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9月12日星期一

輕快的薛西弗斯


Sisyphus being punished, attic black-figure amphora,
attributed to the Achelous Painter; late 6th century BC
(上一篇:〈幸與不幸〉)

1.

面對歹運時,我們會試圖將它放進可理解的框架。不過極度惡劣的歹運,畢竟只佔人生很小部分。大多數時候,我們過得不特別精彩、也不特別惡劣;但在最最日常、最最普通的情狀裡,人們乃會忽然若有所感,起念自問:「生存於世,所為何事?」。

比起「我為何運氣不濟?」、「我為何咁命苦?」、「何必偏偏選中我?」等關乎苦難意義的問題,關乎存在意義的問題更具哲學意味,因它具有普遍性,是任何人都可能問的問題。

總有那麼一個尋常日子,你如常下班,如常擠進沙丁罐頭般的地鐵車廂,如常急步趕回家,卻忽然對這日復日的重複感到無比倦弛,內心彷彿跟周遭一切都掛搭不上。你鮮有地收起手機,無心理會裡面熙來攘往的whatsapp訊息或臉書update。你閉起眼睛,回想這一天的工作,回想這幾十年的自己,卻突然升某種疑惑:這半生人,就是不斷地建立和增加,由呱呱墜地時的空無一物,慢慢建立起家庭、事業、身份地位等等,增加了雜物、書本、衣服、模型藏品、私家車、紅酒、音響器材、手機電腦等等;然而這些建立和增加,最終會怎樣?隨著我生命終結,不就像熒幕拔掉插頭般,一切都會歸零、消散?簡直是一場徒勞。此刻的忙忙碌碌,又是為了什麼?

任何人都有可能遭遇類似的「閃念」。這種閃念的出現,源於人知道死亡的存在。當代西班牙哲學教授Fernando Savater在其著作《The Questions of Life》便這樣講過:小孩不知道有死,他們認為自己會永恒地存在著,所以眼睛總閃著神采;但在那些遭戰火蹂躪的國度,幼兒因已懂得有死這回事,所以他們的眼神是極其倦怠的,就像飽歷風霜的老人。

死亡如一道淡淡陰影,當你注意到它時,便很難再無視它。每一天,我們花費大量精力活著,但我們的結局卻無一倖免是軀體的腐朽和自我意識的消亡。而這兩者,卻是讓我們感知和擁有一切的原點。在海灘堆沙砌城堡,沙堡註定會在潮水湧至時消失無踪,所以成年人對堆沙總是興趣缺缺;但我們為何又願意繼續堆人生的城堡?

2.

人追求意義,卻無法尋獲意義,這構成人的困局。法國小說家兼存在主義哲學家卡謬(Albert Camus)因此問:「人為何不自殺?」在《薛西弗斯的神話》(The Myth of Sisyhus)的開首,他這樣寫道:「判斷人生是否值得活,就是在回答最根本的哲學問題。(Judging whether life is or is not worth living amounts to answering the fundamental question of philosophy.)」這無疑是古往今來哲學家提出的最有意義問題。

卡謬借用了希臘神話中受天神懲罪的薛西弗斯,來形容人類的處境:每天將大石推到山頂,然後眼巴巴看著它滾落山腳,然後再將大石推上山,看著它滾落山......重複、徒勞、荒謬,意義安在?

但卡謬沒有試圖化解人的荒謬,相反,他認為就算人生是荒謬的,也仍然值得活。卡謬的看法是,當薛西弗斯把石推到山頂,見證它滾下,然後緩步下山時,他終於有閒暇反觀自身,並意識到所作的一切勞動,都是徒然;他會感到巨大的荒謬感,但同時,他也可以嘲笑或輕蔑這種荒謬,不把它當作一回事。卡謬沒有詳細解釋這一點,但我們不妨這樣演繹──薛西弗斯邊下山邊想:「管他的!老子就是愛運動。」又或者伸著懶腰說:「能夠感受太陽的熱力、滴汗的快感,這是天神也不能剝奪的美好。」意義不用由外界賦予,存在著,感受著,就是意義。

卡謬的提問和回答,多少帶著書生的抽離,他本人亦未必想過要了結生命。但俄國大文豪托爾斯泰,則對「自殺」有切膚之痛。1879年,當寫作事業如日中天之際,托爾斯泰突然陷進「不知生命為何」的精神崩潰危機。他在《懺悔錄》詳細記錄了當時的想法:「除了死亡之外,前面什麼也沒有。......那時的我,是個被幸運之神眷顧的人:我還不到五十歲,有善良和我愛著的妻子,還有聰穎的孩子,和良田萬畝......但我卻認為我活不下去了。......也許明天,疾病和死亡便會降臨到我或我喜歡的人頭上,那時除了屍體和蠕蟲,還剩下什麼?我的事業,無論成功與否,將來都會被忘記,或早或晚,我再不存在。到底為了什麼辛苦?為了什麼忙?人們怎麼能不認識這一點?怎麼能繼續活下去?這實在是最不可思議的事。」無法找到生的意義,令他精神非常痛苦,多次想過自殺,「整整一年,幾乎每一刻我都在問自己:是否應該用繩索或子彈來了結自己?」

托爾斯泰最終藉著遠離貴族縱情玩樂的糜爛生活,以簡樸、寡欲及努力完善道德生命等行動,來確立他活著的意義,擺脫自殺陰影。他憎厭俄國上流社會的驕奢淫逸,並極度同情貧苦農民。雖然妻子大力反對,他最終決定捐出自己的財產,又放棄作品的版權,提倡財產公有。他開設大量賑濟食堂幫助饑荒災民,又積極從事農民教育。及後,因經常批評東正教儀式和教義,得罪教廷和沙皇,而被逐出教會.....托爾斯泰身體力行他所相信的人道主義,吸引了大批跟隨者(開展成一場「托爾斯泰主義」運動),徹底改變了他的人生。

存在意義,對托爾斯泰來說,是要靠自己尋求的。由痛恨自己的貴族身份和作為,變成一名熱血的社會改革者,他按著自己對理想世界的想望,來建構全新的自己。

3.

閃念,令托爾斯泰的人生有了天翻地覆的改變,但改變需要莫大勇氣。大多數人遇上閃念,通常很快淡忘,轉眼便重投柴米油鹽的世界。另一些人則會把疑問交托宗教,由上天來決定其生命的意義。「既然造物者創造了宇宙,自會安排每個人的角色和意義,我要做的是交托、禱告、等待天啟等等,而非問問題。」他們不是忘記問題,而是抹走問題,從根本上否定有問的需要。

選擇將「意義」歸結於「創造者」,無疑是人類的思維習性。看看「意義」是什麼回事便會明白。任何由人類創造出來的東西,它的「意義」來自人類的「意圖」(intention)。譬如一個鎚仔、一座樓房、一條天橋、一塊巧克力,當未被創造出來前,首先會存在於創作者(工匠、建築師、工程師、廚師)的腦海裡。若工匠希望造個鎚仔釘釘子,這個「意圖」便成了鎚仔的「意義」。 若建築師希望建一座鐘樓報時,這個「意圖」便成了鐘樓的「意義」。將存在意義交托給宗教的人,正是按著同一理路思考:人若是由神創造的,人的「意義」不就存在於神的「意圖」裡嗎?

然而,每個人的存在理由,怎可能預早被安排?又為何需由他者賦予?

法國存在主義大師沙特(Jean-Paul Sartre)喜歡以開信刀為例,指出問題所在。一把開信刀的存在意義(開信)一早由工匠構想好(意圖)。但人的存在卻截然不同。人沒有預先被設定的存在意義或目的,他是「存在先於本質」的──首先存在著,在世界碰到各種起伏不定的際遇,再三思量,然後才慢慢界定自己。「人除了自我塑造之外,什麼也不是。這是存在主義的第一個原則。」因為人沒有什麼本質,他因此是完全自由的,既決定他人生的一切計劃,也對這些計劃負有全責。

沙特是無神論者,理所當然否定「人的意義由神的意圖決定」這種看法。但無論造物者是否存在,沙特的形容,不是更貼近我們的經驗嗎?人來到世上,他的「意義」不可能是清晰、確切、早已預備之物,像預先畫好的箭靶紅心那般。歷史偉人或許會滿有使命感,堅信他們有某種天命,但普通人如你和我,於匆匆數十載裡常是迷茫地揣摩著,有時亢奮、熱情,有時失望、惶恐。我們像用手握著一枝巨大鉛筆,從生命之初,一直沿路繪製人生軌跡。漸漸,這些彎彎曲曲的墨跡開始顯出某種輪廓,而藉著這些歪斜飄忽的輪廓,我們得到鼓舞,試著畫出再清晰一點的輪廓。就是這樣一邊畫,一邊修正......好彩的話,輪廓會越來越明晰,但更多時候,直至我們老死它仍帶著一點模糊和不確定性。

所謂存在的理由,或許就是如此回事?不是預先設定、清楚玲瓏,而是在無數trail and error的過程中,漸趨明確。更重要的是,每個人的存在意義,並不需由上帝的「意圖」來決定,而是由人自己界定。你覺得有意義,就有意義。一如卡謬在《薛西弗斯的神話》的最後一句話:「石頭的每粒原子、山上每顆礦石碎片,各自都是一個世界。薛西弗斯奮力向山上走去的過程,已足夠令他內心充實富足。我們應該認為薛西弗斯是快樂的。」

2 則留言:

  1. 你也可以理解薛西弗斯是活在當下,不過個人認為,重點是當薛西弗斯「自我定義」他的生命時,他便可變得強大。關於「活在當下」,請看我的文章:http://silent-spring.blogspot.hk/2014/06/blog-post_26.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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