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許知遠寫的《抗爭者》很值得一讀。並非因為作者將中港台三地異議者、抗爭者的故事寫得很精彩，而是因為，讀這書，可以讓你了解這位當代中國精英分子，是如何理解「抗爭」的意義。這書是一個七十後中國精英的反思錄。
許知遠在國內名氣很響，但在香港，認識他的人或許不多。他是典型的新一代中國知識分子：出生於1976年，是政治運動的尾聲，讓他得以安穩地在走向富強的時代中成長。1999年，他北大計算機系未畢業，已被招攬加入dot.com大潮；翌年，他經歷了互聯網泡沫爆破，其後專注寫作，很短時間已成為國內著名公共知識分子。他創立了時尚人文書店「單向街」，又曾到英國劍橋擔任訪問學者。現時，他是《彭博商業週刊》中文版的主編，同時又為大陸《金融時報》（FT）中文網、香港的《亞洲週刊》等寫專欄。
許的寫作風格並非人人受落。他的評論文章，經常生吞活剝大量西方政治學、社會學以至文化研究的學術用語，又喜模仿外國報刊評論的遣字造句，我總覺有點造作。不過也有人視此為特色，認為是「用不一樣的方式，來發現新一代的世界」（邱立本語）。幾年前許知遠寫過一篇文章，批評韓寒熱潮：「（韓寒）的文章總是如此淺顯直白，沒有任何閱讀障礙，也不會提到任何你不知道的知識」、「他也從來不暴露自己內心的焦灼與困惑，很酷」(〈庸眾的勝利〉)。在網上讀到此文章時我不禁失笑：因為若將以上形容倒轉的話，不正是許知遠自己的風格嗎？──不避高深，愛炫耀學問，令讀者充滿「閱讀障礙」，同時不忘呈現內心巨大的焦灼與困惑，「解構」自己和外在世界。
許的「解構癮」，在書中〈民主的功夫茶〉一文展示得最清楚。他寫去烏坎村採訪，跟薛錦波長女健婉的首次見面：「我不知如何開口？該問她聽到父親死訊時的感受嗎？去問她這些日子的內心掙扎？......所有問題都顯得過份侵略性......父親的死突然把女兒推向媒體的中心。她是一個勉強的『明星』，被不斷地消費」。然後，他又反思眾多湧入烏坎的媒體人的意圖：「我們是真的關心他們的命運？還是只不過想依自己的意願塑造這個故事？」當這文章和云云其他有關烏坎的報道放在一起時，它無疑有醒腦作用，但當單獨閱讀時，被訪者卻欠缺了質感，顯得空洞。他寫自己，多於寫被訪者。
因此我選擇去讀《抗爭者》的「寫者」而非「被寫者」。跟我們讀慣的港式人物專訪很不同，許知遠很少引用被訪者的direct quote。他很少讓被寫者speak for themselves，而是喜歡長篇累贅地分析抗爭者與他所處時代的關係，再加一些他對被寫者的個人觀感。事實上，他和部分抗爭者是朋友（如台灣的羅文嘉、馬永成，及流亡台灣的王丹），所以會自覺地以「作家」而非「記者」身份落筆。
最初我對這種寫法頗反感（總在心裡問：「喂，幾時到被訪者講嘢呀？」），但讀畢全書後，覺得作者的目的可能並非純為抗爭者作紀錄，而是想借寫作這一系列文章的機會，反思他自己的想法和社會定位。《抗爭者》並非一般意義的訪問集。它是許知遠的monologue。這個monologue有兩個面向：一方面，他嘗試建構一個大中華抗爭史，找出三地抗爭史的連繫；另一方面，他被抗爭者的犠牲精神和對民主自由的重大信念衝擊著，無法不反思自己一貫以來的温和立場。就如他在序中所言：「（在 與這些人交往的）過程中，我感到溫暖、驚訝、共鳴，也有一種巨大的愧疚，我意識到自己一直在逃避的道德責任，忘記了倘若缺乏信念與勇氣，思想與文字必然缺乏光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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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知遠自稱是溫和派知識分子。溫和，意思是他們一方面勇於針砭國情，但卻絕少採取實質挑戰權威的行動（譬如聯署、遊行），因此他們能見容於共產黨，不至被拘捕、入獄。在〈我們這一代〉，他便如此自嘲：「他們（指許志永、余杰等異見者）是行動者，而且做出個人巨大的犠牲；我是個旁觀者與描述者，盡可能逃離不必要的麻煩，更別說迫害了」。
温和就是，在安全的範圍裡作抗爭。但持這種定位的人，必然會面對兩個難題：一，安全範圍，會否越收越窄而不自知，最後連自己也被劃入異見者陣營？二，溫和的抗爭者在應該出聲的時候，卻沒有出聲，但噤聲得越多，會否令當權者氣焰更高張、安全範圍收窄得更快？就如馬丁尼莫拉（Martin Niemöller）的反納粹詩作：「當他們衝著我來，此時已沒有人能替我說話了」？許知遠自覺這兩個難題，但他似乎未能有完滿的解答。
這幾年來，許知遠不時會提到他的「覺醒」過程，在書的第三部分（寫中國抗爭者的部分）也有類似自省：
「（1999年）我先是在網絡公司工作，而後進入一家新興的報紙......報道的是中國融入全球的進程......去他媽的政治問題、意識形態問題、道德立場問題，這些東西陳腐不堪了。我們有了蘋果電腦和Google、出國旅行、充沛的工作機會與性愛......告別革命吧，中國需要的是漸進；放棄批評吧，我們要的是建設，強調道德是愚蠢的......我們是中國經濟奇跡的一代。
然而六年後，我的看法變了。我曾以為我們這一代可靠全球化和技術革命所帶來的自由和力量，將中國引入新的舞台。如今希望猶在，那種淺薄的樂觀卻迅速地消退。」（〈我們這一代〉）
他回憶起，2009年到英國遊學時，開始讀中國流亡知識分子的作品。這讓他真切地意識到一個温和派要面對的倫理問題：「（流亡者）誠實說出了中國的現狀......這現狀仍是個不折不扣的極權體制，蔑視所有人的尊嚴。我們不僅要用成功與否來理解這個政權，還需要道德上的判斷，而在道德判斷之後，則是相應的承擔。我越來越清晰地意識到，自己一直在逃避些什麼。我能夠一直逃避下去嗎？」（〈受困的黑馬〉）當他的朋友許志永律師被捕時，他良心的騷動最烈，「捫心自問，或許要等到一群像我這樣自認溫和的批評者與旁觀者都站出來......主動接受得付出的個人代價時，中國社會才可能真正從巨大的道德沉睡中驚醒。」（〈我們這一代〉）
極權體制是不道德的，但一旦承認這點，就代表不能逃避，要敢於講真話，講出其不道德的地方，以至於挑戰到其容忍底線；但許知遠同時又坦承，他是膽怯的，很怕麻煩，寧願躲開人群與衝突，總之，他不想當聖人。就像米蘭昆德拉在小說《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輕》中借男主角湯馬士講的一番話：「是高聲呼喊，但加速自己的滅亡好？還是保持靜默，卻得以賴活好？」兩個互相矛盾的行動模式，該如何選擇？
敢於坦露自己焦慮的許知遠，知道自己來到分岔口。而寫這一系列抗爭者文章，或許就是想去面對／處理這個兩難。他想知道，這些抗爭的先行者，是怎樣獲得那麼巨大的道德力量，以卵擊石地面對高牆？（雖然他其後發現，不少抗爭者都是自大狂或自戀狂）他自己是否也可獲得這種道德力量？
其實在中國書寫抗爭者，本身就是「踩界」的行為。許知遠應是首位訪問李柱銘、王丹這類不容於大陸的抗爭者／異議者的（非流亡）中國作家。《抗爭者》由台灣出版，但這些文章大都曾在國內他的網上專欄刊登過。那麼書寫這個題材，是否表示他已準備好改變溫和立場，步余杰等人的後塵？似乎又不盡然。我想是因為，許知遠有種犬儒特質，這種特質令他難以找到堅實的理由去追隨某種信念，甚至為信念犠牲。
譬如，書中不時有這樣的confession：「坦白說，烏坎的故事始終沒有真正激起我的興奮」、「聽到許永志又被拘押的消息，我竟沒有半點驚訝」、「香港人對於劉霞的遭遇與莫言的扭曲人格都憤慨不已......『不是一直如此嗎?』我想嘲笑他們對這個政權的無知，卻隨即發現我自身的麻木。對於這不公不義習以為常，連批評都是習慣性、犬儒式的」。既不懂得「憤慨」，又豈會反抗什麼、爭取什麼？
應該如何理解這種麻木？是政權長期的propaganda造成？抑或是其他原因？
許知遠寫七十年代台灣黨外運動，已流露著淡淡的犬儒、麻木口氣。我們一般會認為台灣黨外運動是當地民眾強烈追求自由的體現，但許卻寫道：「反對者體驗到街頭集會、群眾運動的誘惑力，一種越來越激烈的情緒也隨之而來」。而寫梁國雄時，他如此「想像」長毛參加1971年保釣遊行的心情：「第一次感受到群眾的魅力，這真是興奮的經歷，令人忘記自身的孤立。......這種公然走上街頭、吸引他人目光的行為，充滿了半驕傲、半炫耀式的快感。」
或許參加群眾運動真的會令人興奮驕傲，但許的描述令我很不自在。有意無意間，他似乎在矮化某些情操。他以抗爭者為寫作對象，但大部分時間沒有代入他們、了解他們，他冷眼旁觀，帶著嘲弄口吻講述他們的爭抗。他尤其喜歡以個人化的、自私的欲望，來解釋為公義公利而行之舉。去遊行是因為愛刺激過癮；長期堅持抗爭是為了讓自己繼續當「主角」，滿足自戀傾向；走上抗爭之路，是因為他一向是個孤僻者......
當然有時他的觀察是高明的，但很多時並不。我很奇怪，為何他總懷疑人們為追求公義而前仆後繼、甚至長期坐牢也在所不惜的激情？是否因為他並不相信公義的價值？是否因為，生活在極權但強大的國度，這一代中國精英分子早已被洗腦，看不出民主與自由對完善一個社會是必要的？看不出民主與自由對建立一個有尊嚴的社會是最關鍵要素？
我可以想像，一個中國人不屑的說：「車，反正捉到老鼠就是好貓，讓民眾生活過得富庶，就是好政權。」許知遠所展示的麻木，也是大部分中國人所展示的麻木：富庶的生活、鍍金的未來，蒙蔽了他們的眼睛。許知遠偶然會被良心責備他的麻木，但始終未能建立足夠強的信念。而他已是最有洞察力的國內知識分子之一......
許知遠落力地為抗爭者脫去光環，人性化地書寫他們。有時令人擊掌（譬如寫陳雲「除去瘋癲，似乎已找不到更準確的詞語去形容他」；寫李柱銘「經歷了這麼多世事，他似乎還保有一種單純信念，而這信念又顯得多麼書生意氣」），但很多時候反倒顯出自己信念的破產。一個大量閱讀、分析力強的中國精英，尚且懷疑我們視為普世、核心的價值，那中國的當政者與我們之間鴻溝之深，就更不用說了。
原文刊於2014年7月22日《香港經濟日報》，此為略長改編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