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6月21日星期一

老實巴交的鄉居筆記

朋友 S 多年來跟丈夫居於天水圍,常抱怨郊區生活令她變成了鄉巴婆。她最大的心願,是「當回一個城市人」。後來,夫婦倆先後在市區覓得工作,繼而在港島置業,終於圓了她的「城市人夢」。

我一直難以認同和理解她對喧囂鬧市的偏愛,和對城市人身份的奮力追逐。小時候,家住維園附近,每天到公園替外公的汽水雪糕檔當「跑腿」是讓我最快活的差事,因為跑差事之餘,我還可以跑到公園的大草地,跑到「城市論壇」的大涼亭,甚至跑到涼亭後面的山仔,然後爬上那棵已經嚴重傾斜的樹上看風景。

大學畢業後遷居屯門,越發愛上車少樹多、人少蛙多的郊區生活。無論市區有多便捷多繁華,我還是更喜歡每天離開家門便有木棉、鳳凰、洋杉、橡樹、杜鵑、米仔蘭、雞蛋花相迎,走過魚池便能和魚仔、青蛙、烏龜和鴿子打招呼的日子。

因為討厭城市的擠和吵,所以特別愛讀他人歸隱田園的故事。美國作家梭羅(Henry David Thoreau)的《湖濱散記》(Walden),寫他自個兒跑到華爾登湖邊建屋、獨居、種田,曾是我羨慕不已的生活模式。雖然以我書生水平的體格,不太可能過上荷鋤理荒的鄉村生活,但得知有另一些都市人跟自己一樣,渴望走進鄉村,也還是會樂上好一陣子。所以聽說韓少功跑到鄉間種地,就有種「所見略同」的喜悅。

韓少功幾年前離開城市,到鄉間生活,《山南水北》是描述他七年鄉居生活的散文集。

文革時期,韓少功曾在湖南汨羅縣下鄉插隊,當時他只是個中學生。因為懷念勞動時的實在感,且厭倦城市人交往時的廢話連篇、言不及義(他是海南省作協和文聯的主席),所以幾年前,快五十的他,和親人在汨羅縣某水庫旁的窮鄉僻壤蓋了房子,每年有 6 個月時間到此生活、種田、和村民打交道,從此過著一種「半世俗、半隱居」的生活。

韓少功的文字風格,老實說,帶一點不好咀嚼的大陸「老餅腔」,但《山南水北》讓我覺得最精彩的地方,是他敢於「誠實」地寫出鄉村生活的彆扭。

城市人寫鄉村,常帶浪漫傾向,將田野、勞動甚至周遭鄉民都加以美化,但韓沒有掉進這個陷阱,反而將鄉下人那種有時並不討人喜愛的言行舉止,都老老實實的寫出來,讀得我大呼過癮。

你不會在書中找到諸如憨直、率真、可愛、平和等城市人愛用來形容鄉民的字詞,反而會讀到:韓少功家中的冰箱被鄉民「公有化」,人人用來放自家的鮮肉;韓少功種的田也被鄉民「公有化」,人人大模大樣採去瓜菜果實;村民為了面子,蓋上瓷磚牆鋁窗門的新款村屋,卻因解決不了燒柴養雞圈牛問題而另外蓋搭了木棚過生活,讓新樓白白丟空或變身「豪華倉庫」;鎮上年輕朋友來韓少功家裡上網,不到半天事情已傳到山另一邊的陌生鄉民口裡,原來人在鄉村是無可能當「隱者」的……

看《山南水北》,仿佛在讀湖南農村眾生相。它或許打破你對鄉村鄉民的美好想像,但有血有肉。陶淵明的《桃花源記》太有詩意,這是因為距離而帶來的美感,我反而更樂意被《山》中那篇〈天上的愛情〉牽動心緒:山頂上住著人,不過不是《桃花源記》裡的避秦遺民,而是多年前遷來的一對私奔男女,他們並非什麼俊男美女,而是背駝缺牙的叔叔和膀大腰圓的侄媳,因亂了大倫而逃避至此。他們在湖南汨羅老山的荒田和空房裡安身,絕不是貪圖過上神仙眷侶的日子,只是求個立錐之地,靜靜地討生活而已。

相關文章:〈韩少功,养鸡种地写小说

2010年6月7日星期一

兩面不是人:淪為二等公民的中國農民工


富士康「12連跳」事件轟動全球,老闆郭台銘在三鞠躬道歉後,宣布底層員工一律加薪三成,希望風波得以平息。然而事件反映的卻遠不止是工人薪酬太低的問題;農民工面對不公平的戶籍制度,面對整個國家的剝削,也許才是絕望之源。

大部分評論者認為,富士康的連環自殺現象,起因是有血有肉的工人被當作機器。把人視為機器,一天十多小時只重複處理單一工序,這種非人性化的大量生產方式脫胎自上世紀初亨利.福特發明的流水線(assembly line)運作模式。但今天的港、台商家比福特絕情多了。為了以超低價搶得國際品牌的代工訂單,他們比師奶更精打細算,為每個細無可細的瑣碎工序,訂下速度指標,務求用盡工人每分每毫的精力來提高生產效率。

工人被異化是事實,但在異化早已成為常態,工人和老闆同樣麻木的中國裡,為何偏偏是富士康出現「12連跳」?跟《南方周末》等內地媒體的臥底記者一樣,香港理工大學的潘毅多年前曾假扮「打工妹」,到深圳某港資電子廠打工(負責上螺絲),近距離了解女民工的生存狀況,寫成《中國女工》一書,也許能為我們提供一點線索。

在城市人的想像和認知裡,農民工總是純粹的被壓迫者,然而潘毅在工廠觀察到,工人其實很懂得「抗爭」。譬如當流水線的速度嚴重超出她們負荷時,線上所有工人會不約而同放慢手腳,任由已完成上個工序的產品,在自己面前堆積如山。潘毅認為,工人正是通過這類無言的反抗,獲得「間隙性的權力」。

潘毅這個觀察,對很多中年港人來說並不陌生。六、七十年代,香港遍地工廠,當時工廠妹可在車間聽收音機解悶。據說,她們都懂得以「癱瘓」流水線來迫使管工扭到她們喜歡的電台頻道。似乎,當工人仍有丁點自主空隙時,他們還是有辦法讓自己感覺良好,讓自己感到是自己身心的主人,從而不致精神崩坍。

然而可悲的是,在富士康,工人卻連半點空隙都找不到。富士康的工資,在未加薪前已比別廠優裕,工作環境亦一塵不染、井井有條,但「軍事式管理」令它成為不折不扣的精神虐待場,不論是上班時還是放工後。在車間裏嚴禁談話,嚴禁以手機發短訊,還勉強算是可接受的管理手法;但當工人在飯堂進膳時沒把飯菜吃乾淨也要受罰,在宿舍裡又不能與同鄉或同車間工友同房,難以藉聊天來宣洩情緒和結集力量時,人最基本的自主性與尊嚴已蕩然無存。打工,變得與「坐牢」非常接近。


不過,在工廠裏失去尊嚴,還不是農民工致命之痛。人是因為對生命感到絕望而尋死的,而除了感情或性格因素,沒出路的未來才最令人絕望。農民工的絕望感,正緣於中國的戶籍制度,不留情面地將他們要擠身城市人行列的美夢打碎,令他們在整個國度裡皆失去尊嚴。

中國於 1958 年實行城鄉二分的戶籍制度,這曾是當政者有效控制農村人口大量流到城市的良方。然而,戶籍制令農民和其後代被「釘死」在農民這個身份上,當他們因為學歷提高、外出打工等情況而希望變換身份成為城市人時,卻會發現城市難以容身。

城市戶口和農村戶口的最大分別,是前者有完善得多的社會保障,如養老金、醫療保障和失業救濟(如有上海戶籍的失業者,可連續兩年每月得到人民幣 300 元救濟金)。農民戶口沒這些保障,老來只能繼續在承包的土地上耕作、勞動。二元戶籍制,對上一代較低知識水平的農民,或許是個不錯的安全網;然而新一代農民工皆有初、高中學歷,又極少務農經驗,對未來的想像跟其他城市孩子無異;只因背著「農民」身份,無論他們在城市待多久,都不能轉為城市戶口,淪為二等公民。可以想像,當年紀大、手腳慢而被拒諸「世界工廠」的大門外時,這批農民工便「兩面不是人」:回鄉也不是,留在城市又得不到基本生活保障。就像英國《金融時報》中文網記者魏城在《中國農民工調查》所講,農民工是「青年進城賣苦力,中年進城賣破爛,老年進城去討飯」;如此未來,試問有何希望?

內地對是否廢除戶籍制這問題討論經年,但一直未達成共識。今年人大政協兩會之前,13 家內地媒體發表了促請戶籍改革的聯合社論,要求給予農民遷徙自由,然而很快被當局「河蟹」掉。事實上,溫鐵軍、曹錦清等強調「大局為重」的學者認為,必須先搞好全民社會福利,才能動戶籍制的刀,否則一定全國大亂。這講法無疑有點道理,但曹錦清在《中國農民工調查》的訪問裡卻又指出,農民工之所以能夠接受那麼低的工資,是因為他們還有種地收入;換句話,二元戶籍加上農村土地承包制,間接增加了「中國製造」的競爭力,豈容輕易廢除?

此觀點之冷酷,就跟郭台銘聲稱「12 連跳」與他沒關係一樣,令人頭皮發麻。一個不公義的社會制度,縱可帶來豐厚的經濟利益,卻永遠無法改變其不公義的本質。沒有城市戶口,農民工固然生活艱苦,但最可憐的還是下一代:留在鄉下會變成「留守兒童」;跟著父母身邊唸書,又要面對高昂的教育「贊助費」及無法在居住地報高考等問題。城鄉二元戶籍制,絕對是禍延下一代的身份標籤制。以剝削農民在城市生活的權利,來成就所謂「出口導向的經濟發展戰略」,不單划不來,到頭來還可能令整個國家得不償失。

有人說過,二億幾中國農民由鄉村流入城市,是一場「文化、知識的啟蒙運動」;然而當農民接受了城市生活模式的洗禮後,城市又有沒有給他們一個立錐之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