海澄(今廈門杏林),生於虎門,幼隨父到港定居,曾任英文教師和招商局書記長多年。1890年,他與謝纘泰等人在香港成立「輔仁文社」,並出任會長。名為文社,實為議論大清朝政的基地。1895年初,剛於檀香山成立興中會的孫文,帶著募來的萬多元款項來港,尋找同道,跟楊一拍即合,興中會和輔仁文社隨即合併,並以「興中會」為會名。

孫文之所以能在回港短短幾個月,便能進行首次起義,正因為有輔仁文社在香港打好「基礎」,可見楊衢雲和文社的重要性。可惜有關他和文社的記載,卻如鳳毛麟角,原因何在?也許因為,中港台史家一般認為,在檀香山成立的興中會才是近代中國最早成立的革命團體,排山倒海的學術論文因此都以興中會為研究對象。

幸好還有唐德剛、李敖、韋慕庭(美歷史學家)等少數學者,反對以興中會為革命「濫觴」。唐德剛曾指出,輔仁文社比興中會更早成立,所提出的「推翻滿清、創立合眾政府、選舉伯理璽天德」等主張,也則跟興中會幾乎一樣。此外,楊開始搞革命時,孫文還尚未決心推翻帝制:1894年,孫文曾親赴天津,意圖上書李鴻章,可見當時思想仍屬溫和。

楊衢雲不受史家重視,從史書一些失實記載亦可見一斑。當中最失實離譜的,是說楊氏於「教室」被殺。事實上,他是在家中被殺的。為何連死於何處也弄錯?

早期史書皆引用相同資料,譬如馮自由的《革命逸史》(1945年出版)和尢列的《楊衢雲略史》,而這個錯誤正源自馮和尢的著作。

馮自由是孫文的機要秘書,所寫的民國前革命史被認為翔實可靠,但楊氏之死,他只引用了二手資料。他這樣寫道:「清吏……暗買兇徒陳林,刺殺之於教室」。至於尢列的說法也差不多:「兇手陳林,突然入校、鎗擊公於教授室中。」輾轉抄傳,幾乎所有記載都指楊死於教室。直至2001年(即楊衢雲逝世百周年),其後人楊興安在《楊衢雲紀念特輯》裡指出:結志街52號二樓,是楊衢雲的寓所,他被刺殺時,正於家中以私人補習形式教授英文。

楊興安是楊衢雲堂侄(楊衢雲堂弟楊拔凡之子),去年致群劇社上演的楊衢雲話劇《無名碑》,正是由他編劇。紀念特輯更正了不少流傳多時的錯誤(如楊的本名並非楊飛鴻,楊的父親名為楊清水),並摘錄了楊拔凡於 1955年寫的《楊衢雲家傳》,總算略為填補了這位香港革命老祖宗的歷史空白。

背景資料有誤,改正過來就是了,但若為維護某一歷史人物的崇高形象,刻意貶低其他人物至「配角」地位,則是有政治意圖的歷史論述了。楊衢雲比孫文更早擁抱共和,卻一直「妾身未明」,難道他是政治「操作」的犧牲品?

這種「陰謀論」並非全然站不住腳。蔣介石前妻陳潔如在回憶錄曾提到一件軼事:蔣介石為取得一張楊衢雲坐於中央、孫文站於後排的團體照,願意付出100萬元,原因是「如果給人看見我們堂堂中華民國國父竟居於隨從的地位,那才真叫人難堪」。(照片見下圖)

一張有違國父「形象」的照片尚且會被「censor」,文字記載所涉及的美化,肯定更多。馮自由在《革命逸史》裡記述首次起義前,楊、孫兩派爭拗由誰擔任興中會會長一職,便曾如此寫道:「總理不欲因此惹起黨內糾紛,表示謙退,衢雲由是當選」。在馮的筆下,兩派爭拗變成退位讓賢,多少有維護和美化「孫總理」之嫌。

楊衢雲也許不是個性情沉著的人,且因早歿,難以斷定他是否優秀的革命領袖;但他對晚清革命運動的付出,實不應被抹殺。期望未來會有研究香港歷史的學者,為楊衢雲討回一個「名份」。

(原文刊於2010年1月11日《香港經濟日報》,此為略長版)

補記
2011年9月,香港政府終於願意作出「補償」,為楊衢雲的墓碑加上說明牌。「6348無名碑」從此不再無名。而楊衢雲堂姪楊興安則向記者表示,立碑以外,希望楊的墓地可列為古蹟,以示對先人的尊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