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11月5日星期日

內山完造與魯迅


《星期日明報》,得知魯迅居於上海期間(1927年離開廣州至1936年病逝為止)經常光顧的內山書店,原來現時尚有一「分支」在東京神保町,由當年書店創辦人內山完造的侄孫內山深經營。

遂記起,幾年前讀過一本內山完造的文集,名為《我的朋友魯迅》(香港中和出版社)。此書輯錄了多篇內山完造寫於上世紀三、四十年代的短文,內容主要圍繞他與魯迅相識十載的一些生活軼事。
魯迅去世當天的上海內山書店
內山書店今仍在,勾起我對這位魯迅極為信任的日本人的興趣,便把書找出重讀。文筆談不上精彩,屬平實直白一類,但因寫的是日常跟魯迅相處的吉光片羽,讀來甚具生活感,所以頗能勾勒出一個有血有肉的魯迅來。不過,內山完造就像很多日本人一樣,有說話「客氣」的習慣(1935年,魯迅替內山寫的書《活中國的姿態》作序,便直指對方有「多說中國優點的傾向」),他寫魯迅時是否有「隱惡揚善」的傾向,便不得而知了。

魯迅1927年抵達上海不久,便發現了這間有日文書出售的書店(書店離他家很近),還成了常客。當時的他,心情應該是低落鬱悶的,因是年四月,他在廣州見到國民政府如何進行「清黨」(除去國民政府內所有共產黨員),連中山大學裡有共產傾向的學生也遭逮捕,以至殺害。魯迅的好友許壽裳在《亡友魯迅印象記》這樣描述當時情況:「清黨事起,學生被捕者不少,魯迅出席各主任緊急會議,歸來一語不發......一問,知道營救無效。」看著年輕學子失踪,卻無力營救,與此同時,他所不齒的顧頡剛又快將來到同一所大學任教,魯迅只好遠走上海。

魯迅和內山老闆很快熟絡起來。書中這樣寫道:「(先生)每天去狄思威路的圖書室......午餐時回家一趟,下午兩三點到我的書店來。每次來,肯定都有誰在等待著他,所以他一坐下來便開始閒談交流。」(79頁)與其說這是魯迅最愛逛的書店,不如說是他日常會友的場所。後來,位於租界內的內山書店更成了他出版與稿費事宜的代理。

書中最值得一讀的部分,是內山寫他協助魯迅舉辦三次版畫展的始末,以及當魯迅面臨危難時,如何替他安排藏身之所,甚至讓他們一家三口躲在自己家中狹小的三樓等等。兩人的情誼,可謂非比尋常。當魯迅病故,內山更是八人治喪委員會成員之一。

然而讀此書時,我時有疑問:內山完造看來是個消息靈通的人,譬如書中節錄了一場座談會內容,有發言者提到,內山與陸戰隊支局有聯繫(226頁),而當「中國人權保障同盟」的楊杏佛被特務殺死時,內山也第一時間收到風聲......內山是否一名替日本收集情報的商人?書中有一文提到,當時上海的小報言之鑿鑿,指斥他是間諜,「月薪五十萬日元,每年情報費五百萬日元」,而魯迅則是他養的「最大一隻信鴿」。不過兩人皆否認其事。

間諜一說,至今似乎仍有人討論(陶傑甚至指魯迅是日本間諜),不過有趣的是,上網查找,發現內山完造老年時乃以中日友好使者身份自居,死後,更葬於上海萬國公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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