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12月28日星期一

唐德剛的「歷史三峽論」

2009年,不少殿堂級的學術人物離世,如季羨林(專研中亞及印度地區出土的梵文及吐火羅文佛教典籍,但最廣為人知的作品當然是《牛棚雜憶》)、任繼愈(所著的四卷《中國哲學史》是以不折不扣的「共產黨語言」寫成,多年來是國內大學哲學系的「教科書」,影響之「鉅」,自不待言),還有法國人類學家Claude Levi-Strauss。但最令我等以「讀史為樂」的小讀者難過的,當數唐德剛教授的離世。

幾年前,斷斷續續閱讀一些關於民國史的書籍,究其起因,是當時讀了唐德剛的《晚清七十年》,發現歷史竟可以如此有趣好玩。有人稱他的文字是「唐派風格」,除了指他的文筆幽默外,我想那還代表著一種將歷史由學術廳拖出來、置於一個以史為鑑、以史探尋國家未來的位置上的寫作方式。搞歷史研究,而不相信歷史於人類未來有益的話,那便很容易流於「為研究而研究」,或者成了「為畢業/升職而研究」的糊口之作。

梁文道早陣子在鳳凰衛視的「開卷八分鐘」用了五集談唐德剛,多次提到他的「歷史三峽論」。簡而言之,「三峽論」是唐提出的一個歷史假設,他認為中國幾千年歷史可以綜合為「三大階段,兩次轉型」,型態就像拐了兩個大彎的「三峽」。在《晚清七十年》第一冊「自序」裡,作者曾詳述「三峽論」的想法。按其見解,幾十年後,中國就會完成第二次轉型,成為民治(主)國家。

內容且抄錄如下:
四千年來我民族之社會政治型態之發展,蓋可綜合之為三大階段,即封建、帝制與民治是也。......從秦國開始的我國史上第一次社會政治大轉型,發自商鞅(390-338 BC),極盛於始皇,而完成於漢武(140-87 BC)......

第二次大轉型,與第一次大轉型頗有不同之處。第一次轉型時,由於我們內部的社會發展至某一階段,促使我們社會政治結構非轉型不可,那是主動的。第二次就不然了,它幾乎是完全出於西人東來之後,對我們著著相逼的挑戰......(鴉片戰爭就)是個分水嶺。

無奈這次轉型,如果最後能轉出個長治久安的定型來,根據中西歷史中的前例,它至少需時兩百年才可能有個初步結果。因此在轉型的初期和中期,如1898年的戊戌變法時期,和1919年的五四運動時期,分析家對中國前途的變數,實無法掌握。蓋前途歧路太多,歧路亡羊,安知羊之所之也?可是日月推移,歧路漸少,羊在何路不難追踪,中國前途的遠景何似也就隱約可見了。
俗語說:「女大十八變。」小女孩才變了三、五變,您怎能看出她的變形呢?可是等到她姑娘已變了十五變之後,將來她會成為怎樣的一位夫人,我們也就不難預見了。這只是個時間的問題;非後之來者勝於前賢也。

根據筆者大膽的觀察,我國史上第二次社會政治大轉型,實在是從割讓香港之後才被迫開始的。如今香港收回了(按:此文寫於1997年),一百五十年的苦難歲月也悄悄地溜過去了。從林則徐到今天,我民族至少也傳了五代了。古語說:「五世其昌。」當年的道光皇帝也曾經說過:「久屈必有大伸,理固然也。」......
回顧前瞻,預期我民族再有四十年,應可完成國史上第二次社會政治大轉型之偉大的歷史任務。國有定型,民有共識,以我國我民、我才我智之最大潛力,走入人類歷史上民治主義的新時代,開我民族史今後五百年之新運。
時光匆匆,1997年距今已是十多年的事,然而中國的民治/民主,看來仍是遙遙無期。是學者太過樂觀?還是歷史根本無法預料?

2009年12月25日星期五

《零八憲章》,有幾顛覆?

聖誕日,劉曉波被判「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罪名成立,判監十一年。作為一個曾在Facebook支持《零八憲章》的小小香港市民,聽到這則消息,倍感難受。

《零八憲章》由劉曉波等發起,它所提出的訴求,不過是我們這些香港仔女所耳熟能詳的基本民主「配件」罷了:各級行政首長由民主選舉產生、司法獨立、落實保障人權、保障結社集會言論自由、實行多黨制等。對生活在自由國度的人民來說,這份有三百多名國內人士簽署的「憲章」,甚至顯得太過溫和了。它不過是將近百年來,知識分子對中國應該如何邁向民主的想望,一一具體陳述吧。它在煽動、顛覆國家嗎?或許說,它在總結幾代中國知識分子對祖國的建言更為貼切。它甚至不如各地不斷出現的維權示威活動般具威脅性。

一個在經濟發展上已躋身全球大國的國家,竟連如此溫和的建言也怕得要死,要以鐵腕對付,到底她怕甚麼?說穿了,她怕的是自己。一個不是經由人民選舉而產生的政權,因為從來未嘗得到認受性,所以註定永遠害怕某天被人民推翻。為求「自保」,她總是對最溫和的反對聲音,也顯得暴跳如雷。

如果中共高層是聰明人,應明白「壓力愈大,反抗愈大」的道理。如果我是中共高層,便正好趁著當前全國經濟搞得火紅且大獲民心之時,推行「多黨制」選舉 ── 我敢寫包單,共產黨一定能在選舉中成為真正「執政黨」。

《零八憲章》全文 

劉曉波簡介

六四時在廣場上絕食聲援學運的四名知識分子之一。六四後,被當局以「反革命罪」關押於秦城監獄,至1991 年1 月獲釋。與大多數學運人士不同,出獄後劉曉波一直拒絕出國,反而留在內地從事寫作和推動民主的工作。1995年5月再被囚禁超過半年,後因撰寫〈反腐敗建議書〉和〈汲取血的教訓推進民主與法治進程 ──「六四」六周年呼籲書〉,於1996年10月至1999年10月被「勞動教養」三年。去年,發起《零八憲章》,提出多項自由民主訴求,獲三百多名國內知識分子、維權人士及民眾簽署支持;去年公開發表《零八憲章》的前夕,劉曉波突然失蹤。今年六月,被當局以「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罪名,正式逮捕劉曉波;十二月,北京第一中級人民法院判處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罪名成立。

2009年10月14日星期三

星期天的故事

非常隨心地享受了一個多月的閒散生活,也是時候重拾「學生」身份,專注一點寫那篇不知何時會完成的碩士論文。想起為了圓這個研究生的夢,好幾年前的我,孤注一擲地決定報讀MA課程;半年後,更索性辭去那令人太累的雜誌社工作,變身為全職學生;之後再幾經波折,終於得到大學的取錄......好像夢一樣遙遠的舊日歲月,卻是過得最充盈的人生段落。而現在,當夢快圓,我真的當了研究生,也真的要坐下來好好把論文完成的時候,這種充盈感卻似乎慢慢地退隱......

這種反高潮的感覺,讓我想起曾經在電台聽過的一個小故事,情節大約如此:某個閒逸的星期天,A君早上醒來,見陽光明媚,決定今天要悠然自得地在家裡閒讀書。不過因為A君喜歡讀書時有舒適的環境,於是他在吃過早點後,先花時間將房間打掃乾淨,又把髒衣服都洗好、晾好。之後,A君又想到,若可以一邊吃茶點一邊讀書,便最完美了。於是吃過午飯後,A君外出,去到最喜愛的餅店,買了最喜愛的西餅和小吃。回到家,一身大汗,A君於是又花時間在淋浴、洗頭等事項上......當終於忙完一切,想靜心翻翻書時,A君才赫然發現,原來天早黑了。草草吃過晚餐,已是就寢的時間。結果,因為太累的緣故,這一天,A君沒有看上半頁書,便倒在床上呼呼大睡了......

或者我也如A君般,忙這忙那的搞了一整天,現在有點睡意了。

2009年9月14日星期一

讀王國維偶得


這些年來,會多番重讀的書並不多,而王國維的《人間詞話》,則是其一。除了因為喜歡他對一眾極品詞作的點評外,也因為對王國維這個人的生命發展,充滿好奇。

由嚮往「新學」的年輕秀才,至專研康德、叔本華哲學的哲學專家,再至醉心經史小學和甲骨文的國學大師,兼遜帝溥儀老師,如此一個學貫中西的人物,最後竟選擇自沉於頣和園昆明湖,以「滿清遺老」的身份「殉國」(也有說是「殉文化」),到底內心的變化和掙扎,是怎麼回事呢?

王國維在《人間詞話》裡獨拈出「境界」二字作為評價古代詞作的核心概念,深得不少愛詞者的心。不過我以為最精彩的,是他借「境界」這詞,來說人生,說求學問:
古今之成大事業、大學問者,罔不經過三種之境界:「昨夜西風凋碧樹。獨上高樓,望盡天涯路」,此第一境界也。「衣帶漸寬終不悔,為伊消得人憔悴」,此第二境界也。「眾裡尋他千百度,驀然回首,那人卻在燈火闌珊處」,此第三境界也。
可惜因為以前讀書不求甚解,所以一直沒搞懂這三種境界所指為何。直至昨晚,翻出一本新近得到的小書《人間詞話新注》,讀到這段王國維親自向別人解釋「三種境界說」的話時,才恍然:
第一境即所謂世無明王,棲棲惶惶者。第二境是知其不可而為之。第三境非歸與歸與之嘆與。(據靳德峻、蒲菁箋證本《人間詞話》)
雖然最後一句不好懂,但前面幾句話,已令人豁然開朗。原來王國維是在借詞來說他個人的人生三境:生逢新舊交替時代的王國維,年輕時無法決定投身進哪一種學問,更不明白生存的意義,所以生出棲惶之感;及後,他被康德和叔本華的哲學迷倒了,雖然明知康德是最艱澀難懂的東西,但依然以「不可為而為之」的精神,專心致意地研究,而且還借用叔本華的哲學來分析紅樓夢,寫成《紅樓夢評論》一書;然而去到最後,他卻全然拋棄西洋哲學,並恍然大悟,最最應該傾注一生心力的,是他從小就接觸的經史學問!

兜兜轉轉,返回起點。此所謂「眾裡尋它」、「踏破鐵鞋」,最終竟發現「近在咫尺」。人生的吊詭若此,令人哭笑不得。

而王國維「人生三境」的精采之處,還在於它的「可普遍性」。由棲棲惶惶,至拼盡全力而為,再至力竭筋疲後發現生命中最重要的原不過是「過平常日子」。就算你不是「成大事業者」,只是平凡人一個,這個進程也應該是你人生三境的寫照吧?

2009年2月11日星期三

回家難,平反更難(關於林希翎)

年廿八那天,和幾年沒見面的澳門朋友 P 吃飯敍舊,兼到維園逛花市。P 第一次逛香港花市,興致勃勃地為兩歲的兒子買了不少小玩意。快要逛完時,剛好來到支聯會的檔攤。也許因為位處於花市的最角落,沒有幾人佇足,顯得有點冷清。

來到檔前,我挑了一個「天安門母親」的文件快勞夾,算是略盡綿力。正要付款時,看檔的義工卻向我們介紹一本新書 :《我要回家》。原來是由「我要回家運動」所出版的訪問集,收錄了幾十位因「六四」而流亡海外的人士的訪問稿或自撰文章,談「有家歸不得」的苦澀。

P翻了一會書,決定買一本給兒子。因為買第二本有六折,於是我們一人買了一本。

遂又想起,「六四」過去快要二十年了。

二十年,孕育一代人。現今二十多歲的青年(如我的研究院同學),對六四沒有任何親身感受,可能也沒有太多認識。是的,我不能指望廿多歲的一代,跟我有同樣的六四情結,只是希望,他們還未至於忘記曾經有這樣一場運動。

P 的孩子兩歲,長大後對六四不知有什麼想法呢? 但願這本書成為 P 教導孩子公民和民主意識的好開始。

也許因為時間倉促,《我要回家》編得不太好,而且仔細讀完後,才發現裡面訪問的人有好些和八九民運無關,令讀者頗感混亂。然而卻因此讀到七十多歲的林希翎訪問。

上世紀五十年代(1957年),人民大學法律系學生林希翎,在毛澤東「大鳴大放」的號召下,於多場大學辯論會上勇敢地批評當局,並參與辯論胡風是否反革命。最後她被毛澤東打成右派,坐牢15年。

1979年,中國當局為右派平反時,鄧小平親自「御批」林希翎、章伯鈞、羅隆基、儲安平和陳任炳五人為「終生右派」。到了今天,其他四人都已離世,獨林希翎在生,於是成為「中國最後一個右派」。

2001年,胡錦濤出訪法國時,曾對林希翎表示「相信她以後會活得更好」,但林希翎反右的案件卻遲遲還未獲得平反......

相比起六四民運人士,林希翎所受的苦難更深更長,而且也許到死的那天,「右派」的帽子,還將重重的壓在她頭上。不能回家,固然教人難以承受,但我相信,被屈的感覺,比不能回家更叫人錐心泣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