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9月19日星期一

不能拒絕的自由


Jean-Paul Sartre, by Henri Cartier-Bresson
(上一篇:〈輕快的薛西弗斯〉)

1.

假若卡繆和沙特說得對,人活著的「意義」全憑自己決定,並沒什麼「預定答案」的話,那麼我們根本不需要憂傷地「追尋」什麼,反而應該樂天地「創造」未來。再不用慨嘆生命了無意義,或感到鬱鬱寡歡,因為人自己就是意義的「訂立者」,不假外求。「人徹底自由,有無限可能性。」一旦明白這句話的意思,我們便可以突破往日思維的局限:由被動的等待者,一躍而變成主動的開創者;由唯唯諾諾、沒精打采的「小職員」,成為制定長遠政策方針的「董事長」,從此氣象一新。

不過當存在主義者說「人是徹底自由」時,他們所指的「自由」,並非什麼輕鬆之物。它永遠跟焦慮(anguish)緊緊相連。

在《存在與虛無》一書,沙特以「寫作」為例,解釋這種既自由又焦慮的狀況:「譬如我一直很想寫成《存在與虛無》這本書......我甚至將自己建構成這樣一個人:要明白我,必須知道這書曾是我必不可少的『可能性』......然而,世上並沒任何東西可以強迫我繼續寫下去,就連一直以來的寫作欲望也不可以。我最終發現,『現在的我』和『未來的我』之間,相隔著『虛無』。『放棄寫』這個恒久存在的可能性,是『繼續在寫』這個可能性能之所以能存在的條件;它同時體現了我的自由。」

沙特在書中經常使用「虛無」(nothingness)一詞,來指涉人所想像/構想的自己的未來。譬如,正在奮筆疾書的沙特,腦海會投射出一個「繼續在寫」的未來自己,但這「繼續在寫」的未來沙特,只是一個可能性。這個可能性,跟所有未來可能性一樣:它們永遠是尚未存在的,於未來會否成真也未可知的。未來可能性是虛的,沙特因此稱之為「虛無」。

在「寫作」這例子裡,縱然此刻的沙特的確在寫,他卻無法肯定自己下一刻是否仍在寫,因為他是自由的。就算曾立下宏大的寫作決心,也擁有強烈的寫作欲望,但上一刻的決心和欲望,卻是無法保證未來行動的。我們可以想像,假若某天沙特遇上無法解決的寫作瓶頸,或發現比寫作更吸引的事,或純粹心情欠佳,他是有可能改變主意,放棄寫下去的。毫無疑問,「繼續在寫」是他此刻渴望成為事實的未來可能性,但「放棄寫」這另一可能性卻如一徘徊不去的陰影,懸於其頭上,時刻提醒他「繼續在寫」這個可能性不一定會成真(未來可能性是虛無的)。他因而深感焦慮。

沙特認為:當人覺察到其自由使未來充滿變數時,他會感到焦慮;但又正正因為他感到焦慮,才意識到自己是自由的。在存在主義者眼中,「自由」與「焦慮」,就如同一物事的兩個名稱。

2.

當人勇於成為「意義」的訂立者,他會因天大地大的自由而感到焦慮。「我能完成這個寫作計劃嗎?」、「我會否半途而廢?」、 「這次我是否又會任性地改變主意?」這些焦慮,很大程度是對自身毅力的懷疑。但相比起這種焦慮,還有一基本的難題,是「意義」自訂者必得面對的:我如何可以肯定,這就是我的「意義」?我會不會搞錯了?「可能我只是平庸至極的人,卻在妄想救國救民?」、「可能我比自己想像的更有才幹,不應只當享樂份子?」、「我自以為有毅力,但可能我只是固執己見,在做著最不適合自己的事?」......但自由總是撲面而來,就算多麼疑惑,也必須去作選擇。我們可以謹小慎微地徵詢他人意見,參考指導人生抉擇的著作,但最終決定怎樣行動的,仍然只能是自己,一切責任全由自己肩負,沒有誰可供諉過。

沙特在〈存在主義是一種人文主義〉還舉了一個真實例子:1940年代的法國,一位年輕學生面對「加入盟軍,為遭納粹殺害的兄長報仇」還是「留在家裡,照顧年邁獨居母親」的兩難,於是來找老師沙特,尋求解決方法。沙特最後給了如下忠告:「你是自由的,選擇吧!」

沙特知道講什麼也多餘,最終還得由學生自己拿定主意和行動。

人被拋擲到這世界,了無憑藉,卻要不斷對未來作出選擇;這種不安的狀態,就是存在主義所要揭示的人的處境。在存在主義者眼中,「自由」不是輕飄飄、樂呵呵的,所以沙特宣稱「人是註定自由」(Man is condemned to be free)。我們無法拒絕自由,我們沒有拒絕自由的自由。

舊約《創世紀》的亞伯拉罕獻子故事,最能表達這份自由的沉重感:上帝命令年老的亞伯拉罕,將兒子獻給祂作祭品。當亞伯拉罕遵照上帝的話去做,揮刀要殺兒子時,天使突然出現喝停,告訴他試練完畢了,羔羊已經準備好。

對於殺子這種違反常理的要求,任何人都肯定會懷疑:「那聲音會否是魔鬼在假扮的?」如果亞伯拉罕是現代人,則更會擔心:「我是否有幻聽?」但沒有誰可幫亞伯拉罕作判斷,在那一刻,他必須自行決定是否相信,是否揮刀。亞伯拉罕無法逃避由他來作決定的「自由」。

3.

存在主義所講的自由,就是帶著如許悲情和沉重。當此套學說於上世紀四、五十年代在法國流行起來時,這種悲情和沉重,很易產生共鳴,因二戰才剛結束,炮火、死亡、屠殺、背叛、出賣、堅持、忠誠等等仍歷歷在目,人們都非常關心「為何一些人會墜落?」、「自由與抉擇到底是什麼回事?」

然而,當六十年代存在主義傳到美國,孕育出嬉皮文化時,這種悲情面向便漸漸丟失了。嬉皮士希言責任,「自由」於他們就是無拘無束;「註定自由」於他們就是狂歡、縱酒、性解放、閒散、放空等等都被允許的意思。而這也促成了今天人們普遍對「自由」的理解:隨心所欲,跟著當下感覺走。

沙特的哲學,經常強調人和時間的關係:人的意識會投向未來,構想出各種計劃,並運用自由實現之。今人的所謂「自由」,卻將人變成沒有時間維度的存在。再沒有對未來的計劃,也沒有「可能性」所帶來的焦慮。

沙特稱呼人為「being-for-itself」,因為人的意識總是超越於當下,有別於沒有意識的物「being-in-itself」(譬如一塊石頭、一張桌子),當下就是其全部。假使沙特活在廿一世紀,他應會為人們甘於自貶為物而臉露鄙夷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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