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11月5日星期日

內山完造與魯迅


近讀《星期日明報》,得知魯迅居於上海期間(即1927年離開廣州至1936年病逝為止)經常光顧的內山書店,原來尚有一「分支」在東京神保町,由當年書店創辦人內山完造的侄孫(內山深)經營。

遂記起,幾年前讀過一本內山完造文集,名為《我的朋友魯迅》(香港中和出版社)。書中輯錄多篇內山寫於上世紀三、四十年代的短文,內容圍繞他與魯迅相識十載的一些生活軼事。

內山書店今仍在,勾起我對這位魯迅非常信任的日本友人的興趣,便把書找出重讀。文筆談不上精彩,屬平實直白一類,但因寫的是日常跟魯迅相處的吉光片羽,讀來甚有生活感,所以頗能勾勒出一個有血有肉的魯迅來。不過內山完造就像很多日本人一樣,有說話客氣的習慣。1935年,魯迅替內山寫的書《活中國的姿態》作序時,便曾直指對方有「多說中國優點的傾向」。他寫魯迅時「隱惡揚善」的可能性因此也很高。

魯迅和內山因書店而相識。1927年,魯迅匆匆離開廣州,抵達上海。當時的他,心情應該很鬱悶,因為是年四月,他在廣州見到國民政府如何進行「清黨」(除去國民政府內所有共產黨員),連他所任教的中山大學裡,也有一些傾向共產思想的學生遭到逮捕,以至殺害。魯迅好友許壽裳曾在《亡友魯迅印象記》談及當時情況:「清黨事起,學生被捕者不少,魯迅出席各主任緊急會議,歸來一語不發……一問,知道營救無效。」看著年輕學子失踪卻無力營救,與此同時魯迅極為不齒的顧頡剛又快將來到同一所大學任教,魯迅只好遠走上海,居於租界內。因內山書店就在其居所附近,魯迅很快成為書店常客,並和老闆內山熟絡起來。

書中這樣寫道:「(先生)每天去狄思威路的圖書室……午餐時回家一趟,下午兩三點到我的書店來。每次來,肯定都有誰在等待著他,所以他一坐下來便開始閒談交流。」(79頁)與其說這是魯迅最愛逛的書店,不如說是他日常會友之場所,後來書店更替他代理出版與稿費事宜。

魯迅去世當天的上海內山書店
書中最值得細讀的地方,是內山寫他協助魯迅舉辦三次版畫展的始末,以及當魯迅面臨危難時如何替他安排藏身之所,讓他們一家三口躲在自己家中等等。兩人情誼,可謂非比尋常,當魯迅病故,內山更是八人治喪委員會成員之一。

不過內山這個人,有點神秘。他是個消息非常靈通的日本人。書中節錄了一場座談會內容,一位發言者便提到,內山與日本陸戰隊支局有聯繫(226頁)。而當「中國人權保障同盟」的楊杏佛被特務殺死時,內山也是第一時間收到風聲。

內山是否一名替日本收集情報的商人?內山在其中一篇文章提到,當時上海的小報曾經言之鑿鑿指斥他是間諜,「月薪五十萬日元,每年情報費五百萬日元」,而魯迅則是他養的「最大一隻信鴿」。不過兩人皆否認其事。

間諜一說,至今仍有人討論(陶傑甚至指魯迅也是日本間諜),不過有趣的是,內山完造老年時原來是一位「中日友好使者」,死後更獲中國政府批准,葬於上海萬國公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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